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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人生记忆之页

黄田记忆

——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 著

目  录
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茆家升 /5                               
       故乡的碎片 / 30  
       旗峰公家庙 / 43  
 闲言漫语上黄田 /55
       祖 父 / 62
       三奶奶 / 66
       父亲印象 / 71   
       父 亲 / 82        
       感谢母亲 / 93
       榔桥遗梦 /104
            叶小伢
            张家肉店
            烈女庙          
            区政府
        学 徒 /125
        贵 人 /131
        申 请 /136
        初中三年 / 140
        黄田师范(外一章) / 150
           聂书记
        饿  /170
        对不起,我的亲人 /183
             外 婆
             妹 妹
             妻 子
             岳 母
       “文革”拾荒 (外三章)/199
             勒 令
             现 行   
             螳螂捕蝉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238
        迟到的忏悔 /261
        提 拔 /266
        张洪炉 /274            
        李秀峰 /277        
        龙套会 / 281       
       “洋船屋”人家 /286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293.     
        遭遇“阳谋”的人 /304
              茆家升
              曹老师
              朱寿根
              汪国胜
              王秀岩
              王元生
              许植元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336
              郑家瑾
              翟克澄
              朱世彪
              胡炳南
        朱氏短简 /349
             朱践耳
             朱乐天
             朱永jun  朱永芳
             朱世慧
        同窗往事 /359
             石岩峰
             何永华
             蔡小保
             马文龙
             江用达
        市井涂鸦 /373
              小 窦
              同 志
              大老王
              老子·儿子
              九里岭
          乡村速写 /382
               破产地主
               明英婶婶
               房来发
                老 杨
                朱建秋
               颜生富           
故里先生 /393             
              三先生
                痛先生
                洪先生
                凯中先生
                普欢先生
                普庆先生
                兆麟先生
                朱丙先生
         后 记 / 436        

 

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茆家升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晏阳初

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民族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
                         梁漱溟

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
                      (日) 大江健三郎    

    和朱普乐兄结识并建立了真诚的友谊,是在我人生最困难时期,弥足珍贵。
    1969年5月,我所在的一家城市中等医院,被作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彻底砸烂,我被一竿子下放到泾县一家公社卫生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医院重建,一齐下放的医护人员全回院去了,我还在那里苦撑苦熬。虽说乡民们、卫生院员工们皆善待我,没有给我这个摘帽右派多少诘难,我也力尽所能做好一个全职乡村医生,受到了乡民们的敬重。但一种孤雁离群,事业荒废,前途无望的怅惘心情,总是萦萦于怀,又无可奈何。
未想到我这样社会弃儿的心情,被一种未曾想到的境遇,得以稍稍改变,那就是经常去县里参加什么文学创作会。说是要写什么英雄模范人物,和歌颂文革的大好形势,还要批判刘少奇。开开会吹吹牛就能出文学作品吗?别看这种说起来十分荒唐和可笑的所谓创作方式,却颇具中国特色。往远处说,它应该来自毛的《延安讲话》,是毛式“党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从当时看,则是遵循文革“副旗手”江青的“英明”指示,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式: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还有什么“三突出”的表现形式,不细说了。
 孙犁先生有言:“文人宜散不宜聚”,实乃肺腑之言。就文学创作规律而言,只有潜下心来,细心观察,独立思考,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不会做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当然文人之间有散有聚也是常态,那只是文人个人之间的事,是自由人联合体,是独立人格的体现。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是算不得文人的。文人的秉性就是酷爱自由。一个甘为奴才的人,除了为统治者唱赞歌,还能干什么?
 然而,天下事往往充满了吊诡与悖论。就是这种官办创作学习班,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是情况各异的。在基层意识形态也可以不那么强烈,有时倒也可能是几位观点接近的人的思想交流之处,甚至是高压年代微小的减压阀门。
我能去参加这样的学习班,纯属偶然。我那时是下放医生,与文化系统人不搭界,只是有一次我被莫名其妙的抽调到县中心写作组,大概是想组织一个县级“梁效”、 “石一歌”式的写作班子。后来班子未建立起来,我与朱普乐、张洪炉等成了好友。以后朱普乐兄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骨干,经常组织一些创作学习班,也时常会召我去混几天。他明知道我是写不出那种官样文章,也应该知道我摘帽右派的身份,依然一次次召我去,既不点明过去的事,更难得的是我从不交稿,他也不催不怪。我们相聚是在文革后期,依然寒风凛冽,百花凋零。普乐兄平日沉黙寡言,从未提及过自家身世,当然我也不会说起反右之后的种种苦难,我们之间只是一点默契。而这点男人之间的黙契,在那个非常岁月里,弥足珍贵。我们都有许多话要说,都在等待时机。我理解他作为县文化馆主要创作骨干,写应景文章,写参加省、地各级调演剧本,是职责所为,那也是另一种文化繁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这次我们通过五柳村网站,重新取得联系后,都十分高兴。接着就收到他发来的,洋洋二十余万言的著作:《黄田记忆》(以下简称“朱著”),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普乐兄嘱我为其尊作写一序言,实不敢当。但为这本别具风格,难得一见的乡村风俗画长卷,真实的乡村变迁史,写点读后感,则是责无旁贷,也是件十分高兴的事。因为普乐兄笔下的黄田记忆,也曾是我生命历程中不可忘却的一段。文革中后期,我曾在这个美丽又荒凉,质朴又闭塞的山村,生活过整整十年。乡村十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哀怨、感伤、悲愤、乃至绝望,也留下过真情、愉悦、欣慰与期盼。如果天假我年,应该能写一些值得一写的东西。
普乐兄祖祖辈辈都是黄田人,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有过他快乐的童年,可惜还来不及徜徉其中,从八岁起即经历了地覆天翻的乡村变迁,开始颠沛流离的人生。虽历经磨难,但故乡黄田的山山水水,一直萦绕在心中,家族中亲朋故旧,惨死夭亡的历历往事,一直是胸中垒块,挥之不去。晚年终于从纷扰的红尘俗世之中超脱出来,以舒缓冷静的笔触,回首往事,不疾不徐,一一道来,终于使后来人,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到,那一段时期的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其深远意义何在?黄田村只是那种大变革的一个缩影,也是观察那个时代的一个窗口。
黄田村偏居深山一隅,并不富饶,小块小块的傍山田,一年打不了多少粮食,但还有竹木茶果补充。千百年来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虽不富裕但也能温饱的生活所需。这里历代先人们培育的参天古木,浓荫蔽日,一直在庇护着黄田的子子孙孙,让他们过得安稳踏实;这里处处是清澈的山泉,碧水淙淙,叮叮咚咚唱着安详而舒缓的乐曲,一直唱进黄田婴幼儿的梦,和少年朱普乐们嬉戏打闹之中。
黄田人是辛劳的,和邻近的徽州人一样,男人们很辛苦。徽州民谚:“人生不幸,长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黄田人也一样,朱普乐的祖父父亲,以及他们的同辈们,也是很早就外出学徒经商了。朱的袓父十二岁到六安去学徒,给老板盛饭,脚下要垫个小板凳,才够得上灶台。外出的男人们,心中是一直惦纪着家中的妻和娘,许多人一生就这么里里外外辛苦着忙碌着,直到晚年回乡养老。这里的女人,也和徽州女人一样,长年寂守空房,帮着外出男人守着家,侍奉公婆,抚育孩子,还得干些农活,贴补家用。她们对外出男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惦记着他们孤身在外,受苦受累;也担心他们在外有钱了,另娶家室,不回来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发生了女人们也都不吵不闹,日子还像以前一样过,只是心中已少了期盼与担忧,只剩下孤独辛酸与怅惘了。好在黄田男人和徽州男人一样,不会做得太绝情,该赡养父母该养育子女,乃至建房置地的,也会接着做。有的还继续和前妻生孩子,女人们还是听丈夫的,家还是原来的家,只是男主人很少见到了。村里人是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当事人只能逆来顺受,能忍不能忍的事,都得忍着,命该如此了,还能干什么?多少年许多地方的人,都这么过来了,别人能过我也能过。
但是,她们再也不会想到的是,竟然要为外出的男人“顶罪”、挨没完没了的批斗、关牛棚、蹲大狱,直到在劳役与饥饿中死去。朱普乐的母亲,就是承受这天一般苦难,直到惨死在劳改队的普通黄田女人。这是朱普乐永远的心痛,也是我们读者久久不能释怀之处。朱普乐母亲的故事,是他这本著作中,最震撼人心之处,下面还要说到。
先说说黄田村外出男人的一些事。他们凭着自身的才智、勤奋、机遇、人脉关系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很多人成了各行业的成功者。就黄田村第一大姓,朱氏家族而言,和徽州人一样,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商界人士。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在扩大经营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家乡子孙的教育,乡村的基本建设,接下来就是文化艺术的追求,有条件的也会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弄个几品官当当。
黄田村很小,三五百户人家,一两千人而已。出不了徽州胡雪岩胡开文那样的官商巨贾,文化底蕴也没那么深,不可能有歙县那样,仅明清两代就有两千多人的进士群,没有像宋代程颐程颢父子那样,成为程朱理学的开创者(朱夫子朱熹是婺源人,婺源当时也属徽州)。也没有近代胡适、陶行之这样的学人。更不可能像历代徽州人开发杭州扬州南京那样,开发出黄田人异乡的新天地。
但是,黄田人“徽骆驼”精神,一点也不输于真正的徽州人。就在这小小的村落里,近二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黄田人,对家乡的贡献,和在外的成就,皆可圈可点。
说起家乡,人们总喜欢说说家乡的名人胜事,不愿说它遭受的困厄与劫难。其实它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有一定的渊源,能在兴衰之间,找到一些草蛇灰线。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就黄田村而言,作为第一大姓的朱家,从一代始祖明万历年间的朱枱算起,至今不过四百来年,却称得上英才辈出。据“朱著”中记述:“如清代刑部侍郎、贵州巡抚朱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藏书家朱珔,颇具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朱鸿度、朱砚涛、朱幼鸿,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学者朱侠骨、朱尊一、朱似愚,当代作曲家、上海文联主席朱践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永jun(音俊)”,书画家朱永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等。”
然而,朱普乐在记述黄田村,以及朱姓众多名人之后,突发感慨:“现在的黄田,几经折腾,气数已尽。是彻底败落了,不会再发达了。它的文脉——断了……不怕穷,不怕苦,就怕文脉断代。”
为何要这样说?黄田一个小山村,远的不说,仅从当今还在世的名人来说,有名教授、工程院院士、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如此重量级名家汇集,即使放在一个县里一个市里,也是难得一见的,朱普乐为何要发出如此沉重的感慨?
说来话长。
我在黄田边上生活过十年,多次到过黄田,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最近一次是2011年夏。印象没有太大的变化。环境依然优美,参天的古木,还是浓荫蔽日;清澈的山泉,还在唱着古老的歌谣。那上百幢清代古建筑,还在那矗立着,只是无力修葺,更加破败了。一定要说半个世纪以来,有什么可喜的变化,就是经过风雨剥蚀的粉墙上,阶级斗争之类的语录和毛的画像,几近绝迹了。
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不妨亲自到这个被誉为“皖南明珠”,近年又被批准为“皖南古村落”的黄田村去看看,亲身体会一下,什么叫哗啦啦大厦倾,什么叫彻底的败落,什么叫废墟,什么叫几百年几十代人的辛勤劳碌,毁于一旦。当然,你想要全面了解这个平常又不平常的村落整体变迁史,你就得读一读朱普乐这本呕心沥血的著作,它还会告诉你,什么叫人祸,什么叫浩劫?什么是权力的摧残,和对权力的服从?什么是内伤与外患的迭加?而所有这些,普乐兄只以“反复折腾”概括之。
如果你走进居民家中,还会感受到一些深层次的变化。黄田古民居几乎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黛瓦粉墙,高耸的马头墙,厚重的木格窗,半人高的巨石垒砌的墙基,上面铺满了层层绿苔,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屋内,你会看到很多人家都是一进一进又一进的。所谓一进是传统的说法,大体是一排排正屋厅堂之间,有厢房相连,中间一块空地,称为天井,供釆光排水之用,所谓四水归堂,有的人家还堆砌成假山花圃,一个个小花园。别处人家有个三四进的,就算是大户了,而在黄田村却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要数俗称“洋船屋”的“笃诚堂”了,据普乐兄另一文介绍,此堂占地面积高达四千多平米,俨然乎一个小城堡了。我的另一位朱姓普字辈朋友朱普璋先生,他和二女儿的亲家,都是黄田人。他亲家有十进房,文革后期,安徽医学院来此搞什么教改,一个班级师生员工,少说也有四、五十人,都住在他家里。
可惜如此难得一见的庞大的乡村古建筑群,经过近一百多年来的“反复折腾”已经彻底败落了。先是外貌,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未再有新房兴建,那一幢幢的古建筑,除了有住户的人家,有些粉刷装修,很多空置的房屋,有的是断壁残垣,有的梁柱已经腐朽,窗框也坏损脱落,有的内院原本应是私家小花园,已见不到鲜花绿竹,见到的只是一些残砖破瓦,随意堆砌在一个角落里。室外那被称为“坦”的场地,很多地方是坑坑洼洼,与周遭已经坍塌的颓垣一起,给人的印象还是破败与衰落,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寒风中彳亍而行,不知什么时候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黄田村的由盛到衰,只是大变革时代的缩影,不过表现得更集中一些而已。本来小小的黄田村,能有如此庞大的古建筑群,当然不是黄田村本身的财力能支撑起来的,可它又确实是黄田人用自己的力量,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才兴建成功的。两者并不矛盾,和徽州人一样,历朝历代的黄田人,不愿穷老山乡,前仆后继,奔波拚搏于各大商业城市,有一些人成为成功人士。最典型的要数朱鸿度、朱幼鸿父子。尤其是朱幼鸿先生,曾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后在沪经商,兼并了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后在江苏、汉口、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多处,开设盐号、纱厂、面粉厂等。民国初年即有资产五六千万两白银。
他们发达了,忘不了回报故土,头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盖房子盖好多好多的房子,也买田,黄田田地不多,但买成一个地主足够了。所以黄田地主多,有人告诉我,多到一个村有五十四户人家。黄田地主,田不多房多,同样可以作为阶级斗争活靶子,和掠夺的对象。
朱普乐家也是其中之一。他家有多少田多少房,书中未说,想来不会多。他祖父十二岁即外出当学徒了,父亲在郎溪县一个小镇上做小生意,能集累多少资金呢?不过这也并不妨碍他家作为地主,要承受空前的劫难。
黄田的衰落,是近一百多年的事。一是洪杨之乱时,泾县东乡、旌德、直到祁门一带,曾是太平天国时期主战场之一,死难者众多。但黄田地势偏僻,躲在一个角落里,和邻近的榔桥、白华村镇相比,受害要轻得多。我的朋友、当过榔桥公社医院院长的刘汉宗医生告诉过我,白华公社一些大祠堂里,曾是拷打乃至杀害太平天国将士的地方,因为祠堂地面是一种复合土铺成的,当时打人杀人时的血迹渗到地面下去了,现在霉雨季节天阴时,还依稀可辨斑斑血印,甚至断肢残躯迹象。太平天国对中国是一次有限范围的浩劫,但也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抗争。离泾县不远的祁门县,曾是曾国藩的老巢之一,他在这里杀害了无数太平天国将士和更多的无辜百姓,给皖南百姓皖南乡村带来过严重的破坏与灾难,是名副其实的“曾剃头”,近些年有人是不是把他捧得太高了。
黄田村地覆天翻的变化,经受了“反复折腾”的磨难,从此一蹶不振,发生在1949年之后,首当其冲的是暴力土改。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及其深远影响,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近年来受到学界的严重关注。学者们从恢复历史真相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去考量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绵延数十年,波及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暴力土改运动,对历史的进展,社会的变革,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具体点说,生产力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是改善了,还是更穷困了;乡村建设在发展,还是更滞后了;乡村文化道德水平,是日益改善了,还是每况愈下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明摆在那里,不是任谁凭着手中的权力,可以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的。
笔者近年曾发一长文:《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一点回顾与思考——兼评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论和痞子运动》。对此做了一点探讨。笔者认为,1949年以来,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认为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才造成中国乡村的落后与闭塞,农民与地主严重对立,阶级矛盾深重。而要改变这一切,只要接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消灭富农为榜样,在中国发动贫苦农民,包括乡村的地痞流氓二流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对地主和富裕农民,施行残酷斗争,直至“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没收他们的土地农具耕牛,瓜分掉他们的房屋财产,直至分掉他们的妻室女儿。对斗争对象更是可以滥施酷刑滥杀无辜。以至被杀、关、管人数,都以百万计。他们的子孙后代,顶着敌对阶级的子女身份,世世代代都是社会的贱民,可以被人任意践踏。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告诉我们,中国数千年农村的矛盾,主要是历代统治者,对农村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小地主们。他们在官府与农民的矛盾中,基本上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们中很多人,是农业生产中的行家里手,是农村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应属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个别大一些的地主,只要不与官府勾结,残害百姓者,也只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一些世袭的地主士绅,还是传统文化的维系者和传播者,在几千年皇权不下县,乡村基本是自治的环境下,他们还是基层事实上的管理者。在官府与农民的长期矛盾中,又是一支重要的缓冲与制衡力量,在维护农村政治生态稳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地主阶层的构成,除了少数有官府背景的官僚地主之外,基本上是他们苦心经营,有时经过几代人的辛劳节约,才积聚购置或多或少的土地,成为地主的。说他们都是剥削起家,有失公允,也有违史实。是的,他们在受官府盘剥的同时,对租佃他们土地的雇农佃户们,也有剥削。而所有的剥削都是不合理的,但改变它不必用暴力革命血腥杀戮的方式,完全可以像台湾那样,通过和平土改的方式,做到地主、农民、政府三赢。
近一百多年来,地主成员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那就是工商业兼地主。一些出身农村的商人,和大大小小的工厂主,生意做大了工厂发达了发财了,回家乡买田盖房,就成了地主。像皖南浙南及沿海广东广西福建一带,这种情况很多。黄田村就是这样的。这么一大批人,对中国工商业发展,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是真正的正能量,是值得提倡与鼓励的。即使在当时极左氛围下,也出台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沿海一代,尤其是广东省,作为祖国的南大门,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广东籍海外华人有近七百万人,每年国家的外汇收入,70%来自广东。因此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与负责广东土改工作的方方等广东籍领导人,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不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能不采取比北方暴力土改,相对宽容一些的政策。主要也就是人杀得少一些,杀人的规矩多了点,杀人的速度慢了点而己,大政方针没有变也不能变的。
公平公正点说,广东这种相对缓和一些的措施,对国家、对执政者、对海内外的华人,应该都是一件好事。然而毛泽东不待见了,岂止是不待见,是龙颜大怒了。立即把叶、方等召到北京来,开御前会议。毛说这是高层会议,解决广东问题。毛又说土改工作,全国土改有三个乌龟:广东、广西、福建。现在广西福建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当面斥责方方,说方方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和平土改,一是地方主义,要放方回去接受批斗三天。毛一言九鼎,方方从此被边缘化了,给他平反则已是毛死后多年的事了。随着叶剑英调离广东,广东地方干部基本被边缘化了。叶帅后来有言:“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读之令人动容。
随着快刀手陶铸入主广东,广东暴力土改立即血雨腥风般的全面铺开了。陶提出要“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对各市县下达了具体的杀人指标。从此广东等沿海一带,也和北方土改一样,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了。偌大的中国,无一例外的都在经历地覆天翻的大变革。
这种大变革,早期曾因为无数贫苦农民,手中有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秩序也较稳定。这种发展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暴力土改的残暴与血腥,也使人们忽略了土改政策法律上的非正义性,和对批斗者实行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非法行径。如果这种政策,能一直沿续下去,那也可算是有得有失的成功。虽说有很多人受到了无辜的伤害,乡村受到了重大的破坏,毕竟更大多数的人,获得了土地。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听到的赞扬声是多一些的。
那是1949年之后,虽然矛盾重重,但一时还未表演得非常激烈,是难得的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可惜转瞬即逝。
随着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推行,尤其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雷厉风行的展开,从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农民们先是土地证被收缴,接下来是耕牛农具直至包括住所在内的,几近全部资产,被卷地而来的共产风刮走,接下来生产的粮食也被从地头直接运至国库,农民们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汤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关门了,又不准外出逃荒,连烧饭的锅都收去大炼钢铁了,农民们只能乖乖地受死了!人都没了,还奢谈什么乡村建设,文化传承,道德维系?!
黄田村的全面衰落,正是在这样历史大背景下开始,且愈演愈烈的。
首先是资金链的断绝。黄田的地主群体,属于工商业兼地主,购置土地的资金,基本来自工商业利润所得。暴力土改之后,是全国性的工商业改造,名曰公私合营,实则大大小小的工厂商店企业,都收归执政者所有了。从此私营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大大小小的工厂主企业主,都没了,任你是拥有朱幼鸿式的数千万两白银的豪商巨贾,或是开一爿豆腐店的小作坊,或是卖点针头线脑的小商贩,所有的资产,均不再为你所有,你只是拿一点工资的员工。大一些的工商业主才有几年的所谓赎买政策的定息,而这些顶着剥削帽子的定息,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如文革时期。众所周知,这种改造也不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它也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就不会是请客吃饭,不会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把你的资产没收了,把你作为敌对阶级打倒了,还要把你批倒批臭,直到杀、关、管,不使用暴力能行吗?如果一定要说它和暴力土改的血腥残酷有什么区别,那也只是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在城市进行,残暴血腥稍稍收敛一些而己。
这样的大背景下,还会有在外的黄田人,投资家乡的建设吗?别忘了,他们中很多人,还顶着地主的帽子,是随时可以捉回来批斗、收监的。朱普乐的祖父十二岁外出当学徒,六十多岁奄奄一息了,才被抬回黄田送终。朱的父亲躲土改,到临死也不敢回乡和妻室儿女相认。朱家只是学徒出身,做点小生意,尙恐慌如此,遑论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呢,他们有谁不是地主出身,谁还敢惹事!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何况把黄田村建设成美丽的“皖南明珠”,是他们和先辈们多少代人的投资努力。可惜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原罪”,成了避之尤恐不及的伤心之地。文革中后期我在黄田附近住过十年,就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政要名流到黄田回乡认祖。他们都把家乡忘了吗?不会吧,是不是古人所云“未老莫还乡,还乡应断肠”。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本来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不问身居何处,返乡都是极易的事,为何咫尺天涯呢?
那些教授、艺术家们回乡认祖,据“朱著”中所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能躲掉的人躲掉了,躲不掉的人只能直面现实的重轭。     
黄田村的衰落,如果说是从资金链的断绝开始,那它全面彻底的败落,直到十室九空,大批善良的百姓被饿死,就是在大跃进大饥荒的人祸大灾难之中了。
关于黄田村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经受的种种磨难,直至很多百姓被活活饿死,朱普乐兄近日将所作书中的一段,以《我与三年大饥荒》为篇名,单独发表在五柳村网站上,有较详细的记述。全国农村那些年大量饿死人,都是一个模式,都是在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严密组织形式控制下,全国数亿农民,已整体沦为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农奴,执政者可以对其做最彻底的剥夺。先是髙指标高征购,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连篇谎言威吓震慑的严密舆论控制下,国家的专政机器,遍及到穷乡僻壤,以大跃进大逮捕为先导,然后在农村疯狂逼粮。而逼粮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兴办人民公社食堂,集中控制粮食,宣布农民手中有粮为 “非法”,然后再以“反瞒产私分” 为名,挨村挨户挖地三尺,“合法”地搜括农民手中最后一粒活命粮。“朱著”中说,黄田村一千多人一个大食堂,粮食定量本已很少,再被村干部和炊事员剥削一些,只剩下清汤寡水,农民们已奄奄一息。1959年的黄田村,三个月未供应粮食,农民们又不准逃荒,只能活活饿死。
我作为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亲历者、幸存者,也作为研究者,这些年曾多次去过饿死人重灾区——安徽的无为县、宣城县做过调查研究,也回忆了我的家乡全椒县和反右后被发配去的广德县,所经历过的耳闻过的种种苦难。尤其是我在广德县一个叫新杭水库的工地上,亲眼见到一些修水库挑土的农民,不堪饥饿与劳累的双重煎熬,活生生地倒毙在我面前,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是无比的伤痛。我苦难的同胞们呀,何罪之有!
尽管如此,当我读到朱普乐兄笔下写到的,他的亲人他的乡邻,他的远远近近熟悉的陌生的同胞们,在大饥荒中备受煎熬,一个个一家家悲惨地饿死。在草根树皮观音土,都吃光了之后,开始人吃人了,有的小孩被人骗去,活活地被煮了吃了。依然受到极大的震撼!无声的泪水一直在流,流在我的面颊上,也流进我的心坎里!
最不忍卒读的是朱普乐君一家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他母亲的死。我首先要说的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作为一个居家的普通农村妇女,她有一颗博大的胸怀,这胸怀可以感天动地,可以包容人间一切苦难,她做到别的女人应该做的,也包括别的女人不易做到的事。她的故事没有传奇没有伟业,只是一些普通的事,而正是这些普通的事,却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和维系中华传统美德的高贵品格,读之令人崇敬又动容。
前文说到了,朱妈妈像邻近的徽州女人一样,坚忍勤劳,耐得住寂寞,经历了很多该忍受的和不该忍受的人和事。男人出去经商了,她守着这个家,抚育好孩子,是份内的事。男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她一定很难过,也认命了,她知道不是她一家如此,尽管心里酸楚,还没事一样和儿子说,那个女人是什么样儿。男人回家过年了,还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像什么事也未发生过一样。男人过了年又走了,是到另一个女人那里去了,走了就走了呗,这里还是他的家,儿子还是他的儿子,我也还是他的女人,过年过节他还会回来的。
但是,朱妈妈未想到有一天,他的男人会是永远不回来了,而且是自己把他推出去的。这种近乎绝情的行为,却不是因为恨,而是一种最真实最无私的爱,说爱也许不准确,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或许就是本性如此,别人无须作更多的解读。
暴力土改开始了,到处是一片杀伐之声,“户户斗争,村村流血”,神州大地都浸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作为地主群体集中的黄田村,岂能逃过这一劫。朱妈妈出身失意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深明大义。她也许不知道什么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知道自家的屋檐下,与其全压碎了,不如逃掉一个是一个。是的,男人是一家之主,天塌下来,都该男人顶着。遇事男人躲在一边,让女人孩子受难,算什么男人。况且这个男人,本来就对不起自己和孩子。多挣了几个钱,就在外面找相好的了。现在世道变了,该他遭的罪,就该他自己受着,没什么好说的。
然而,朱妈妈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个异于常人的举动。据“朱著”中说,他妈妈用一担谷子的钱,请人连夜赶到郎溪梅渚,找到朱父,对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回黄田,也别再和家里联系。
从暴力土改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给朱家带来的灾难,全由朱妈妈一个人顶着了。先是土改抄家,朱家被挖地三尺,也未抄出金银财宝,只抄出一筐铜钞,这筐钞以后并未分给农民。为了逼朱妈妈交出金钱,被多次收监。朱普乐八岁起,就多次给妈妈送牢饭,受尽了冷眼、嘲笑与欺凌,是他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也锻铸了他的性格,与何时一吐胸中的积愫,不懈的追求。
政治运动莫完莫了,朱家的灾难也没完没了。朱妈妈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在这样的连续的摧残之下,保住微贱之躯?老人家终于倒下了。
大跃进开始了,始作俑者毛泽东深知,要对六亿国人做彻底的剥夺,以及把他们像奴隶一样驱使着,不会没有反对者的声音。怎样才能在思想一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一体化,说白了就是怎样才能把全国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收归名曰集体所有,实为执政者所有?而当时现实和苏联斯大林时代一样,也已从一党专政过渡到毛泽东的领袖专政。那就意味着全国财富都是毛的私产。毛要为所欲为,除了在高层整肃彭黄张周为代表的异样声音之外,在全国也必须舆论先行、专政先行。这才有大跃进前后的全国农村大逮捕。曾希圣时代的安徽,是极左。1958年中央计划逮人指标是四万八千人,安徽超额逮了十万一千人(见《炎黄春秋》 2010年第一期尹曙生作“公安工作‘大跃进’”)。
朱妈妈只是这十万分之一。这一批人被逮后,正赶上三年大饥荒,很少有人能活着回到常人社会中来,也包括可怜的朱妈妈。
朱妈妈倒真的从劳改队回来过。“朱著”中有一段痛苦的描述:
“后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案由是“不法地主”。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行至“大夫第”,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颜生富是黄田大队队长,那时候叫黄田营,他是“营长”。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
自由诚可贵,生命更现实。朱妈妈在劳改队劳役受辱挨饿,老人家一定日日夜夜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可是她再也想不到,自由的人间,居然会比劳改场所更像人间地狱。为了每天的八两米,她又回到没有自由的地方去了。她这一走,故乡只在天尽头,亲人只能阴阳相隔了。
因为朱妈妈的舍身饲虎,朱的父亲躲过了暴力土改。不过归宿也很凄凉。进过劳改队,由国营职工降为大集体工人,再降为小集体工人。郎溪到黄田咫尺之遥,客死他乡之前,再也未回过家乡,也未能和黄田的妻儿谋上一面。泾县郎溪咫尺之间,却远在天涯。真的是,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
朱普乐的书中,没有怪罪父亲,还和郎溪的异母兄弟相认了,陪着弟弟回黄田认祖归宗。
朱家的苦难,只是黄田村乡民苦难一个缩影,而且算不上最深重的。在黄田村三个月未发一粒粮食的背景下,很多人家死绝户了。对此“朱著”中也有记述:“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 朱成树 朱锡锷  汪南生 吴少丙    胡娣姑、朱安英  陶奶奶、朱大庆  俞德祧  汪竹林、三六子  陈承春夫妻俩  陈承益 陈承跃夫妻俩 汪海水的母亲 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 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黄田村的苦难,只是那时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也算不上是最深重的。
泾县是丙级小县。“据《泾县志》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 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饿死!”
泾县惨案在安徽也不是最严重的。重中之重的无为县,仅1958——1960三年(61年之后未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20422人,比例大于34%。
大跃进大饥荒的转捩点,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去年是会议召开的五十周年,网上有很多记念文章,前车之覆,后车不可不鉴!那枉死的三千七百多万亡灵,都是我们骨肉同胞,主要是善良的农民兄弟,他们披星戴月胼手胝足长年辛劳,养活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何罪之有,遭此荼毒,为何还冤沉海底?中国人的命真的如蝼蚁一般,可以任意践踏灭绝吗?
晏阳初先生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民族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 中国要真正走向复兴,只有走以人为本的康庄大道,别无它途。

                         2012年12月初稿
                         2013年2月二稿

                    

 故乡的碎片

我的家乡黄田,是个很大的村子。四面群山绿得像翡翠一样,一年四季都不褪色。一道溪水又细又长,水蛇似的从山谷里游出来,淙淙有声。两边是石砌堤岸,一人多高。隔上几百步必有一座小桥,全是一根根条状麻石平架起来的,桥长七、八米,宽则一米多,一共十二座。有人以此戏称黄田为“半个扬州”,因为扬州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诗句,正好一半。当然无法与扬州相比,但一个山村的涓涓细流上平架着十二座石桥,能不别有一番情趣么?小溪两岸排列着大片屋舍,一色的黛瓦粉墙,二层楼,雕梁画栋,高大宽敞。每路房屋前都有一块空场。空场也讲究得很,铺砌着鹅卵石,砌成各种图案:蝙蝠、白鹿、古钱、寿字等等。下雨天行走在上面,一点泥巴都没有,一点都不滑。几乎家家都有个花园,一年四季总有那么些花枝树梢从墙檐上探出头来,招蜂惹蝶,逗人喜爱。那便是早春的腊梅、初夏的榴花、仲秋的桂子……隆冬时节,大雪封门,绿油油的翠竹还要抖落身上的乱琼碎玉,越过墙头,让人们赏识它的气节。于是过路人不免翘首凝视,感叹一番:“这地方真雅!”
村口有四座牌坊——其实一共六座,前面还有两座,位于高村。因为这四座石坊建于村口,亦成规模,所以一般都称之为四座牌坊。它们是清乾隆四十八年旌表朱安汉妻贺氏凤英的“贞节流芳”坊;嘉庆七年旌表朱安桂妻、进士朱珔的养母汪氏昭英的“贞节雄风”坊;嘉庆十年旌表朱昶妻胡氏苹英的“贞节”坊;嘉庆十五年旌表朱苞、朱荪兄弟的“乐善好施”坊。此“乐善好施”坊十分讲究,高大,巍峨,三个门洞(其它三坊均为单门洞)。四座石坊直线等距离排列,犹如四道门户,雄伟壮观,与村口“狮(山)象(山)守门”的景观相得益彰,气势不凡。进村者多在这里小憩。“文化大革命”中,石坊为“造反派”所不容,被何传寿为首的贫下中农以“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名义推倒了。他们用几根杉木做杠杆,将石坊撬倒。祖上文明,建造起来可不是容易事情,而后人的糟塌毁坏倒是轻而易举。何传寿是茶林队队长,“土改”前从外地流入,住在“敬修堂”。
这是一个山洼,农田极少,且多为山傍田,狭小,贫瘠;有的田块连牛拉犁都转不过身来,只能一锄一锄地开垦。即使田产多的人家,也都落在外地。男人们多数外出经商(也有做官、教书或其他文墨职业),以上海、南京、汉口、扬州、芜湖等地居多。那里有他们的会馆与商会。有人要出去打拼了,就去找那里的会馆,可以得到帮助。男孩子长到十二三岁,如果家境不是很好,便早早地外出学生意,在某某商号当学徒,当“朝奉”。我的祖父就是十二岁到六安学生意当学徒的,据说给老板盛饭时还够不上灶台,而不得不以板凳垫脚。在外打拼挣了钱,回来买田买地造房子置家业,交由女人或老人管理;年迈了,再回家养老。也有不回来的,他们在外地有家有室,有工厂作坊,乃至于当铺银行。他们与家乡的联系渐渐少了,成了外地人。在上海、汉口,这种情况很多。新县志上说:朱鸿度的二儿子朱幼鸿,先随父在浙江牙厘局襄事后,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参与其父在上海招商创办机器纺织局;后去沪经商,兼并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在上海有裕通、裕亨纱厂和裕丰面粉厂;在高邮有裕亨面粉厂;在汉口有裕隆面粉厂;在江苏支塘有裕泰纱厂;在江苏、山东有盐场。长江中下游各地开设盐号、当铺共三十余处。民国初年,所办工业企业达到极盛,资产总额五六千万两白银,成为颇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
泾县民谣:溪头的干子榔桥的伞,黄田的姑娘不用拣。拣,挑选的意思,在这里读gan,不读 jian,方言。溪头的豆腐干细嫩,原汁原味酱油煮制,咸淡合宜,鲜美可口。且以蒲包小袋一块一块地包制出来,表面呈菊花状花纹,每块大小厚薄一致,如工艺品。榔桥的伞,是竹子伞骨蒙上棉皮纸,搓油数道,精工制作。多为红色,也有蓝、绿、黄各色。有的还在伞面绘上花卉或各种戏剧人物,类似如今舞台上的导具。远销屯溪,颇有名气。小时候在榔桥的日子里,一条街上就有好几家制伞的手工作坊。工人们穿着宽大的围裙,操持简单的工具,不停地忙碌着。他们常常把搓了油的伞撑起,晾在店门口地面上,整整齐齐地铺开,很好看。我常常驻足观望。黄田的姑娘怎么就不用拣呢?漂亮,斯文,讲规矩,懂礼貌。黄田村富裕人家多,他们或在外经商,或经营土地;或为官宦,或成学究;或财大气粗如日中天,或衣食无忧温饱小康。是个舒适文明的小环境。偶尔哪一家穷困不堪难以维系了,家族中会有人出面邀集大伙帮助一把,周济周济。上五房还有个经济实体“继范堂”,是朱鸿度、朱树斋领头创办的。在南陵有八千亩田,在宣城有四千亩,在郎溪有两千亩,在常熟还有几千亩,一共两万多亩田。其收租专门救济鳏寡孤独困难户,以及办学校做善事。救助对象每人一个折子,凭折领取救济。类似如今的“五保”、 “低保”。家族自治是一种很好的农村基层模式,存在了数千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被扫荡废弃了。村里人家多属上流社会,或者正向上流社会滚爬,是不会忘记课读子孙的。女孩亦然,她们一般不会长时间下地干活,少经风雨,少晒烈日;细皮嫩肉,白白净净。她们读书写字,绣花挑朵,识礼仪,晓大义,通人情。常为人乐道称羡。能与这些人家联姻通婚,常常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沿溪流往上走,便是石井坑。坑,这里读kang,不读keng。溪水迂回曲折,或涓涓细流,或湍急成瀑,人行坑中必涉水过桥十数道。坑口堆满巨石,有的像老树盘根,有的像怪禽猛兽,有的如屏风,有的似桌凳。两边高山入云,只留下一线窄窄的苍穹,林木参天,藤蔓緾绕。大片大片的毛竹林遮天蔽日,涛声起伏,阴雨天常令人发怵。一个称作“垴上”的地方有石屋群遗址,或残壁尚存,或只见屋基。据说是古人逃避战乱来此建造。屋墙全以石块垒起,无灰浆勾缝的痕迹。还有猴群,獐麂鹿兔和野鸡。小时候听说几个打鹿的猎人进了坑,他们是从涌溪一路撵过来的。撵鹿是为了让其血液流入角内,以提高鹿茸成色。鹿被撵得跑不动了,跪于地上,似求饶,亦似等死。猎人即刻将其杀害,剁下鹿角。太残忍了,听得心里怪不舒服。
石井坑是村民的主要劳作之地,山场面积4974亩,盛产杉木、毛竹和茶叶。下半年是砍伐季节,砍下的杉木,要一根根扛出坑、扛出村,扛到距离村子五华里一个叫“湖波桥”的地方。一个“呱呱叫”的劳力,通常扛一根,大的则要两人抬。六房农民凌连喜非常有力气,能扛几百斤,他用的打杵就有几十斤重。他的儿子也是能手,一天能砍两千斤柴禾,他还不满意。扛杉木不简单,光有力气不行,得讲究技术。杉木档头要朝前、偏下,冲冲地便于走步,比较取巧。抬杉木则讲究两人协调,通常要喊“号子”:前面抬档头的喊“慢起步呀——”后面抬梢的就“嘿哟——”以示响应。“打一杵呀——”“嘿哟——”“要过桥啦——”“嘿哟——”当然,也不是光“嘿哟”,可以随机遣词。夕阳西下的时候 ,扛杉木的村民鱼贯而出,拉起一条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到了“湖波桥”,河床宽了,杉木堆放在河滩上,不用看守,没有人偷,然后将杉木以竹缆结成排。叮叮当当,忙忙碌碌,旷日持久,像个露天工场。第二年春上,发大水季节,再把几张排连成一串,从水路放出去。一直放到泾县城,放到赤滩、马头,甚至放到南陵、湾沚、芜湖,交易出去。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水运,放排是唯一运输手段。不是所有村民都会放排的,放排是一门技术,一门职业。附近的涌溪村多放排手,他们水性好,技术也好。你想想,连成一串的杉木排,到了水里可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一条排上通常两个放排手,前面一个撑篙,后面一个掌舵(毛竹制成的舵),全凭经验,借助河道水势,顺势而行。轻轻一点闯过险滩了,轻轻一拨绕过弯道了,“四两拨千斤”。若用力不当,或者错过水势,常常会适得其反,事倍功半的。竹篙很长,篙端嵌有钉齿,像个钯子,用久了雪亮。搁滩了,放排人常常跳入水中,用篙头勾住排,一点点地挪移。万一散排了,也能用篙头勾住一根根杉木。放排多在春末夏初,乍暖还寒,山水依然刺骨。而且雨水特别多。放排人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赤脚草鞋,是十分辛苦的。天近黄昏,他们常常在某个埠头停下来,定桩拢排,上岸歇息,喝酒猜拳,沐浴烤衣,好好地睡上一夜,明日继续赶程。也有好事者精力旺盛,耐不住寂寞,免不了拈花惹草,寻求露水恩爱。
石井坑产绿茶——“火青茶”,远近闻名。有点像浙江的珠茶,俗称“老鼠屎”。颗粒状,很小,丢在杯中叮叮有声,汁水厚耐冲泡。“清明”一过,气候渐暖,雨水趋多,茶树绽出新绿,一天一个样,于是茶季开始了。邀请四方亲友,雇请外地工人,采茶制茶。采茶人多为姑娘嫂子,一眼望去,远远近近的山坡上红红绿绿,花花点点,硬是增添了许多色彩与笑声。而主人家总是拿出家里的香肠腊肉咸鱼鸡蛋来款待她们,以极高兴的心情期待着丰收,所以舍得。当天采来的“鲜叶”,必须连夜加工制作,烘干成形。忙完一宿,天亮的时候,新制的干茶便收封待卖了。
人们总是把“雨前茶”奉为至上。甚而推出“明前茶”(清明前茶),招来顾客,以为越早越细越好。其实不然。茶叶并不是越细小越好。太细小,汁水不满。黄田的火青茶,通常以“谷雨”前后为佳,这时候叶质厚汁水醇,耐冲泡,回味甘甜。当然,如果气候暖,季节超前,则又当别论。
以山为伴,靠山吃山,是山里人与生俱来的常识,日子就是这么过过来的。小时候,除了上学读书,我们便上山打毛栗、挖野菜、扒松毛、摘桑果、采蓼叶、拾板栗花……唯一不上山的就是到溪流中扳蟹:扳开一块块石头,于半干半湿的沙石之中,可以见到一只只蟹,大的比乒乓球稍大,小的则只有拇指盖大,叫石蟹。以油烤熟,洒点盐,又脆又香。山上多毛栗,野生,成片。毛栗与板栗相似,但个儿小得多。外面是一个刺囊,踏开刺囊,里面是指头大小的栗壳,壳中藏肉。打毛栗不是打,而是用剪刀剪下刺囊,装于篮中,背回家,堆在某个角落。用鞋底踏开刺囊,毛栗就滚出来了。山上野菜也很多,蕨菜、石蒜、水芹、百合,以及各种菌菇,都是绝好的山珍,那时候很容易采到。夏天,一场雷雨过后,林子里便冒出许多菌菇来,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像一朵朵小伞,撑在地上,微微颤动,洁净粉嫩,一碰即断。将菌菇洗净,置于大锅中熬汤,味道鲜美极了。不过有毒的菌菇是不能吃的,会中毒,甚至丧命。所以没有大人领着,我们是不敢采摘的。我尤为喜欢拾板栗花。板栗树下常常落满板栗花,细如粉条,长约三四寸,毛茸茸,黄澄澄,喷香。用板栗花编成一根根花辫,可长可短,点燃了可以薰蚊子苍蝇,辟污去秽;也可以在抽旱烟时用以点燃烟锅里的烟丝。夏夜乘凉的时候,点燃一根搁在凉床下面,蚊虫就不来扰人了。于是我们或坐或躺,静静地听老人讲一些老掉牙的故事;指点月圆月缺,观看云起云飞。渐渐,说话声少了,有人响起了呼噜……
一次,猛然间过来一支队伍,一个个黑衣黑裤,扎了绑腿,肩上横扛着长枪,腰间系着搪瓷碗,不说话,只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整齐有力。队伍不长,不到百人。我们有些害怕,屏住气,不敢吱声,看着队伍从边上走过去,走向石井坑,在夜幕中消失了。老人说:“新四军来了,要打仗了。”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国共内战时期,没有新四军番号了,是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夜里不睡觉,神出鬼没。
我们也结伴作歹。偷枣——悄悄跑到人家屋子后面,用砖头瓦片对树上砸,砸了就跑,待无动静再回去拾枣。有时候砸到人家瓦顶了,主人便从屋里赶出来大骂一通。我们则早已跑远,躲在一边窃窃嬉笑,任其破口。偷黄瓜——翻进人家菜园,抓起一节就溜。也不洗,在袖子上擦一擦,一咬——嘣脆。
当然,我们也做游戏:躲猫猫、跳房子、踢球、打“鳖”……打“鳖”是男孩子经常玩的。多以铜钞为标的,输赢大小事先定好,带有一定的博弈性。我很少玩这种游戏,因为我怕输。这就注定我长大后对博弈的畏惧,对本分的眷念。注定一生平平庸庸谨小慎微,也就说不上光彩与成就了。人常说三岁看到老,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盼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肉吃,有花生糖果,还能得到“压岁钱”。腊月二十以后,过年的氛围便一天天浓厚起来。杀年猪,泡豆腐,熬糖,做饼,缝制新衣,打扫卫生;把香炉烛台搬出来,擦拭干净,摆放停当;挂中堂,贴年画……二十三送灶,二十四过小年,二十八过大年,卅大年夜,几乎每天都有个讲究,都有肉吃。芝蔴炒米糖也做了,花生瓜子也炒了,装在一个个洋铁瓶里,想吃的时候,摸来就是。“送灶”,是个怪有意思的祭祀。每家灶台上方,必有一个神龛,经过一年的烟薰火燎,早已落满灰尘,漆黑。于是清扫干净,贴上红纸写的“灶君之神位”和新的楹联: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点上一对小小的蜡烛,供上一只小香炉;花砖砌成的灶台也擦拭得洁净光亮,摆上几碗菜,有鱼有肉,有泡豆腐、圆子,有茶叶米豆,还有酒。于是一家人拜谒,敬香,燃放鞭炮,祈求保佑。灶君菩萨来人间司职一年,要上天述职去了,人们害怕他乱汇报说坏话,便向他祈求,请他“上天奏好事”,以免遭到玉皇大帝惩罚,有贿赂的意思。就像如今检查组来了,要好好款待,还要意思意思,以期向上级汇报时多多美言。听说有的地方则是供饴糖,灶君菩萨吃了糖将嘴黏住,开不了口,坏话也就说不成了,颇有几分幽默滑稽。但暗地里使手脚,终究不大器,黄田人不使用这番伎俩。二十八过大年,最为隆重讲究。先祭祀祖宗,然后全家团聚在一张餐桌上,按尊卑长幼坐定,敬酒,吃肉,说不尽的吉兆话、客气话和恭维话;丢开一切不满与恩怨,努力营造一个从未有过的和谐氛围。席间,长辈们常以事先预备的红纸,为每个孩子擦拭嘴巴,表示孩子说话 “百无禁忌”;真的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大人也不必当真。是一种强化自身心理的做法,诚然可笑,但沿袭下来就是如此。说明在强大的神权面前,人们的心理是何等脆弱。
大年卅(如月小则为二十九)的年夜饭,反倒不及二十八排场。“守岁”是它的特色。这一夜,全家所有地方,包括厕所、猪圈都要点灯。灯是油灯,一只小碟里面放置一两根灯草,斟上香油,点燃灯草有一点光亮,真的是一灯如豆。各个位置也贴上红纸写的吉祥的语汇,如松鹤延年、夫妇齐眉、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无禁忌、开门大发……这一夜不睡觉,打麻将,打纸牌,围炉谈心。老人还是要睡的,小孩熬不住了也会睡。到了某个据说是适宜的时辰(事先请人测算过的),一家人点亮灯笼,起来“开财门”。点燃一炷又大又粗的香,供在大门前;放鞭炮,放“冲天响”,朝某个方向(也是测算过的)拜谒“财神”。回到家,先叩拜祖宗,再以长幼为序给长辈拜年,叩头,发送红包。所有程序走完,天也就大亮了,亲友之间开始互相拜年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仪式只经历过一次,后来世事变化,家道中落,也就没有此番情趣了。
葛兆铣先生考证:泾县朱氏祖先是从徽州迁来的,他们同南宋大名鼎鼎的朱熹同宗共祖。朱熹写的《重修徽建朱氏宗谱序》中说,他的先世“望出吴郡”,迁居“歙县之黄墩”。由于以前的世系难以查考,朱熹修谱时“断其可知而无疑者始也”,遂以“茶院公”为一世祖。朱熹是“茶院公”的第九代。泾县朱氏也是茶院公后裔,迁泾之祖比朱熹还要长三辈。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茶院公第六代孙朱纬,一名中立,又名中孚,号拙翁。历官淮上,途经泾县丰登乡歇了一宿,见此土地肥沃山明水秀,对儿子朱旦说:“居此则后其昌乎!”这一对父子大约在北宋末年定居泾县,最初的落户之处便是李村园的“城山”。
黄田朱氏属张香都八甲。八甲祖是茶院公第十七世朱礼宗,明朝永乐年间人。到了茶院公第二十二世,也就是朱礼宗的第五代孙朱枱,迁徙到黄田来了,并以黄田为号。后世称“黄田公”。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详见《黄田》,葛兆铣等编撰)
以此说,朱姓在黄田的生存发展已有四百多年了。四百多年里,凭藉数十代人的呕心沥血,前赴后继,把黄田打造成了“皖南明珠”(泾县的官员常如此说),具有底蕴深厚的文化沉淀。人们回忆往事,多半是推崇成功,回避失败;渲染欢乐,抹煞哀怨。其实,四百多年里也是刀光剑影灾难不断。除了旱涝瘟疫水火亏欠,最厉害的摧残莫过于人祸,莫过于暴民与暴政的轮番上演。譬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烧杀掳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譬如,1958年“大跃进”所导致的 “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哀鸿低回。最近的一次浩劫,无疑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了,的的确确“史无前例”。这场原本“圣上与众爱卿”之间的斗争,竟导致全国性灾难,小小黄田村当然无力幸免。
说起黄田,人们常常扳起指头阔论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名人,如数家珍,念念不忘。眉宇间硬是多了几许崇敬与自豪。是的,确实出过不少卓越人物。如清代的刑部右侍郎、贵州巡抚朱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藏书家朱珔,颇具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朱鸿度、朱砚涛、朱幼鸿,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学者朱侠骨、朱尊一、朱似愚;当代作曲家、前上海文联主席朱践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永 jun(音:俊),书画家朱永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等。然而,现在的黄田,几经折腾气数已尽,是彻底败落了,不会再发达了。它的文脉——断了。
一个地方,如同一个家族,不怕贫穷,不怕艰辛,就怕文脉断代。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旗峰公家庙

家庙,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
旗峰公:名浙,字南江,号旗峰。黄田朱姓第二代祖先。
第一代是黄田公朱枱。他十六岁参加郡试,为六县童生之冠,补增廪生。本有机会飞黄腾达,却因生性淡泊,辞官不受,从谢塘冲搬迁到黄田做了隐士。在黄子山*下 “建屋数椽”,耕读自娱,并以黄田为号。岂料黄田是块风水宝地,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逐渐替代了其他姓氏,成为以朱姓为主聚居的村落,约定俗成地称之为 “黄田朱家”。
那么,这座家庙为什么不叫黄田公家庙呢?
建造这座家庙的是旗峰公第三个儿子朱乐吾。其中缘由只有他清楚了。
家庙前后两进,建筑面积五百多平米。谈不上铺张华贵,倒也是雕梁画栋,宽敞明亮。大门朝里凹进,花砖门墙,给人一种内敛平实的感觉,毫无张扬之势。白石门坊上首有一矩形石额,刻“旗峰公家庙”。前进为堂厅三楹,有“四水到堂”天井,还有正房、厢房、阁楼,应当是聚会、议事以及宗教祭祀的主要活动区域。后进是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不足尺许的木牌上,用娟秀的小楷写着“某某之神位”,一个个一排排,排满了差不多中间一面墙的神龛,显得有些阴森苍凉。小时候以为这些牌牌上真的附着鬼魂神灵,走到这里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发怵。于是屏住气,把大人的衣角抓得紧紧。及至出了门,才感到手心漉漉汗湿。
家庙两边分别是两座堂屋,以不足两米的小巷相间,有门相通。因为建筑风格与家庙一致,从外面看就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大型建筑。
大门前有一块卵石铺砌而成的广场,老百姓称之为“坦”,是村民们聚众活动的地方。在我儿时记忆中,有两次活动是忘不了的。一是开“盂兰会”——一种宗教法事活动,超度亡灵,祈求平安;下黄田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八举办,而上黄田则是七月初九。广场上搭台,挂起五颜六色的神幡,台上架起五层方桌,烧香,供果,点蜡烛。几名诵经的和尚或打坐或站立,敲木鱼,敲磬。诵经声或高或低,抑扬顿挫,乐感迷人,真的是好听极了。下午某个时段还发放“盂兰果”,就是比棋子大点的米果。本来是作为供品祭祀鬼魂的,然而鬼魂们要不了许多(只是在供桌上供上几盘就可以了),于是分发给百姓吃,主要对象自然是小孩。到了下午,也有点饿了,觉得米果很好吃。大人们常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去领,甚至去抢,说“盂兰果”吃了消灾祛病——和尚也是这么说的。每天下午要发两扁箩,发完为止。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施舍活动,只是有些变味了。
"盂兰会"要开三天三夜,于是做小生意的也来了:卖甘蔗的、卖油炸干子的、卖洋糖发糕的,甚至卖洋线花布的、看“西洋景”的,把个坦上坦下塞了个满满当当。
及至第三天夜里,法事活动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一场“压轴戏”——驱鬼!
台上灯火通明,全体和尚悉数登场,齐声诵经,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于是一名装扮有些怪异的法师一手握宝剑,一手执云帚上场。他时而大声吆喝(听不清吆喝什么),时而叽哩咕噜念念有词。须臾,法师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台来,冲开人群,按照事先设置的路线,直奔而去,数十名汉子(有些是事先安排的村民)齐声吆喝呐喊,挥舞着舂担、木棍,甚至徒手空拳,追随其后,直至村口以外的某个僻静地方。烧纸,供香,念咒——就算是把鬼们驱赶跑了,就不会来扰乱了。
那法师的妆扮与行为应该是一位道士。明明是和尚们做法事,怎么派上一名道士呢?难道说道士的法术比和尚高?弄不懂。有老年人说:“那是闻太师——装的,装的。”扮个闻太师即能驱鬼,闻太师本事真大。
二是“土改”那年,这地方也搭了台,经常开群众大会。开会前必有一名男子敲锣吆喝:咣——咣——咣——今朝夜里呵——吃过夜饭呵——开群众大会呵——一家一个呵——地主富农不要呵——咣——咣——咣......黄田村很大,路陌巷道很多,敲锣人必须跑遍每一个地方。敲锣者是一位跛腿中年男子,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真的难为了他。
说不清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一次我也去了。母亲不让我去,因为我家是地主。明明说“地主富农不要”,还不识相点?我却不管,还是去了。事实上人们并不干预。他们也清楚:一个八岁小孩能搞破坏不成?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因为发放“胜利果实”,来的人特别多,特别踊跃。有的知道自己能分到“果实”,全家都到了,说说笑笑,满面春风。有的知道自己分不到“果实”,却也想看看热闹,见识见识。只是他们不往中间去,也不多说话,淡淡地站在外围,走路也不是兴冲冲的,而是不紧不慢。
我站在一个不显眼的旯旮里,离台很远,愣愣地看着,没有人搭理我。
台上在发放“胜利果实”,热闹轰天。土改工作队的人喊到谁,谁就上台去领。多半是衣裳被子,一捆一捆地打了包。还有瓶瓶罐罐、桌椅床柜。有分到皮袍子,或者上等家具的时候,台下便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啊——乖乖!”“喔的咙咚——”纯朴的惊羡声洋溢出翻身农民的喜悦与欲望。
得到与占有是何等的兴奋快乐!大概,这就是人的本性吧。
我想知道那一箩筐铜钞分给了谁。  
    挖“浮财”的时候,土改工作队说我家埋藏了银元,百般威逼,硬是在后面院子里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出银元来。倒是搜出一箩筐铜钞,从房间地板下的地窖里抬出来的。我当时惊呆了——这么多铜钞,我怎么不知道呢?要是让我拿去“打鳖”(儿时的一种游戏。参与者各出一枚乃至几枚铜钞或铜钱,垒于一块砖上,依次将其砸于砖外, 砸得几枚尽归自己)该多好!现在让人家搜走了,真可惜。
然而不见人分到铜钞,也不见人分到银元,更不见人分到金银手饰和金元宝。后来听说,这些东西是不作为胜利果实分发给翻身农民的,一律充公——上缴。后来又听说,土改工作队刘队长离开黄田的时候,脚趾上都套了金戒指!不知是真有其事呢,还是以讹传讹。
“土改”的时候,家庙成了村公所,也成了一座监狱,村民们称之为“号子”。黄田村有钱人多,地主绅士不少,他们都要被抓进来关在里面,威逼他们交待被认为隐瞒或者转移的“浮财”。威逼的手段很多,一般是罚站,罚跪,捆绑,杖击,甚至悬空吊起来,一吊就是几个钟头。有的人家还不止一人被关。侠骨先生家的丫环永华都被关过,说她是先生家的贴心丫环,几岁就过来了,先生拿她当孙女看待,能不知道内情?说她装聋作哑,故意不说,跟地主东家一条心。如今,永华八十多岁了,说起这件事,她依然愤愤不平:“我是不知道,总不能乱咬呀!”
永华没有“乱咬”,关了十几天,又隔离半个月,放回来了。
也有“乱咬”的,或捕风捉影,或似是而非,或无中生有,可就把相关人害苦了。
我有个儿时朋友朱永康,长房里凤奶奶的孙子。凤奶奶和我外婆是姑嫂关糸,我称凤奶奶为姑奶奶,永康称我外婆为舅奶奶。永康比我大四岁——十二岁,居然也被关进去了。把他两只小手用麻绳绑了,逼他说出金元宝藏在哪里:“快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土改工作队这样威胁他。永康懵了,就乱说。一会儿说这里,一会儿说那里。于是挖、搜,家里家外翻了个底朝天,自然是令人失望。
永康吓掉半条命,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恶梦不断。
凤奶奶是个瞎子,就这么个宝贝孙子,能不心疼?
凤奶奶以泪洗面。
外婆担心我也被关进去,千叮咛万嘱咐,叫我蹲在家里,不要出去乱跑。以为蹲在家里就可以安全。其实,哪个被关的人不是从家里抓走的?我似懂非懂地把头直点,心里怦怦直跳。
大概因为我比永康小了四岁,或者什么其他缘故,我总算没被关进去。
被关的是我母亲。
父亲于“解放”前一年离家以后,一直没有回来。祖父也在六安做生意。家中只有奶奶、母亲、二妈和四个小孩。二妈是父亲的妾,也生有一男一女。
改朝换代的风暴来了,如何清算,如何报应,孰是孰非,该杀该剐,本当是男人们承担的事情。然而这时候,堂堂须眉们却远走高飞了,把灾难与羞辱留给女人和孩子。                           
母亲被关在一个类似粮仓的小间,没有窗子,只有一道门。门一锁插翅难逃。因为是冬天,每天送两顿饭。送饭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我头上。奶奶或是二妈把饭煮好以后,用一只大海碗盛上饭,搛上几样菜,上面扣一只小碗,置于“火篮”上,使之不易凉了。我便拎着“火篮”极不情愿地向家庙——“号子”——走去。我真怕去,真怕看见别人异样的目光。但不去不行。不去,母亲就要挨饿。每天两次,就像横在面前的两道坎。有一天,奇冷,呼出的热气很快就在围领上结成水珠。快到家庙的时候,是个下坡,不甚规整的石阶上结了冰。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了,仰面朝天,手里还紧紧地抓住“火篮”不放。饭碗滚下来了,饭泼在地上。我害怕了,来不及多想,飞快地把饭捧起来,放进碗里,夹杂着草屑与泪水。 
把饭碗——连同“火篮”交给看门老头之后,照例要在门口等上一会儿。我愣愣地呆着,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走近一个避风的墙旯旮,嚎啕大哭起来……
冬天的早晨,太阳迟迟不肯露出脸来,偌大的村子就像一座冰窖,满目霜冻。静静的坦子上,几条狗荡来荡去,一副懒散无聊的样子,十分悠闲自在。
我迁怒于狗了:倏地抓起一块碎砖,狠狠地砸过去……
哭过一番,心里舒坦多了,不像刚才那样堵了。于是擦干泪水,到看门老头那里索取饭碗与火篮。
老头问:“怎么搞的?遭人欺侮了?”
我摇摇头,不敢看他。
老头叹了一口气:“唉——作孽,作孽!”
我赶紧跑了,泪水又涮涮地落了下来。
“土改”以后,改的改了,分的分了,各家经营各家的田地山林,凭劳动吃饭,日子总算安定下来。于是有人在家庙大门后面搭起台子(把大门封了,从边门进出),唱戏。
黄田村识字人多,票友不少,素来就有唱戏的习俗。过年唱戏,过节唱戏,嫁姑娘娶媳妇唱戏。文化馆也派人来辅导,说这里群众基础好,戏唱得也好,像是翻身农民样子。唱的是大戏——京戏,《玉堂春》、《武家坡》、《白虎堂》、《霸王别姬》、《三打祝家庄》……有文戏,也有武戏。特别是“全武行”,花花绿绿,打斗翻耍,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孩子们十分喜欢。文化馆说不能光唱这些老戏,还要唱新戏。于是唱新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中秋之夜》……斗地主、逮特务、婚姻自由。
日子过得倒也安宁闲适。 
然而没吃上几年饱饭,也没唱几年好戏,安宁的日子渐渐远去。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逼着百姓折腾了:初级社。高级社。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三面红旗万万岁……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个比一个凶狠。一折腾,似乎“阶级敌人”就多了起来,于是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家庙里的戏台不再唱戏了,变成斗争台。
地主富农“翘尾巴”了,斗!右派份子“不老实”了,斗!说错几句话了,斗!顶撞支部书记了,斗!被怀疑偷鸡摸狗了,斗!风声鹤唳,没完没了。
1958年5月,外婆托人带信叫我回去一趟,说家里出了事。我连忙向学校请了假,吃过午饭动身,七十里路,一刻不停。赶到黄田村口四座牌坊的时候,太阳还有一竿高。
原来,母亲又被抓起来了,还是关在家庙里面——当然,被抓的还有其他人。
晚饭过后,我去家庙探听消息,正碰上里面开大会。一个一个地挨着批斗。及至挨到母亲的时候,看见母亲跪在台上,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转身便要离开。突然,我被一阵凶狠的声音惊呆了:“挤什么?”“搞破坏!”“抓起来!”几个背枪的民兵煞神般涌到我面前,其中我认识两个:一个叫贾和宜,农民兼桶匠;一个叫谢子香,农民。
我连忙辩解:“我没挤,我要出去。”
谢子香光光的瘌痢头上仿佛沁出了滴滴汗珠,威风八面地喝斥我:“不许出去!不老实,抓上去斗!”
跟着就有人起哄:“抓起来,斗!”
“抓起来——”
“斗!”
“斗——”
眼前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半蹲在台口,朝这边喊话:“那边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出去!”我大声说。
台口上的人似乎想了一下,对谢子香们说:“让他出去。”说得很干脆。
这个人是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杨积林。
他怎么来了?村子里开批斗会,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干什么?而且还登在台上?不可一世的民兵怎么就听他的话呢?数十年以后,才从一位老师嘴里得知:那阵子杨校长正在争取入党,是培养对象。他把学校内的事情交由别人去管,自己主要“跑外场”——周旋于公社大队之中,什么大小活动,他都主动参与。人家见他热情高,积极肯干,又有文化,还是校长,从没拿他当外人。
杨校长是我一生中应当感激的好人之一。正是他一句话,使我免遭歹毒。
还是这年秋天,教育也在“大跃进”,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全县猛增高中、师范、工校、农校和初中十多所,真的如“雨后春笋”。我初中毕业了,被分到新办的黄田师范读书,校址在原来的培风中学。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家庙里面又开群众大会,并且通知我们学校去一部分学生参加,我不在列(后来知道是事先挑选的)。
我早早地睡了,可就是睡不着。山村的夜晚死一般寂静,点点滴滴的虫鸣声一下一下地砸在我心上。
与会同学回来了,我问他们开的什么会。他们说是逮人,逮了不少人,全是不法“四类分子”,还有女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好像跌进万丈深坑。越发睡不着了,睁着一双漆黑的眼睛等待天亮。
果然,有人通知我:立刻送被子到榔桥区政府去——母亲被逮走了。
这次抓人,并没有关进家庙,而是当晚就押到十里之外的榔桥区政府去了。我把被子送到的时候,看见母亲和一大群人被圈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一只胳膊上拴了根细细的绳子,把人串成一串。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个黄田村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榔桥区的事情,而是全国性大逮捕。
这一年,公安工作“大跃进”。公安部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地方还要求“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中央下达捕人指标,下级则层层加码。安徽省 1957年捕人八千多,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四万五千人,结果安徽省“力争上游”,逮捕了十万一千人,超额完成任务。(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沧桑巨变,人事沉浮。毛泽东死了以后,改革开放了。黄田村因为是一个清代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旅游景点。流散于海内外的黄田公的后裔们,也陆陆续续地回乡问祖来了。某日,陪同客人到黄田参观游览,及至打开家庙大门一看,墙倾瓦落,满目疮痍。村里人说,要想重修是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倒塌了。于是大家感叹一番,都说可惜。
我倒不觉得可惜。心里说:倒吧,倒了好。
怎么是倒了好呢?不肖子孙。

               *黄子山,原本不是这个“子”字,而是“山”字头、下面一个“兑”。
                泾县方言音读 zi ;该字一般字书不收。古代泾县学者认为,此字从山
                从兑,谓此山尖峰高耸状。
                            
                                        
                 
闲言漫语上黄田

上黄田是个村民组,“人民公社”年代是个生产队。保甲制期间,应当是个甲。它位于黄田村最上端,地势较高。我以为,当以树老爹家那道石坎为界。石坎与下面的屋脊持平,站在坎上放眼望去,一片片黛瓦粉墙,一张张铺开的屋面。像一幅版画,很好看。
树老爹家的房子早就无影无踪了,那道石坎还在。
然而普善说,是以“聚星堂”为界。“聚星堂”以上,包括“模范桑园”都属于上黄田。普善当过黄田大队会计,说的是行政地界,应当是对的。
上黄田人家不多,也就二三十户。房屋也不像下黄田那样密集整齐,那样恢弘大器,那样系统工整。其中“仁德堂”、“新德堂”和“老坦上”的房子倒是有些规模了,终因地形地貌的局限,拓展不开。与下黄田相比较,显得偏僻、狭窄、零落、寒碜。就好比山坡上的梯田,难得一个较大平面。
也没出过什么名人。以我看,最大的人物就是大先生朱似愚。他是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个学者。他兄弟三个,都是读书人,都是戴眼镜。大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二先生住在榔桥做生意,也脱离黄田。唯有三先生一直闲居在“新德堂”。那时候“新德堂”也是高墙大院,也有门楼。他就住在门楼左边的披屋里,像个门房,十分寒酸。村里一些人背后喜欢称呼他“三瞎子”,多少有点不恭。我的短文《三先生》写的就是他。
柿奶奶是我的三叔奶奶,她的女儿朱性冰,小名田英,是我的堂姑妈,“解放”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录音科副科长。陈旺生,敬修堂后面陈家人,原本在榔桥做伞为业,后来参加马渡乡自卫队,当了队长。传说此人心狠手辣,与共产党作对。1947年,黄田成来保、金小犬秘密组织农会,被他们抓获,在榔桥遭难。传说陈旺生剜其心肝下酒,未知真假。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陈旺生与王必槐(国民党县党部行动队长)同在溪头遭枪毙。汪大金,早年出去打游击,当了解放军。后来转业到宁国县民政局当局长。他的母亲,我们喊乖奶奶,带着小儿子汪小毛在上黄田过日子。汪小毛比我大一点,一只眼睛残疾。“大跃进”前夕,母子俩投奔宁国县去了。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最近,凯中先生告诉我:周招南曾经是“地下党”。我大为惊讶,有点不相信。在我印象中,他一点都不激进,不像个“地下党”。他有个儿子俞德祧,胖胖的,不甚精明。兰英喜欢女孩子,就将汪兴田的大姑娘过继为女儿。后来又招赘了我的弟弟普善。汪兴木是普善的继父。“土改”以后,我的二妈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于他。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分分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跟随汪大金打游击。后来改换门庭,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年轻时漂漂亮亮,会唱京戏。后来改嫁朱永骈,大饥荒中跳冲水凼自尽。他们还有个堂兄汪南生,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三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如今,汪大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像是六十多岁。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两头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己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几年。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级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我家住在上黄田“老坦上”,这里有七、八户人家。其中朱普欢(后来改名朱普文)比我大几岁,同学。他的父亲朱大保早早地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孤儿寡母,日子过得不轻松。他曾经在外地干过一段时间工作,不知什么原因还是回来当了农民。因此他知道的东西多,牢骚情绪也大,口无遮拦。大家都说“美帝国主义坏”,他却说美国好;人们都唱“东方红”,他却唱“东方黑,西方亮……”那时候信息极为闭塞,他怎么就与众不同呢?后来,他上自家屋顶“翻屋”,不小心摔下来,头撞在天井里,抢救无效,去世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朱永愈,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其中朱世萼兄弟俩,一起饿死在一间空牛笼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已经被老鼠扒掉。“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
俞志明,小名和宜。个子不高,精明利索。走起路来连蹦带跳,不是唱歌就是哼调。他喜欢唱戏,有时候也帮忙导戏。他导的都是武戏:大刀怎么舞,棍棒怎么耍,对打起来怎么合把子,他懂。应该叫武术指导。腊月里的排练场上,我见过他舞大刀,就是关云长用的那种大刀,他能舞得眼花缭乱。他还能翻空心筋斗,时不时地来两下。一个种田人,能在舞台上“咚”地一声翻个筋斗,常常招来满堂喝彩,他觉得好开心。俞志明在涌溪打过游击,因为手残痼,退伍回乡;有民政部门颁发的退伍证。“文革”中也遭到批斗,关押在大队部里。
住在最上面的李子学,“土改”时当过第一任村长。他为人宽容、厚道、本份,是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人们都喊他大老爹,或者学老爹。夫妻俩从江北逃水荒过来的。后来,妻舅一家也过来了。这里不闹水荒,过起日子来心里是定的。他似乎比当地人更勤劳,一天到黑在地里干活,身上晒得黑黝黝的。女儿李月英与我同学,因为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跛了。泾县中学毕业以后没有找到工作,回到家与表哥成了亲。孕期中胎儿异常,又不愿意去大医院检查,导致意外死亡。老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不幸,悲痛极了。他们家倒是没受过政治迫害,日子过得也还比较富足。“三年大饥荒”都挺过来了,女儿却遭意外。那个年代的人,怎么就有这么多不幸呢?
今日上黄田,日渐萧条。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有门路的人家也纷纷迁走了,住户越来越少。许多空房子也就一间一间地倒了,塌了,无人收拾,满目荒凉。倒是修了一条路,直通半山腰,说是为了便于伐运毛竹。这是一条沙土路,坡度也比较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淹没毁坏了两边一些田地,已经造成明显损害。上黄田依山傍坡,数十年来,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水土流失成了很大问题。雨涝成灾的日子容易“发蛟”,就是“泥石流”。小时候常听老人指着远处山上某块黄土坡地说:“喏,发蛟了。从那里钻出一条蛟来……”毁了庄稼,毁了田地。还说蛟是一种水怪,腾云者为龙,驾涛者为蛟。蛟行哪里,大水就发到哪里。
仰首张望,黄褐色一条路,从山上蜿蜒而下,真的像是一条蛟--好大的蛟!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  朱成树  朱锡锷  汪南生  吴少丙   胡娣姑、朱安英  陶奶奶、朱大庆  俞德祧  汪竹林、三六子  陈承春夫妻俩  陈承益  陈承跃夫妻俩   汪海水的母亲  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 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立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愿这些屈死的冤魂,在天国得以安息。

 
                   祖  父

祖父朱星垣,“成”字辈。成什么呢?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惭愧。祖父兄弟四人,他是老二,人称“二老爹”。祖上略有薄产,分家时四兄弟均分。“土改”的时候,老大老二家成了地主;老三家成了贫农——三老爹抽鸦片,把家搞败了,坏事变好事。老四家绝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祖父十二岁到六安一家店号当学徒。据说给老板盛饭时还够不上灶台,只得以板凳垫脚。小小年纪背井离乡,到一个极陌生的地方侍奉别人,可见他很早就开始发愤的。后来,便一直在六安做生意,有时也回家歇息一段日子。似乎也没有发财,只是置过一些田地,盖过一堂房屋。相对于原来的老屋,祖父把它叫做新屋。新屋与老屋毗邻,相隔一个小小花园。正房三间,中间为堂屋。一头延伸过去,另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大大的厨房。如果绘成平面图,当为曲尺形。二层木结构,粉墙黛瓦,三合土地面。小时候我常到那里玩。那里有一个大大的园子,种了瓜,种了菜,还能逮蟋蟀。“土改”的时候,新屋“改”给了别人,说是“剥削”来的。
我与祖父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寡言少语、满脸严肃、性情古板的人,从来就不知道他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与奶奶单独住在新屋里,单烧单过。他将后面一个大园子开垦出来种菜,种南瓜冬瓜丝瓜黄瓜。还种“癞葡萄”,后来才知道就是苦瓜。不是当菜吃,而是成熟以后摘下来,吃里面的穰子,不好吃。倒是搁于盘中,好看。祖父还将冬瓜籽晒干了,炒给我们吃。冬瓜籽干瘪干瘪的,好像没有籽仁,一点都不好吃。我们要吃南瓜籽,祖父不答应,说:“南瓜籽要留到过年吃。小把戏那么讲究?不好吃嚼嚼吐了,总能香香嘴吧?”“小把戏”就是小孩子,方言。旺季的时候,菜吃不完,祖父就叫我母亲拿去卖。母亲不大愿意卖菜,祖父不高兴了:“挣钱嘛,就是针头上削铁。这样不在乎那样不在乎,还不是坐吃山空?”母亲不敢违拗,只得把菜装在篮子里,挎到下黄田叫卖。招来议论纷纷,说太抠,想不开,是卖菜人家吗?又说是装穷,做给人家看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其实,祖父倒未必这么想,他只是想把多余的菜变成钱。
还种果,种花,供人观赏。人说:“二老爹真会种啰,这么多花,真好看。”于是他满心欢喜:“你端一盆去——来来来,不客气,多得狠。”——“真怪塞了!”“怪塞”,黄田方言,就是谢谢的意思。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个字该怎么写。
    除了种菜种花,还制作笼子,逮些“纺织娘”,关在里面,观赏。制作蟋蟀笼子,关蟋蟀,玩。前一种笼子是用刚登场的麦秸编的,大大小小各种式样,如灯,如钟,如螺,如方盒。通风透气,整齐美观。算得上工艺品。一只笼里关一只,怕它们打斗残杀。夏天,南瓜花盛开的时候,“纺织娘”很多,肆无忌惮地叫:嘀铃铃 ——嘀铃铃——铃……很好听。若一旦集中叫嚷,也能把人叫烦。祖父把逮来的“纺织娘”关在笼里,挂于墙上,喂食南瓜花,自我欣赏,不免多了几分得意。过些日子,又将它们放走,再逮新的。那东西很脆弱,一旦死在笼里,有些不忍。
“纺织娘”绝迹的日子,笼子依然挂在墙上,祖父依然欣赏。大概他觉得自己编的笼子很好看吧。
关蟋蟀的笼子则是用毛竹筒做的:锯一节毛竹梢,一寸多高,打磨光滑,装块玻璃,底面锥个小洞,安上塞子,塞上有槽,可以搁上米粥或米糊,供食。将蟋蟀关在其中,看得清清楚楚,常揣于怀中,不时地掏出来摆显摆显。需要与人斗蟋蟀了,将它们放置在一个大一些深一些的钵子内,以蟋蟀草撩其牙,惹其怒而打斗。
我以为斗蟋蟀这玩艺品格低下——凡挑逗二者使之互相残杀者,品格都属低下。茫茫世界,物与人同。
祖父还置了几把剃头刀,说是给我们剃头。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却只能剃光头。他自己也是光头,说光头好。村子里作兴剃“包头”:剃头匠与各家达成协议,每月上门剃两回,全年付给若干斤稻谷,很便宜。我一直留“二分头”,在当时是很时尚的。祖父说:“小把戏那么讲究?自己剃算了。”我不愿意剃光头,但拗不过,硬是强强地将我的头发剃光了,光得像一颗徽州白梨。回到房里一照镜子,我哭了,拼命地嚎叫:“我要头发唛!我要头发唛!”母亲只得百般劝慰,说:“不要惹老爹发火了,头发可以长出来。”——“哪天能长呢?”——“半个月。”我不知道半个月多久,母亲又说“快得很。”于是我天天照镜子。等到雪白的头皮渐渐变黑,心里才觉得好过一些。或许祖父自己也觉得过分了吧,此后便不再提起剃头的事。而我当然是避之不及了。
还不准我们到人家去玩,不准我们吃人家东西。我是被管住了,弟弟却管不住,不买他的账,到处跑。弟弟泼皮,嘴又甜,人家都喜欢跟他逗:“给我做儿子,干不干?”——“干。”于是给他东西吃。有时还躲进人家不出来。好玩爱吃,本是小孩天性,一笑而已。祖父却十分顶真,到人家去找;找到了,拖回家里便打。弟弟的母亲心疼不已,嘴翘得多高。但不敢吭声。老人家太厉害了,都怕他。
1949年,父亲在郎溪的家中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普新。祖父还专门去看过。与父亲说:“你都四十岁了,还喜得贵子,我当然高兴。”没想到这句话捅了漏子:父亲跟女方瞒了年龄,闹得一家人不愉快。这是普福后来告诉我的。
记不清哪一年,祖父复去六安,将奶奶留在家里。几年都没回来,也不通音信。躲过了家乡的“土改”运动,没有吃苦——所有的苦都让我母亲吃了。一直到1956 年,或者是1957年,反正我上初中的时候,祖父突然回来了。是被人抬回来的——他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此时奶奶已经过世,全部事情都由母亲一人操劳,还要服侍他拉屎拉尿。母亲真不容易。
我按照母亲嘱咐,特地回家一趟,见到祖父。他坐在一张大大的椅子上,手边一根拐杖。有什么事了就杖击地板,咚咚咚地响,唤人来照应。他目光呆滞,脸色晦暗,反应迟钝,语言不清。坐在阴暗的居室里,与其说是一位活人,毋宁说是一尊偶像。立时感到一缕莫名的悲凉。
我喊了他几声,站了片刻,磕了三个头,离开了。
这是最后一面。不久,祖父去世了。



                 三奶奶

我的祖父排行老二,三奶奶的丈夫老三,亲兄弟。三老爹年轻时不学好,抽大烟,把家产败得净光,早早地谢世了,丢下三奶奶和一双儿女,孤儿寡母。三奶奶硬是把他们拉扯大了,还都混得有头有脸。女儿朱性冰,东奔西颠在外闯荡。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她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科副科长。儿子朱大壁,江西景德镇画师。就是在陶瓷坯子上画花画鸟,写字题款。应当是工艺美术师。儿女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了,三奶奶哪里都不去,一个人在上黄田过日子。
三奶奶命苦,没能靠着好男人,却练就一副倔强性格,不服输,不装孬,不怨天尤人。早年间,帮培风中学的老师学生洗衣浆衫缝缝补补,到学校门口卖炒菜卖小吃;还侍弄田地庄稼,插秧割稻,甚至犁田耙田都能来几下,抵得上大半个壮劳力。她一天到晚癫进癫出风风火火,忙了外面忙家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土改”的时候划成分,三奶奶划的是贫农。分了田,分了“胜利果实”。三奶奶好高兴:“那死鬼抽鸦片烟抽好了。要不然不也是个地主?”从此,她开口“贫雇农”闭口“贫雇农”。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改朝换代了,有钱人落难了,贫雇农吃得开了。”我家划了地主,三奶奶却照样喜欢我。用她的话说,大人划了地主,小人不是。而当养父母闹离婚,我不得不重跟生母时,三奶奶不高兴了,非常严肃地要求我“划清界限”,不要回来。我不买她账,瞪起眼回了她一句:“多管闲事多吃屁。”三奶奶恼火了,劈哩啪啦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三奶奶喜欢骂人。鸡丢了,骂人;家里东西不见了,骂人;菜园子被猪拱了,骂人;觉得干部办事不公了,骂人。三奶奶嗓门大,骂起人来别具一格。通常是在院子里拍巴掌、跺脚,节奏感颇强。骂着骂着便哭诉起来,诉说自己怎么怎么苦,年轻时怎么怎么守寡,怎么怎么把一双儿女苦大;诉说“那个死鬼”怎么怎么不顾家,怎么怎么不知道心疼人。更有甚者,便是一手拿起铁皮畚箕,或是洋铁桶,一手拿根木棍,边敲边骂,在村子里兜一圈。这一圈可大可小,有时候只限于上黄田,有时候却要兜到下黄田去。不知道怎样界定的。大家都觉得三奶奶不好惹,刻意躲着点。实际上这是三奶奶一种渲泄方式,一种心理诉求。骂了,诉了,她内心平衡了,情绪也就化解了。有点像如今上网,遇到什么不平事了,上网诉说一番,造造舆论,出出气。那时候没有网,即便有网三奶奶也不会,所以只好敲畚箕骂人。
三奶奶屋子后面有个菜园,菜园里有棵大枣树。枣子成熟季节,一虬一虬挂满树枝,令人眼馋。于是我们经常去偷袭——用砖块瓦片瞄准掷砸,将枣儿砸下来。瓦片落在屋顶上,惊动了三奶奶,便常常招来责骂。有一次,三奶奶悄悄赶出来,我躲避不及,三奶奶刚骂几句,发现我一个人在场,便一把拉住我:“你跟奶奶说嘛,奶奶给你打就是啰。”说着拿来长竹竿,哗哗哗哗对准树上一阵猛抽,枣儿纷纷落下。我不好意思捡。三奶奶说:“捡,快捡!吃完了再问奶奶要。一树的枣子不给你吃给哪个吃?奶奶一个人吃得了?”说得那么简单,那么诚恳,我越发不好意思了。我想起她骂我的时候,而她好像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奶奶依仗自己“贫雇农”,天不怕地不怕,总是跟时局过不去,总是跟干部闹对立——用她的话说,是干部跟她过不去,“瘟”不得她那一亩三分田。干部则说:“我们要‘瘟’不得你做什么?是上面开会说的,要成立互助组,贫雇农要带头。”——“阿拉就不带头,看你怎么办?阿拉贫雇农,不怕!”三奶奶偶尔到上海住些日子,学会了“阿拉”,并且用上了。
三奶奶不参加互助组,所有的农活一个人顶。村里人也还好,农忙的日子,常常来给她帮忙。所以三奶奶过得还算松泛。下半年,收成也不比别人差。
办初级社了,干部们又来宣传政策,三奶奶还是不理睬。
办高级社了,三奶奶依然不买账。三奶奶成了“钉子户”,“反对合作化”。
于是有人跟她摊牌了:现今办高级社了,可不是以前那样小打小敲了。土地耕牛农具都要入社,归公了。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旱不怕涝不怕,生灾害病也不怕,好日子就要来了……
听说土地要归公,三奶奶气愤极了,拍手跺脚大嚷起来:“你们可不要打我的主意。我那一亩三分田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又不是剥削来的。还没焐热哩,你们要抢走?”
“正是毛主席说的,要走合作化,土地要归公。”
“我不信。毛主席共产党才给我的,好意思又收回去?”
“不信你看,你看。”干部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三奶奶。
三奶奶一推多远:“阿拉不看!”——也看不懂,她根本就不识字。
一个贫雇农,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寡妇,一个疯疯癫癫骂起人来没完没了的老太婆,能把她怎么样?三奶奶硬是没有加入高级社,成了远近闻名的“单干户”。
“单干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农忙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忙了,亲戚朋友都入社了。花钱都请不到人——也不能请,请人就是雇工,雇工就是剥削。耕牛也借不到了,那是农业社的财产,人家不借。于是三奶奶发了恨——一锄一锄地挖!
“奶奶有的是力气,不怕。”三奶奶硬是较上劲了,何苦呢?
    再就是歧视——“单干户”可不容易,好像干了坏事一般,人前矮一截。什么“顽固不化”啦,“翻身忘本”啦,成了代名词。一些不明事理的孩子见她就嚷:“三奶奶——单干户!”“三奶奶——单干户!”……每当此刻,三奶奶便驻足观望,说:“单干户怎么啦?没偷没抢,奶奶高兴单干。”如果孩子们尾随不舍,三奶奶会抄起个什么东西,作凶狠状:“短命死的!你来,你来!”
我也不止一次地参与其中,跟在后面起哄。真的对不住她。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风声更紧了。三奶奶终于挺不住,也顾不上她那一亩三分田了,把家中东西稍做处置,跑到上海女儿家去了。
三奶奶走得明智。很快,“大跃进”开始了,“三年大饥荒”开始了。如果不走,三奶奶不死也会脱层皮。
十多年以后,三奶奶重回黄田。她说上海别的都好,就是火化不好。人死了,往炉里一丢,烧得叽咕叽咕叫,痛煞人了。三奶奶怕火化,怕痛,所以要回来。女儿当然不同意,百般劝说,三奶奶硬是不听,没办法。
三奶奶将祖上的房子要了回来,一个人住。
然而,三奶奶真的老了,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当年的干练与麻利完全不见了。精神也差了许多,不再骂人,话也少了,经常一个人木木地坐在那儿,半天不挪一下,愣愣地发呆,不知道想些什么。人老了,或许就是这样。
三奶奶跌了一跤,爬不起来了。多亏普善,将她背到榔桥,坐汽车到泾县,再坐汽车到繁昌,一路上背上背下。终于搭上去上海的火车,将三奶奶交给她女儿。
不久,三奶奶过世了,没能逃脱火化。
   


                     父亲印象

     写下这个题目,我倒茫然起来:父亲的印象实在太模糊了。
母亲曾经告诉我: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二十岁结婚,三十三岁才有了我这个长子,那份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父亲留给我的直接印象却只有两次。一次是他约了几个朋友在家里打麻将,我那时大概四、五岁,在他们身边玩。父亲起身到后面花园去小解,我跟了去,一直跟到厕所里面。父亲说:“你怎么跟来了?快走!”我不走,硬是看父亲把尿撒完,终于有了惊人发现:父亲怎么长了两个鸟呢?事后悄悄地问母亲。母亲哈哈大笑,反问我:“真的?”——“真的!一个鸟撒尿,还有一个鸟拖下来,像个小黄瓜。”母亲笑得更乐了,却不做解释。见我一脸的茫然,摸摸我的头,嗔怪了一句:“没出息。”
我便不再打听了,也懒得推敲。倒是母亲总拿它当笑柄,说给这个听,说给那个听,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第二次记忆是1948年秋天。母亲说:“你伯伯就在这几天要回来了。”伯伯就是父亲。父亲要我们喊他伯伯,说这样孩子容易长大。父亲常年在郎溪县梅渚镇做生意,舟车不通,全靠起旱(就是步行),单趟一程须要三天时间。于是我天天巴望在门口,等待父亲到来。一天下午,天空阴沉,山风习习,父亲终于在门前右边上坎的地方出现了。我稍稍一愣,连忙跑回家告诉母亲:“伯伯来了,伯伯来了!”
父亲在堂前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则坐在门口小板凳上,一声不吭,愣愣地望着他。母亲说:“快喊呀,到伯伯身边去。”我便怏怏地走到父亲身边,喊了一声。父亲搂着我稍稍亲热了一会儿,说:“伯伯给你好东西。”
父亲拿出几样礼物:我与弟弟一人一个书包,一打中华铅笔,一个皮球(给弟弟的是彩色赛璐珞球)。
书包是紫红平布(那时候称洋布)全手工制作,针脚十分工整细密。不但绣了花边,还绣了大花图案。我的是“兔子拔萝卜”。那兔子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睛,夸张而不失逼真。弟弟的书包上绣了一朵大红花,不知是芍药呢,还是牡丹,雍容华贵。
母亲事后告诉我:“书包是你伯伯相好的做的,花也是她绣的。相好的是个寡妇,能干得很,比你伯伯小了十多岁,带个女孩。女孩属龙。不知道怎么就跟你伯伯好上了。你伯伯花心得很,艳福不浅。好宠她咧,把家里两个都抛到八甲里去了。”——就是抛到九霄云外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黄田人总喜欢这么说。“甲”不读 jia,而是读ga。母亲说到这里,嗓子便有些硬了,掏出手绢蹭了蹭眼角。
“那我喊她什么呢?”
“不喊她什么——又没见面。”
“要是见面呢?”
“真是见了面,就应当喊姨娘了——你打破砂锅问到底干什么?不许再问了。”
我便不再问了。而那两只书包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即便现在,也能称得上工艺品的。连同它一道嵌入脑海的还有“相好的”、“带个女孩” 、“属龙”,这些零碎而杂乱的看似无关紧要的记忆。
这一回,父亲在家住了多少天,什么时候走的,走的时候我有没有送他,是全然没有一点记忆了。反正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家,我也再没有见到他了。
听母亲说,父亲个头不是很高,但也不算矮,瘦瘦的,精干帅气,很得女人欢喜。听母亲说,父亲从小学生意,算盘打得好,毛笔字也不差。而且很用功,早晨起床以后必练一张毛笔字,雷打不动,天天如此。听母亲说,父亲在村里当过三个月保长,是在我两岁那年。因为怕烦神,不辞而别,跑到外面做生意去了。听母亲说,父亲喜欢打麻将,而且打得很好。还喜欢打锣鼓,票友们聚会总是他的“武场”。还听母亲说,父亲的脾气有点怪,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闷在心里,不说出来。用现在的话来说,性格内向。以上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因为是断断续续听来的,只鳞片爪,零碎浅薄。
父亲的离家不归,留给我一个极大的“包袱”,传说他逃到台湾去了。这在毛泽东年代是个天大的政治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要逼我交待,交待不出就是不老实,真叫我前半生抬不起头来。记得在黄田师范读书期间,同班一名女生写我的大字报:“朱普乐,你的反动父亲抱到哪里去了?老实交待!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她把“跑”字写成“抱”字,手足不分也照样盛气凌人。我心里叫苦不迭:当年父亲离家时我才六岁,一个六岁小孩能知道什么呢?
后来,毛泽东死了。
后来,改革开放了。
后来,我当上县人大副主任——“组织上”需要搭配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副主任,看中了我。
于是,故事有了新篇。    
1995 年,宣城地委开展整顿农村后进党支部活动,县委安排县级领导分别联系一至两个农村后进党支部,居然把我和县政协一位党外的程副主席也做了安排。我与程副主席说:“我们自己都不是党员,怎么好去整顿人家的党支部呢?人家再怎么落后,也是党的组织呀,我们这样做岂非笑话?”程副主席说:“是的,是的。”于是我们约定不去参与整顿,等县委找我们了,再说话。
两年后的一天,县委一位领导找到我,说:“朱主任,整顿后进党支部的工作就要检查验收了。你联系孤峰乡周冲村,据说你还没去过。麻烦你去一趟,先自查一下。”
我说:“领导,无论是奔小康也好,抗洪救灾也好,计划生育也好,兴修水利也好,我都按照县委部署积极参与,唯独这份工作我真不便去。自己连党员都不是,谈何整顿支部?你不觉得有些不妥吗?”
领导说:“那有什么关系?你是县领导呀。政协的程副主席联系苏红乡,他不是去了吗?”
这个程副主席,怎么不与我通个气呢?搞得我有些被动。只得说:“领导要我去,我也只好去。但我对于党的建设是一窍不通,请组织部派个人同我一道。组织部的同志说行了,我就说行了;组织部的同志说不行,我就说不行。”
领导答应我的要求,派组织部办公室一位副主任随同我去。
周冲村不通车,到了孤峰以后再徒步十华里,才到村党支部所在地。
这是一幢小平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出了新,刷得白白亮亮,还摆放着一些新的长桌和连凳。墙上挂满了多种图表、会议记录和相关资料。
原来,这幢房屋是租用的。眼下挂的牌子是“党支部活动室”。如果检查民兵工作了,就挂牌“民兵之家”;如果检查妇女工作了,就挂牌“妇女园地”;如果检查科技工作了,就挂牌“科技世界”……以此类推,八面应对。
组织部的同志检查一通以后,向我汇报:“工作做得可以,能通过。”
于是,我主持召开座谈会,让他们汇报整顿过程,谈心得体会。谈原先认识怎么不够,后来认识怎么提高;原先工作怎么没劲头,后来工作如何热情高涨;原先村里如何落后,现在面貌有什么样的起色。我肯定了他们的工作,鼓励了一通,说他们党性如何如何增强(其实党性是什么我都说不清)。照这样下去,周冲村一定会如何如何腾飞。最后,问他们还存在什么困难。
这才进入实质性话题。
村干部说:“困难总是有的。但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又说:“别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只是这钱的困难没办法想。从添置台子板凳,到租房子,到笔墨纸张,欠下一千六百多块钱的窟窿。本指望两个联系单位能帮助我们,哪知道他们都没冒过头。”
两个联系单位是县农业银行和县保险公司。
我说:“你们也不要指望他们,他们是业务单位,忙得很。再说,来几个人转上一圈,能管什么用?你们还要花钱,一餐饭总要招待吧?我回去以后,把你们整顿的情况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一家支援一千块钱,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我呢,也就千把块钱的面子,多了也不行。你们看怎么样?”
村干部立刻欢笑起来:“哎呀,朱主任真实在。太好了,太好了。”
两家联系单位很客气,爽快地应承了我的要求。我便通知孤峰乡,让村干部带上财政所的正规发票,去两家单位拿钱。
以为事情办妥了,谁知三个月以后,乡党委书记找到我,递上两张发票,说还要麻烦我去把钱取来,因为村里干部见不到两家单位负责人。
我有些不高兴了,懒得接发票。转而又想:农村人进城办事确实也不容易。就说我吧,以前去人家单位不也是“脸难看事难办”吗?既然与人帮忙,那就帮到底吧。于是又应承下来。
下午上班以后,我便骑车去两家单位。以往都是先到农行,再去保险公司,不知为什么,这次却不经意地先去了保险公司。及至再到农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初冬季节,天色阴沉,周遭灰蒙蒙一片,锅盖似的天穹压得那么低,仿佛扣在头上似的,叫人有些喘不过气来。高楼大厦的窗户里,已经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了。
敲开行长室,说明来意,朱行长一边连声“好好好”,一边拿起发票就去财务室。转而想了想,说:“还是跟陈行长说一声吧,他分管财务,这样好一些。”
陈行长是副行长。朱行长虽是一把手,能与分管领导通个气也是应当的。
然而不见陈行长。
朱行长说:“刚才一道去医院看病人,才回来。不会走远。不急,在这吃晚饭,我再把行里情况向你汇报汇报,争取领导支持。”
于是聊天。喝茶。抽烟。
仍然不见陈行长。
仍然聊天。喝茶。抽烟。
我没话找话:“朱行长,听说你是泾县人?”
“是的。祖籍泾县黄田。”
“上几辈出去的?”
“父辈,1948年出去的。”
“黄田老家还有哪些人?”
“没有人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啊——请问令尊大号?”
“朱景煌。”
我一怔:“什么景?什么煌?”
“风景的景,卫立煌的煌。”
我呆了,转而又问:“你家住在郎溪梅渚?”
“对,我母亲是梅渚人。”
“你母亲是不是很会绣花?”
“对呀,我母亲的女红很好,方圆几十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你是不是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是呀!”
“你姐姐属龙?”
“差不多——怎么啦?”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直呼其名:“朱普福,看来我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了!”
朱普福愣住了,嘴巴张得多大,半天说不出话来。
1949 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执掌政权以后,父亲在郎溪县考上税务局,参加工作。1951年“镇反”运动时,他交待了曾经当保长的历史问题,并到泾县公安局“呆” 了几天(是不是关押呢?如果算不上关押,也应当类似反省),但没有回黄田,黄田家人也不知道。回郎溪不久,即被清洗出税务局,安排到郎溪县建筑安装公司(大集体单位),当主办会计。1949年,父亲生下在郎溪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朱普新;1958年,又生了小儿子朱普福。不久的一天夜里,他所在的公司发生一场火灾,那晚恰恰是他值班。火势很大,把公司基干民兵的枪支都烧毁了。于是被推定为“反革命分子朱景煌纵火”,阶级报复。判刑,劳改。
数年之后总算搞清楚:当年那场大火并不是父亲纵放的,应当属于事故。父亲在值班,当然也有责任。于是又到一家陶器社工作(小集体单位)。
大约十多年间,父亲几经挫折,数易饭碗,从国家机关到大集体又到小集体,节节沉降,步步沦落,其创伤可想而知。心态也被扭曲了。他不回家,也极少与人说话,一个人在单位默默地混日子。朱普福读中学时间或去看他,他也是很冷淡,完全没了常人应该有的那种父子亲情。在朱普福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头戴破帽、身着破棉袄的老头,蹲在若干土陶制作的罐罐钵钵旁边,耷拉着脑袋,在惨淡的阳光下似睡非睡地打盹。
朱普福的母亲——我应当称呼姨娘的那位女性,自从1958年那场大火以后,便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她很能干,作针线活,代人洗衣浆衫,代办酒席,甚至拉板车出苦力,苟延残喘,苦苦挣扎。她得了肺结核,无力医治,四十六岁便匆匆地与世长辞了,竟“走”在父亲前面。
朱普福从小由姐姐姐夫扶养长大,姐姐比他大了十八岁,长姐当母。熬到高中毕业,考大学差几分,适逢县农业银行招工,政策是在当年高考落榜生中择优录取,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某乡镇营业所的记账员。
我与普善一道,陪同普福去了黄田,看了看老家遗址。房子已经完全倒塌,片瓦无存,成了菜地。小时候觉得很开阔的门前坦子上,杂草丛生,残垣断壁,显得那样仄小颓败,满目苍凉。
我们去看望普善的母亲——我的二妈。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演绎完了。此刻,只剩下唯一的她了。二妈说朱普福长得很像父亲,模样、神态都像。于是我禁不住愣愣地朝他多看了几眼——我想从他身上捕捉父亲当年的形象。
好比一本书丢失半部,如今找到了,有了结局。自然兴奋不已,感慨万千。遭乱世家人离散,逢治世骨肉团聚,真的要好好感谢改革开放。然而心中不解的是:父亲临终之前,怎么不向家人交待黄田的情况,反而说没人了呢?
是愤恨?是厌恶?是害怕?还是无望?
后来,普善告诉我:“文革”期间,父亲曾经来过一封信,收信人汪兴木。村里人把信交给普善,普善给了汪兴木。他们没有回信,没有联系。历史,在当年的恐怖与恐惧中擦肩而过。
我拷问自己:如果当年的收信人不是汪兴木,而是朱普乐,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时候,我与他们一样焦头烂额,远非今日这般处境,这般心情。基于当年对时局的恐惧和对父亲的怨恨,搁在我身上,十有八九也会是这种结果。 

                        
                       父   亲

这个父亲是我的养父。
1951年,我九岁,妹妹五岁。家里划了“地主”,破产了。祖父在六安做生意,不回来;父亲在郎溪另有家小,也不回来。祖母另起炉灶一人单过;二妈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了。真的是“树倒猢狲散”。
母亲顶着这个倒霉的门户,拉扯着我们,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一天,母亲沉不住气了:“放你一条生路吧,把你给人家去,怎么样?”我不吭声。母亲说:“那人家老夫妻俩,无儿无女。同宗,辈份正合。细算起来还没出‘五服’哩。成分又好,日后会有前途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又读过几年“洋学堂”,前途二字她是懂的。
我却不懂,气呼呼冲她:“要卖你就卖!”
那段日子,卖儿卖女的人家不少。
“哪里是卖?”母亲眼圈红了,喉头也硬了许多:“做娘的就是饿得吐清水,也不会卖儿卖女呀,是为你好。别人家‘纸’上写的是‘高山滚石,永不归宗’,我呢,‘一子双祧’。不落一文钱。一子双祧,懂不懂?”
我不懂“一子双祧”。
据说,我那未来的养父也是黄田人,在榔桥开豆腐店;生过七个儿女,竟然一个个都过不了十六岁,全夭折了。没过十六岁死,称之“小鬼”,又称“讨债鬼”,街坊邻里是很忌讳的。如今老俩口年过半百,倍感凄凉,四处托人领养一个男孩,说是“续续香火”。不知是同情这位未来的养父,还是体谅困境中的母亲,或者是考虑自身得失,我经不住母亲再三劝说,点点头,答应了。
临近端午节的一天,我在一阵阵鞭炮声中,在母亲强忍着的泣声中,在一行人的簇拥下,坐在一位强壮男子肩上,离开黄田。沿着潺潺的凤子河,到了榔桥,开始了一生中一个不大的插曲。明明是一派欢乐热闹景象,我却不觉得高兴,也不感到难过;不笑也不哭;板着脸,木木的。似乎一切都稀里糊涂,一切都无所谓。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把自己当做一块面团,一任世事命运去揣去捏去拨弄了吧。
我有了新的名字:朱普胜。据说,养父母最后一个亲生儿子朱普津,夭折前几天曾经吵着要改名,说朱普津不好,要改成朱普胜。父母没在意,就没有改成。事后十分懊悔,说是不好兆头;如果改了,儿子也许就留下来了。
我的新家在榔桥上街头,一间很大的店堂里。左边是爿中药店,店主人卖药兼行医,颇具上流色彩。右边是我家柜台,“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水作业”,就是卖豆腐。前后三进,后场颇大。两家割据,相安无事。
养父朱大政,字礼庭,个头很高,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左右。但瘦,脸上几乎没有肉,刀刻似的皱纹勾勒出一张病恹恹的苦相;手臂上青筯缕缕,勾腰驼背,气喘吁吁。像一部快要报废的机器,勉强地运转着。养母矮小,到不了养父肩头。头光面光,小俏玲珑。讲话做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一副极精明的样子。不用说,这个家是她说了算,而养父只管做豆腐卖豆腐,以及工商联开会什么的。
打烊之前,养母必来到店堂,启开账桌抽屉清点钞票。“今朝几斤籽?”养母问养父。
“同昨朝一样,十斤。”
“怎么比昨朝少了万把万呢?”(旧币,一万元合现今一元人民币)
“新供应的黄豆,不出货。”
“那怎么搞?”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
养母照例抽出几张钞票往养父面前一推:“喏。”养父便拿了,顺手摸过酒壶,到隔壁打酒去了。
偶而也叫我去买酒,店老板朱美堂便说:“回去跟你大大讲,不要老喝差的,也要买点好酒喝喝。不喝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回到家如实传达,养父便望望养母,一笑,几分诡秘几分惭愧。
养母却不笑:“莫听他嚼蛆。哪家能跟他比?榔桥河的沈万山噢。”
养父觉得没趣,把一缕笑容僵僵地硬在脸上:“嘿嘿,嘿嘿嘿。”
养父抽烟也是低档的。“乐华”,一千三百元一包(旧币,合现今一角三分);“康健”,一千七百元一包。偶尔也抽“红金”,两千二百元一包。那年头,“红金” 香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养父最常抽的是“康健”。却常常把它一支支抽出来,装在“红金”烟盒里。偶有疏忽以此待客而露馅了,他便自言自语:“喏喏喏,这个伢宜把香烟乱塞——来来来换一支。”——“不不不,一样,一样。”
我便不服,朝养母嘀咕:“我没动他的香烟呀。”
养母笑了,摸摸我的头:“莫作声,噢。”
小小一条街,竟有三四家豆腐店,竞争是激烈的。养父说他的办法是薄利多销。这倒不假,豆腐比人家的老一些,干子比人家的大一点,臭干子坛舍得放炒芝蔴,酱油干子舍得放原汁酱油,味道是人们乐道的,于是养父便从顾客的赞许声中得到满足,立时亢奋起来:“人哪,还是名声要紧。”
却也有不顾名声的时候。譬如豆腐皮,十张一摞,扎起来,穿上一小块红纸,专供人买去送“月子”送病人的。养父却告诉我:“一扎九张就够了。”
我反应不过来:“少一张?”
“人家送礼,不会拆开的。受礼人家也不会顶真去数,乐得讨便宜。”他那瘦削狭长的脸上,露出一种小商人所特有的狡黠与得意。
养父最快乐的时候,通常是晚饭过后。几杯老酒下肚,眼圈微微发红,脸颊微微发红。原本腊黄的脸色立时好看了许多。此时,他便常常将我拉过去,站在他面前,问这问那。叫我长大以后跟他学习做豆腐,他要把“一身的本事”传给我。问我干不干?我说不干。他问怎么不干?这么好的手艺怎么就不想学?我说不出怎么不干,只说要念书。养母便在一边帮腔:“当然念书好!做豆腐,哼,自己一生没出息,还要叫儿子没出息?”于是养父不作声了,好像很尴尬,却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哼起戏文来:“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龙个里个咚......”没板没眼,五音不全,不知从哪儿剽学来的。这种时候,养母并不为难他,任其张扬。于是屋里热闹烘烘的,硬是多了几分温馨,几分生机。
然而有一次,养父喝过量了,一言不发,径直奔向养母房间,倒在床上不肯起来。养父母的卧室是分开的。养母带着我睡正房,养父睡偏屋。正房比较大,板壁上整整齐齐地糊了旧报纸,贴了年画。窗明几净,令人悦目。晚饭过后,大家都聚在这儿谈心喝茶,消磨时光。而偏屋狭小,除了两条连凳几块铺板搭成的床铺,便是一只大木桶几只稻箩什么的,里面装的是黄豆,像是长工居住的地方。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分开住的,反正我一进这个家就是这样了。养父靠在床上自言自语自唱自笑。“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是他的“保留节目”,每唱必不会少。还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居然也用了假嗓。只是太不像样,令人笑得捧腹。听说朱老板喝醉了发酒疯,药店老板家的大人小孩也一齐过来看热闹。于是养父便越发来劲,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把被子胡乱地搅在身上。养母不高兴了,叫他起来,说是服侍他到自己床上睏去。养父不听,说:“今朝夜里不走了,和你睏觉......”
满屋一阵哄笑。养母脸上由红变青,发火了:“你走不走?”
“不走。”
“不走就拖!”却怎么也拖不动。养母便改变策略,和颜悦色起来,问他是不是心里难过?养父说不难过。问他想不想喝茶,想吃什么东西。养父说“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和你睏觉。”
任其胡闹一通,时间也不早了,众人渐渐散去。养母略事收拾,将箱子锁上,拉起我的手:“走,让他一个人挺尸去。”
我们另找住处去了。第二天,大家都不提这件事。
以后好多年,我都因为这件事瞧不起养父。觉得他这把年纪了,借酒装疯,不知害臊。长大以后才多了几分理解,越来越变得同情起来。他心里是太寂寞了,太需要亲情需要温存了。他说的是大实话,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大桥那头有爿不像样的小店,卖些针头线脑花生糖果。店主人苏老板年届六旬,中等个子,清秀文雅。冬天着一件棉袍并不显得臃肿,夏天穿一领长褂竟多了几许道骨仙风;若是短装则越发显得潇洒精明了。他无儿无女,老伴常年卧病,全靠他一人支撑门户,又作男又作女,着实不容易。他是我家常客,多半于天黑以后来坐上一会儿,时间不长就回去了。“苏老板,苏板奶奶好些了吗?”常有人这么问他。——“不见好,也不见坏。”——“到底什么病?”——“说是痨病,阴阳两虚。” ——“吃饭怎么样?”——“一餐一小盏。”——“不要紧,能吃就不要紧。”苏老板清楚人家是安慰他,未置可否,总是一声长叹:“唉——”
“统购统销”以后,不准私自购买黄豆,只能由公家配给。而这种配给又常常是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各家豆腐店常常停工待料,做做停停。起初,还能通过熟人偷偷地买一点,可随着政策越来越紧,门路都断了——纵然敢买,对方也不敢卖了,一经发现是要以破坏“统购统销”论处的。轻者批评教育张贴“悔过书”,重者是要被扣上 “坏分子”帽子的。记得有一次,公家配给黄豆不在榔桥提货,而要到县城去买。真是怪事。怎么办?要不要?养父决定亲自去买。六十里路,没通汽车,全靠肩挑步行,又是大热天,也真苦了他。步行到县城,雇了几名挑夫把黄豆运回来。进门时见他拄着一根拐杖,大口大口地喘气,脸上煞白,半晌说不出话来。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日子能维系下去吗?
终于,养父母讨论离婚了。一切都在若明若暗中进行的。记得有一次,养母正式摊牌:“小把戏我不要。你要就要,你不要就还他娘去。”养父说:“小把戏是我家姓朱的,我要,就是讨饭我也要。”话说到这份上,分开的日子是不远了。
怕我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受委屈,养父让我先回到黄田生母处。说“一旦安定下来,就去接你。”所以,养父母真正分手的那段日子,我并没有亲历目睹。这一变故,对我日后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要不然,日后许许多多表格的“家庭成分”一栏,我便可以填写“手工业”了。因此,我或许可以上大学,或许可以从事别的职业,或许一生会少去许多窝囊,或许——当然,或许不如今朝。细细想来,养父母的离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样的不般配,那样的没感情,为什么不可以求得解脱?我同情养父,又十分佩服养母的“叛逆”精神——那样的年龄,那样的年代,该承受多大的世俗责难!
后来听说,养母与苏老板结合了——苏板奶奶已经去世。
养父迁居河塌里——离榔桥五里的一个村子。孤身只影,带着那副财产分割时归属他的做豆腐的家什。人生在世,虽说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但几乎人人都想多占点什么。而养父也在这世上挣扎五十多个春秋了,除了一副做豆腐的家什,就只有几件换洗的褂裤,世道对于他是太不公平了。
重操旧业以谋生,但必须与人合伙——养父体力欠佳,只能做“上手”,不能做“下手”。所谓“上手”即冲浆点膏包干子等等,而所谓“下手”即磨黄豆烧锅挤浆,乃至下河挑水洗涮工具等力气活。每天,他们早早起来,早早地把豆腐、干子做好,然后由那位合作者挑到附近村子去卖——乡间比不得集镇,是不能坐守店堂的。如此勤劳,未敢惰怠,谁知一年下来,不但分文未赚,反倒亏空。原来,那位合作者一家七口全在店内吃喝,而养父只身一人。他恍然大悟:又吃亏了!
这年腊月,我去看望他,多住了几天,他便把其中的窝囊事一一说给我听。但又离不开那位合作者,一时也找不到合适人来取代。养父说:“我倒有个想法,不晓得你可答应?”
什么想法需要我答应呢?
“你也渐渐长大了,论年岁也可以学乖(即学徒)了。我当年学乖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一岁呢。”
我猜着他的想法了,屏住气,紧张地避过脸去。
“我看,书就不要念了。千里做官也是为的吃和穿。什么行当不一样活口?你,就跟我学手艺,好不好?”
“做豆腐?”
“做豆腐还差了?你能跟我学,我就不求人了。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须得父子兵。我们父子一条心,不怕不发达起来。”
我没答应。养父也没有继续为难我,只是浅浅一笑,掠过一缕失望的迷惘。
河塌里的生意终以亏本争吵结束。养父在族中人的帮助下迁移黄田。这是个很大的村子,消费水平也比别的村子高些,养父的豆腐店有了生机。虽说仍然需要求人,仍然免不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毕竟还算顺心顺手。这一年,我在泾县中学读初二,养父特地托人捎了钱来,信上说: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为父心里过意不去。现在手头不那么紧了,需要什么你只管跟我要。
虽然我并没有向他要什么,虽然他也没有让我脱贫,但这几句话却叫我终生难忘,叫我心头暖呼呼的。然而父子一场,我却连这种暖呼呼的言语都未曾给过他一句,更没有同他亲热过一回。养父是很喜欢与我在一起的,尤其希望我陪伴他睡。每当这时候,总是问这问那,说东道西,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而我除了每年除夕夜例行公事般与他作伴以外,多半总是借故推脱的。我嫌弃他——嫌弃他的哮喘病,嫌弃他那浓烈的烟草味,嫌弃他的窝窝囊囊。这种嫌弃他未必觉察不出,他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好景不长。在黄田,也不过开了两年豆腐店,养父就溘然长逝了。医生说“油干灯尽”。那是1958年夏天——再过几个月,因为“大跃进”而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就要降临了。事后才觉得:养父这当口去世,真正是一种福气。
当我按照丧事主持人吩咐,双手捧着养父的头,将他挪进棺木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怆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淹没心头,痛哭得不能自已。主事人不断地招呼我:“不能松手,捧得越紧越好!”我屏住气,咬着牙,紧紧地捧着,用了好大的气力,终于平平稳稳地将养父挪进棺木。狭窄的棺内令人感到窒息,而养父躺在里面却宽绰有余。那极瘦削的身躯,极瘦削的脸庞,便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三奶奶事后对我说:“那天,你哭得好凶。一直哭到山上,拉都拉不回来,把我的心都哭碎了。真有孝心。”
惭愧!父子一场,我所能给他的不就是那么一场痛哭么?管什么用呢?


     
                     感谢母亲

2012年,母亲冥寿百岁。一个极普通的农妇,坎坷一生,平淡无奇,存若蝼蚁,逝若烟灰;只有她的儿子还是记着她的……       

外婆告诉我:外公早年在汉口经商。因为贪心,买“发财票”而倒闭了。她还拿出针线栲(音:“考”,方言,即装针线的篾编敞口低帮小笸箩)里一本书页给我看: “喏,发财票。买了许多,都成废纸了。”这本书就是用废了的“发财票”订制成的,用于存放针线鞋样。“发财票”全是外文,无一个汉字,根本不认识。“发财票”是什么呢?是彩票,还是股票?还是别的什么票?外婆也不清楚,只是一口咬定“发财票”。
买“发财票”不但没有发财,反遭破产,一家人只得回归故里。却没有回溪头,而是投靠外公的妹婿,在黄田安家。外公妹婿家是个比较大的财主,属黄田朱姓“长房”。黄田与溪头分别为朱姓与胡姓两个大村子,相隔十华里。两姓之间世代联姻。外公回来后也置了点薄产,日子能过。后来,外公早早地去世了,外婆就一直寡居。“土改”时划成分,划的是“小土地出租”。
母亲出生于民国元年,在一所女子学堂读过几年书。出嫁时十七岁。父亲也才二十岁。拜堂成亲的当天,两口子就不和睦,心里不高兴。原来,母亲虽然也缠过足,但未缠成即放开了,足比较大。而父亲的足并不算很大。成亲时作兴穿“同鞋”——妻子的鞋必须放在丈夫的鞋子里面(不知是谁想出的歪点子)。“同鞋”由女方做好后送至男方,成亲时穿。为了能“同”进去,就把父亲的鞋做大了一点。拜堂成亲时有许多礼仪,父亲的鞋大了,不跟脚,容易掉。于是牢骚满腹,迁怒于人, “咕哝”个不停。母亲说,从成亲那天起,她就承受父亲的责骂与“咕哝”了。
父亲真是不讲理,“同鞋”又不是母亲所做,能怪她吗?再说,鞋大了,凑合着,礼仪完毕不就没事了吗?父亲是个不随和的人。
  父母亲虽然不合,但日子还是照常,外人也看不出来。以前的婚姻就是牢不可破。要是如今,早就“拜拜”了。
  母亲却一直未能怀孕。这是个大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那年月,未能怀孕,没办法体检,也不知道体检,却异口同声地怪罪女方。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父亲便娶了二房。就是我的二妈,实际称呼“姑妈”(意即父亲的妹妹)。“姑妈”家住在黄田村口不远的高村,比较贫寒。据说是帮我们家采茶时,经人从中撮合的。“姑妈”很能干,耘田割稻,采茶叶打猪草,样样在行;比父亲小了一“属”。
  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不久,母亲怀孕了,生下我。那年父亲三十三岁,母亲三十岁。在当时已经是少有的大龄男女了。一家人如获至宝。太金贵了,怕养不大,给我起了个女孩名字,小名“腊妹妮”(腊月二十二出生),说这样好养。此后,两房妻子竞争似的,各生一男一女。数年间,父亲便有了四个儿女。
  母亲为什么婚后十三年迟迟不生呢?这是我第一要感谢母亲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母亲是在不自觉地护佑我,让我能逃过后来的 “反右”运动。如果我早三年出生,极有可能遭遇“阳谋”,被打成“右派”的。而我又不会顺应时务,不善于掩饰保护自己,性子又急,多半会因此丢掉性命。这就叫宿命。我不相信鬼神,但相信宿命。因此我要祷告苍天,感谢母亲!除了母亲,还有谁能考虑得如此仔细如此缜密如此执着呢——自己什么委屈都可以承受,就是不让儿子早早地来到人间。
母亲是个愿意牺牲自我的人。黄田村多半是这样的家庭模式:男人外出打拼挣钱,女人在乡间当家理事。母亲既嫁,便渐渐担负起当家的担子。一般人只知道当家人光鲜一面,而不清楚其艰辛一面:既要对男人负责,又要协调方方面面关系。要管理家产,要权衡利弊,要把握得失,要考虑全家男女老小的利益。要稳得住长工短工,要应酬场面上的往来。尤其国共两党内战年代,两边武装“拉锯”不停。三天前国民党自卫队来了,要什么什么;三天后共产党游击队来了,要什么什么。当家人都必须出面应酬。人家有枪有刀,杀人像杀鸡一样轻巧,一样随便。当家人提着脑袋软磨硬泡,巧于周旋,苦苦地厮守着这个家。半夜三更被一班枪兵敲开门来,恶言恶语教训一番,吓得瑟瑟发抖,是常有的事。及至送走枪兵,才敢摸一摸项上脑袋:啊,还在!复又上床睡觉,已经鸡叫二遍了。
   “土改”的时候,母亲以一个“妇道”之人,极力维护祖父与父亲的安全,任宰任剐毫不推三缷四。村里的“农会”要她“交出”父亲时,她一面“放风”说父亲 “跑到台湾去了”,一面在村长李子学的帮助下,以一担稻谷的代价,“派出”一名中年男子去郎溪找到父亲,叫他避避风头,千万不能回来。中年男子回村以后便谎称找不着父亲,“都说跑到台湾去了”。这都是李子学的点子。李子学是个大好人,从来不“人五人六”。按照官方说法,“立场不稳”。母亲当然知道,父亲如果回到黄田,自己便可以“一身轻”了。但她不,舍我其谁,自己下地狱了。“土改”之初,她到溪头“牛王殿”求过签,问“土改”事。签上说“来似猛虎去似马”。“牛王殿”里供奉一尊不大的塑像,俗称“牛王老爷”,牛首人身,似妖似怪;香火却十分旺盛,在东乡呼声甚高,都说灵验。母亲一面作好了被“猛虎”呑噬的准备,一面“自救”。她要我随她一道去向村干部求情,企图得到他们的怜悯与同情。我不去,母亲落泪了:“人到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才这么做。前世作恶遭报应,今生罚我受苦受难。我自己倒没什么,你才小小年纪,硬是跟我受罪,娘心里不忍……”说着就泣不成声了。我没再执拗,答应随她一道去求情。母亲说:“别的事你不管,只管磕头就是了。”先去村长李子学家,很近。一进门,没等母亲开口说话,我便双膝跪下,趴在地上直磕头。学老爹(人们都如此称呼他)连忙搀起我:“做么的呢?做么的?”母亲说:“……从前我们剥削贫雇农,造了孽,该当报应。只是伢宜还小,他没有剥削,求大家给他一条路走……”学老爹连连摆手:“快不要这么说!二老爹是个正经人,我们清楚……都是天上星宿下了凡,注定一些人要遭难……你也不要怕,把伢宜们带好,事情总会过去的。”第二个要去的树老爹家,也不远。树老爹叫朱成树,是祖父的远房堂弟,“解放”前孑然一身,家徒四壁,赤贫。祖父与族中人商量:“总不能看着他断绝香火呀!”于是大家凑了些钱,以四十块大洋买了个外地女人让他成亲。女人名叫代姑,小他二十二岁;生了个儿子,比我大一两岁。因为一贫如洗,成了坚定的依靠对象。“土改”工作队一来就住在他家,派他担任农会主任。树老爹偎在灶门口,扒了火在烘暖。见我朝他磕头,既不惊讶,也不起身。听母亲说明来意,淡淡地说:“这个事情我也作不了主,都听土改队的。不过唛,一笔难写两个朱,我不会多事的。”第三个是妇女主任,住在“笃诚堂”附近、快到马冲的地方,比较远一些。好像她姓谢,是外地来的,大家都喊她“新娘子”。这个“新娘子”年岁不大,风韵犹存,能说会道,像个干部样子。见我捣蒜般地磕头,她连忙将我扶起,又撢了撢我裤腿上的泥灰,神情严肃地对母亲说:“你能认识到自己罪过,是对的。我们贫雇农坐天下,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些地主富农,消灭剥削……你也不要乱跑了,在家等着处置吧。”讨了个没趣,一路上心里怦怦怦地跳,打鼓一样。
“土改”中,母亲被关押,被罚跪,被吊打,都默默地承受了。也曾经绝望过:解下裤带自缢。裤带却断了,未遂。她事后告诉我:“那一刻,我想到天不绝我。”于是放弃自缢。其实是裤带不结实,承受不了重力。否则,早就没命了。
母亲是个严慈兼济的人。因为父亲常年不落家,对于我来说,母亲既是慈母亦是严父。生活上百般照料,唯恐我受了委屈。而品质教育上则又严格从事,毫不含糊。我 “发蒙”上学第一年,并不是上学堂,而是进私塾。先生朱童辉在“新德堂”开馆,有十几个学生。童辉先生老了,晚上睡不着,便早早地起来。竟要求学生也早早地上学。不知为什么我也亢奋不已,夏天的一段日子里,天未亮就要上学。显然是无理取闹。母亲却不责怪,服侍起床以后,将我送去。路过一段竹园外围时,竹影斑驳,唦唦有声,月亮还没下山呢。及至吃早饭的时候,母亲又将早饭送到学校。母亲不但毫无怨言,还说“儿子这么喜欢念书,娘心里高兴”。真不知道是迎合哩,还是溺爱。第二年,私塾闭馆,我到村里“洋学堂”上二年级。算术却跟不上。母亲便凭她那点“女子学堂”基础,循循善诱地教我,终于让我跟上班。
考初中通过笔试以后,还要去泾县中学体检。黄田小学不管了,母亲送我。母亲背了一小袋米(不记得几斤了),带了干粮(锅巴)和辣椒酱,还特地买了几块酱油豆腐干。天未亮启程,陪我步行到泾县,七十华里。中途在伏梓溪一家卖茶水的凉亭歇下来,付二分钱茶水费,泡锅巴吃。母亲只吃辣椒酱,说:“酱油干子你吃,你怕辣。”当时,一角钱可以买十二块干子,母亲却舍不得吃。今日记起,心里怎么都轻松不起来。到了县城,母亲找到朱永辉先生家,将带来的米交给辉先生妻子达姑婶婶(“统购统销”了,各家的粮食定量都不多,有钱都买不到,探亲访友是要带口粮的,否则人家接待不起),就在他家吃住了。好在大热天,睡的是凉床。完成体检,我们很快就回来了。还是泡锅巴,还是吃辣椒酱。母亲一路上谈笑风生,异常高兴。说:“五个人赶考,考上你一个,我当然高兴。”那心情,简直有点骄傲了。我却担心体重太轻,通不过——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体重只有三十公斤,校医当场就说太轻了。
收到录取通知,母亲为难了:念吧,没钱;不念吧,可惜。她先是带我去求父亲的一位朋友。朋友一直经商,家里没有多少田,成分不坏,自己在供销社工作。母亲说,这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不差似亲兄弟。能借几个钱,把开学的费用对付过去,就好了。然而一无所获。母亲感叹不已。其实也不能怪人家,那时候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尔后,母亲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唯一的一张床卖了,把我送进初中。
母亲对我的管教是很严厉的。五、六岁的时候,我到邻居家去玩。邻居父子俩都在江西景德镇经商,家里有一些乡下没有的新鲜东西。比如手电筒,我看呆了:怎么一摁就亮呢?玩着玩着就起了歹意,悄悄地将它“摸”到家里来了。母亲发觉以后,将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拉我去人家认错,还人东西,赔礼道歉。我不愿意去,要求母亲去还。母亲怎么也不迁就我。我觉得母亲伤了我的自尊,大跌面子,耿耿于怀。后来才认识到,母亲做得对:小小年纪就 “摸”人家小东西,大了就可能偷大东西。她的儿子不能是个贼。虽然打得狠了些,确实也让我“长了记性”。
母亲经常打我,都是我不听话的时候。打得很重,我却不哭、不叫,犟起脑袋任她打。常常是母亲先哭了,哭得捶胸顿足,诉说自己如何如何命苦,如何如何无能,老的小的都照应不好,还不如死了算了…… 每每如此,我的心便软了,跟着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认错。长大才知道,母亲活得太艰辛了,郁闷在心,无力排遣。我又不懂事,惹她生气;不打我又能打谁呢?所以并不怪她。而今,真想母亲再来打我一顿,无论多狠,我都乐意。却无法遂愿了。
辛苦劳累艰难凶险,贯穿母亲一生。“土改”以后,母亲顶着这个倒霉的门户,一边要承受没完没了的监督改造批判斗争,一边要想方设法养家糊口。没有任何接济。她代人家服侍“月子”,一个月挣六元钱。这六元钱可不好挣啊,除了服侍产妇,照应婴儿,还要操持顾主一家的家务,直至喂猪喂鸡喂狗。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要敲开池塘冰封洗衣衫洗尿布。那是个什么滋味,该不难想象吧。她擅长针线活,长年累月代人做鞋,代人纳鞋底。那时候的农村人家,做鞋是件“浩繁”工程,一家数口的鞋都落在主妇身上,工作量很大。而纳鞋底又是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活,稍有能耐的人家都愿意请人纳鞋底。母亲便因此获得一线生机。她也从这个窄窄的缝隙中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拼命地揽活。白天要下地,晚上才能做针线。我经常一觉醒来,看见她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纳。一灯如豆,昏昏暗暗,周遭一片怕人的寂静。逢年过节,活儿多,经常做到鸡叫头遍才能睡觉。纳鞋底是个苦活,每一针都要于手腕处使暗劲。否则鞋底就是“泡”的,不结实。母亲的手腕变了形,眼睛也越来越不济,早早地昏花了。
母亲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交出一批活,结到一笔工钱的时候。工钱不多,也很满意了。做两个好一点的菜,一家人过年似的,放开肚子吃上一顿。一个中秋的夜晚,妹妹早早睡了,母亲与我在宅内巷子里赏月——巷子很窄,只是比天井长一些,是赏不到月的。但能看见映照在墙壁上的月光。母亲坐在椅子上,将我搂在怀里,把一件一件的往事说给我听。说她从前上学的时候,怎么怎么爱漂亮;说她与父亲的“八字”不合,嫁过来就没顺过心;说下辈子投胎怎么也不做女人了,女人好苦;说父亲其实也不容易,不知道现在过得如何。说希望我好好读书,长大了能在公家做事……月光如水,秋虫唧唧。每每忆起,似乎还沉浸在当年的情境之中。
母亲偶尔也唱歌。唱得不好,但也不是五音不全。她说她小时候在一个教堂里唱过歌,且不止一次两次。而此刻却只会唱“孟姜女哭长城”,唱“正月里来”,唱得很凄情。
1957 年之前,因为“统购统销”,粮食就开始紧张了。但日子还是能过,无非是搭食杂粮,如六谷、山芋、泥豆,还是能吃饱的。1958年,“大跃进”开始,灾难就发生了。这一年“大办钢铁”,上面给每家每户派任务:交废铁。所有废旧铁皮、铁钉,包括宅门上的铁环、铁插鞘,都拆下来上交了。还是完不成任务。母亲不得已,将家里一张旧锅砸碎上交,同时抱怨了几句。就这样,母亲被逮捕了。这是听黄田老辈子说的。其实也只是个诱因。即便没有这回事,母亲也是逃不过去的。正如她所说:在劫难逃。
后来,母亲被押到歙县劳改茶场去了。
后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行至“大夫第”,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颜生富是黄田大队队长,那时候叫黄田营,他是“营长”。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一起冤案,一条人命,就这么轻轻悄悄打发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然而,“撤销判决”总比不撤销好。尽管于事无补,心里还是多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对于社会,母亲是个极普通的农妇;而对于我,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没有母亲的生育扶养,关心照应,乃至于缜密护佑,就没有我。有人把这个比作母亲,把那个比作母亲,我以为无论矫情与否,都是谎诞不经的;是对母亲的亵渎。
母亲就是母亲。母亲是唯一的,无可替代。
感谢母亲。                    

             
榔桥遗梦

             叶小伢

除了养父母和我,家中还有个年轻人:叶小伢。
叶小伢的身份有些特别:既似主人,又似帮工,还似学徒。据说,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几年前来到榔桥,跟着养父做“下手”。从磨黄豆开始,煮浆,做豆腐,包干子,乃至熬糖,一样样学来。可以顶班了,只有“点膏”、“炒色”、“沤制臭干子坛”,这些技术活还不全会。而今养父年岁大了,体力差了,已经离不开他了。
叶小伢称呼我养父“伯伯”,而不是“老板”、“师傅”;称呼我养母“姆妈”。难怪我初次入门时,养母特地打我招呼:“这是你哥哥。”于是我就一直喊“哥哥”。我有点懵了:既然已经有了儿子,还要把我过继来干什么?原来,养父母失去最后一个亲生儿子以后,叶小伢就托人出面,要给他们做儿子。养母一口答应,但养父不同意,说他是外姓。养母虽然专权,但在那个年月,这种大事还是由男人作主的。
天蒙蒙亮,叶小伢就起来了:磨黄豆。把泡了一个晚上的黄豆盛在盆里,搁于磨盘上。以便推磨中不时地将黄豆舀进磨眼。推磨是借助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柄和一段绳索。木柄的一头卡在上片磨盘的侧面,另一头紧紧地贴在腹部;绳索的一头固定在木柄中间,另一头套在磨盘上片的一个固定点上。推磨人围绕磨盘行走,不紧不慢,一圈,一圈。于是磨盘的上片也就一圈一圈地磨动起来。黄豆磨碎了,淌出白白的豆汁,落进磨盘下的大盆里。据说,磨“一作”黄豆(通常是七斤),要走八里路。
一边磨黄豆,一边大锅烧水;黄豆磨完,大锅里的水也烧开了。于是“冲浆”——一瓢一瓢的开水倒进盆里,搅拌。然后“滤浆”——滤出豆渣,把雪白的豆汁倒进大锅——“煮浆”,揭豆腐皮。再把煮滚的豆浆倒进缸里。这时候,养父也起床了,由他“点膏”。就是把一定比例的熟石膏研碎,冲进豆浆里,搅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就凝固成“豆腐脑”了。 
这时候,叶小伢总是站在旁边,认真地看着。养父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有时候,也让叶小伢试试身手。其实叶小伢也可以“点”,只是不稳定,有时好,有时不那么好。养父不放心让他单独操作。
整个上午都很忙。打水豆腐:舀出豆腐脑,打成小块,搁置在一个大水盆里,卖,一百元钱(即一分钱)两块。做老豆腐:把豆腐脑搅碎,舀进一个尺许见方的木框里(事先垫好白布),盖上木板,压;待压成适当硬度时,缷下木框,就成老豆腐了,八百元(即八分钱)一斤。包豆腐干:酱油干子用蒲包袋子包,很小,一个蒲包袋只能包一块,很费工夫,八百元买十块。养父包的干子均匀,规整,大小厚薄几乎一样,像是工艺品,很好看。做千张:一只长方体小木框,一幅窄而长的白布垫在框里,铺一层豆腐脑,摺一层白布,如此折叠,直至整个木框铺满,压;压成以后,再一折一张地撕去白布,一张张的千张就成了。怪不得叫“千张”。把千张切成小条,挽成结,与肉一起煮,叫“千张疙瘩烧肉”,那味道比肉好吃。
吃过午饭,就没多少活了。只是捡场,洗涮工具,煮干子,挑水以及淘洗第二天用的黄豆。这些零碎活要不了多少时间,叶小伢可以自由活动了。或是去街坊串门,或是听艺人说书,或是到附近乡村去耍。若是夏天,则十有八九是捉鱼。叶小伢捉鱼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大河中下丝网。二是真正意义上的捉鱼,徒手。屋旁边有一条水渠,不到两米宽,是从大河里流过来的。其中经过水碓后的一段很深,据说一个男子打不着底;到了我家旁边又浅了,然后不紧不慢地向一片田野中流淌而去。水清如镜,能看见许多鱼儿在游。有淘米者将米箩一入水中,那些鱼儿便急冲冲赶来争食,也不怕人,赶都赶不走,就像养在池里一般。如今,只有到公园的鱼池才能见到了。但鱼池里的鱼肥溜溜,臃肿、迟缓,没有野鱼的灵性。
水渠两岸由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天长日久,形成大大小小的石洞与缝隙,藏满了鱼。叶小伢水性好,能憋住气,把头埋入水中,将手伸进洞隙捉鱼。小鱼是不要的,最小也要有三四寸长,大的有一二斤重。叶小伢捉鱼有瘾。他说:把手往洞里一伸,鱼在里面扑扑扑直跳,一把抓住,心里不晓得有多快活。也有抓住以后滑掉的,那鱼便扑嗤一下无影无踪了。叶小伢每每懊悔不已,坐在水里半天不挪身子。第二天他再到这儿来,伸手探洞,空无一鱼;第三天他还到这儿来,还是空无一鱼。养母笑了:“你真比鱼还痴。鱼都晓得不再去了,你还去。”叶小伢笑笑,猛地一拍大腿:“哎呀——真可惜!少说也有二斤重呐!”
逮鱼人常常不爱吃鱼。这话一点不假,叶小伢就不爱吃鱼。恁你把鱼烧得多好吃,他从来不伸筷子。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不好吃。”又问“那你为什么捉鱼?”他说“有劲。”但他喜欢看别人吃鱼。准确地说,他喜欢看别人吃他捉的鱼。别人吃得越开心,他就看得越开心。有时候,养母搛条鱼搁在他碗里,硬是要他吃。他也不吃,将那条鱼搛给我,问:“好吃?”——“好吃。”——“怎么好吃?”——“鲜。”——“你能吃几条?”——“三条。”——“好。我要把那条鱼捉到,给你一个人吃。”
还是没忘记那条逃窜的鱼。
一次, 叶小伢来到水碓附近,一个“猛子”扎下去,伸手去掏洞。洞里有鱼在跳。待他捉住鱼往回抽手时,却卡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他有点慌,连忙将鱼放了,试了几回,还是出不来。他真的慌了,心里想,难道要呛死我不成?一咬牙,猛地一抽,手是出来了,水面上荡起一团红晕……
  养母替他包扎好伤口,便黑起脸来大骂一通。还不解恨,捡来一根竹丝鞭,一边抽打他的屁股,一边嚷:“出了人命怎么搞?看你可记得?看你……”竹丝鞭很细,打在身上一点不痛。叶小伢窃窃嬉笑。
不知道哪天开始,叶小伢不捉鱼了,不听书了,也不串门了。干完活就倒在床上睡觉,把脸捂个严严实实。谁说话都懒得答腔。
大家猜:叶小伢心事重了。
叶小伢看中一位姑娘,家住附近农村。两个人谈得来,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本当十分简单的事情,女方家长却要一笔很重的彩礼,叶小伢拿不出。养母愿意掏私房钱帮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当口,大堂那边的药店老板悄悄来了,见他气色不好,来看看。
诊脉。察看舌苔。药店老板说没什么病,情志不遂,三焦阻塞,心里有什么疙瘩解不开。一旦解开,就好了。
叶小伢呆了:真神医呐!便把心中疙瘩和盘托出。
药店老板说愿意帮忙。
叶小伢浑身一热,说:“你倒是好心借,我哪天能还清呢?你不急?”
药店老板说:“不是借,是承担。不要你还。”
“有这门好事?”
“有个条件,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什么条件呢?药店老板说,这女子要陪他睡觉——不多,每个月不超过五晚上,时间一年。说“反正住在一个大门里,方便。”还说这叫“靠”,女人“靠”个男人,是常有的事,不奇怪。
叶小伢心里一颤,没有吭声。
药店老板说,他还可以负担成婚时的一切开销。
叶小伢还是不吭声。
药店老板又说,再负担那女子一年的生活费,每月八万块(旧币,即后来的八元)。那时候大米价格六万块钱一百斤,八万——不少了。
叶小伢依然没吭声,但有点动心了,悄悄问养母:“划算不划算?”
养母思忖了好一会,说:“真正讲起来,也没什么不划算。不就是那点事么?又不掉块肉。结婚证上是你的名字,他还能把你老婆拐走不成?再说,那老东西大把年纪了,瘦得三根筯,不定哪天见阎王哩。”
叶小伢说:“我也这么想。要不要跟伯伯说呢?”
“要说。这也不是个小事——我来说。”
养父正好多喝了几杯酒,听了这番话气不打一处来,太阳穴上青筋暴胀,大骂起药店老板来:“这个狗日的,只顾老牛吃嫩草,不是糟蹋人吗?”
骂完人家,又骂自己人,怎么都劝不住。大屋里特别静悄,只听他一人在骂。
第二天,药店老板一脸铁青。
养父托人疏通,女方竟然把彩礼减了许多。全家人空前团结,为叶小伢办了一桩体体面面的婚事。
药店老板单独送了一份礼,却没有出席婚筵——那天,他出诊去了,很远。

                      
                     张家肉店

对门是爿肉店。没有店号,老板姓张,人称张家肉店。
张老板有个特点:凡是可以不穿衣衫的日子,他都赤膊。宰猪卖肉的时候这样,下乡收猪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工商联开会还是这样。人说“张老板怎么连个褂子都不穿呢?”他说:“热。多层纱不舒服。”
张老板的身板很好看,肌肉发达,黑里透红,匀称,结实,健壮。虽说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半边猪两手一提扛起就走,脸不红气不喘,一点都不费劲。张老板是西南乡人,说话有点难懂。他把“水”说成“洗”——“快给我端盆洗来!”把“毛毛”说成“谋谋”——“这个谋谋长得真好看哩。”
张板奶奶也有五十多了,个头小俏,苗条。头光面光,清清爽爽。见了人开口一笑,绽出一颗小小金牙,硬是多了几分贵气。
夫妻俩没有生育过,先后领养了一对儿女。儿子叫张文才,女儿叫张孟珍,都有十六七岁了。张文才黄田人,父亲是小学老师,姓朱。原本家口就重,“土改”中划了地主,越发不好过了,就把这个大儿子卖给了张老板,“纸”上写的是“高山滚石,永不归宗。”十分的心硬。虽说是年纪轻轻,张文才却一点也不活泼。慢条斯理地踱方步,慢条斯理地打算盘记账。说话声特别小,像蚊子叫,少了点阳气。小学毕业了,不再读书,帮助家里打理生意。张老板一字不识,张文才就负责记账,算账,收钱付款,以及所有关系到文字方面的事情。他一天到晚很少离开店堂,很少离开那张属于他的账桌。账桌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还有毛笔、砚台和墨。账簿很厚,但不复杂,就是赊肉登记,以户为单位,记的是户主名字。如果是户主妻子来赊的,就要注上一笔:妻手;是户主儿子来赊的,就注长子手或次子手。以免时间长了记不清,扯皮。除了账簿,还有一块白漆木板的“流水牌”,挂在墙上,随时可见。那是临时挂账的,又非常客。写:某日,张三赊肉二斤,欠洋几千几百元。张三来还欠款时,当面拭去。不记账的时候,张文才就看书:《七侠五义》,《小五义》,《火烧红莲寺》。还画画:找来几块小小的玻璃,压在插图上,用毛笔描摹。天黑以后,用手电筒照在雪白的墙上。于是墙上便有了人影,叫大家看。张文才说这是幻灯片。而张老板偏要说“打洋片”。他的宝贝儿子会“打洋片”,他心里好高兴。
那年月,小学毕业就算是文化人了。“念了几年书?”——“高小毕业。”不说是小学,而说是高小。一个“高”字区别颇大,响亮而自信,仿佛如今的“研究生”。“高小”全称“高级小学”,六年。而“初小”则是“初级小学”,四年。许多人只念到“初小”,就回家种田了。因此,张文才是张老板的希望——是要指望他传宗接代兴旺香火的。
媳妇都为他定好了,就是张孟珍——眼下是女儿,一圆房就成媳妇了。
张孟珍长得很好看。鹅蛋脸白里透红,一双眼睛清澈如水;五官端正,棱角分明;嘴角微微翘起,一副笑盈盈的样子。和他哥哥张文才不同,她活泼潇洒,走起路来步履轻快,风摆柳一样。嘴又乖巧,逢人必打招呼;一天到晚笑呵呵的,阳光灿烂。
唯独见了张文才她不开笑脸。不但不开笑脸,还总是气鼓鼓的,像是仇恨万丈。不但不喊哥哥,连名字都懒得叫。充其量一个“他”字,或是一声“欸!”不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在,她绝不加入。一家四口吃饭的时候,她总是端起碗到门口去吃。明明与大家有说有笑,他一来,她便扭头就走,招呼也没一个。洗衣服的时候,她常常把“他”的衣服甩在一边,不洗。张板奶奶问她为什么不洗?她回答“就是不洗!”没办法,张板奶奶只好自己洗。有一次,张板奶奶把全家人的衣服搓好了,叫她下河去清,她回来说“他的裤子被水冲走了。”——“那你捞呀。”——“捞了,捞不着。”
大家都不信——认为她故意为之。张板奶奶恼了:“这个死妹妮,也不能这么害呀!还不要花钱买?花我们的钱,也是你们的钱呀。”
张孟珍一面发誓赌咒,一面乐呵呵地笑,好像很得意。
我常常到张文才那里玩,看他写毛笔字,看他“打洋片”,更多的是向他借书看。也常常到张孟珍那里玩,看她洗衣服,看她做鞋子,看她绣花。一边看一边和她说话。她喜欢静静地与人说话,笑盈盈地,一副开心的样子。让人觉得亲近可爱。不像张文才,板了脸,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孟珍姐,你哪天圆房?”我问得很突然。
她倒不诧异,淡淡地说:“跟哪个圆房?”
“文才哥呀。”
“那个死鬼,不干。”
“不是说好的吗?”
“哪个跟他说好了?不干。”
“人家说你看不上他,是吗?”
“是的。”
“那你看得上哪个呢?”
她用手指在我鼻子上猛刮一下:“看得上你!”
“我?我也中?”
“不中。”
“怎么又不中了?”
“你太小。”
“我还要长大的。”
“等你长大,我就老了。”
“不老不老,你才不老哩。”
张孟珍笑了,转而扬起纳鞋底用的锥子,做出一副凶狠状:“再啰嗦,我就锥你的小屁股了。”
一个星期天,张孟珍带我到小白华去玩。小白华离榔桥七、八里路,是个很小的村庄。其实没什么可玩的,就是在村子里走一走,在田埂上走一走。油菜花开了,开得好齐整、好热烈,一片金黄,喷香。一路上她拉着我的手,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她的手白白嫩嫩,好柔软,好细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她身上还有一缕淡淡的清香,悠悠地往鼻子里钻,好闻极了。
半天工夫,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样的柔软细嫩,这样的缕缕清香。
    一个十岁的孩子,第一次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多少天都淡忘不了。
后来,张孟珍结婚了,丈夫是区政府干事。
后来,张文才又念书了,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前年,也就是五十多年后,我在黄田遇上他。他退休了,小孩也大了,日子过得还不错。
张孟珍呢?日子过得也不错吧。


                  烈女庙

从榔桥往旌德方向,过石砌大桥,走完一段极短的街道,往左拐,爬坡,就看见烈女庙了。榔桥小学就在庙子里面。
烈女庙坐落在山腰间,趴在院墙上朝下看,一片田畈,满目青翠。农舍星星点点,路陌纵横交错。背后,则是连绵不断的山坡,林木茂密,郁郁葱葱。庙子不算很大,却也容得下整个学校——六个年级,三个班——都是复式班:高年级,中年级,低年级。进得庙门是个不大的空场,用作操场,升旗,排队,体育课,天晴的日子开会,都在这里。正殿用作大礼堂——其实不大,也只相当于大户人家客厅。后面的房子就是教室、办公室和教师宿舍了。都不成规格,或大或小,边边拐拐。厨房倒不小,有两间房子大,两口大锅,一堂小灶,一张八仙桌,几条连凳。两口大大的水缸,装满了明晃晃的水,滴清——这地方用水很金贵,要到山下面去挑。烈女庙应当是表彰某位烈女而建的庙子,然而办学前却是个尼姑庵。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曾经香火如何,现如今是彻底偃旗息鼓了。只剩下庙门石刻匾额上的三个字:烈女庙,和一只黑溜溜的大钟,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里。还有个不肯还俗的尼姑。有一间小小的披屋,很小的窗子,黑咕咚咚。尼姑在后面坡地上种菜,养鸡,养狗,过日子。不再当尼姑了,帮学校烧锅:给教师们煮饭烧菜,给师生们烧开水,还要给一些学生热午饭——少数路远的学生带来午饭,用蒸笼把饭加热。事情不少,尼姑做得很耐心。
榔桥小学根本不及我们黄田小学。黄田小学用的是培风中学校舍。很大,很气派。有许多空教室,还有三层楼,天桥,花园。再看看榔桥小学吧,那么狭小,那么零碎,教室也不正规,更没有天桥没有三层楼了。没有三层楼的学校,也能叫学校?我心里这么想。
我在榔桥小学只待了两年多,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后来,因为养父母闹离婚,我又回到黄田生母身边。两年多的时间,我好像从没有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学校,一直很“生份”,一直没把它记在心里。时至今日,是没有什么印象了。
倒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让我记住了烈女庙。
1951年初秋的一天,晚饭的时候,养母告诉我:“明天礼拜天,你妈要来,你就不要出去玩了,在家等着。”
“……”我一愣,没有说话。
“你妈想你了。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我有一口没一口地扒着饭。
养母一定以为我会高兴吧。然而我心里却敲起了“拨浪鼓”,烦躁个不停。觉也睡不绵了,做了许多梦。
第二天是个大好的晴天,早饭过后,我便悄悄溜走了。过了石桥,茫茫然不知往何处去,不经意之间,进了烈女庙。我躲在庙子里不出来,所有能进去的边边拐拐,都进去了。攀高弄低,跑上跑下,看看,站站,用粉笔头在黑板上涂鸦,画人画树画房子,转而又一个人“抛七子”,跳房子,打“鳖”,打弹子。此刻真想来个小朋友陪我一起玩,然而没有。突然看见一条小狗,高兴地迎了过去。小狗也看见我了,很友好,在我脚边窜来窜去,尾巴摇个不停。我坐在泥巴地上,与它玩了好一阵。尼姑看见我了,问我怎么老是不回去,快要吃午饭了。又问我是不是被老子娘骂了打了,跑出来了。还说小孩要听大人话,不能一个人乱跑,跑丢了怎么办?我懒得搭腔,心里很烦她,怪她多嘴、多事,别人家的事情,她来管什么?
“花花——吃中饭了!”尼姑吆喝她的小狗了,狗食钵子敲得多响。那个叫花花的小狗,转过头去看了看,又转过头对我望了望,还是走了。走得有些迟疑。
真的中午了,我也该走了。此刻,母亲与外婆一定也在吃午饭了吧?养母招待她们吃什么呢?包子油条?鸡蛋挂面?还是荷包蛋泡发米?她们一定在念叨我了,怪我了,骂我了。此刻,我不能回去——我不能让她们轻易地见到我!于是,我朝坡地上的林子间走去。
我们这地方,早晚两餐干饭。早饭吃得迟,晚饭吃得早,中午不吃正餐,随便泡碗锅巴发米,或者买两个点心,就打发了。所以我不觉得饿,也不渴。热辣辣的太阳照在林子间,留下许多斑斑驳驳的光亮与阴影。走累了,不知不觉地躺在一摊茅草柴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害怕,连忙跑了。跑进家门,养母说“等你吃晚饭哩”。问我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到这时才回来?又说“这小把戏真不懂事,昨天还跟你招呼过了,叫你不要出去,硬是不听,害你妈妈和外婆等了你一天,也没见到你,说不定心里还在怪我们呢。这可是天知道,你不听招呼,我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回嘴,也没有说话,只顾往嘴里扒饭——我是饿了。
养母唠叨了一阵,凝重的神情转而轻松起来,笑眯眯地说:“也好,还能养得乖,没有白疼你。”说着,挟起一块大瘦肉搁在我碗里,“饿了吧,多吃点。”
真没想到,不听招呼,贸然出逃,反倒赢得养父母高兴喜悦,可见两边大人都是看重我的。却苦了我的生母与外婆:那天,她们兴冲冲跑到榔桥,只为看看我——自从我端午节前几天来养父母家以后,她们天天思念,日日牵挂,总也放不下。尤其是外婆,半夜醒来,身边空落落的,硬是少了一个人,也不知道淌了多少泪(我一直随外婆睡)。又不好意思过早地来看我,怕人家不高兴,就一直苦苦地熬着,实在熬不住了,托人带口信试探试探。养父母倒也慷慨,一口应允。说:“是应该常走动的。既然是亲戚了,有什么不好意思?”母亲和外婆高兴了好几天。本指望能骨肉相见一场,没想到我竟然躲起来了。回去以后,她们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是太狠心了!我记仇了,我还在恨我的生母——恨她把我送给人家做儿子。我在想,既然你能狠心地不要我,我就可以狠心地不见你们——我是在报复我的亲人了!
长大以后才懂得:母亲何尝是狠心地不要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实在是为我着想啊!“土改”以后,不光是田地房屋分掉了,就连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家也散了。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日子艰难不说,还背着地主成分,想重新做人都没机会。为了我的前途,为了我日后不至于太穷困艰险,母亲才决定把我送给人家做儿子的。这好比我们一家同遭火灾,绝望之际,母亲想到的首先是把我推出火海,让我另求生路,免得一同遭难。这有什么不好?我不但应该体谅母亲,还应该感谢母亲才是。而我却无端地记恨在心,伺机报复,无异于在亲人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还揉了几揉。我是太阴暗太狠心了!
好在两年后我重回生母身边,得到她的谅解。然而几十年来,这件事却一直梗在心里,时时想起,悔恨不已。
因此,我记住了烈女庙,记住了庙里的尼姑,和她的小狗花花。

         
                     区政府

区政府就在上街头,离我家很近。一个大大的房子,房子里面一个大大的敞厅。敞厅的正面是大门,其他三面是一个个小房间,全是木板结构,不隔音,还有大大小小的缝隙。房间上方是楼板,楼板上面是极矮的小楼,一般用作堆放杂物,极少住人。这些小房间或用作办公,或用作宿舍,或用作办公兼宿舍,简单极了。敞厅中央搁置着一张又长又大又笨重的木头桌子,桌子两边是一条条长凳,开会用。有一次,一位青年团的干部结婚,讲究新事新办,在这里开晚会,围了许多人,我也挤进去了。长桌上摆放着花生瓜子糖果香烟。一对新人站在中间,衣着整洁,满脸欣喜。雪亮的汽灯,质朴的讲话,善意的逗弄,开心的争辩,热闹极了。
区政府的大门口是个不大不小的操场,树立着一对篮球架,是请本地木匠制作的,很粗糙,不规范。球场也不规范,泥土地面,雨水一浸就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宕。然而这已经是镇上唯一可以打篮球的地方了,经常有人在这儿打球。操场没有围墙,谁都可以来玩。我和一班小朋友经常在这儿“跳房子”,“打弹子”,“躲猫猫”;有时候也打球。不上学的日子,只要有人站在街中心一声喊:“喂——到区政府戏去啰!”立刻便有人从两边店铺窜了出来,三三两两,推推搡搡——都是头十岁小孩。戏,就是玩。方言。
中街上住着一对中年男女,开了爿小百货店。店虽小,口气却不小。门楣上写:京广百货一应俱全。其实就是卖些针头线脑袜子手帕。老板天天走乡串户,挑一副京货担子——两只竹编的筐篓,有屉,有挂勾,摆满挂满了小物件,琳琅满目,清清爽爽。老板——就是货郎,头戴草帽,脚穿麻编草鞋,一手扶扁担,一手拿“拨浪鼓”,时不时地摇一摇:拨咙——咚!拨咙——咚……声音亮而厚,多远都能听见。于是老人小孩姑娘嫂子们陆陆续续拢了过来,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一番讨价还价过后,有人揣着货物高高兴兴地走了。有人却兴犹未尽,拿不定主意;有人没有钱,问鸡子收不收。货郎说“收呀,怎么不收?” ——“多少钱一个?”——“五百块钱三个。”说的是旧币,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五分钱三个蛋。鸡子就是鸡蛋。——“嗐哟——还五百块钱三个,市面上一个鸡子二百块哩。”——“是的,市面上是二百块钱一个,可我总不能一点不赚呀。”说白了,他收六个鸡蛋,可以赚一个。也是针头上削铁。于是有人拿来鸡蛋,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兑换货物。货郎便一个个地仔细检查,确认完好无损了,把蛋收藏在箩筐里。
换的换了,买的买了,货郎收拾担子,挑上肩,“拨咙——咚!”走了。脚步很慢,很轻盈,一转弯,不见了。远处传来一串犬吠声……
老板娘应酬门面操持家务。晌晚,老板一进门,洗脸水端来了,洗脚水端来了;菜也上桌了,酒也上桌了。小日子过得平平静静。
两口子生有一男一女。女孩大些,恬静斯文,听话懂事;男孩则生性顽皮,怕读书,爱打架。哪里人多往哪里跑,总喜欢肇点事端惹点祸。上课的时候,他在同学背上画乌龟,惹得哄堂大笑。老师将他调到前排,放在眼皮底下。他竟然拈来一些小小的粉笔头,当老师背过身去板书的时候,他便用粉笔头砸老师,一砸一个准。老师问谁砸的,没人说话;一个个地打听,也没人敢说。老师没办法,只好将他又调到最后一排,一人一张桌。说:“随你听不听,只要不妨碍别人。”
老板娘也没有好的管教办法,犯事了逮住一顿打。边打边问:“下次可敢了?”——“不敢了。”——“记不记得?”——“记得。”——“大声点!”——“记——得 ——”答应得十分干脆。放暑假的日子,男孩更是不落家,一天到黑泡在河里。也有十一二岁了,却经常裤衩都不穿一条,赤身裸体招摇过市。老板娘来了,他就跑;追得快,他跑得快;眼看就要追上了,他卟嗵一下跳进河里,一个“猛子”——不见了。
老板娘站在河边干骂。
老板娘与我养母关系比较好,常走动。小男孩对我还算客气,不即不离,相安无事。一天,小男孩弄来个大篮球,邀我去玩。这么大的篮球通常都是大人们玩的,我们小孩也能玩,觉得很高兴。于是七八个小孩分成两边,传球,抢球,投篮,玩得不亦乐乎。我很高兴和小男孩分在一边,因为他十分泼皮,能跑能抢,生龙活虎。而我就差多了。但能跟在这样的能人后面跑,也是痛快的事情。尽管我拿球的机会很少。
区政府一名干事也来了,站在边上看。还不时地吆喝,招呼这个人怎么怎么,那个人如何如何。好像很开心。突然,他指着我:“你们不要跟他玩!他是小地主!”
众人哑然,停下来,目瞪口呆。区干部再一次指向我:“就是他!他家是黄田的地主!”
众小孩似懂非懂,依旧呆呆地看着他。
“他是小地主!你们不要带小地主玩!”
于是全场哗变。原来与我一边的泼皮小男孩首先跳起来:“啊——不带小地主玩!不带小地主玩!”
不带我玩,我就不玩。我又怕又恨地瞪了区干部一眼,悻悻离去。我认识:区干部姓汪,叫汪顺初(音)。
泼皮小男孩不让我走,将我拽到操场中央,众小孩围成一圈,一边吆喝,一边用球戏弄我:“小地主!小地主……”
汪顺初站在一旁,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泼皮小男孩还用球往我身上砸。用力倒不重,不痛,但十分挑衅。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咬着牙,默默地应对着。突然,当泼皮小男孩几次三番假装给我球,而又立即收回的时候,我猛地抓住他一只手,凶凶地咬了一口——鲜血直淌……
我傻了。众人都傻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汪顺初喊起来:“小地主咬人了!小地主咬人了!”
众人一窝风地跑了。泼皮小男孩连忙将伤口捂住,往回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养母狠狠地骂了我一通,连忙舀了一升发米,拿了四个鸡蛋,拉着我,赶上门去赔礼道歉。老板娘并没有为难我,甚至都没数落我一句。只是淡淡地说:“小把戏嘛,都不懂事,哪有那么好?”
我真的好感激。
我只是不懂:我们小孩好好地玩耍,你汪顺初何至于来这么一手呢?我与你无怨无仇呀!弄得我们两斗俱伤,你又得到什么好处呢?
人心叵测。


                      学  徒

1954年,我十二周岁,在黄田中心小学毕业了。家境贫困,无力升学。母亲说:“还是学个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总比务农强。”我也觉得好。母亲又说:“学个木匠吧,你拿不动斧子。学个瓦匠吧,一身灰浆一身泥,吃不消。只有针匠轻巧。你也斯文,坐得住。”
于是决定学针匠,就是裁缝。黄田人管裁缝叫针匠。
村子里针匠不少,母亲去找“大夫第”江师傅。为什么偏要找江师傅呢?母亲说他手艺好,找的人多。再说,他有机子。别的针匠都是手工,他用缝纫机了,针脚笔直,一扎齐。你去了,能学机子。机子学会了,还愁没饭吃?母亲想得好简单。
 江师傅同意收我为徒。约定中秋节第二天上门,正式拜师学艺。口粮自带,每月三十斤米——“统购统销”了,各人有各人的配给口粮。人到哪里,必须把口粮带到哪里。
    师傅江益荣,虽然做针匠,一天到晚屁股不离板凳,性格却外向,不呆板,喜欢说笑话,喜欢唱京戏。是黄田村业余剧团的“名角”,每逢演出必不可少。师傅主工 “须生”,《甘露寺》、《秦香莲》、《群英会》、《徐策跑城》,都有他的戏。他身高中等,不胖不瘦,脸特长——俗称“马脸”。这“马脸”平时不好看,但戏台上“髯口”一戴,特别经看,特别舒服,真怪。师傅说他这张脸就是为“髯口”长的,硬是多了几分得意。也经常为别人配角,哪怕临时扮个“中军”、“衙役” 什么的,他都乐意。他说管他什么角儿,上了台就快活。有一次,《打渔杀家》里面他扮个“教师爷”,小丑。“教师爷”展露拳脚,摆“架势”:两臂平展—— “扁担!”车过身来又是两臂平展——“担扁!”再收起两臂,笔直站立——“双响!”对方不解,问:“从何说来?”“教师爷”指着自己裤裆说:“这是引子,一点火,嘭——叭!”于是台下哄堂大笑。“双响”是一种爆竹,炸两响,也就是“二踢脚”。我不懂人们为什么大笑,后来才知道,噢——这么回事。
我对师傅充满好奇。
   “大夫第”是个较大的院落,一湾小溪门前流过,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师傅家住在其中一个大敞厅左边,右边则是我的同学朱世久家。同学的父亲一直在上海,只有老爹、母亲和他住在黄田。1958年“大跃进”前夕,母亲带着他投奔上海去了——这是后话。老爹名叫朱炳文,人称尊老爹。尊老爹主动叫我与他同寝,说不要开铺了,省得麻烦。母亲说不好意思,太经吵了。“经吵”就是打扰,方言。尊老爹说:“不要紧,我的床大,被子也多,一人一个被褥筒。两个人住一起也热闹些。”于是母亲万千感谢。
尊老爹爱干净,经常晒被子。冬天,还用铜脚炉烘被褥。我也沾光了,很暖和。如果不是尊老爹热心肠,我会多受许多冷冻的。
学徒生活是十分苛刻的。天刚亮就起来生炉子——俗称“烧冷灶”。冷灶很不容易烧,要用松毛、细细的引火柴,再架大柴。小心翼翼,唯恐熄火。烧热水,烧开水,洗茶杯,扫地,抹桌子,泡茶,给师傅打洗脸水。烧饭——我不会,师娘手把手地教。挑水——有一担杉木水桶,是师傅用的,太大,我挑不动。于是师娘弄来两只洋铁桶,做了副小水桶,让我挑。下河洗菜,捶抹布,洗衣服。吃饭时要为师傅盛饭,双手捧上。吃过饭洗碗,涮锅,捡场。用“三六表”裁成窄窄的纸条,搓“媒子”。那年月用“洋火”(火柴)是奢侈的事情,几乎家家都用“媒子”。“媒子”在火坛里点着了,用嘴一吹便燃起明火,用以烧炉子,用以抽旱烟,用以点灯。一大把“媒子”装在条桌上的“帽筒”里,整整齐齐,倒也别致。晌晚时要擦拭煤油灯,擦拭灯罩。师娘爱干净,叫我将灯罩拿到河里去洗,说洗过以后雪亮。灯罩极薄,搁于水中稍不注意就碎了。师娘没有责怪,说“算了。下次注意点。”下次又弄碎了,我心里发虚;连忙跑到外婆家,拿过灯罩就走。外婆说“那我怎么点灯呢?”又说“你还是拿走吧,我再想法子。”外婆住在“长房”里,很近。还要到榔桥买米——统购统销了,配给的口粮都要到榔桥粮站去买。师傅说“就买三十斤吧,多了你也挑不动。”是同隔壁朱世久、朱永龙一道去买的。我还是越来越吃力,咬咬牙到了四座牌坊,眼看就要到家了,可就是挑不动了,一个人落在后面。他们回到家同我师傅说了,师傅赶来接我。师傅在前面挑担子,徒弟在后面甩手,我无地自容。
师娘生下小儿子不久,才几个月,我还要下河洗尿布,还要带她的大儿子玩。大儿子四、五岁了,却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叫,能发最简单的音节,师娘说他是“半哑巴”。这个“半哑巴”很嫩生,走路也不稳当,一脸的傻笑。他似乎很喜欢我,一天到晚跟在我后面。我也喜欢他,因为我也想玩,却没人跟我玩(也没工夫玩)。只有他,铁了心地跟着我,不离不弃。有点什么事情了,或是有什么想法了,他都来告诉我,哇啦哇啦比划半天。时间长了,就能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他于是很高兴,觉得我很贴心吧。
然而师傅不高兴了,对师娘说:“人家是来学手艺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你不能什么事都叫他做。学不到本事,怎么向他娘交待?”其实我喜欢帮师娘干活。学手艺,太枯燥了。
师傅从穿针引线教起,各种针法一样一样地教。整天就在一块布上“操练”,缝了拆,拆了缝,没完没了。就是不让我沾机子边,摸都不让我摸,只能看得眼馋。师傅好像看出我的心事,说:“不要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字要一撇一捺地写。基础不打牢,害了你。”日后家里缝个什么,都是亲自动手,家人见了觉得奇怪:一个大男人怎么用起针线来如此娴熟呢?当年师傅教的。
村里人常说师傅是“菩萨儿子——神种”,就是聪明乖巧的意思。师娘却长了一副白痴模样,被师傅看不起。她经常找点话跟师傅拉呱,而师傅并不多搭理。师傅做活的时候,她常常抱着孩子呆在他身边,用孩子的手去掏他一下,撩他一下。有时候师傅车过身来,在孩子脸上吻一下,她便能高兴半天,好像吻了她似的。更多的时候是厌烦:“去去去,不要耽搁我做事。”师娘也不恼,一边解嘲一边怏怏离去。
师娘也有恼火的时候。那多半是因为“吃醋”。河对面有个寡妇,年纪虽然不小了,却过得清丝丝的,风韵犹存。她经常来玩,同师傅说这说那;师傅也客客气气地听她说,一脸笑容。师娘不高兴了,同师傅说:“喊她以后少来。不要脸,还看麻雀呐。”师傅说:“她要来,有什么法子?”——“我有法子,我来骂她!”——“你不要犯不楞!”“不楞”,方言,就是头脑不清的意思。我不懂“看麻雀”什么意思——麻雀怎么又不能看呢?师娘告诉我:那寡妇喊师傅看的,是一对趴在一起的麻雀。是一公一母,在干坏事。要不干嘛趴在一起?我说:“小小麻雀,能干什么坏事?是在打斗在玩耍吧。怎么肯定就是一公一母?”师娘说:“你还小,你不懂。就是一公一母。”说得斩钉截铁。
师娘真的有过人之处。
学会“绞边”以后,师傅教我缝裤子了。老式单裤,两只裤筒加宽宽的腰片。穿着时将腰片摺过来,以布带扎住。应该算是服装史上最简单的裤子了。师傅将裤子裁好,缝上,半成品了,交给我“绞边”。从一只裤脚边绞起,经过裤裆,到另一只脚边结束,一圈绞下来裤子就成了。我绞了一段,师傅凑过来看了看,说:“中,就这么绞。”绞到裤裆正中时,问题来了:毛头多了,卷不进去,便拿起剪刀修掉一些。又粗心大意,修剪的时候,竟然超过了一点点。我以为无大碍,自作主张地弄了弄,掩塞起来,看上去毫无异样。连师傅熨烫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我暗自庆幸。
几天后,顾客找上门来,展示裤子,说怎么给他做了条破裤子——裤裆那儿确有一个小洞。原来,就是因为多剪了一分分,穿上身一蹲,那地方裂开了。我坦白了。师傅二话没说,赔了顾客一条裤子。
当然,我吃了批评。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怕师傅责怪,想蒙混过关,不认真,不严谨,自作聪明。师傅因此断定我不是学手艺的料。“都说你会念书,怎么学起手艺来就这么不尽心呢?”还说“我总觉得你有些心不在焉。手在缝,眼睛还看别的地方。”我是在看他那个宝贝儿子“半哑巴”。“半哑巴”悄悄地对我做鬼脸,求我同他玩,我分心了。有一次,几乎下逐徒令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念书吧。念书多好。学针匠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师傅说得很平静,也很诚恳。
我不吭声,默默地听师傅数落。在乡间,学徒不成,叫“翻桃子”,被认为一种耻辱,名声是不好听的。然而我也没有难过,我觉得师傅说得对。念书是好,我也想念书。可是,没有钱啊!
过春节是要歇工的,至少歇到正月半。歇了工,师傅天天唱戏,白天晚上都唱。大年卅吃过早饭,我回家了。师傅说多歇歇,什么日子开工,过了正月半再定。没想到,这一离开就再也没回去——遇到一位贵人,开始了我一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贵  人

1954年冬天,陶太太多年不见的孙子回来了。一时间成为黄田村头号新闻。
陶太太住在上黄田,家里有个孙子,叫朱大庆。朱大庆矮胖矮胖——不是一般的胖,而是胖得畸形。干起活来气喘吁吁,很吃力,只能做些手边上的事情;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亲。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下好了,喜从天降。
刚刚回来的孙子朱静涛,一副金丝眼镜,架在挺直的鼻梁上;脸庞白白净净,棱角分明;中等个儿,精干瘦俏。一口清晰流利的普通话。分明是一个年轻斯文彬彬有礼的读书人。村里人十分喜欢他,总爱找个名目去探望探望,聊上几句。冲着那一身黄军装,学生们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路上相遇必行少先队礼,说“解放军叔叔好”。
朱静涛是我养父的堂弟,我喊他叔叔。他当过解放军,说是在部队里当军医。复员退伍了,发了一大笔钱,回到黄田,跟奶奶一起过。他的父母呢?为什么不跟父母过?不知道。正月里,我从学针匠的师傅家回来过年,他召见我几次。还把我的成绩单看了又看,说:“成绩不错,为什么不升学?”我说:“没钱念,算了。”——“怎么算了呢?这么小的人就算了?”他鼓励我上进,不能“算了”。还送我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直排本。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幅漫画,叫“二胡”。一个鼻子大大的人在拉二胡;身上写两个字:“美帝”。二胡轸子画成两个人头,分别写“胡风”、“胡适”。说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我不知道胡风胡适是什么人,有什么来头;是亲兄弟呢,还是堂兄弟?敢反对共产党?胆子倒不小。我也看不懂,只觉得这漫画好玩。
下一次见面,叔叔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想不想升学?”——“想。”——“能不能考取?”——“不敢讲。”——“这样吧,你去考。考上了,我一个月给你五块钱。”——“一个月五块?”——“对,一个月五块,一直到毕业。”
母亲说:“遇到贵人了——贵人搭救!”五块钱不少了,那时候,泾县中学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我们确认叔叔有钱,也确认叔叔讲话算数。经过与叔叔的详细讨论,母亲到师傅那里把学徒辞了,说:“真不好意思,翻桃子了。”师傅说:“哪里哪里。我早就说过,还是念书好。”我便去学校找到洪先生,要求插班补习,洪先生说:“是该升学,不然太可惜了。”
上半年,叔叔在黄田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给奶奶做寿材。在黄田,人上了年纪,要早早地准备棺材。说是为了增寿,所以叫寿材。做寿材是个很有脸面的事情,说明儿孙孝顺。朱大庆有这份心,却没这份力。这事一直搁着,成了陶太太一桩心事。如今好了,另一个孙子来操办了,陶太太好高兴。
几个木匠同时进门,热火朝天,风光无限。村里人见了无不赞叹。叔叔叫我帮他去买肉,到榔桥,要早。迟了,怕挑不到好肉。我满口答应,天蒙蒙亮就上路了。叔叔开了个采买单,还塞给我一元钱,让我买早点吃。
我把一切物品买好以后,才去吃早点。我不假思索,将一元钱全部买了油条,五十根。吃不完,剩了许多,用几根稻草扎了,挂在扁担头上,带回来给家里人吃。母亲批评我乱来,怎么不留几个钱呢?一下买这么多油条,吃得了?天哪,太苦了,以为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油条,所以全买了,根本就没去多想。
二是娶亲。叔叔还是单身,要讨老婆。而且必须是农民,他说农民好。那年月倒不像如今这么“势利”,这么“现实”,所以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姑娘是丙子山的人,叫汪秋英。没念过书,识不了几个字。身板倒十分健壮,扎扎实实,黑里透红。大大小小的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一担水从石井坑口挑进屋,不动声色。只是两人站在一起太不相称。但叔叔觉得好,他喜欢。
将婶婶放在家里,参加劳动,服侍奶奶。叔叔则去“榔桥中心联合诊所”上班。诊所的医生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多半都有点历史问题,什么国民党员啦,三青团员啦,总不及叔叔清白,叔叔很快当上了诊所负责人。
半年以后,我们五个同学在洪先生带领下,到泾县中学参加考试,考取我一个。当我高高兴兴去找叔叔时,叔叔不见了!
关于叔叔的议论,村里人七嘴八舌,一时间沸沸扬扬。说他是个“泡皮”,其实并没有钱。说他从部队复员时根本就没发多少钱,硬是他自己猛吹。说“什么军医?鬼话!就是个卫生员。”说他“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跑了。一些墙壁上还出现了辱骂他的标语,说他是“拆白党”。词典上说,就是骗取财物的流氓集团或坏人,方言。未免言重了。但确实在经济上扯过一些烂污。后来(记不清确切时间了),我还在《泾县报》的中缝里看到榔桥中心联合诊所的一则声明:朱静涛日后一切行为与本所无关。
“漏子”是捅大了。
我们感到无比尴尬,傻眼了!怎么办?考上了,贵人却不见了,念还是不念?这时候,母亲显示出一个农村妇女少有的胆略,猛地一拍桌子:“念!”
家中还有一张缕空描金的老式木床,土改以后唯一一件稍些象样的家具。母亲狠狠心将它卖了,好像卖了六十元钱。母亲宽慰自己:“东西还不是人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说:“打一杵过一肩,念到哪里是哪里。”
后来,叔叔又回来了,不在诊所上班了,不知道干什么差事。叔叔的光环已经褪尽,不再神秘。少先队员们也不对他行队礼了。他不再过问我上学的事情,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我们也不曾提起。双方隔着一层“纸”,小心翼翼地护守着,心照不宣。
后来,叔叔离婚了。汪秋英回到丙子山。
1976年,叔叔到文化馆来过一回。见我有一顶大衣橱,没装玻璃,说他可以在芜湖光华玻璃厂买到便宜玻璃,愿意给我帮忙。我婉言谢绝了。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他呢?
后来得知:叔叔在西阳卫生院当防疫医生,一直到退休。
虽然叔叔没能兑现承诺,最终是五分钱都没供我,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正是他的一番热情,一番劝说,让我重新燃起读书的愿望,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出现,没有他的热情,我必然是继续学手艺,而后在黄田村当个小裁缝。“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十有八九会饿死的——我的师傅,还有那可爱的“半哑巴”,都在那时候饿死了。        
对我来说,叔叔不愧是一位贵人。
所谓的“贵人搭救”,不一定就是给钱,更多的是给机会。


       
                     申  请

收到泾县中学录取通知的同时,也收到一份“助学金申请表”。说学校设有助学金。凡家庭生活困难者,可如实填写,并经村、乡、区政府审查签署意见,向学校申请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助学金共分五个等级,甲乙丙等记不清了,丁等是每月四元钱,戊等每月二元四角。我与母亲禁不住喜上心头,觉得这一来有指望了。于是如实填写,找村里签了意见;又去杨武山,找到乡政府文书俞德继,也签了意见。意见说:该生家庭确实困难,准予申请。再到区上盖个章就行了。母亲说自己成分不好,不适合出去找人办事,还是你自己去吧。你是学生,是国家的人,找他们也好说话。于是,十三岁的我壮起胆子,到了榔桥区政府,找到一名干部,把来意跟他说了。他说:“你把东西留下来,过几天来拿。”
过了几天我再去区政府,还是这个人,却说:“叫你们乡文书来拿!”
我又找到俞德继,请他帮我去拿。俞德继满口应承。
三天之后,俞德继告诉我:“那张申请表拿不回来了。”原来,区政府的人批评了俞德继,说他立场不稳。地主的儿子,念得起就念,念不起就算了,怎么可以为他签字盖章,准予申请助学金呢?
俞德继怕说得太多,赶忙封口:“你也不要再去找了,找也没用。想开点,没办法。”
我不敢再去找,只能认了。只是觉得对不住俞德继。为了我,让他受了批评,受了委屈。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整个初一年级,母亲按月托人带给我七元钱。除了卖掉一张床,就是母亲给人纳鞋底、服侍月子所挣的辛苦钱。除去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快到暑假的时候,我鼓足勇气找到教导主任陈桐林,陈述家庭困难,又陈述了区政府不予签字盖章的事情。陈主任耐心地听我说完,思索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暑假期间写个申请,要详细一些,直接寄给我。就不要找他们盖章了。”
暑假期间,我们特意请来三先生,要努力写好申请。三先生从前做过“刀笔”,能写会说,经常给人家写申请申诉,我们相信他的能耐。三先生一早就到了,吃过早饭就写,一直写到下午。却没有白纸誊清。三先生说:“就用三六表誊吧。”“三六表”就是草纸,每刀三十六张,黄蒙蒙的。不过当年的“三六表”不同于如今的草纸,比较细致,也有筋骨,有韧性,与棉皮纸相差不大。三先生用毛笔小楷,写了整整一张 “三六表”,摺叠起来,又做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三先生说:“中!说明家里穷,买不起白纸。”
吃过晚饭,母亲拿出八个鸡蛋,送给三先生:“三先生劳驾你了。真拿不出钱,对不住了。”——“哪里哪里,吃了带了,不好意思。”摸起拐杖,三先生走了。
初二年级开学,学校给了我戊等助学金。这就很不一样了。我感谢学校,感谢陈主任。说明再黑暗的岁月里,好人还是有的;这便是许多走投无路的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原因。
1958年,当我考上黄田师范,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又是申请助学金,又是要当地政府签字盖章。按说,师范学校的助学金每人一份,不需要申请的。后来才知道,省里批准的黄田师范办学规模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而县里擅自增加了短师班和培训班,这些多出的学生,没有助学金,僧多粥少。于是助学金也要申请,也要批准。拿到黄田师范的“助学金申请表”,我犯难了:当地政府会不会不给我盖章签字,不准我申请呢?
关键是“家庭成分”一栏,怎样才能蒙混过关?思考了几天,决定搏一搏。
用一张极小的纸片,粘贴在“家庭成分”的空白栏里,纸片的大小颜色要合适,使之不容易察觉。粘贴不能太实,要虚虚的,浮浮的,似粘非粘,以便后来剔除。再写上“手工业”。“手工业”是我养父的成分,真的被戳穿了,我也可以狡辩。果然,当地政府没有为难我,顺顺当当签了意见,盖了章。但这个“手工业”成分拿到学校是蒙混不了的。谁都清楚,也与档案不合。于是轻轻地用小刀将粘贴的纸片剔去,显出空白,再老老实实写上“地主”二字。目的只是蒙过当地政府一关,免得他们看见“地主”二字,因立场太鲜明而拒绝签字盖章。不是真正地隐瞒家庭成分。知道隐瞒不了,也不敢。这一次,我顺利地拿到了助学金——也就是不交伙食费。
一个万般无奈之人,耍了点小聪明,玩了点小伎俩,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像今天,我们这种规矩人,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办事呢?
然而在那个年代,官方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先天的“贱民”们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恐惧与无奈。一生中,因此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上大学……他们像一群食草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异类,是贱民,是准专政对象。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番话是一位学者说的。鞭辟近里,入木三分。



                初中三年

初中三年,最突出一个字就是穷。
考上泾县中学以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母亲只好将家中唯一像样的一张床卖了,让我报到注册。尔后每月给我七元钱。其中交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用于洗澡,用于买肥皂牙粉(牙膏太贵,牙粉只要四分钱一盒,那时候普遍有卖),用于买墨水——不是整瓶的墨水,而是小包的晶状粉末,自己以清水化开。偶尔也 “奢侈”一回:花一分钱买两片没有纸包的裸糖(最便宜),慢慢含化。见一位女教师去买糖,指着玻璃纸软糖问:“这糖几个钱一斤?”我呆了,啧啧称叹,怎么问“一斤”呢?觉得不可思议。好在学校伙食不差,每天都有荤菜,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也就不怎么嘴馋了。
  只有一床被子。被絮也旧了,硬梆梆的。垫一半盖一半。虽说床上铺有稻草,冬天还是冷得吃不消。经常睡到半夜脚都不热,只得找人合铺,两个人挤在一起暖和多了。那时候冬天奇冷。雪下得很厚,屋檐下的冰凌达二尺多长,终日不化。从未穿过棉裤,只有一条母亲穿过的夹裤。一天到晚“猴”着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好在年少,经得起寒冻。真的是青春年少不知愁,稀里糊涂地过,居然过过来了。第二年,学校给我戊等助学金,每月两元四角。养父也迁到黄田,豆腐店生意有了好转,开始接济我了。这才勉强读到毕业。
毕业那年,泾县中学正筹办高中部,老师们千方百计动员学生上高中。我急了,再三跟老师解释,说自己不是不想上高中,更不是不喜欢泾中,无奈家里太穷,没有经济来源。只想上师范,或者卫校。可以免费,还可以早点出来工作。曹彬彬笑话我:“唉哟——还上师范?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我不管这些。我不能同他比。他家虽然也是地主,但是城里的地主,父母双全,底子厚,读得起高中。中考过后,对我进行口试的朱鸿祖老师,又劝我上高中,我也没答应。想想不放心,跑到他房间,向他详细申述了我的苦处。希望能让我上中专。朱鸿祖也是黄田人,想得到他的关照。
不光是穷,还有个成分问题。“反右”以后,我们这些人心里压着一种隐隐的惶恐。说不清道不明,时隐时现,或有或无,飘忽游离,总也淡定不下来。快要离开学校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家庭情况也差不多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土路上散步(就是现今“皖南第一街”,当年还是刚开挖的土路)。谈理想,谈志向,也谈忧虑与惶恐。王可钧说:“还是你好。你中专毕业就有工作了。而我们还不知道三年以后是个什么政策,前程未卜。”不幸言中。三年后,他们高中毕业,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根本无缘大学。这些人学习成绩特别好,中考那年,据说曹彬彬是两个班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及格者。无论初中高中,他与王可钧、余耀辉、杨松林这些人,都是班上佼佼者。余耀辉后来拜师学中医,在陈村镇卫生院当医生;杨松林回乡务农;曹彬彬一直在街道做临时工,后来落脚于镇办企业;王可钧到新疆石河子农场去了。他是陈村人,父亲在石河子农场劳改,刑满留场就业。我在文化馆的时候,有一次在泾县汽车站遇到他,他告诉我投奔新疆的事。说:“没办法,为了生存。”那种无奈与渺茫的神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总算有过这么一次正确抉择。恐怕还是穷困断了我的后路,帮了我的忙,才执意未上高中。如果家境好一些的话,也许会和他们一样。正因为家无三斗粮,才做起“孩子王”来了。
班上同学年龄差异很大。我是比较小的,但不是最小。最小曹彬彬,比我小一岁。年龄大的就多了。有些都结婚了。已经生小孩的绝非一个两个。这些人每到周六,吃过午饭就开溜了。星期日下午再赶回学校。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徒步,往返近百里。吃这把苦干什么?怎么如此恋家?而我们,星期六下午到阅览室看看书,到操场上打打球;星期天上午洗洗衣服被子,下午上街遛遛。多好,多自在。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两头跑。他们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帮忙。怎么每周都要帮忙呢?就这么多事?有的人不耐烦了:“去去去,小家伙懂什么?”一副不屑一谈的样子。
初一开学排座位,我是第二排。初三毕业的时候,已经坐在倒数第二排了。我长得很快,就是瘦。
我体育不好。最头痛的是体育课。跑,跳,前滚翻后滚翻,还可以及格,遇到力量型项目就干瞪眼了。一次测试爬竿,真叫我丢尽面子。先是用两只手,不准用脚帮忙,硬爬,班上能爬上去的人寥寥无几。次之,允许双脚配合,一半人可以爬上去。再次,允许赤脚配合,只有我们几个人依然爬不上去。其中男生唯我一个。这件事让我自卑,让我头痛。
头痛的还有期末评语。最后总有这么两句:“要主动靠拢组织,争取进步。”这个组织指的是团组织。我不知道怎么个靠拢法。母亲常批评我不会粘人。我粘谁呢?怎么粘?偶尔也为此苦恼。班上有个团支部,陈乌云担任书记。陈乌云比我们大得多,都嫁人了,在班上也是一副老格格的样子,仿佛是个老干部。她喜欢管事,也能管事。晚自修的时候,总见她在维护秩序,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嗓门又特别大:“不要讲话了!怎么老是讲话?死了皮是不是?”总是恶狠狠地训斥大家。她对我们常常不屑一顾。开口一个“小鬼”,闭口一个“小家伙”。我们也不怎么喜欢她,背后常模仿她、丑化她。当面则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她,因为老师信任她。这样的人,我怎么去粘她呢?我粘不了。我也曾经写过一份申请书,要求加入团组织,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所以总没能“进步”,总要我“争取进步”。
前两年,我的操行等级都是甲等。到了初三,变成乙等。我还是我,却降了一等,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是政治上“紧”了的缘故:“反右”斗争“轰轰烈烈”,我们的日子也越发艰难了。所幸没有打“丙”,要不然问题就大了。班上有个同学,据说思想不好,毕业时打的是“丙”——全班唯一一个“丙”,没有被录取,回农村去了。后来听说干坏事,遭逮捕。未知真假,估计也是个冤案。
真的很可怕。
初中三年级冬天,是一个特别时期。也就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我十五六岁。似乎突然间,老师们的政治学习多起来了,紧张起来了,神情严肃起来了。他们天天晚上集中在教师办公楼上开会。不光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开,星期天整天开。楼上原本是图书阅览室,不开放了,里面贴满了大字报。不让学生上去。
一些老师上课心不在焉了,脸色疲惫,常常走神,说起话来也有气无力了。
寝室走廊上的尿桶,原本由工友晚上送来早上挑走,现在却改由一些老师搬运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感到诧异,感到不同寻常。与我同座的徐金书愤愤不平,说:“我看这也不对头。张老师那么大年纪了,叫他搬尿桶,太不应该。”为此,他吃了批评。
很快听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了。那些搬运尿桶的老师就是“右派”分子。教书教得好好的,干嘛要向党进攻呢?我们不解。
譬如张聚伍,我们的语文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后来“语文”课分为“文学”与“汉语”,他带“文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大冷天喜欢穿件粗呢大衣,鼻梁上的眼镜总往下溜,于是总用指头往上托,一口慢条斯理的桐城腔。喜欢写点古体诗,喜欢讲“平平仄仄仄仄平”。有时候还把写的诗拿到课堂上讲给我们听。有一首据说是抒发老年壮志的诗,四句,前三句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老似山鹰倦亦飞”。他解释说:我虽然老了,仍然要努力工作,不断前进。“倦亦飞”就是“不断前进”。说到这里,他便咏诵起来。两只手撑在讲台上,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似乎进入忘我境界。然而听说,别人写他的大字报,也把“倦亦飞” 写上去了,说他即便疲倦了,也要“坚持反党”。我傻了,怎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呢?到底信谁呢?心里总觉得,无论怎么看,张老师也不像个进攻别人的老头。
数学教师吴雯,教平面几何。我喜欢几何,上课特别专注,课后也很用功。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只要求做一部分习题,而我却把没布置的也做了出来,一题不漏。吴老师很赏识,说:“你额外地做,我就额外地给你批改。”他怕我练习本不够用,偶尔送我一两本。于是我劲头更足。吴老师很敬业。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教学上。讲练习题的时候,他提倡“一题多解”,越是不同于课本的解,不同于老师的解,他越是鼓励。这就不一般了。他家在县城,不在学校食堂就餐。而中午却不回去吃饭,用于备课看书。家里人将午饭送来。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搪瓷饭屉,鸡蛋,香肠,青菜,白米饭。食量不大,倒也精致清爽。吴老师是省级优秀教师,工资比教导主任还高。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的月工资都是七十元,这在当时很高了,而他是七十一。他一定没有时间精力向别人进攻的,他只会向数学教学进攻。四年之后,我在潘村中学工作,知道他儿子在学校读书,几次想单独找他儿子,问问吴老师情况,都忍住了——在那种专制年代,怕惹事生非。
数学教师舒云鸿,教代数。本县厚岸人。舒老师高度近视,摘去眼镜的时候,眼睛异样得有些怕人。一次不小心眼镜掉了,硬是趴在地上找。他上课很幽默,能把枯燥的代数课讲得活泼生动。下课却不多话,往宿舍里一钻,只顾干他的事情了。那时候教师宿舍一人一小间,不到十平米,兼作办公。舒老师烟瘾特别大,上课之前还不忘记过足烟瘾,总是上课铃响了还要猛吸几口;一边进教室,一边把烟蒂丢掉。
地理教师董德辉,是个喜欢讲笑话的人,常常能于平淡中逗乐。而自己却不笑,一本正经。他的地理教得好,因为他注重技能,注重独立思考。考前复习的时候,我们总要求他圈定重点,他不答应。他出的考题也很活络,不拘泥刻板。我们常为此感到“头痛”。初一的时候,他辅导杨炳炎制作了一个铁丝焊接而成的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给杨炳炎发了奖金。我们问董老师得了什么,他说:“喏,得了这把扇子。”他亮了亮手中正在摇的芭蕉扇。怎么拿芭蕉扇做奖品呢?我们以为是真的。他的父亲董石泉,民主人士,县人委副主任委员、农业局副局长,也打了“右派”。这就成“父子右派”了。董老师是中村人,后来被清洗回家生产,因不堪所辱,自杀了。
班主任谢渭川,教我们“植物学”。谢老师看上去很严厉。不苟言笑,文绉绉的,走起路来慢慢地踱四方步,总觉得有点故作清高。我们年龄小的同学都怕他,见了就回避。高年级同学有些看不起他,总是说:“噢——他,男生指导。”他以前担任过男生指导。谢老师于“反右”之前调到繁昌县去了,运动开始以后又将其弄回来批斗。刘加平说,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谢老师的批斗会。他说谢老师被斗得很苦。
听说杨玉茹也打了“右派”。杨老师是女生指导,教导处职员,图书管理员。听人说她挺不幸,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儿子不懂事,有点纨绔子弟味儿。
还有一些老师并没有打成“右派”,却随后受到处罚。据说这些人都因为本人有“历史问题”。而这些“历史问题”都向“组织上”交代过;“组织上”也有过处理结论,现在却要重新审视,重新处理了。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似乎比“右派”还重。体育教师尹业秉、生活指导老师朱鸿祖、总务主任朱永辉,都遭逮捕,劳改去了。教导主任陈桐林也被开除,回到云岭老家监督劳动。
逮捕朱永辉先生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那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便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朱先生也在四处吆喝,招呼人去操场。待集合完毕,县“五人小组”几个人走上台去,宣布逮捕朱永辉。朱先生没有思想准备,傻了。“五人小组”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不是公安局,却可以逮人。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1955年,毛泽东又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毛的指示,各级党组织一律成立“肃反五人小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为组员。由此可知,“肃反”着重于知识界、文化界。
下个学期,直到毕业之前,“右派”老师和“历史反革命”老师,都先后不在学校了;老教师所剩无几,换了一批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本属历史规律。只是,为什么偏偏要如此换法呢?


           
                     黄田师范

黄田师范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
那一年,我们这个二十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猛增高中、师范、工校、农校和初中十多所,黄田师范是其中之一。
黄田师范是一所完全师范,不但有中师部、初师部,还有一年制的短师班和六个月的培训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差别很大;有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三十几岁的大哥哥。黄田村有个理发匠,姓汤,原本是培风中学肄业生,他也来了,读短师班,一年后分配当小学教师,十八块钱一个月。因为无法养家活口,三个月不到又跑回家去,重操旧业,依然理发。二十多年以后的一次工资改革中,“组织上”硬是不承认我们的中专学历,说黄田师范是县里办的,没有经过省里批准,不给我们调工资。我们慌了,大伙凑钱结伴四处奔波,终于在省教育厅中专处查到实据:黄田师范是经过省政府批准的。但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其他门类则是地方自作主张了。
黄田师范的校址在黄田村,启用培风中学校舍。
培风中学始建于1921年,1950年停办,全称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校舍不小,有三层楼的教室,二层楼的“兰坡图书馆”,还有“侠骨亭”、“天桥”、“碑廊”、“鱼池”,还有不少教室和办公用房以及宿舍。又临时征用了“清河居” 一片厅堂楼舍。偌大一份校舍得以重用,应当是件大好事情。
然而,同学们觉得委屈。
一是偏僻。虽说黄田是个大村子,高墙大院,青山秀水,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志士。但如今毕竟冷落了,一个大点的山间村落而已。距县城七十华里,距最近的榔桥镇也有十华里,不通公路。哪怕是落在榔桥,也比这里强呀!同学们如此抱怨。
二是校名。叫什么黄田师范,应当叫泾县师范,把“黄田”两个字去掉。“黄田”谁知道?有了这两个字,跟泾县中学就不能平起平坐了,硬是矮了一大截。这是同学们说的,上面可不这么认为。上面批文是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学校,简称黄田师范。谁都不能把“黄田”二字去掉,没办法。
黄田师范的学生真正安心在这里读书的并不多。以我们首届中师班而论,招生数四十五人,入学报到不过四十人。今天溜一个,明天溜一个,及至读完三年,毕业分配的只有二十六人。其中缘由当然很多,饥饿则是主要原因。 
1958年下半年,因为“大跃进”所导致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祸害累累,其中最惨绝人寰的就是“三年大饥荒”。据近年官方有关解密数字,三年间,全国大约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多人。其实不止,网上说有五千万,我相信后者。而权力者对此讳莫如深,成为敏感话题,不准国人涉及。一直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栽赃老天爷,指鹿为马,自欺欺人,以为国人皆弱智。倒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位良知尚存的共产党人,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此,他得罪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竟遭杀身之祸。
此乃后话,不须赘言。然而,黄田师范办学背景“三年大饥荒”,是不能回避的,也无法回避。长期吃不饱,谁还稀罕读书?不少学生也就辍学而去,谋生保命要紧了。
不能安心读书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折腾。
那年月全国都在折腾,小小的黄田师范能不跟着折腾?谁敢怠慢?那是多少颗脑袋都扛不住的。第一学期基本没上课,就是劳动——美其名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的门类很多,如:
一、土法上马,大办钢铁。从很远的地方把据说适于做坩锅的泥土运回来,和泥,揣泥,做成一个个坩锅,晾干备用。砌小高炉。到深山里面砍柴烧炭,运回备用。从五十里外的地方把铁矿石和焦炭挑回来,用铁锤把它们砸碎。碎矿石装进坩锅,码放在炉里,用木炭加焦炭烧。经过很长时间,坩锅里的矿石终于化成水了,倒出来,冷却。于是连忙给公社报喜,给县里报喜,说乘大跃进的东风,师生们敢想敢干,把铁炼出来了。这是什么什么的伟大胜利。其实根本不是铁,一块块蜂窝状,老百姓说是“铁屎”。但偏要说是铁。谁说不是铁,就是对大办钢铁不满,对“大跃进”不满,是要遭批斗的。
二、烧炭。若干男生在老师带领下,到深山里安营扎寨。把胳膊粗的小树砍倒,剔去枝桠,断成二尺多长的段子,码排在窑里,生火,烧。数日后用泥巴封闭窑口,让它在里面焖;再过几日便成了木炭。于是开窑,将木炭取出来,堆成小山一样,浇水,晾干。这是一门技术活,学校请来当地农民师傅,手把手地教。垒窑,装窑,生火,观火,封窑,开窑等等,都必须有师傅在场,关键时候必须由师傅亲自操作。同学们主要是出苦力,砍树,割草,装炭,挑运。烧炭不光是大办钢铁的需要,还为取暖。黄田村的冬天酷冷,不准备一些炭是很难度过的。这种破坏森林穷及子孙的事情,如今是不准干了。但那个年代里,是很普遍的。黄田村素有烧炭习惯。凡会烧炭的人家几乎都要烧,不会烧炭的人家也要请人来烧,或者购买。为的是冬天取暖,春天烘制茶叶。黄田村烧的炭很讲究,质量好,挑到榔桥街上令人称羡。因为这里人烧炭不用一般的杂树,而是青钢栗、株树、榉树。这些树质地紧密,沉甸甸,烧成炭经燃,烈火。掂在手上一敲钢钢响,一篓要顶两篓用。
三、挑运。黄田村离榔桥十华里,不通公路。所有生活生产资料全赖肩挑背扛。课本,教具,桌椅板凳,粮食蔬菜,煤炭,乃至于建校用的砖瓦木料,水泥石灰,大办钢铁的矿石焦炭,无一不在其列。几乎每天都要派人挑运。有时一两个班,有时三四个班,有时倾校而出。一人一副绳索罗筐,黑压压一群,逶迤连绵,煞是壮观。最苦的是“大办钢铁”运矿石。每人一担畚箕,步行到五十里外的巧峰村,将那里的铁矿石挑运回校。铁矿石很重,多了挑不动,少了又觉得难看。为了显示“大办钢铁”的热情,表明自己积极,同学们都要多装一点,往往超过实际能力。然而“远路无轻担”——何况不轻;于是越来越沉,越来越挑不动了。只得将担子里的矿石扔掉一些。后来,学校发觉了,实行进校验秤制,两头过秤。再也玩不成猫腻了。天未亮出门,回到学校多半是月上东山,两头不见天。又累又饿,还不能有半句怨言。
四、割稻。那年月推广双季稻,要在七月份一个月里完成早稻收割和晚稻栽插,农村里很忙,谓之“双抢”。我们便去帮助收割,经常是天不亮下田,回校吃午饭。若是午饭送到田头,那就意谓着不是割半天,而是割一天了。心里暗暗叫苦,脸上却要作一派高兴状。及至第二天,多半是两腿僵硬,上台阶都困难了。也有割晚稻的,十月底。天冷了,又多阴雨,常常弄得一身湿,瑟瑟颤抖。
五、采茶。黄田是茶区。每年四月,莺飞草长,春意盎然。绽了绿的茶树一派生机,抽出长长的新叶,疯长,一天一个样。这当儿,学校放“农忙假”,总在半个月二十天。全校师生以班级为单位,听从人民公社指挥,到深山去帮忙采茶。吃住都在山脚下的村子里。天蒙蒙亮上山,天黑了下山,中午也不下山,由炊事班的同学送饭。采茶也是很辛苦的,两天下来,手指肿痛,继而裂出口子。于是用胶布缠起来,继续采摘。正当“清明”、“谷雨”时节,阴雨不断。有时候明明晴空万里,一片乌云徐徐拢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场雨。雨不大,却骚扰不停,令人丧气。所以说,这路活并不像《采茶扑蝶》那样的浪漫,并不轻巧。
倘若天气好,阳光明媚,满目葱绿,声声鸟语,确也令人心旷神怡。少男少女在一起,常常产生一种朦胧的情绪,一种朦胧的欲望。好像隔层纸,影影绰绰,似醒似醉。这当儿,常有男女二人“抬”一棵茶树,若即若离。别人是不会介入的。设若有人没在意介入其中,便有人喊话:某某某,你这个灯泡好亮啊!那人马上警觉过来,转身离去。于是那男女二人心里美滋滋地 “抬”到东“抬”到西,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天色暗下来了,依然不想离去。及至传来齐声呐喊:“老虎来啰——”一惊:同学们快下到山脚边了。
然而,这种美好时光是极少的,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
更多的时候是疲于完成任务,是竞赛,“放卫星”。
那年月盛行“放卫星”。大办钢铁“放卫星”。粮食生产“放卫星”。采茶也要“放卫星”。而且报纸上总是放个不停,我们自然不能不作响应。
开始,也只是动员,号召,鼓励大家拼命地采。收工时过秤,登记在册,谁采得最多,谁就是“放卫星”。然而不行,最多的也就几十斤,跟报纸上比数量太少,难以启齿。
于是动脑筋想办法,选出几位采茶能手。选一片未开采的茶园。半夜起床,每位选手配一盏雪亮的汽灯,若干人侍候:抬汽灯的,打伞的(以备下雨),背箩筐麻袋的,背茶水干粮的。上山以后,选手开采,其他人各司其职,如众星捧月。渴了,有人递水;饿了,啃几口干粮;要撒尿了,男选手拉开即尿;女选手则要稍作回避:有人把雨伞撑起,搁在坡地上,蹲下了事。选手们如同机器,一刻不停。及至天黑下山,一个个仿佛骨头散了架。
一过秤,数量惊人。然而跟报纸上比还是排不上号。
苦恼。气馁。自叹不如。
六、种菜。种菜是常规劳动。各班都划有一块菜地,一般利用课外时间侍弄。
七、砍柴。柴禾是那年月的主要燃料,学校多半向当地农民收购。但也时不时地安排我们去砍。学生砍柴不懂规矩,上了山便一片糟蹋,该砍的不该砍的通通砍。甚至砍树:带上长长的“条锯”,把树锯倒,几百斤柴禾就到手了,省心。有一次遇上当地农民干涉,把我们的条锯没收了,还反映到公社。几经交涉,才算了事。
写了这么多都是劳动。你一定不解:怎么不写写教学呢?
茫然。不知道从何下笔。简言之:第一学期基本没上课。第二学期以后有些变化:热极一时的“大跃进”好像收敛了一些。我们也开始上课了。然而师资却有了问题,上课也是凑合。原本就吃不饱,教师学生都少有心思去教去学,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既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是第三年,我们班寄读到宣城师范去了,才算开始了较为正规的学习生活。二十多年以后,学历“吃香”起来,县委书记陶某某新创了一种“相当于”什么的学历,率先垂范,不少人纷纷效仿。有人鼓励我:你至少能相当于大专。我没有追随。我清楚:就是这个有毕业证书为凭的中专生,也是名不副实,怎么有脸去“相当于”大专?
学校的教职员工不少,印象较深者如下:
校长陈民权,年方三十,苏北人,是个知识分子。他有个弟弟叫陈民生,还有个哥哥陈正海——为什么不叫陈民族呢?要不“三民主义”就占全了。冬天,陈校长常常穿一件长长的皮大衣,长至脚面,挺刮别致,与众不同。这在当时是不多的,也是有欠大众化的。陈校长工作十分卖力。他要管建校,要管教学,要管师生生活。对上要奏好事,表现十足的大跃进的热情;对下要鼓舞人心,稳定情绪;还要与周边的公社、大队乃至村民处好关系。还要向上要钱,维持收支平衡。
还要参加劳动。师生们劳动那么多,你校长能不参加?并且要带头。土法上马大办钢铁,他要和大家一同守在坩锅炉子边上,一同砸矿石,一同熬到深夜。有一天去五十里外的巧峰村挑矿石,午饭煮好了,一人一碗,却一根菜没有,大伙议论纷纷。陈校长便站在大伙面前作示范:撮些盐洒在饭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好吃,好吃。”于是大伙不作声了:校长能吃,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吃?
陈校长不但积极组织劳动,还常常强调教学。他总是说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的。要求我们劳动时好好劳动,学习时要好好学习,劳动学习两不误。农忙假采茶,也要把书本带上,雨天,晚上,都要安排自习。陈校长也是口口声声“阶级斗争”,但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并不岐视,遇上这些人中的业务尖子,或是学习成绩好的,他常常不自觉地投之于热情和爱护。尽管有些遮遮掩掩,倒也不失真诚。以至于日后强加他一条罪名:偏袒出身不好者。
陈校长是在“走钢丝”。他常常心事重重,似有解不清的疙瘩,乃至于看上去有些抑郁。传说他与聂书记关系紧张,面和心不和。他终于斗不过聂书记,调走了。听说被打了“右倾”,下放农村劳动去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一批高级官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紧接着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三百八十多万人被打成“右倾”。陈校长是三百八十多万分之一。
    黄田师范行政上归文教局领导,而党务上则归属地(黄田公社)党委领导。开学不久,黄田公社党委书记刘德镛来学校作报告,向我们灌输“共产主义”。他说:“......我们马上就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呢?嗐!无比美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楼上人有个什么事情,也不要往下跑了,打个电话给楼下人,事情就办好了。多方便......晚上也不用汽灯煤油灯了,一根线一拉——啪!电灯亮了,跟白天一样亮堂......吃饭不要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自己盛。粮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餐嘛!还可以包饺子,炸肉圆子......每人发一百尺布票。一百尺,天哪,这么多怎么用得掉?不要紧,可以做窗帘嘛。所有大大小小的窗子,都用苏联大花布做成窗帘,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刘书记给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共产主义大好美景”。然而没过多少日子,就闹粮荒了,饿死人了。
    1961年,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刘书记也在黄田弄了田搁在自己名下,交由王树林代为耕种。收割以后,王树林将风干好的黄灿灿的稻谷送到刘书记家中。那时候王树林还不是大队书记。
    若干年以后,刘书记出任粮食局长,也没给我们一天五餐饭的粮食定量。
党支部书记聂远胜,看上去四十多岁,是个种菜高手。他在学校里除了管党务,还管劳动。聂书记有两句经典名言:一是“按职喊”。他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按职务称呼。有人喊他“聂校长”,或是“聂老师",他不满意:“我怎么是校长、老师呢?我是书记嘛!”二是“校长大还是书记大?”他常常这样问学生,而且常常问得很突然,常常把人问得摸不清东西南北。
陈校长调走以后,又调来一个校长——卜同堂。聂书记还是书记,还是管党务,管劳动。不久,聂书记也调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他,再也没听说过他了。总觉得他这个角色有些“滑稽”,印象颇深,难以释怀。于是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聂书记》。
教导主任朱兆驹、戴青松。前期教导主任朱兆驹,黄田人,据说那时候还不是党员,后来调走了。其后,政治教师戴青松当了教导主任。戴主任不但政治素质高,体育也很好,篮球,跳远,短跑,都很好。他的短跑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   
 总务主任王超群。原本是黄田公社一个大队书记,为人晓义,没有架子,终日里风尘仆仆忙忙碌碌。那年,我实在难以读下去了,找到陈校长,要求随同短师班学生一道结业,出去当教师。陈校长不同意,说“这样很可惜”,又说“不符合党的政策”,要我坚持。我便找到王主任,说自己经济如何困难,要求砍柴卖给学校,以获得几个零用钱。学校不是常年收购农民的柴禾吗,能不能也收购我的?王主任二话没说,答应了。
我便利用一切休息时间上山砍柴。砍的是茅草柴,不是大柴。柴山很近,就在学校背后。哪怕是大预备铃响了,跑下来上课都来得及。砍的柴禾打成捆,滚下山就到了伙房背后。农民们砍柴,都是随手砍根山藤或是细竹丝,用以捆扎柴禾,捆得很紧。我不会,便找来几根麻绳捆扎。又捆不紧,松松垮垮,经常是尚未滚下山便散了,不得不重新捆扎,令人沮丧。一百斤茅草柴四角钱,而我一捆柴总只有二十几斤,只能卖到毛把钱。太少了,不好意思马上结钱,让总务处记个账。过一段日子,累计多点,再去结账。如此便有个指望,可以买点牙膏肥皂了。后来,总务处的人收我柴禾时却不过秤,用手拎一把:“二十八斤。”我诧异了,怎么不过秤呢?总务处的人说:“不会少估。”是不会少估,他有数,我也有数。只是这样做合适吗?总务处的人说:“王主任打招呼了,说你的柴禾就不要过秤了,估一估就中了。要不,我们也不敢这么做。”
我心里一热,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来。
这样的柴禾,我砍了将近一年,直到离开黄田师范。
语文教师吴景琳。开学初期,吴老师一直负责教导处工作,排课表,整理档案,出黑板报,写标语,什么都管。同学们都喊他吴主任。他还办了一张小报,取名《红星报》,反映学校情况,八开,油印,套红,蜡纸刻写,当时看来相当别致。出版无定期,或三五日,或八九天,赠发各个班级,还送公社和县上有关部门以及各兄弟学校。吴老师是从“泾县报”社调来的,从征稿、编辑、排版、插图到印刷发行,他都内行。当他发现我也能刻蜡纸,立即要我参加办报。我说我不懂。他说“不懂不要紧,我教你。”我当然乐意。从此,我便三天两天刻蜡纸,按照他的版面设计、他的要求,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写。后来,教导主任朱兆驹调来,还配了一名职员,吴老师就离开教导处,教语文、美术去了。但办报还是他负责。
吴老师在《泾县报》当过副刊编辑,文学上懂得一些,但讲课实在不敢恭维。他把一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分析归纳板书以后,就开始“散扯”。从李白的“疑似银河落九天”扯到大办钢铁的“辉煌成就”;从茂林(他是茂林人)十三牌坊扯到泾县弋江大桥(此大桥是拆茂林十三牌坊的麻石条修成的);从新出的《红星报》扯到县委宣传部,同学们都爱听。
吴老师的中国画画得很好,擅长山水花鸟。不过那时候山水花鸟不吃香,吃香的是漫画,他也会。他画过很多漫画,歌颂“三面红旗”,歌颂“大跃进”。比如画一个大大的中国人,方面大耳,在前面大步飞跑。再画一个“美帝国主义”——大鼻子老人,白胡须多长,高高的帽子上印有美国国旗,写上两个字母:US;还画个“英帝国主义”:帽子矮一些,印有 “米”字旗。两个人在后面跑得气喘吁吁,硬是追不上,汗水直滴,一副狼狈样子。再比如画一排炼铁的高炉,高炉上写“土法上马大办钢铁”。高炉里铁水滚滚泻出,如海浪一般汹涌;“海浪”前面再画两个小小的人,仓惶逃窜,也是一副狼狈相。这两个人身上写两个字:右倾。吴老师画漫画很熟练,不用稿子,出手即是。有的还在"泾县报"乃至“芜湖日报”刊用,署名佩之。佩之是他的笔名,写文章、画漫画以及山水花鸟题款都用佩之,或者吴佩之。我很佩服他,也取个笔名:芸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笔名,只是鹦鹉学舌东施效颦。
不久,从芜湖调来一位语文教师肖树人。吴老师就不教我们,改教短师班去了。肖老师长得高大清瘦,却弱不禁风,那模样倒像个大号的林黛玉。他是肺结核病人,走路都喘不过气来。不知道什么缘由调到这个山旮旯来了。但他说这里好,空气新鲜,对他身体有好处。却经常卧床不起,经常吐血。后来还是调回芜湖。
班主任程瑞仁。徽州人,皖南大学历史专科毕业。程老师个头不高,五官不怎么清爽,很重的徽州口音,说话不容易听懂。写字也不容易看懂,潦草且不规范。板书更是涂鸦,如“天书”,如外文。班上有不少徽州学生,程老师重乡情,与他们相处很亲密,跟两位徽州女生尤其亲密。时间一长就难免生出一些绯闻来。那年月抓得紧,师生之间是不能有绯闻的。所以未等绯闻严重,就把它掐灭了。若干年之后,程老师笑嘻嘻地与我谈心,说:“那时候如果不是领导干涉,我和某某某可能就成了。”不打自招。说明程老师心里确有那层意思,只是未能逢时罢了。
还有一位老师,我是不会忘却的。因为我对不起他,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他就是物理教师许漪。许老师原本是县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笔字写得很漂亮,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都很漂亮,刚劲潇洒,十分耐看。据说是北京大学物理系肄业生。他来教物理应当是可以胜任的,然而却在常规教学中出了偏差。师一课本上有道练习题,是力学方面的加速度问题。作业经他批改时,他把我们全判错,打上叉,写“重做!”上课时又重点讲了这道题,要求按他讲的订正过来。我和杨炳炎持有异议,不听他的。当其他同学都“订正”以后,我俩仍然按原来做的重抄了一遍。结果作业本上再度被打上更大的叉。杨炳炎是物理课代表,数理成绩很好。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曾经自制一只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许老师说,按你们做的,就除不尽,得数是无穷小数,怎么对呢?我们说:不能以得数除得尽除不尽作为判别标准,而应当以题意为准。按老师说的,得数是除尽了,却变成匀速运动题了。
双方争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们曾经想去讨教泾县中学老师。但马上觉得不合适:一道常规练习题解决不了,岂非贻笑大方?丢人也不能丢到泾县中学去呀。我想到写信去《中学生》杂志求教。杨炳炎拍手叫好,说:“你来写,我出邮票。”
《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十分负责,不久便回信了:一个大大的信封,两张大大的信纸。除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还把解题过程完完整整地抄录于后。一看,同我们解的完全一样,连顺序都一样。
我与杨炳炎的错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这时候,我们应当把来信收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而我们却头脑膨胀,以为“胜利”了,将来信公之于众,闹得沸沸扬扬。
学校不让许老师教物理了,派他在教导处打杂。
其实,许老师未必真的解不开这道题,只是疏忽了。而疏忽以后,又为了那一点点“面子”,不肯走下台阶罢了。
我们赢了,其实是输了。我们过于张扬,伤害了许老师,心里一直很难过。十分对不起他。
    黄田师范的中师部一共招了三届共三个班。我们是第一届,在黄田读了两年,第三年寄读到宣城师范去了。第三届的学生也只在黄田读了两年,尔后并入南陵师范。唯有第二届的学生在黄田读完三年。黄田师范见证了“大跃进”,见证了“三年大饥荒”,历时四年,1962年改名黄田中学。



                   聂书记

我常常想起黄田师范,常常想起黄田师范的聂书记。
聂书记是第二学期调来的。那天,细雨蒙蒙,阴霾不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一担十分简单的行李,踏着湿漉漉的石板路,轻轻悄悄地进了大门。我当是雇来的挑夫呢,哪知他就是聂书记。一个近千人学校的支部书记,在我们看来该是个不小的官了,却没有一点官气,一点架子。大会小会,聂书记常常登台讲话。上台讲话也不拿架子。通常穿一件泛了色的蓝制服,领子下面的两粒扣子解开着,蓬乱的短发,黑黝黝的脸。尤其鲜见的是头上常常扎一块手帕,他说头痛,吃了止痛片也没能捺得住。聂书记讲话从不要稿子,连提纲也没有。兴之所至滔滔不绝,无文牍风,无书卷气。尤其是农业生产上的事情,真叫内行,不乏生动,说得人五体投地。要种南瓜了,他说如何挖宕,如何施肥,如何育秧。要种白菜了,他说如何浇底粪,如何撒籽,如何间苗。天旱了,他说哪个班哪块地三天没浇水了,再不浇,菜就要死了。班主任一问,果然是三天没浇水。他也常常表扬教师:“张老师备课备到十二点;李老师中午不休息;江老师上厕所都在看书。精神可贵,值得大家学习。” 却总是干巴巴的,远不及说南瓜瓠子有味,且几乎回回都是这几句。第一回大家觉得新鲜,第二回也还听得进去,第三回第四回就觉得厌烦了。江老师有这个习惯,天天上厕所,回回带书看,你能天天表扬他?聂书记还常常在会上强调称呼问题:“今后,一律按职喊。书记,就喊书记;校长就喊校长;老师,就喊老师;食堂管理员就喊管理员。不要乱喊。有些同学喊我校长,喊我老师,我怎么是校长还是老师呢?我是书记嘛--书记!”
我不明白:一个生活上十分不讲究的人,怎么就如此讲究称呼呢?
聂书记是平易近人的,课余饭后常到学生宿舍转转,谈谈心。问“伙食怎么样啦?”“听课懂不懂啦?”“哪个老师教得好啦?”他总是认认真真听人说,听人反映情况。还真能解决问题:你今天反映“稀饭太稀”,明天的稀饭就会稠很多。有时候也批评我们:“你们中师班,讲起来是老大哥,怎么不如初师,不如小弟弟啦?你们的南瓜秧子又黄又瘦。去看看人家的,乌油油的。劳动委员呢?多施点肥唦。”虽说是批评,倒也实事求是,叫人心服。有时候,他既不了解情况,也不批评责备,纯粹是说说笑笑。这就越发开心,越发融洽了。
聂书记常常给我们提出这么个问题:“哎,你们说说看,是书记大呢还是校长大?”
有同学不假思索:“那当然是校长大啰。”
这时候,聂书记便将那小小的眼睛直眨,笑盈盈地,又问别个:“你说,你说哪个大?”
“我说······不知道。”
聂书记拍板了:“嘿嘿嘿,还是书记大嘛,书记大!”他是外乡人,他把“书记”说成“暑记”--“暑(书)记大!”
聂书记也隔三岔五来听课。他听课与众不同,不带课本,不填“听课笔记”,也不通知教导处。他听课多半不坐在教室后面,而是挪张凳子,坐在讲台旁边,面对学生。他有时候头上扎块手帕,摇一把芭蕉扇;有时候踏一双布鞋,踢踏踢踏,一只裤脚长一只裤脚短。烟瘾犯了,便从腰间掏出香烟,划根火柴,点燃一支,悠悠地吸着;那袅袅白烟也便悠悠地飘着,别是一番境界。他似乎也很重视学生的听课情绪:哪个做小动作了,哪个交头接耳了,他总看得清清楚楚。一位女同学常常打瞌睡,他便常常注意她。一见她闭上眼了便盯着她隐隐发笑:“嘿嘿,嘿嘿嘿……”继而招呼正在讲课的教师,指点给他看。于是课堂上哗然大笑。聂书记也笑,笑得很得意,很开心。他还常常在课堂上踱来踱去:从黑板前面踱到教室后面,又从教室后面踱到黑板前面。一圈,又一圈,再一圈。慢慢的,比散步还慢。像一名巡警,辛辛苦苦地维持着街面上的秩序。
聂书记很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切地说,很注重生产劳动。他直接过问全校的劳动事项。买米啦,砍柴啦,挑砖运瓦啦,割稻种菜啦,全归他安排。那年月不像现在,劳动时间很多,而且常常突然停课去“支农”。实实在在地说,聂书记的责任是不轻的。好在他内行,尤其能干,能吃苦。莫看他四十挂边了,身体也不太好,却从来不装孬,事事带头。他挑起粪来总是满满两大桶,扭两个稻草把子搁在浮面上,咯吱咯吱,悠悠颤颤,不泼,也不晃,稳稳当当,完全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他评判一个学生的优劣好坏,先进落后,多半也是根据劳动表现。他常说:“分数有什么用?X不是常考一百分吗?我看不如Y的零蛋。Y劳动好,会种菜。他种的南瓜又多又大。X呢?会吗?一百分能当饭吃?”这倒是实在话。一百分不就是一道杠杠后面两个圈圈么?那两个圈圈既不是鸡蛋也不是南瓜,连茄子西红柿都不是,顶什么用?正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黄田村饿死了许多人。人饿的时候,三粒蚕豆还能过道岭咧,能种出又多又大的南瓜当然再实用不过了。聂书记是位实干家,不喜欢没有实际劳动本领的学生。
聂书记也不喜欢我。我家庭成分不好,卑怯得很,自甘落后,素与聂书记没有过亲近的时候。然而有一回却例外了。那是农忙假当中,我一天采了三十八斤茶叶,全班第一,得了奖。什么奖?一个二两五钱重的麻饼。莫小看这二两五钱啊,在当时非但可以充饥,更是一种荣誉;一种能使人改变看法的荣誉。果然,聂书记出人意外地招呼我:“朱普乐,你来,来。”我去了,他将我看了好一会儿,仿佛要从我身上看出以前没有看出的东西来,说:“你不错呀,继续努力,啊,努力。”
这是他第一次表扬我,也是最后一次。


                 饿

 “肚子空空的,想吃东西”——这是某词典对“饿”的解释。“饿”的感觉多种多样,“想吃东西”只是一般反应。长时间吃不饱,饿狠了,头昏眼花,走路打漂,饥肠辘辘,五心烦躁。甚至呕吐清水,心如刀绞。久而久之,身体急剧消瘦,各个器官损伤,各项机能衰竭;躺下坐不起,坐下站不起,诸多毛病趁虚而来。直至奄奄一息,恍恍忽忽,但求速死而已。这是一位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农村长者,所述的关于饿的体验。
我也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但因为在学校读书,尚有定量供应粮食,没有断过炊。所以对“饿”的体验未达极致,只是一般,如词典上所说。1958年下半年开学,我们还是可以吃饱的。那时候,高中生每月定量 30斤,渐渐地定量逐减,减到24斤。城镇居民也由25斤半减至21斤。不光是口粮减少。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副食品供应也越来越奇缺。所有能吃的东西都不见了,找不到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譬如“大办钢铁”中,我们以前挑矿石回校,途经榔桥,总可以在饭馆里买上几个米饼,二分钱一个,不贵。后来就见不着了。
最初的感觉是每餐都不够吃,总是饿兮兮的,好像没吃一样。晚饭更少些。我们就尝试将饭菜倒在一起,加水煮成“涨饭”。看上去多一些,当时也可以吃饱。但两次厕所一跑,又饿了。正是年轻小伙,需求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后来,学校改成一干两稀,晚餐是稀饭。更饿了。
分饭,成了不小的矛盾。第一必须全桌八个人全部到场。第二,主持分饭者轮流值日。第三,必须绝对公平。前两项都好办。唯有第三项很难把握。一人在分饭,其余七双眼睛“滴溜溜”盯着,神色严肃紧张。为了避免主持分饭者有亲疏好恶之分,大家相约先将八碗饭分好以后,依次拿取,最后一份属分饭人。这一顺序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每日顺次推移。应该很公道了,却有人觉得仍然可能“作弊”。定量供应并非全是大米,每每搭配杂粮,如山芋,泥豆,霉了的山芋干。一桶山芋大大小小,怎么分才公平?有人想出点子,做一杆秤,称。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全校推开,一个桌上一把秤。后来分饭也就延用这一办法了。还是女同学爱意思,一般不用秤。虽然她们也吃不饱,但不像男生那样“恶辣辣”计较。
也许你不相信,以为我杜撰;也许你鄙视,以为这些学生卑劣。其实不然。民以食为天,饥民们可以揭竿而起,可以疯狂妄为,怎么不可以斤斤计较呢?
偷食是常有的事。胆子大的学生,三三两两结伴游弋于伙房之中,见到什么拿什么,只要是能吃的:锅巴、馒头、萝卜、山芋,乃至于咸菜。后来炊事员警觉了,收得紧紧,什么也偷不到了。也有少数女生流窜其间,她们不是偷,是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眼疾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捆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食堂为大队干部所掌控,任意克扣老百姓。当时的民谣称:“炊事员呵卵脬,干部打饭底下捞,社员打饭上头漂……大队长吃得胖墩墩,小队长吃得刚刚好,社员吃得歪歪倒。”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 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1960年暑期,我们全班寄读于宣城师范。同时寄读的还有广德县和郎溪县各一个师范班,与宣城师范的学生混合编成一个数理班,两个文史班。我们数理班人多,有六十几个学生。宣城师范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时期,民盟的章伯钧先生当过校长。图书馆、实验室、阶梯教室、运动场......应有尽有。不像黄田师范如同一座破庙,我们大开眼界。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教学正规。然而饥荒则更加厉害了。“大跃进”已经搞了两年,“大饥荒”也已经延续两年。日积月累,苦不堪言。
开学不久,我们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都是地铺。夜里,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里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账,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麦菜、刺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胀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这是永华告诉我的。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萧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回忆,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做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 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 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饿死!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几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俗称“危险分子”)而遭到“内控”。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那时候,毛泽东急于取代已故的斯大林,升级为“世界革命领袖”。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 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由班上劳动委员安排种菜,如萝卜、青菜、甘蓝菜等。收的菜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食堂,其所得作为班费。为防止有人偷菜,全校各班轮流值夜。我们巴望着值夜。因为值夜有一顿“美餐”。其实就是每人二两稀饭,或者两个馒头,由食堂按人头分发。美就美在自己可以到菜地砍菜来煮食。譬如砍一些甘蓝菜,切碎,于大锅里煮熟,放点盐,没有油,却觉得很好吃。剩下半锅,大家平分。每人一小盆,带回寝室收好,第二天乃至第三天吃。只能在本班菜地砍,不能动别班的菜。无任何人规定,却都这么遵守。心照不宣,不约而成。
有一次,我们全班到双桥公社拔胡萝卜。双桥公社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友安的发祥地,是宣城县一面红旗。他们的生产好像比别的地方搞得好一些,种了大片大片的胡萝卜。我们一边拔一边吃,非常开心。还将围巾解下来,拦腰将棉袄扎紧。再把一个个带泥的胡萝卜在裤子上蹭一蹭,揣进怀里。一个个揣成“大胖子”。公社的人并不干涉,知道这些学生太饿了,可怜。午饭由各班自己煮,每人半斤米(由学校食堂带来),再加二斤(其实不止)胡萝卜,一起煮,加点盐,没菜,却吃得很香。大多数同学都留下一碗或一茶缸,带回慢慢吃。唯独唐荣华肚子大,从来没说过一个“饱”字。他说: “还留?留什么?干光了事。”他真的全部吃光了,干干净净。稍过片刻,当别人下田劳动时,他却站在那里抱住一棵树,不能动了。也坐不下来。好在他消化力强,无碍大事。个把钟头以后才离开那棵树,可以慢慢走动了。遂成笑柄。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也是饿急了。
1961 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一天晚上,我在食堂吃了三两米糊,根本不够。听说南门口饭店有饭卖,我便去了。买了半斤米饭(要粮票),外加一碗红烧茄子。味道不错,还是没饱。狠狠心又买了半斤米饭,又一碗茄子。这才饱了。这个晚餐,硬是吃了一斤三两,还有那么多菜。
班上有个姓彭的学生,说他爸是商店经理,可以买到“高级月饼”,问我要不要。当然要!立刻将钱与粮票交给他。第二天他带给我一个一斤重的月饼。趁着没有课的时段,我打来一瓶开水,将宿舍门关上,独自享用。本准备吃一半留一半,却刹不住嘴,居然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赵步岳还是“右派”,在城关小学一边劳动一边教课。他人缘关系好,路子广,间或能弄到吃的东西。一天,他从幕山园艺场买来两大篮新鲜山芋,晚上把我们五、六个单身汉邀去共享。赵步岳吃得太多,第二天肚子痛,急性胃肠炎,病了几天才好。听说还有人连吃十几个茶叶蛋,结果胀死。后来才知道,长期吃不饱的人,突然吃的太多太胀,肠胃一时适应不了,容易出事。饿狠了,难以控制进食,也是饥荒年代的真实写照。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饱了,就是这个样子。
只此一季,第二年就不准这么干了。
炊事员对我也很客气。因为我经常为他们做点文墨事情,如写信,写请假条,写借据等等。他们都不识字。买饭的时候,总要给我多打一点。明明四两,实际给我半斤。从此,我是餐餐都能饱了。
一个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对不起,我的亲人

                外 婆

外婆一直寡居在“长房”里,与姑奶奶家相距不过五十米。姑奶奶就是外公的妹妹,人称凤奶奶。
姑奶奶也是早年守寡,儿子在江西上饶经商。家里有儿媳和孙子,三个人过。外婆便常常去她家打发日子。姑嫂俩谈谈心,说说天气,说说各自的孙子外孙。有什么好吃的了,或者逢时过节,姑奶奶总是喊外婆吃饭。不是光吃,也帮她家做做事,都是手边上的事。姑奶奶青光眼,瞎子。儿媳妇做事不大在行。“土改”前请了佣人,“土改”后不允许了,不能再“剥削”人家。因为有儿子在外面谋事,“土改”以后,姑奶奶一家依然过得光鲜。外婆深得她们照应。姑奶奶的孙子朱永康,小名长生,1955年小学毕业以后没有考取中学,到上饶去了,听说后来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土改”以后,外婆把自己名下的一份田托付给村民耕种,按例收获一份稻子。虽然母亲无力照管她了,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她也间或帮人家绣花,搓搓蔴索(纳鞋底用),做点手边活。老了,眼力不济,做起事来很慢。
外婆希望我晚上与她作伴,我也乐意去陪她。条件是给我讲故事。外婆不识字,肚子里却有许多故事:《昭君和番》、《珍珠塔》、《玉堂春》......外婆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的呢?原来,是在汉口看戏看来的。外婆曾经是个戏迷。
外婆给我讲的多是言情故事:公子讨饭,小姐落难;父母嫌贫爱富,执意悔婚,女儿不从,说“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落难公子在一个破庙里苦苦读书,终于考中状元,于是洞房花烛,拜堂成亲。大团圆。外婆讲故事口才平平。她不会渲染,不会雕琢,也不会于关键地方卖关子,解“包袱”。就是平平地叙述,有点像介绍剧情,但也好听——有的听总比没的听好。听着听着我便入睡了。第二天,打听故事结局,外婆说“我不是讲了吗?你睡着了吧?看,白讲了。”于是又将结局叙述一遍。
还给我说黄田往事。说“洋船屋”,说石井坑,说“长毛”驻扎旗山的事。“长毛”就是太平天国军队。外婆不知道,只知道“长毛”披头撒发,杀人放火。说朱典卿,说朱侠骨,说“冲水凼”边上朱寿根小时候捅杀人,赔了不少钱的事。说四座牌坊有一座没有顶,为什么?那是一座贞节坊。当年建坊的时候,总是竖不起顶来,竖起就落。管事人估猜其中必有缘故。于是询问这位节妇。节妇老了,头脑却十分清楚,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看见“公鸡踩水”,自己笑了一下。管事人“啊”了一声,不再强行竖顶了,于是那座牌坊就没了顶。我不懂,不就是公鸡欺侮母鸡——打架么?怎么啦?怎么笑都不能笑?“公鸡踩水”怎么就把个牌坊顶给“踩”了呢?没有顶的牌坊,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外婆说,讲是这么讲,哪知道是真是假呢?你还小,大了就懂了。
外婆还经常留点东西给我吃。譬如灌心糖、绿豆糕、蚕豆、杏子......不多,都只有一点点,都是姑奶奶让她吃,她刻意留下的。有时候也去买上一角钱的红糖或是砂糖,装在一个小盅里,叫我每天吃上一两勺,甜甜嘴。
高级社以后,农民的土地逐渐充公了。像外婆这样的“社员”,无力参加劳动,没有工分,吃饭成了问题。说是农业社给“五保”——其实就是“一保”:保口粮。月管月到社里称点米来。至于吃菜,都是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村里老百姓都还好,只要自家菜园里有的,都乐于助人。有这种传统。外婆好像也不怎么生病。伤风咳嗽倒是有的,在农村不叫病,挺一挺过去了。冬天气喘气闷,没办法,只有焐暖一点,到了春天自然就缓解了。真有什么不舒服了,向姑奶奶要点药,什么“六神丸”啦,“鹧鸪菜”啦,仁丹啦,羚羊角啦,姑奶奶家中存了一些常用药。她做好事,村子里无论谁去要,都给。
1958年,大难临头。“大办人民公社”了,“大办公共食堂”了,所有人一律到食堂就餐,一律不准个人私存粮食,家里不准冒烟。公共食堂先是吃饭,而后是吃粥,而后是粥越来越稀,而后成了米汤,最后连米汤都没有了。这时候,母亲已遭逮捕,送到劳改茶场去了。外婆七十多岁,经不住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姑奶奶和她的儿媳也去世了。姑奶奶是个盲人,饿得不能动,睡在床上扯棉絮充饥。三年大饥荒,老年人死得最多,也最早。人老了,经不住拖。
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的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
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对不起,外婆。浩劫临头,我没有能力让你活下来,可我应该有能力嚎啕大哭呀!竟然没有做到,我真该死。


                  妹 妹

最怕回忆的,就是妹妹。
妹妹属狗,生于1946年。世道已经不太平了,家境也越来越不济。母亲与“姑妈”已经各生一个男孩,将风头抢尽了,妹妹这时候来到人世,实在没有选对时机。上上下下都重男轻女,根本就没拿她当回事。母亲常说:怎么这样讨嫌她?好像是我“拖油瓶”带来的?
“土改”的时候,妹妹四岁,世道的变故,母亲的遭难,家道的中落,小小年岁的她是怎么看待呢?幼小的心灵该遭到怎样的创伤呢?没有与她沟通过。哪怕是语无论次地瞎扯都没有扯过。将心比心,她一定莫名其妙,一定大惑不解,一定无可奈何吧。我比她大了四、五岁,尚且如此,她一定更加懵懂了。
懵懂也好。如果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没有“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妹妹是可以懵懂地过完一生的。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 1959年,十三岁的她,终于逃不过那场劫难,饿死了。她是紧随外婆而去的。在“那边”,她也一定与外婆一起吧,彼此也好有个照应。“那边”能吃得饱么?
    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为民请命”,十分委婉地反映了广大农村真实状况。岂料“伟大领袖”龙颜大怒,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不但没有“纠左”,反倒反起“右倾”来。于是无法无天的人更加无法无天了,“五风”更厉害了,农村中的灾难也就更厉害了。黄田村接连三个月不见一粒米。外婆与妹妹都是那时候饿死的。许多人都是那时候饿死的。母亲被抓走了,妹妹无依无靠,独自苦苦挣扎。我也时不时地从自己碗里匀出一点,带给她吃,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说我自己也是餐餐吃不饱的。我曾经扯开面子,溜到学校伙房里,在尚未清洗的饭桶里刮取残余米汁,凑在一起,悄悄带回。渐渐地,就刮取不到了。一是饭桶越来越“干净”,有的学生甚至用嘴去舔,用手去抹。一点一滴都不“浪费”。二是伙房不准人刮了。炊事员老潘就很坏,见人去了,赶紧往桶里倒水。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对不起,妹妹。我没能让你活下来。痛心疾首,愧悔至极。
去年,我去徽州采访朱建秋以后,越发自责。朱建秋是郑家瑾的胞妹。1959年,郑家瑾中师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中学任教,便将朱建秋带在自己身边。父母双亡,饥荒盛行。郑家瑾尽到兄长责任,照应妹妹。从而使妹妹脱离农村,免遭了可能遭到的灾难,活下来了。
我却没有做到。诚然,与之相比,那时候我还没有工作,自顾不暇,但这并不足以开脱自己。我缺乏的是那种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的精神与勇气。同许多家族一样,我们这个家族也是自私的。正常状态下,可以维持一团和气;遇到极端情况,就容易分崩离析。我无例外,根本不及母亲。我怯懦了,偷生了,以致于精神上一直遭到责任与良心的鞭挞,也是该当。


                  妻 子

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农村中的饥荒状况逐渐好转。第二年,我调至潘村中学,真正能吃饱了。
肚子一饱,便不知不觉地考虑起婚姻大事来。潘村中学离县城十五华里,在潘村营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四周一片稻田。附近村里有一家豆腐店,一家杂货店,一个卫生所,还有一座小学。潘村中学的前身是“大跃进”中开办的农校,学生年龄偏大。尤其女生,更大一点。春心萌动,情窦初开,已经“懂事”。未婚教师多与这些 “懂事”的女学生谈恋爱,一人挂靠一个,来来往往,算得一道风景。也有两位女生对我有好感,却都是家在农村。“三年大饥荒”真让我害怕了,心存余悸,不想要农村女孩:假如再来“大饥荒”怎么办?不是自找苦吃?卫生所的沈医生给我介绍一位女护士,倒是吃商品粮的。我却没看上:护士脸上有几粒白麻点。并不是十分招眼,应该算不了什么,我却有些挑剔。第二年进城,有人给我介绍一位街道上的女孩,初中毕业,没有工作。见过一次面,我便退却了:我一个月拿三十四元五角,能养活一家吗?我想找个有工作的女孩。
这年冬天,我遇到后来的妻子赵士华了。她毕业不久,在幼儿园工作,与文化馆门对门。我们是在一次群众文化活动中认识的,渐渐有了感觉,顺理成章地谈起恋爱来。我不无疑虑地告诉她:“我家成分不好。”她却说:“我家也不好”。其实,她还是比我好一点:她家是 “工商业兼地主”。“兼地主”与“地主”在实际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兼者,次也。譬如这一年,陈毅副总理陪同几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从黄山回去,路过泾县到宣纸厂参观,安排在县城吃一餐午饭。官方要临时抽调一批服务人员,端茶端水端菜。是要政治审查的,把她也抽来了。人家就不认为“兼地主”会从中下毒,会搞破坏。若是光光的“地主”,人家就不会要了。我很感激她那句“我家也不好”,立即把我们拉近了。曾经有人说过:“朱普乐好是好,就是成分不好。跟了他,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确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能说人家考虑得不对。赵士华却不管这些,没有考虑“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
热恋是极其幸福的,睡梦里都常常笑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感觉都不差。然而1966年6月,“文革”开始,祸端又起。先是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好在“伟大领袖”要整刘少奇,把我们放了。一场虚惊。这年冬天,她又被揪,说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是这样的:她已经调到城关一小。晚上政治学习时,她因腹泻内急,上厕所一时匆忙未带手纸,顺手在“大字报栏”上扯了一片旧报纸,却被学校的“红小兵”发现了。一追查,扯下的报纸上有“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说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挂牌游街,被批判斗争。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哪里受得了?造成极大创伤;后来得病也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平稳下来以后,1967年5月,饱经坎坷的我们,终于结婚了。婚后生活是愉悦的。尽管依然贫困,依然小心翼翼,却挡不住一对年轻人意气奋发。我们相约暂不急于养育小孩,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相亲相爱。然而出人意料,不久便怀孕了。妻子十分沮丧,要做人工流产。我表示疑虑。她说不要紧,想要的时候再怀。还说不能让母亲知道,否则就做不了。于是决定去南京做人流(她的姨妈在南京)。还说手术以后照样要守口如瓶,不许漏嘴。否则母亲会骂死的。我那时特别尊重她的意愿,也无知,就同意了。
妻子一人去了南京,到一家级别较高的大医院做人流。当一切准备就绪,做手术的医生上了手术台,问及情况后连连摇头。说初次怀孕不宜做人流,否则会影响以后孕育,会后悔的。又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手术她是不会做的。于是未遂。
后来,岳母还是知道了,把我们大骂了一顿。我们差一点因为轻率无知做错事,付出不应有的代价。这么一个好儿子,差一点被我们断送了。我们那样的无知,那样的刚愎自用,太自私了。而且蒙蔽长辈,自以为是。自己老了以后才知道,切莫以为老年人就一定老朽,一定啰嗦,一定烦人;老年人自有优势。这优势便是阅历,便是经验,便是教训。
大儿子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愉快。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周周正正,言语乖巧。老老少少都喜欢与他逗乐。我们也早早地逍遥于运动之外了,不去掺和。却免不了经受运动带来的痛苦、恐吓与担忧。两派之间的武斗;因武斗而放火烧房的惊骇;岳父的遭难而导致的打击与创伤,一家人依然活得很累、很苦、很揪心。尽管如此,还是拥有过一段合家欢乐的日子。
妻子是个温良驯顺胆小怕事的人。应对变化的能力不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遇事慌张常手足无措。这与当时的生存环境是格格不入的。1970年,小儿子出世以后,妻子的身体状况渐渐不如从前,失眠,焦虑,郁郁寡欢。得了抑郁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一个个十分无知,甚至都没听说这种病的名字,就连县里的医生也不十分清楚,只是当做神经衰弱来治;只以为性格缺陷、心胸狭隘想不开。也不知道吃过多少中药西药,扎过多少针刺。甚而以为遭了鬼魂,于是“看花”,烧香,烧纸,拜神求仙,祭奠鬼魂。
那是个没有人情关怀、不讲人性的年代,讲的只是思想改造阶级斗争。为此,我们经受过外界不少的误会、白眼与歧视。我经常为妻子请病假,有的领导(不是全部)给予的总是冷漠与官腔,什么“要斗私批修”呀,要“加强思想改造”呀,“心胸要宽广”呀,“不要患得患失”呀。明明是病态,却偏要归咎于思想问题。
第一次生病还是治好了。怎么治好的?却不明白。因为使用的手段很多,反倒分辨不清了。四年以后,1975年,妻子又犯病了。比上次更厉害。心灰意冷,口口声声不想活。还是治疗吃药,还是烧香祭奠,同时加强夜间看护值守。岳母还特地将家中的刀子绳索收了起来,以防不测。然而防不胜防,当我们因长期护守弄得焦头烂额昏昏愕愕的时候,妻子竟利用一个午饭后的间隙,自缢了。那是1976年10月。
看来,妻子当年选择我,是个错误。婚后十年,我没有能力改善她的生存环境,没有能力让她真正地快乐;生病以后,虽然在劳心劳力上也对得住她,却无力将病治好。如果她选择的是一个成分好、心智高、能力强的男子,结局或许完全不一样。这都是“命“——也只能这样开脱自己了。
妻子是铁了心地走了,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
抑郁症是可怕的。譬如天赋很高的诗人顾城,为了一死,竟然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然后自杀。譬如三毛,譬如海明威......可怕就可怕在人们对它的无知。若干年以后,我总算对这个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如果当年我们不是那样的无知,社会不是那样的无知,大众医疗不是那样的无知,妻子是不会撇下我们的。
对不起,妻子,我诅咒无知!


                岳 母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孩子很小。能把他们拉扯大,得力于岳母的关心与帮助。
岳母也是个命途多舛之人,饱受战乱与暴政的祸害。她是南京人,姐妹(弟)七个,她老二。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前夕,为躲避战乱,举家逃来泾县蔡村。离开时,父母将她嫁给了岳父。那年她十七岁。一家人都走了,唯独她留在异乡。
岳母很能干,真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介入这个家庭时,她上有婆婆,下有七个子女,一家十口。除了岳父一份薄薪,全仗她一手操持张罗。她早年做小生意, “公私合营”后在合作商店当营业员。她似有经商天赋,在那种严密控制的环境中,仍然利用一些少得可怜的机会,偷偷地做点小买小卖。她上山砍柴,开荒种菜,带领儿女砸石子卖......竭尽一切地补贴家用,养育子女。她还要代表家庭与别人打交道,与社会打交道,从单位领导到市井之徒,都不能得罪,都得应酬。
“三年大饥荒”期间,城里人也吃不饱,但比农村好得多。毕竟一个月还有二十五斤半粮食供应(一度减至二十一斤),不全是大米,要搭配一部分杂粮,如发霉的山芋干。其间,岳母得了一场大病。妻子说,人都死过去了,准备后事了,连衣衫都换了。多亏朱治平来了,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一针扎下去,岳母便缓缓地回过来了,真是奇迹。朱治平是县医院中医,很有名气。岳父那时在县医院当会计,把他请来了。从此,一家人对朱治平崇拜得五体投地。就连后来妻子生病,岳母都力荐朱医生。这时候,朱医生已经离开县医院,回到黄田塘头街行医。于是我陪同妻子,挑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两只箩筐,一只筐里装小儿子,另一只筐里装衣物用品)赶过去,在他家住了五六天,扎针吃药。却没什么明显效果。谁也说不清岳母当年得的什么病。但我以为,岳母一定没有真正死过去,或者也只是“假死”,所以一针下去才能够“起死回生”。如果真的死了,恐怕谁都无力回天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武斗很厉害。住宅对面的手管局是一派组织据点,经常开枪,经常纵火,殃及民房。一家人都做好应急准备,一见起火,如何逃生,如何抢救财产,都是岳母出主意拿办法。而每次火情中,岳父则只会将一只小木盒抱在怀里。那盒子里面是什么重要东西呢?岳父去世以后,人们打开一看,也就是四十几元钱。
妻子生病以后,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小儿子,才几个月大,没有奶水了,全靠岳母人工喂养。那时候没有奶粉,只能喂粥,喂米糊,营养品就是蒸鸡蛋。因为断奶突然,孩子一时不适应,得了“疳疾”,消化不良,瘦弱,焦躁,爱哭,头发稀枯无光泽。岳母遵从民间办法,将蛆虫捞至清水中长时间浸漂,再放进整个鸡蛋中(每次七条)蒸熟,给孩子喂食,一日一枚。岳母不厌其烦,努力照料。办法虽然原始可笑,倒也有效。两个孩子能有今天,他们的外婆当属第一恩人。所以,小儿子一直将外婆照片置放于案几之上,天天都能见到。孩子不说,我能猜到他的心思,我理解。
然而我却对不住岳母了:妻子去世不久,另一位女性主动走进我的生活。今日记起,我当时出于自卑心理,对于如此径直找上门的 “造化”,视为极其珍贵,未曾考虑时势,未曾考虑他人感受,更未曾考虑事情的艰险。如获至宝,怕失之交臂。时日太短,妻子尸骨未寒,无论怎么辩解,我都失当了。凭心而论,岳母不是没有考虑我的再婚之事,只是怕一招不慎,日后两个孩子受委屈。她要求我缓一缓,从长计议,慢慢地找个没有小孩的女人。其实本没有太大分歧,只是看法不一样。我本应尊重她的意见,即使不遵从也应当好好沟通,耐心解释;求同存异,或取得理解。而我却简单从事,硬来硬往。以致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伤害了岳母,也伤害了我的孩子。实践证明,自己也没得到好处。我是在一个不合宜的时段,以不合宜的方式,做了件不合宜的事情。
随着时日的推移,岳母倒是没有长时间地记恨于我,一如既往地帮忙照应我的两个儿子。我只顾忙于生计,忙于孩子的学业与成长,却无暇给予他们应有的情爱,成为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正是岳母或多或少给填补了一些。否则,两个孩子的童年就越发可怜了。
    “文化大革命”当中,岳父受到迫害,过早地去世了。以后三十多年里,岳母表现出十足的坚毅顽强。可是,当她的儿女们一个个建立自己的家庭以后,这位了不起的母亲,就显得十分孤单与无助了。是的,她还有六个儿女,而且对她都不差。依然是个大家庭,或者说依然是一个血缘群体。然而,再多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再好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伴侣的重要,固然在于年轻时的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在于并肩奋斗中的同甘共苦无私互助,更在于落寞黄昏中的相濡以沫形影相随。这种心绪,我与岳母从未谈论过,尽管她经常与我谈心;也没有与她的儿女们讨论过。只是我的一种感悟,一种越来越趋于老境时的感悟。人生就是怪得很,许多东西不是学来的,而是感悟来的。
我也曾做过一件好事:1997年,专门陪同岳母到小儿子那里小住过几日。小儿子在上海,参加工作不久,尚未买房,租住在一间简陋的一居室里。岳母原本身体不好,此刻却精气神十足。四层楼梯一步未歇,径直爬了上去。我们把闲置不用的厨房打扫干净,作为她的临时卧室。很小,她却觉得很安逸。
某年春节,孩子回家过年。正月里我请岳母来小住一时(每年的大年夜,她必定只在儿子家过)。当孩子返回单位上班的当天,岳母即离开了。是那样的自尊与自觉,不越分毫。无怪孩子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评价:别看外婆年纪大了,说话做事总还是那样得体。
岳母是2000年春节后作古的,终年七十九岁。如果岳母能活到今天该多好。我可以陪她去深圳玩玩,去香港玩玩。当不知何等愉悦。
对不起,岳母。我们对你的回馈太少了,惭愧。

      

 “文革”拾荒 (外三章
 
泾县的“文化大革命”,当从1966年6月5日算起。
这天下午,有人在我们文化馆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馆为什么不宣传?无动于衷?二、文化馆的干部养尊处优,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三、文化馆组织交谊舞会,宣扬封资修。四、文化馆组织讲座,请江流做报告,放毒,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群众;是文艺黑线在泾县的“分店”,是 “黑馆”......江流是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中篇小说《还魂草》被列为“毒草”,遭到批判。
这就是后来被他们自己引以为荣的“泾县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署名是泾县中学十几名师生,如政治教师黄胜非,高三学生曹德源。无疑,他们是受到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影响。然而,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针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而黄胜非等人的大字报却选择一个毫无权势的文化馆开刀,分明是挑了一只“软柿子”。姑且不论是非如何,仅其魄力而言也逊色多了。
 来势汹汹,风起云涌。县城各大小单位纷纷响应,文化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至天黑,门口一段大街贴满大字报。没地方贴了,大字报还在不断涌来。文教局的领导立即叫我们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拉起一道道绳索,把大字报别在绳索上。 
 我慌了,止不住地浑身颤抖。参加工作五年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写大字报成了革命行动。谁不想革命呢?于是争着写,疯狂地写,不再是单单指向文化馆了。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再坏再烂再黑还能有多少事情供人去写?“炒冷饭”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四面八方开炮,你单位写我单位,我单位写你单位;光写单位不过瘾了,干脆指名道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政治立场到个人隐私,从光冕堂皇到恩怨情仇,乃至于操娘日妈,无奇不有。也不光在文化馆门口的大街上贴了,满街都是。
泾县城乱了。
*
县委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了。首先要求各单位将相关大字报贴到各单位去,大街上不让贴。各单位开始学习,开展运动。当时,领导们对这场运动都不理解,以为又是一场“反右派”,便按照“反右”时的惯例,在人群中划分左中右。把一些人打成“黑帮”、“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组织揭发批判。但挨整对象不叫 “右派”,统称“牛鬼蛇神”。
文教局、教研室、视导员、扫盲办事员、新华书店、文化馆、电影公司、剧场、体委等文口单位在一起学习。地点在文化馆。首当其冲的是文化馆长杨德柱,说他是“十七年文艺黑线在泾县的代理人”。真的是抬举他了。一个小小的县文化馆长,代理的了吗?
杨馆长三十多岁,安徽全椒县人。五十年代初,他在省电影教育工作队担任第12队队长,于全省各地巡回放映。1956年,他担任联队长,率12队、32队、56队到泾县巡回放映。1958年这支电影联队落户泾县。杨馆长可称泾县电影放映的“鼻祖”。
杨馆长性格倔强。平时就不大买别人账,也不善于逢迎拍马。现在遭到这么多大字报“炮轰”,这么多“革命群众”批判,哪里受得了!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像只斗败了而又不服输的大公鸡:“说我们黑馆,黑在哪里?哪件工作不是在宣传部文教局领导下干的?我想不通。我不怕,屁股上没屎。”
杨馆长成分好,根子正,自来红。所以不怕,所以不买账。
这便让组织者十分尴尬。于是组织力量轮番轰炸,上纲上线。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历数其“恶状”,而且不准“狡辩”。不是和风细雨,更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强词夺理,声嘶力竭,间杂以暴力性十足的“革命”口号:打倒谁谁谁,火烧谁谁谁!把谁谁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谁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反省,抄家,诱供,诈供,监视,隔离......都用上了。一个崇尚阴谋与暴力的年代,所有运动无不充满血腥与凶残。
然而,杨馆长宁折不弯。
*
第二个遭批判的是我——说我是“杨家黑馆”得力干将。
1963年,我从潘村中学调进文化馆。据说,原本是安排到榔桥文化站。正赶上一次关于经济方面的运动(不记得运动名称了),叫我参加学习,结束以后再下去。其间,杨馆长叫我写了一份关于开展幻灯放映的工作小结。他觉得我写得不错,很满意,便经文教局同意,把我留在县馆。这便成了杨馆长一条“罪状”。为什么独独看中了出身不好的朱普乐?推定结论是网罗牛鬼蛇神,建立自己的黑班底,野心勃勃,图谋不轨。
我的“罪状”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反动日记”;二是“反动文章”。
我确有写日记习惯,也曾经积累过几本原始文字。1966年春,我从省文化干校学习回来,感到时局有些异样,心中常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便把多年的日记和一些自认为“不健康”的文字付之一炬。“炮轰文化馆”期间,一天晚上,我的女友赵士华来探望我(她亦深感不安),临走时用一只网袋将我换下来的内衣带去洗,被正在观看大字报的副局长凤春杏看见。凤局长当面啥也没说,还客客气气打招呼。学习会上却说我转移了什么东西,推定为“反动日记”。真的是有口难辩。
我原本就是个业余作者,喜欢写点所谓的诗歌散文小说之类,零零散散也发表过一些狗屁文字。譬如“大跃进”的时候,我就写过一首民歌(其实就是顺口溜)发表在报纸上:“穗儿重,穗儿黄,棵棵稻穗尺把长,砍根穗儿扛回家,奶奶把它当高粱。”到处都在饿死人,哪有什么尺把长的稻穗?不是狗屁又是什么?只能说明我也曾经是“大跃进”的吹鼓手。抄家的时候,把我发过的没发过的文字统统抄走了。还在县委机关专门抽了两个人审查批判,并写成大字报集中张贴了一个大房间。真没想到,我这些狗屁文字居然得到如此青睐。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是此类批判的“精髓”。譬如我文章中写“东山的炭窑裂了缝,急需修整”,就说是隐射攻击社会主义。“为什么偏偏是东山,而不是西山?”“东是社会主义,西是资本主义”,“裂了缝,多恶毒!”譬如写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就说是“攻击社会主义日暮途穷”。
主持会议的卢廷俊(新华书店经理,文教局党支委)在会上说:“朱普乐,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这无疑是宣判我的“死刑”。
冤枉!那年月,我对共产党确实是十分虔诚的。它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我也就相信它“伟大光荣正确”,丝毫没有半点质疑,哪里还敢“仇恨”?那时候,我年轻幼稚,我天真单纯,我提心吊胆,我愚昧无知,哪里还敢有半点独立思考?
家庭出身地主,“自来黑”,我无法像杨馆长那样不屈服,那样有气节。我只能包揽一切批判之辞,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认罪服罪。
我虽然没有亲历“反右”运动,却见过不少“右派”。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艰辛,他们的非人生活,我是清楚的。我绝望了,这一次轮到自己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曾经想到自杀。不久,被揭发批判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先是几天揪一个,后来一天揪一个。也就不感到孤立了,反倒暗暗高兴。不想死了,安慰自己:看最后结果再说吧。
随后,指派我们到幕山农校开荒种山芋。先是与“革命群众”一道去,渐渐地“革命群众”不去了,只剩下我们“牛鬼蛇神”。天天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或是在宿舍里写“反省”。我与文教局章炳先同住一间,他在外间,我在内间。偶尔也能小声地说说话。章炳先的“罪行”是“教儿子喊反动口号” ——“喊国民党万岁”。大字报是这么揭发的。他儿子只有三、四岁,会么?章炳先会这样做么?我不相信。章炳先说“根本就没这回事,造谣。”他比较从容淡定,不着急,也不怎么害怕;总是将一本《毛选》摊在桌上阅读,看上去很认真。
院子里有人值班,看守我们,白天晚上都有。有个叫王文汉的视导员,喜欢别出心裁。他值班时,总要叫我们向他汇报:这一天干了些什么事?出去了没有?出去干什么?心里怎么想的?有什么变化?等等。然后教训一番。别人值班都不这么做,只有他。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向我们一个个赔礼道歉,说“希望得到谅解”。
我们“造反”了,他是怕我们找他“算账”。
*
因为我,胡家银受到株连。
我们同学。毕业以后,他分在榔桥当小学教师。两年后调到电影公司(那时候叫电影管理站),先在电影院搞宣传,后经要求下乡巡回放映电影。那几年农民能吃饱了,文化生活要求日趋迫切。电影队在农村十分吃香。胡家银他们那个队包榔桥汀溪一片,日子过得实惠自在。我们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来(那时候没有手机),说的都是年轻人最关心的事情:找对象。
我当上“牛鬼蛇神”以后,有好事者揭发,说胡家银与我联系密切,很可能密谋反党。就叫他揭发我,叫他交待。胡家银是个老实厚道人,不会刁钻滑坏,也不会卖身求荣落井下石。始终交待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说他不老实,批斗。无奈胡家银既不写文章,也不多说话;又长期在乡间工作,与大家接触甚少。实在没什么“罪行”可供批判,有些大煞风景。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揭发:胡家银在搞“胡家银语录”。
这可不得了!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第二个人搞“语录”。胡家银胆子太大了,欺君之罪。这便有了重磅炸弹,稀里哗啦炸开了锅,把众人胃口调到极致。
胡家银却说:“我没有。”——“没有?我亲眼所见。”——“那不是‘语录’,是‘录语’。就是胡家银录的话。”
众人不信。第二天派人一道去榔桥住地搜查。在乱七八糟的桌子上,确实搜出一张纸,纸上写的是“胡家银录语”。
就如买彩票,数字确是那几个数字,但顺位不对,没有中彩。
电影公司一些人,似乎很追求运动效应。喜欢骚动,喜欢鬼弄鬼。不论什么运动,都极易在他们之中掀起。所以揪了不少人。所以后来“造反”也最早,最坚决,最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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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林玉章也来了。“组织上”派王金山去“押”来的。随同“押”来的还有几只木箱,都是林玉章的文稿。林玉章是纪念馆的筹建负责人(后来担任副馆长),也舞文弄墨。几箱文稿是准备逐一审查批判的。
却没有马上批判他。只是将他安排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劳动,学习。正是大搞“忠字化”、大搞“红海洋”的时候,就叫他专门在墙上写大标语,写“毛主席语录”。大热天,他穿一件不合时宜的旧制服,不说话,也不与人寒暄。好像预感到自己未来。干起事来很卖力,不敢偷闲藏奸。七月天,太阳灼得人身上发烫。爬在高高的梯子上写标语,写语录,一个字大似桌面,用红漆或是红广告色书写,爬上爬下,实在不是件省力活。前些天,对门幼儿园园长高秀兰来找人写标语,有人说“你找朱普乐嘛,他写得好。”高园长不屑一顾:“找他?牛鬼蛇神。”此刻我才体会到,当“牛鬼蛇神”也不是一无好处,比如这种苦力活,人家就不要我干了。只是苦了林玉章,他是准“牛鬼蛇神”,人家还要他干。
后来才知道,上面风向变了。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干预下,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党组织和官员们。“文化大革命”开始显示出不同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伟大领袖”告诉我们,运动前期整你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恍然大悟:噢——我们被刘少奇们整了。是“伟大领袖”解救了我们。于是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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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继续整群众了,林玉章逃过一劫。我也逃过一劫——虽然挨批,却搁置下来,不了了之。既没有任何结论,也没有任何说法,一律派到农村搞“样板工作队”。分散包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队队长张元涛,政委张金根,他们二位没有被整被揪;其他就连队部秘书肖云中,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怪了:这么一支几乎全是“牛鬼蛇神”的工作队,能搞什么工作呢?后来知道,这时候县委都自身难保了。一不小心揪出这么多人,不知如何交待,也无力处理。不知哪位“高参”想出这么个点子,化整为零,转移农村,力免是非罢了。
我分在章渡公社徐村大队大路徐生产队。住在大队长家里,吃派饭,参加劳动,晚上带领社员读读报纸。杨馆长分在安吴公社紫阳大队,他到我那里去过一回。大队干部和社员对我很好,没有为难我,也没有歧视我,客客气气,我觉得很宽松。后来,大队书记对我说,当初分来的时候,上面是招呼过的,说这些人“有问题”,下来劳动,要注意他们的思想动向。
不久,县城开始“造反”。我们要求回去“闹革命”,工作队领导不同意,说要“坚守岗位”。于是我们互相串动,零零星星地溜回去观望。一天晚上,我参加“斗批改”造反队的批判大会,在大会堂。“斗批改”是电影公司造反队。他们挨整的人很多,他们反抗了,得风气之先。
台上被批判的是副县长曹中山。听说县领导都跑了,留下他维持局面。大会堂里人山人海,踊跃无比。我去迟了,挤在最后面。也听不清,只见曹中山力图镇定,但仍然很狼狈。被批判的人可以扬眉吐气地批判别人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觉得“斗批改”了不起,硬是多了几分仰慕。
第二天蒙蒙亮,我便骑着文化馆的破自行车,赶回章渡徐村。路过黄村大桥的时候,自行车前轮卡进枕木槽里(桥是一根根枕木铺成),车翻了,人倒在木头栏杆上。下面是滚滚河水。路边一农民见了,说:“亏得有个栏杆,要不然你就没命了。”我当时倒没什么感觉,事后却越想越害怕:要不然,没有被整死,反倒被淹死了。
回到大路徐村,简单地同大队干部告别,说是要回去“闹革命”,卷起铺盖,一溜烟跑了。大队领导并没阻拦,他们也知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知道眼下最时髦的就是“闹革命”,当然不能阻拦。
*
除了电影公司“斗批改”战斗队,文教局成立了“换新天”兵团——他们人多,号称“兵团”。我们文化馆成立的是“追穷寇”战斗队,大家推选胡德茂为队长。刻印章,做队旗,制袖标,不须报谁批准,不需要任何单位盖章,说办就办。一生中第一次尝到“结社自由”——虽然《宪法》上早有明文。联络别的造反队,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谈判会,批斗会。批斗文教局的当权派,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们是“文艺黑线头头”,说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乎天天开会,游行,呼喊口号,挂牌游街。
各单位都是如此,整个县城都是如此。
有一位老革命,姓李,原本也是领导,因为没有文化,能力差,还因为头脑有些不正常,职务便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般干部,在一个小单位拿俸晌。
“文革”了,“造反”了,老李陡然精神起来。可是人家不带他玩,不欢迎他参加自己的造反队。老李并不颓丧,“老子一个人还不照样反?”他要独树一帜。他一个人成立了“造反队”,什么名字记不清了。队长,队员;撑旗帜的,拿喇叭筒的,主持会议的;都是他一个人。喊口号,散传单,批斗“走资派”,龙腾虎跃地战斗在县城大街上。
他的批斗对象只有一个人:商业局H局长。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迫害革命群众;勒令他检讨,勒令他交待,勒令他低头认罪。
H局长迫害了谁呢?
老李。
原来,几年前,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老李竟然将自己的男根剁了(都说是精神不正常所致)——没有完全剁掉,还有一层皮连着。送到医院,医生犯难了:是缝合呢,还是切掉?(估计那时候医院的技术水平也不怎么样)缝合吧,也会失去正常功能,反倒痛苦,不如干脆切掉。但医生不能作主。于是向老李的领导征询意见 ——那年月,个人的一切事情都是“组织上”说了算,老李的男根问题也是如此。H局长问:“缝上以后还能不能做那个事呢?”——“不行,肯定不行了。而且容易发炎,容易出问题……”H局长想:既然没用了,留它干什么?随口说:“那就切掉算了。”
于是,老李同志再也没有男根了。小便的时候只能蹲着,不再是一条线一样地撒出来,而是四面喷射,常常弄湿裤子。这倒不要紧,要紧的还是性欲问题。据传,性欲上来的时候,老李常常抱着老伴屁股,一面使劲拍打,一面大骂领导。歇斯底里,疯疯癫癫……
*
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记不清谁领头,我们也到北京“串联”去了。文化馆就我一个,追随文教局一些人。先到合肥,找到省教育厅明厅长,与他谈判,问:“我们要去北京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是革命行动。”——“你支持不支持?”——“支持。”——“那好。你批钱给我们买车票。”于是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满为患。所有地方挤得满满,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塞了人,无挪脚之处。我们将背的棉被搁在地上,坐到北京。正当年轻,才二十多岁,不怕挤,不怕累。只觉得十分亢奋。
走出北京火车站,正当上午八点多钟。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高楼大厦的墙面上贴着一幅幅巨大漫画。我在一幅《打倒陶铸》的漫画前呆了,那个陶铸的头足足有一层楼高,从未见过这般气势。就因为多看了几眼,身边的同伴不见了。我急切切往前找,没有。又转身往后找,也没有。我慌了。怎么办?刚到北京,就冲散了!我站在一旁怔怔地呆了好一会儿,仍然不见同伴踪影,只好另想办法了。我花了五元钱,雇上一部人力三轮车,将我拉到“文化部接待站”。又掏出原先备用的空白介绍信(盖有造反队公章),填写完毕,递上去。接待的人给我一纸函,介绍我到“中国文联”大楼食宿。限时七天。
文联大楼也是人满为患,所有空间都横七竖八地铺满地铺。插不进去。只好在走廊上一个靠近暖气片的拐角呆下来,寻来两张草垫,解开背包,开了铺。有一位中年男子先来了,一问,是芜湖人。顿时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当天晚上,我特地去教育部,想找到失散的同伴。教育部很大,全是老式房子,边边拐拐都住满了人。自然是白跑一趟。死心了,早出晚归,一个人到处乱窜。
倒也自在。有的吃有的住。虽然说不上好,却免费。餐餐是大白菜,里面搁一点点肉末,能吃饱。只是供餐时间有限,稍过便没有了。而且人太多,事事都要排长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长队。
本想去故宫、颐和园游玩,但关门了,不再开放。天安门广场上也是杂乱无章,连观礼台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上不去。坐公共汽车去清华园游玩了大半天。一个无缘大学的年轻人,进得最高学府一睹为快,一瞬间确也多了些许感慨。但这种感慨转瞬即逝,此时的清华园已经糟蹋得令人作厌了。
突然间嗓子痛。而且痛得不能进食,只能喝水;很快连喝水也困难了。我心里有些紧张:怎么啦?我是从来没有这么痛过呀。于是去协和医院看医生。协和医院人很多,第一次看见不少外国人。如此冬天,外国女人竟然穿短裙,露出长长的丝袜;外面套件大衣。她们怎么就不冷呢?我在替她们操心。医生给我开了几片黄黄的药片,嘱咐我多喝水。第二天,嗓子就不痛了,就能吃饭了。我大为惊奇:北京的医生本事真大,北京的药也好,怎么就如此灵验呢?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药片,就是土霉素。因为我从未吃过,所以特别有效。
一天,我去工人体育场,参加首都文艺界批斗文化部长肖望东大会。体育场很大,人也很多。好多人都带了望远镜,我没有,看不清,觉得没趣。但还是坐在那里看热闹,跟着起哄,跟着喊口号,直到批斗大会结束。走下公共汽车时,恰遇文教局的同伴们,彼此惊讶一番,倾诉几日来的离散之情。原来,他们发觉我丢失以后,便四处寻找,还在天安门城楼里面张贴了寻人启事,只是我没见到。我将他们带到文联大楼,他们说这里好,比他们的住处好得多(这时我已搬进房间)。我问他们愿不愿意来住,我说还有一张空白介绍信。于是他们立马拿来背包衣物,也住进文联大楼。我便可以同大家一起行动了。
没几天,动员来京串联的人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了。还给我们每人送上一张火车票,直达芜湖。我们也想回家了,外面的日子终究不如家里,很累。我们这次所谓的“串联”,是“串而不联”。挂羊头卖狗肉,借助“伟大领袖”号召,混迹北京玩玩而已。
运动后期,上面来函索讨车票款,每张二十四元。由单位支付了,要不会心疼的——那时候我月工资三十四元五角。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就不想继续“造反”了。原来被整被压,劲头十足。现在“资反路线”批倒了,“走资派”打倒了,自己也是“革命群众”了,觉得无事可做, “革命意志”急剧衰退。“伟大领袖”也正在号召“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似乎就要正常了。我提醒自己,凡事适可而止,出身不好,不要惹事。于是渐渐远离运动,远离人多的地方。名份上参加“三筹处”(一派组织),却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及至两派武斗,更是足不出户,避之不及,成为地地道道的 “逍遥派"。
其实,泾县的“文革”武斗也是厉害的。只是自己从未涉及,也就无从着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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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人性中恶的东西,彰显到了极致。有两项数字必定是惊人的:一是被整的人数,二是作恶的人数。不过,好人还是有的。只是这些好人或者说他们所做的好事,通常都以极平淡极细微极不引人注目的形态出现,稍不经意常常会忽略的。
徐书明是县体委主任。这个主任手下无一兵一卒,就他一个人,既是领导也是办事人员,归口于文教局。徐主任十几岁打游击,响当当的老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被隔离了,同几个“牛鬼蛇神”一起,住在一排平房里,白天晚上都有人看守。一天,徐主任来了,他们体委从外面弄来一些平裤头,内部优惠价出售,很便宜,三元钱两条。那还是票证年代,布票紧张,能遇上免票衣物,不容易。我远远地看着,不便上前打听。因为我是“牛鬼蛇神”,要自觉。单位里该买的买了,徐主任要离开了,对我说:“小朱,你也搞两条?划得来。”我乘机上去翻了翻,确实不错,买了两条。
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四十多年了,却一直记在心上,常常想起。为什么?因为徐主任将我与那些“革命群众”一样看待了,没有歧视。那一刻,我的人格得到尊重。原来,人生在世不单单为了活命,很多时候也为了尊严。
郑建华在文化馆工作,是我的同事。我被揪以后,她和别的人一样,参与值班,看守我们“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是不能擅自外出的;一些必须外出的事情,譬如上厕所,譬如买香烟,都要请假。有些看守者特别“敬业”,你要上厕所,他跟往厕所;不便入厕就在门口站候,真难为了他。你要买香烟,他跟你到商店,也站于柜台前,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就像看魔术表演“大变活人”一样。弄得你十分尴尬。有一天,郑建华值班,我要买香烟了,跟她请假。她说:“你去吧。” ——“你要跟着吧,要不......”——“不要不要。哎呀,派到我值班,没办法。”十分委婉地流露出她的不自在。
我买了香烟,很快回来了——我不能带她为难。她没有盯梢,我心里高兴。也是因为那一刻我得到尊重,所以感激她。
王桂香是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她的丈夫曹中山是副县长。在“一元化”的权力场上,其身份与我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抄家风四起。我一只箱子(还有箱内一些物品)搁置在赵士华家里。我们正在恋爱,特意到南京购置准备结婚的用品。不外乎被面、床单、枕套、枕巾等等。被街道上的“革命群众”抄走了,说是“四旧”。过了一段时日,我据理索回,自然是费尽周折。最后落实到城关公社。我找到王书记,小心翼翼据实陈述。王书记立刻叫来相关人员,说:“你们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就离开了,又回过身补了一句:“让他打个收条,一样一样点清。”
王书记就说了这么两句话。没有寒暄,没有拉呱,也没有赐座。但我还是很感谢她。因为她也没有将我视为“牛鬼蛇神”来教训我;没有给我上共产党经常给人上的那种“政治课”,没有“哼呀哈”,没有装腔作势。她的政策水平显然比那些抄家的“革命群众”强得多。她心里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该“抄”,于是痛痛快快还人家了事。我以为王书记也是个好人——凡不是刻意使坏,刻意刁难别人的,都是好人。
*
“文革”之疯狂,表现多多。其中核心是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忠心”。这种“无限”的表现形式得到别出心裁的创造与发挥,形成一套套“宗教仪式”。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一律沿袭套用,不敢置疑。
一、 游行与口号。动辄一群人涌上街头,手执“红宝书”,抬着标语牌,捧着“伟大领袖”画像,敲锣打鼓,口号连天,大街小巷游走一圈。诸如批斗“走资派”,揪斗“反革命”,“欢呼”什么什么,“庆祝”什么什么,“公判”什么什么……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游行是狂热分子所追捧与热衷的。而对于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无疑是一种虐杀,常常会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游行是口号的载体,口号为游行助兴。如果没有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游行也就没有气势了。口号千奇百样,从“砸烂狗头”到“万寿无疆”,应有尽有。口号多从大城市传过来的。尤其北京,得风气之先,广为传播,供全国人民学习。林彪当为第一口号手,他的“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最最最最”,是应当载入史册的。周恩来亦步亦趋,也很善于运用口号。他的“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至少足以说明他的机伶与乖巧——当然,这都是后来思考。当时谁都不敢置疑。
1969年的一天,儿子捧着一本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在看,得意之下,竟然指着封面上的书名念起来,一字一顿:“打、倒、毛、万、岁”。我吓得跳起来,连忙低声制止:“不许瞎说!”儿子才一岁多,学会讲话不久,终日里充斥其耳的就是“打倒”哪个哪个,就是“毛主席万岁”。他也学到一点,又没真正学会,便张冠李戴乱用起来。好在门口没人,如果让好事者听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惊出一丝冷汗。儿子也吓呆了,扁扁咀,想哭,但还是没有哭。我连忙将他搂在怀里,摸摸他的头,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二、 早请示晚汇报。无论大小单位,都要腾出一定的空间,装点布置一个“宝书台”,台上供“毛选”,供毛的“语录”,供毛的塑像;背景墙上用红纸、金纸剪贴或绘画出红太阳,光芒四射,海浪滚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众人站成一排或几排,齐诵“三忠于”、“四无限”,齐诵“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学毛的“语录”若干段。
    下班之前,如此仪式再来一遍,谓之“晚汇报”。
各家各户也要有“宝书台”,街道居委会的人上门检查落实,督促完成,说是“政治任务”,是对毛“忠不忠的问题”。有不少人都做成类似神龛的东西,供毛象于其中。     
三、 忠字舞。以舞蹈的形式向毛表忠心,也是一大创造。泾县第一个跳“忠字舞”的是农机厂一位姓张的师傅。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他代表全县去北京开会,回来时县里组织许多人欢迎他。快走到大会堂的时候,他突然在人群中跳起舞来,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家亢奋极了,不少人跟着唱,跟着跳,激情四溢,近乎疯狂。据说是刚刚在北京学的。张师傅身着一套蓝色工作服,蹦蹦跳跳,左右来回窜动;举手投足僵硬呆板,似乎是乱蹦乱跳,也有点象京戏里的“跳加官”。
从此,“忠字舞”普及开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又加上这段仪式,更加“多采”。我不会跳舞,也不想跳,但必须跳。只得跟在众人后面蹦哒一番。好在大家都舞技平平,无人苛求。认认真真、神情严肃地乱蹦乱跳,现在想起来有点象精神病患者。
四、 红海洋。充分利用一切空间,以红色颜料书写标语,绘制宣传画,绘制毛和他的“亲密战友”画象,乃至于无端地将好好的白墙涂满红色油漆……
这方面的活动我参与不少。因为我当时在这个小县城里算得一个“能写会画”的人,又在文化部门工作,“打砸抢”无能为力,写写画画还是可以的,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常主动揽活干。
在墙上写标语,烈日炎炎,站在梯子上操作,爬上爬下,是件很累人的事情。各单位之间互相效仿、互相攀比:你写得大,我写得更大;你用红粉写,我用红漆写。光写标语不过瘾了,于是绘画:画“红太阳”,画“光芒万丈”,画“大海航行”,画“万紫千红”,画“莺歌燕舞”……于是所有空白墙面都是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到处一片红,铺天盖地。在视觉上产生一种令人恐怖乃至于令人窒息的效果。俗称“红海洋”。
油画《去安源》出来以后,兴起了绘制毛像热。县革委会在西门口、汽车站砌了两人多高的水泥碑,从南京广告公司请人来画《去安源》。我和胡德茂当他们助手,向他们学习。我们第一次接触油画颜料,兴致很高。南京人很忙,画完一幅就回去了,我们接着画。就这么画开了,不少单位乃至乡镇都约请我们去画,觉得很开心。县革委领导突发奇想,在弋江大桥正中间竖起一块铁皮框架,两面都要绘制毛象。框框太高太大,下面人来车往。我也上去试了试,不要说绘画了,站在上面都心慌。我怕死,不敢沾边。最终是丁雪郁他们绘成的。他们的绘画水平高,胆子也大。私下里倒是坦诚地苦笑笑:“没办法。”
还有毛的“塑像热”。从小到大,从半身到全身,从家庭到广场,“请”来“宝象”供人顶礼膜拜。“宝象”一度紧缺,供不应求。张学寅胆子大,居然敢“纸塑”毛像,跟真人一样大,供人抬着在赤滩街上游行。张学寅原本是城厢小学教师,擅长绘画,还擅长纸塑飞禽走兽。老百姓说“同真的一样。”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开除回家以后衣食无着落,即帮人绘画,帮寺庙塑菩萨神象,聊以为生。此刻,他的技能派上用场了,是当地革委会叫他塑的,他心里好高兴,不遗余力。后来混熟了,我说:“你胆子真不小,敢纸塑宝象?”——“怎么?”——“你那个纸塑,塑飞禽走兽可以,塑菩萨罗汉也可以,塑伟大领袖就不合适了。”——“怎么?”——“纸塑会收缩变形的,万一……”张学寅后怕了,点点头:“是有些冒险。”好在也就在赤滩那条小街上游过几回,没到县城来,要不然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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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排长是县革委会政工组军代表。年纪轻轻,模样周正。虽然只是排长,却领衔政工组,统揽一切,做主当家。 
一天,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说是有点事。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写一条大会会标。他叫我坐下歇会儿,等他把手边事情处理好了,再详细布置。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给我。那时候,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都很稀缺。给我两张票,大概算是酬劳吧。
这时候,凤元康进来了,掏出一张写了字的纸递给朱排长,说:“朱吉民的报告。”——“干什么?”——“他想改行。”——“改行?教师不干干什么?"——“你把它收下来吧。收下再说。"凤元康是政工组干事,说着便退出了。
朱排长拈起报告,没看,丢进抽屉。自言自语地说:“有份差事干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又说:“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以后都要弄回去生产,或者弄到新疆那些边远地方去。”
我不知道朱排长为什么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来头。虽然他说得无意,我听得却十分有心。我不敢以为他在胡扯八道,却希望他是胡扯八道。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里掂量他这几句话,忐忑不安。真如他所说,我们这些人就死定了。
2002 年,我去新疆旅游,还特地关注过那里的生存环境。西出嘉峪关,茫茫大漠一片,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些瘦小的骆驼刺。到了新疆,居然连这种寒碜的小生物都不见了,寸草不生;汽车开出去五六百公里不见人家,是常有的事。如果真的把我们“充军”于此,即便让我跑,都跑不出去啊!
真可怕。
    四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朱排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文革”前夕,毛泽东总以为别人要抢占他的金銮宝座,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为了确保安全,他授意周恩来成立并主持了“首都工作组”。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工作内容有七项,其中之一是“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把一些“四类分子”迁送外地。周恩来还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五期《“破四旧”的表与里》)遭迁送的并不仅限于“四类分子”,凡官方不信任者都在其列。我认识一位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文革”前,他一家五口从北京被“下放”到泾县,开始了永无归期的“充军”生涯。当时俗称“保上下放”。所幸这一做法没有被基层普遍效仿蔓延,否则遭难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努力实践过。他把城里人往乡下驱逐,结果搞死二百万。他们国家人口六百万,死了三分之一。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真传,所以有如此胆量与魄力。毛泽东赞许地说:我们没办到的事情,你们办到了。
朱排长没有得到毛的真传,只能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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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柏瑗是6408部队一名参谋,派到泾县来“支左”。是公检法军管小组负责人,威风八面。
一天半夜,文化馆对面的鞋帽厂失火。周边群众得知以后,纷纷跑去救火。采用原始办法——用桶提水,用脸盆端水,将火浇灭。那时候救火就是这样。我也捞起脸盆跑了过去。尚未进场,只见徐柏瑗站在门口,高举手枪,声嘶力竭十分凶暴地命令众人撤退。并一再声明:再不退,就要开枪了!
我怔了一下,赶忙跑得远远。
这就怪了,仿佛这些人不是去救火,而是在闹事。如果怕有人“浑水摸鱼”,好好解释也就行了,何必掏出枪来吓唬民众呢?
老百姓真可怜,想做好事,都要面对恐吓与侮辱。从那以后,我对这位军代表的人品与水平产生怀疑。尽管他依然红得发紫,依然威风不减。
“支左”结束,部队撤走以后,徐柏瑗间或也来泾县玩玩,叙叙旧。据说每年茶季都要来一次,弄点茶叶。一天,我在荷花塘周边散步,只见县委会门前纠集了一大帮人,吵吵嚷嚷,纷烦杂乱。凑近一看,一位军人被团团围住,人们抓抓扯扯,推推搡搡。为首的有潘家禄父子,我认识。原来,徐柏瑗“支左”期间积怨甚多。今日遇上了,一些人将他包围,与他理论,发泄郁愤。似乎在向他讨要什么交待。
徐柏瑗被人推上街,一直推到邮电局十字街口。一路上谩骂声不断。你打一拳他踢一脚,军帽也被揪了,甩去多远。当年威风不见了,堂堂参谋,十分狼狈。
后来,章延林带了办公室几个人,硬生生地扒开众人,将徐柏瑗架走了。
有人怪章延林多事:“干嘛救他的驾呢?”
章延林怎么能不“救驾”呢?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有责任。不像你我老百姓,可以装佯,可以看热闹,甚至可以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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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委办公室主任季汉章是个文化人,喜欢字画,收藏砚台。号称“百砚斋”主人。“文革”中没少受冲击。
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下乡演出。队员们都是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们有文化,吹拉弹唱,能歌善舞;有一定的文艺天才。季汉章的女儿也在内,舞跳得好。女儿是前妻生的,芜湖学生,下放在潘村公社。季汉章现在的老婆很厉害,不认这个女儿,也不准老季与她来往。季汉章惧内,不敢对着干。便找到我,要借我的卧室与女儿会面。我当然成他之美,帮忙沟通与掩护。于是季汉章三天两头利用中午时间到我家。我便立马将他女儿找来,安排好茶水,将门带上,离去。有时候老季上午就来通知我,说中午来;我便早早地通知他女儿。吃过午饭,女儿也就早早地来了。
我觉得自己在做好事。骨肉亲情,顺乎天理。时间长了,我与季汉章之间互有好感,交往也多起来了。
一天,季汉章给我一份手抄的中央文件,发文单位四个;有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总政治部。大意是说今后“家庭出身”一栏,应为父母职业。譬如父母是工人的就填“工人”,父母是农民的就填“农民”,父母是机关干部的就填“干部”,父母是军人的就填“军人”。不再像以前,祖上是“地主”的,无论几代都填“地主”。文件只发到县团级,老百姓自然不知道。季汉章知道我出身不好,觉得对我有好处,便手抄一份给我。
我如获至宝。大儿子五、六岁了,肯定要上学。正在为“家庭出身”发愁哩。于是我一有空就把文件拿出来细细琢磨,一字一句推敲,唯恐理解错了。
不久,大儿子报名上学,我壮着胆子在花名册“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干部”,心里琢磨:如果有人质疑,我便请他去查某某字某某号中央文件。听说城关一小确有人质疑,但没当我的面,也就没有顶真了。好在不久,上面又有了新的规定,各种登记表格都将“家庭出身”一栏取消了。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土改”之后,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历史。而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仅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的“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那个时代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


                      勒  令

院子里四下无人。贵馆长在我身边咕哝了一句:“小朱,公安局叫你写个东西。”——“噢,我一会儿就去。”——“别去了,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贵馆长递给我一张字条:“你先看看。”
“又要开什么会了?”在这个小县城,我的美术字写得很好,什么批斗大会啦,公审大会啦,学习毛主席着作讲用大会啦,几乎都叫我写会标,叫我布置会场。虽然那时候帮人做事没吃没喝,甚至连一杯茶都没有,我还是十分乐意的。
“你坐。坐下慢慢看。”说着,他便走到画桌前,斟酌起他那幅尚未完成的大老虎来。
贵馆长山东人,早年当兵,退伍转业时分配到宣纸厂工作。当过科长、工会主席。为人和善,不喜欢出风头,人缘比较好。因为经常有画家书法家来厂里活动,贵馆长耳濡目染,对国画颇具兴趣。得天独厚——用纸不花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一笔不成,撕了重来;再不成,再撕了重来,废纸可以打浆再生。贵馆长专门画虎。没有拜师,完全剽学——所有到厂里来的画家都是他的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长日久,贵馆长渐渐有了长进,他画的虎也小有名气了,人称“贵老虎”。于是有领导点名,要他到文化馆来,当馆长。
  展开字条一看,我愣了——是一张“勒令”。
词典上说:勒令,用命令方式强制人做某事。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似乎特别多,“勒令”是经常被采用的:勒令走资派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右派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黑帮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现在勒令到我了,我是什么分子呢?我曾经被冠以“反动文人”,也曾经被称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但只有一段时间里“大字报”上这么写的,“组织上”并没有这样的结论,折腾过一阵也就遗忘了。现在怎么回事?
大意是这样的:勒令朱普乐三日内交待以下问题:一、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二、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下面的署名是泾县革命委员会“深挖两统办公室”。
  培风中学座落在黄田村,是黄田朱姓开办的一所学校。创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停办。全称是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纷纷逃难于此,很是兴旺了几年。
  “两统”,是指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公检法”被砸烂了,代之以“公检法领导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军代表当家,办公地点就在原来的公安局。公安局隔壁是我们文化馆,文化馆隔壁是文教局。“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觉得房子不够用,就把我们文化馆和文教局的人赶走了,鸠占鹊巢。
深挖“两统”办公室就在文教局的二层小楼里,“专政大队”派来十余人为之站岗,全是年轻女性。个子差不多高,短发。上着白“的确凉”衬衫(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下穿黑西装裤,平底布鞋或黄球鞋。一个个精神抖擞落落大方,眉清目秀,雪白粉嫩。标致极了,走在一起春潮涌动,真的是美女如云。“飒爽英姿五尺枪”——不过没有枪,代之以枪的是一根木棍,一米多长,一头红一头黑,专门用来打人的。偶尔看见他们在院子里站岗放哨,打情骂俏,那副轻松自若无忧无虑的样子,想想自己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心里常常泛起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羡慕?嫉妒?鄙视?自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我对贵馆长说:“我没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啊。”
“啊?!”贵馆长愣了。
“培风中学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不久就停办了。”
“是呀。”
“‘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还没念小学哩。”
贵馆长说,敢情是把同名同姓的人搞错了。
我非常生气,立马就要去找他们评理。贵馆长不让我去,说:“他们那些人正得意忘形哩,跟你讲理?找个岔子把你往‘专政大队’一送,不打得你半死才怪哩。”
我也知道“专政大队”厉害。不论有事没事,也不论有理没理,只要被扭送进去,就像《水浒》上写的,先是一顿“煞威棍”,打过以后才开口问话。里面有个“猪头小队长”,五大三粗,勇猛过人,什么事情都敢干。因为嘴长得特别拱起,便有人送他这么个雅号。
贵馆长说:“打了还不让鬼打了?才不要去。你就在这张纸上写明你的出生年月,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叫他们去查。不就没事了?”
“可我这口气出不了。”
“莫气,莫气。气坏了身子才划不来哩。”说着,贵馆长拿来一本《毛主席语录》,风趣地说:“遇到问题请教毛主席老人家呀——我们可以找一条语录,针对性强的,教训他们一下。”
是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不也说过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吗?我是真正的急用先学了。
很快便找到一条,二人会心一笑。拿来一张白纸,我便恭恭敬敬地写起来,用的是仿宋体:
                   最高指示                       
             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下面就不用仿宋体了:写上我的出生年月。说明“解放”那年我七岁,没有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又何至于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呢?算是我被“勒令”的交待了。
贵馆长把我的“交待”送了过去。后来告诉我,他们看了又看,半天不作声。还是一个穿军装的咕哝了一句:“恐怕是同名同姓,搞错了。”穿便装的顺手就要撕掉,穿军装的连连阻止:“怎么能撕呢?上面有最高指示呀!”
我心里一阵莫名其妙的得意。
数年以后,我陪伴妻子到黄田公社塘头街,找老中医朱治平看病,在他家住了几天。晚饭后,我们在小街上散步,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红纸告示,大意是说家中不慎失火,多赖众邻里相救,特此致谢。署名是“朱普乐率子朱永道叩谢”。
这个朱普乐我不认识,但他的儿子朱永道我认识:比我大几岁,农民,喜欢唱戏,是当地业余剧团的角儿,唱武生,擅长“二花脸”。
那么,“深挖两统”挖出来的朱普乐,是不是这个遭遇火灾的朱普乐呢?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现  行

“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人太多,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农民。如果当时能有一个精确统计,其数字一定是惊人的。同样是挨整,其缘由与途径却大相径庭:“伟大统帅”要“炮打司令部”,你这个司令部的人能逃脱吗?不能。组织上开个会,内定你为“牛鬼蛇神”,你能开溜吗?不能。一伙人约定“掷盏为号”,一二三——将你按倒,你能挣脱吗?也不能。而有人却不,哪种情况都不是,硬是好端端撞上的。
Z就是这种人。
Z是电影公司职工,会放电影,还能搞宣传。电影海报写得很大器,幻灯片绘制得很好看,是个人才,又是退伍军人,家庭成分又好,亲戚中不乏党员、干部,参加工作不久,也没什么积怨。按常理,这种人是不会遭遇伤害的。
然而,他却偏偏撞上“枪口”,而且伤得不轻。
“炮轰文化馆”开始,文教系统就开始学习——整人了。每天上午上班,下午集中学习,揭发批判“牛鬼蛇神”。晚上开领导层会议,决定第二天的整人事项;开积极分子会议,鼓励动员,写大字报。电影公司同机关不一样,他们每天晚上要放电影。放电影之前,一定要学习“最高指示”,学习中央文件,学习“两报一刊”社论 ——以前没有这一套,都是近来新增加的。那时候的“重要社论”很多,几乎一两天就出来一篇,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譬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放大镜》等等。不学行吗?不学,就太不敏感了。
每天晚上值班放映的多半是肖爱华和詹兰英,两位女同志。学习社论的事情本应由她们做——在广播里读给观众听。但她们都推脱。尤其是肖爱华,说自己文化不高,许多字不认识,结结巴巴,影响效果。实际上是害怕——怕读错了遭遇不测。肖爱华的丈夫杨德柱——文化馆长,正被“炮轰”,她能不害怕?肖爱华私下说:放电影的时候,心里总是怦怦怦地跳,两只手时不时地发抖。不是担心话讲错了,就是担心卡片了,没声音了,没图像了,脑袋瓜嗡嗡叫,很少有清爽的时候。那当口,任何事故都足以“上纲上线”,都能归结到对毛泽东忠与不忠的问题上,都是阶级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问题。
她们的推脱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明智。
这便有了Z的事情。
Z 的工作一是制作幻灯片:在空白玻璃片上平涂一层广告颜料,要涂均匀,厚薄一致,不能有花斑花痕;待干了以后,用铁笔或其他尖硬器物在上面刻写标语;还可以配上简单的装饰图案。这就成了,交给放电影的同志。二是写电影海报。每天把第二天的电影海报写好,晾干,由专门贴海报的人拿去,拎只浆糊桶,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墙上贴好。Z是个热心人,总喜欢到放映室去转转,喜欢帮别人做事。因此,当肖爱华们推脱时,他便自告奋勇地把任务担当下来。
那是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依靠左派,打击右派》。Z略略通读一遍,就在麦克风前登场了。
他很兴奋。能在千把人的观众厅朗读“两报一刊”社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那感觉别提多好了。哪里是读报纸?是革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虽说普通话并不标准,但口齿不失清楚。一个南方小县城里,有几张嘴能说标准普通话?能听清听懂就可以了,人们不会苛求。
突然,观众厅里“轰”地一声——Z意识到自己读错了:他把“依靠左派打击右派”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恰恰读反了。他心里慌了,连忙更正——把这句话重读一遍。没想到还是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
这还得了?观众厅起爆了。Z脑袋懵了。
观众纷纷退席——出了这么大的政治问题,这电影还能看吗?这是无产阶级电影院吗?赶快离开——带着无比的愤懑。
Z连夜写反省。
文教系统的左派积极分子们立刻开会,连夜赶写大字报。社会上的狂热者更是捷足先登,一批大字报已经张贴上街了。题目众多不一,但给Z戴的“帽子”却都一样:现行反革命。
敢于在近千人的公共场所与党中央对抗,太嚣张了,不是现行是什么?确凿无疑。
要“依靠右派打击左派”哪,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怎么不逮捕?现行嘛,当场抓起来才痛快。
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
Z百口难辩。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与反省,Z被送到黄田中学监督劳动。这在当时文化口,是独一无二的。


     螳螂捕蝉

他当过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小学,一位老师请假了,县里派他来代课,时间很短,也不过两个月。他教课很认真,讲话也很认真。他讲的不是一般地方普通话,而是夹带着一点“京腔”。且有时特意加重,有时特意拉长,有时踮起脚、抬起头,望着很远的地方,好像不是对我们一个班讲话,而是对一大片人讲话。再配之以肢体动作,显得有些夸张。
后来,他调进文教局,任教育科员。
那时候机关人手少,领导也少——一个或者两个。不像现在,哪个科局都有十个八个领导。那时候的科员仅次于领导,既是中坚力量,又是实权派,说话很有份量。他熟悉教学业务,能讲,也能写,工作能力很强。都说他有本事。但那个年代光有本事不行,更要出身好,根子正,历史清白;还要三代以内的直系、旁系亲属都没有“问题”。这就难了。
他出身不好,历史上也不是很“清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种人自然排不上积极分子,成不了依靠对像,甚或还应当有些心有余悸。但他不,他好像心无余悸,且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有个政秘科员姓邵,真正的内当家。他俩关系一直不错,贴近得很,经常找点事与之切磋切磋。他是个“杠子头”——喜欢“抬杠”,很难与人切磋到一起。但与邵科员切磋起来却极少“抬杠”,总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写大字报很积极。他能讲,能写,构思快,措辞得力。有些人想表达个什么意思,一时半刻常常找不到合适语汇。他不,出口成章,令人佩服,因此一度成了一些大字报的主要策划者。只是总不把自己名字写在第一,而是写在后面,越后越好。 “炮轰文化馆”的时候,他写过不少文化馆的大字报,也写过不少杨德柱——文化馆长的大字报。还写过我的:“朱普乐深居简出心里有鬼”。没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心里是个什么鬼,倒是要我“老实交待”。那以后,我的大字报多了起来——揪出杨馆长以后,揪我了。
他发言也很积极,不甘落后。而且讲话有份量,坚定有力。他批判杨馆长:“......杨德柱口口声声自己根子正,出身好。出身好怎么啦?出身好也要不断地思想改造,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罪,就像你现在这样。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志就是要团结起来,同你作坚决斗争......”发言本没问题。那时候的大批判就是这种模式,天上一句地上一句,马屁拍得越凶越能表现自己革命,话讲得越狠越能表现自己积极。然而就在他发言不久,教研室一位姓胡的年轻人站起来说话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的发言问题很大。他号召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请问,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干什么?不就是要与党与人民作对吗?出身不好的人只能是老老实实努力改造自己。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嘛,唯有改造才是出路。现在他不是要改造自己,而是登高一呼,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与党对立,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一个......因此,我们要把他揪出来,剥开他的伪装......”
当天夜里,就出现一批关于他的大字报。他就这么被揪出来了。如此轻巧。
正应了一句名言: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
其实,那个胡某出身也不好——那时候,在文教单位,真正成分历史好、社会关系也好的并不多。
那当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揪的人,就不上班了,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参加学习,晚上写反省。劳动是到幕山头上开荒种山芋。其实比在单位快活。除了一两个带队的以外,其余全是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大家平等了,自在了,没有歧视了,也可以说说话了。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静静地躺在黄土地上,听泉水淙淙,看云起云飞;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新空气,真的不知身在何方了。
没出三天,他就顺理成章地加入我们的劳动大军:头戴草帽,肩扛锄头,穿一身灰不溜叽的旧衣衫。
我故意落在后面,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竟动了一丝恻隐之心:按照官方潜规则,运动一来,你就该是我们其中一分子,却偏要想着跳槽,跳来跳去忙忽半天,结果还是没能跳出去。
有文载:老舍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意在煽动农民造反”。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先生却怎么也积极不成了,最终投湖自尽。
此类大人物不少;此类小人物更多。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写一写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却力难从心。如白头宫女说开元天宝之遗事,讹错乖张挂一漏万都在所难免。又想,仅记录自己知道的那些琐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毛治下,职工工资先是“供给制”,后为“工资分”。1956年实行“薪金制”。此后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资。以本人为例:1961年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第一年实习工资每月29元;一年后转正定级每月34元(后改为行政25级34.50元)。一直到1978年(毛死两年以后)才开始第一次调资,增加到每月40 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够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资一发,首先把全家的油盐柴米买齐,如此便已所剩无几,其它开销只能量力而行。单位一般都成立“储金会”,由财务人员主持经办。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每人扣存5元钱(各单位自行约定数额)。手头拮据时可以向“储金会”借款,下个月发工资必须扣还;不够再借。故此常有人一边领工资一边借款。捉襟见肘,窘境层出。
亲友熟人间还有一种“凑份子”的“互助会”:约定每人每月交钱若干,轮流由其中一人所得(轮流顺序经协商或抽签而定)。目的是用来“办大事”。

                   
1953 年秋开始,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 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注重一个“食”字。熟人见面,寒暄之词往往是“吃过了?”——“吃过了。你呢?”——“吃过了。”然而,就这么一个“食”字,却困扰了我们数十年。这里说的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平常日子。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象是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农村中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户”。相对于城镇“供应户”,他们则为“另册”,注定是不平等的。他们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分红”时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远不及城镇人口,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不够的。能力强会算计的人家,从长计议,厉行节约,多种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饱。能力不济的人家则总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村中的经济作物地区,如黄田石井坑茶林队,不产粮食,他们的口粮也到粮站购买;也发一张不同于城镇户的供应卡。称之为“经农户”。“经农户”比“农田户”事实上又要高“半格”,多了点保障。所以黄田的农田户总是想方设法迁往茶林队。
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它们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必须买什么。
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
粮站并不是全部供应大米和面粉,而是经常搭售杂粮,如红薯,玉米,山芋干。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棕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干质量奇差,多为淮北加工,不但脏兮兮,里头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发霉味苦,难以下咽。后来食堂变换花样,将山芋干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汤圆”,照样难吃。粮食不太紧张的人家多半选择放弃。新鲜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颗粒,夹杂在米里一起煮。小时候在榔桥养父母家,几乎顿顿是这样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养母则耐心地告诫我:“小把戏懂事点,不好吃也要强强地吃一点。这种饭菜能吃得长就不错了。往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哩。”后来,不幸被她言中。
出门办事,不带足粮票是无法生存的,有钱都买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发行“半两”的粮票。据说“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买一碗小馄饨。武汉人则“大大咧咧”,传闻一根油条居然收二两粮票,那油条该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远不及上海人会精打细算。逢年过节发放肉票、鱼票、鸡蛋票、糕点票、糖票……平时没有。平时干脆不卖,或者隔三岔五地卖一下,或者刚开开门来,很快就卖完了。象征性而已。猪肉不贵,最早四角几一斤,后来涨到七角几一斤。想买肉的人总是很早起来排队,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边等。天亮了,开门了,卖肉的来了,于是人头攒动,跃跃欲试,一齐喊:“一个个来,不准插队!”
猪肉很快就没有了,说卖完了。后面排起长长队伍却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满意,操娘日妈骂声不断。于是站在肉案边坦胸露背趾高气扬的屠夫不高兴了,将手中屠刀“咣当”一声掷于肉案上,大声嚷嚷起来:“你再骂,再骂?再骂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骂!肉到哪里去了?”——“肉到哪里去了?老子吃了!一头猪老子一个人吃了!怎么样?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骂上头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动脑筋想办法,将猪肉分割成二两五钱一份,以篾编小盘盛起,排队购买者每人只准买一份。能买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两五钱。而且最后还是有人买不着。
乡间的猪肉供应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紧俏。于是我们逢年过节常常结伴或托人到乡间去买。乡间为什么好一些?其中有一条原因确凿无疑:乡间农民更贫困,多数人买不起猪肉。相对而言,市场就缓和一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园公社下乡。当地供销社每天都有猪肉供应(不是天天杀猪,而是头天未卖完的肉次日再卖)。食堂炊事员老张,有时候单独买二两五钱瘦肉,做成汆汤肉,以大碗盛起,蒸于饭锅上。中午买饭时,锅盖一揭开,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直咽口水。老张连忙小心翼翼将汆汤肉碗端起来,搁于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弄泼了,这是张主任的。”张主任就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张元涛。他间或请老张代他烹调这样一份汆汤肉,价值一角八分五厘。张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费。凭心而论,那时候基层还没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钱。
不久,我们一伙人参于太美大队筹办村史展览馆,都在大队食堂就餐。有一天村里杀猪,我们委托炊事员单独买肉炖了一罐肉汤,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觉其味无穷。甚至后来几十年,每每喝汤之际总不忘记这一次;总觉得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好吃。不知道什么缘故。
偶尔也发猪油票,更多时候还是排长队购买。如果卖炼过的冻猪油,人们的抢购心态则要平和一些。在那种食品匮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猪油被认为好东西,金贵得很,常常被作为上等礼品送人。不象现在无人问津。我那时经常被抽到宣传部帮忙写材料,经常开夜差。部里的主办科员吴宗庆总是在食堂买些锅巴,夜里泡锅巴吃。一天,吴宗庆说:“小朱,今天晚上有好东西吃了。”——“什么好东西?”——“家里人带猪油来了。我们吃猪油泡锅巴,喷香。”猪油泡锅巴,再撮上一点盐,果然好吃,果然喷香。
油条也奇缺。有一天儿子病了,食欲不佳。我问他:“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爸去买。”儿子说想吃油条。于是我立即出门购买。油条归“饮服公司”卖,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队,耐心地缓慢前移。突然,卖油条的小萧喊:“没有了!卖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个人了,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就没了?儿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条都吃不上?他老子怎么这样无能,这么点愿望都满足不了?每每记起,总觉得对不起儿子。
蔬菜,豆制品,到蔬菜公司购买。豆制品按季度发票,蔬菜不凭票。蔬菜也是供不应求。每当来了一批蔬菜,如大白菜,辣椒,茄子,营业员们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来,自己要,或者做人情。豆制品也是一样,臭干子酱油干子一到,她们立马将大而厚的干子留存起来(泾县卖豆腐干论块,而不是论斤两,厚薄之间差别很大)。动作之快令人嗟叹,如风卷残云。排在后面的人常常扫兴而去。那里面有我两个熟人,对我还算客气,每每“匀几块”给我。而我却无以为报,暗自羞愧。
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萝卜为主,以腌菜为主。入冬以后,各家各户乃至食堂,都要腌菜。高杆白菜上市的时候,人们便整板车整担地买来,晾晒在竿子上、墙头上、屋面上,青青白白,整整齐齐,很好看。晒软洗净以后,就可以腌了。腌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脚进去踩。一层层铺菜一层层踩实(也有人间杂萝卜于其中),最后将准备好的青石压在上面。便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用菜了。
单身汉的时候,我们吃食堂。食堂与食堂相比,差别也很大。我们文教局食堂最“吃蹩”,最差。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供应什么吃什么,清汤寡水;没有任何“门道”,没有任何额外的油水。我们便去附近商业局食堂就餐。这个食堂很大,所辖几个公司的干部职工都在这里就餐。经常有肉食供应,还有馒头包子,还有咸鸭蛋松花蛋,叫人刮目相看。文教局食堂没有,总是咸菜,山芋杆子炒青椒。但商业局食堂要收取“小伙食补贴”,每月一元五角。这份补贴本可以由单位支出,但文教局会计不同意,说这份补贴只能补给自己食堂。谁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后来发现县委会食堂也不差,也很大,花式品种也不少,我便去搭伙——反正凭钱凭粮票,又不是白吃。我这样鼓励自己。时间长了,管理食堂的查会计也要我交“小伙食补贴”。我没得给,跟他扯皮:“我经常帮你们做事,买点饭吃还不可以?”——“你帮哪个做事了?你又没帮我做事。”——“帮你们县委做事呀。不信去问宣传部(“文革”期间叫宣传小组)。”查会计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无意顶真,便松动下来:“你回去要嘛,要到就给我。”县委食堂常有鱼肉供应,还有腊肠。一节一节的腊肠蒸熟了,不切成片,也不切成段,而是整节出售,三四寸长,要买就是一节。整节腊肠搁在饭碗里,有点怪怪的,容易产生不雅的联想。
买饭排队,谁都一样,经常排起一条龙。有一次,王乐平书记排在我后面,隔了一个人。王书记拿一个大碗,拿一双筷子,仰着头,不时地哼上几句总也听不清的歌词;食堂里敲碗的声音不断,王书记偶而也掺和其中,也敲敲碗,问:“今天吃什么菜呀?”——“包菜找(炒)肉丝!”(调侃,说炒肉丝里肉太少)——“啊,好,好。”
平时,小县城里也没什么糕点甜食供应,记忆中最常见的是“香蕉酥”。逢年过节倒有一些应景的副食品,如端午的绿豆糕,中秋的月饼。也是发放票证、凭证供应。除凭票买糖外,病人还可以凭医生证明购买二两红糖或砂糖。因此有的人没病也去看“病”,只是想买二两糖。
买什么都要票证。只不过有的票证常年发放,如粮、油、豆制品;而有的票证只在大的节日发放,才有供应,如鸡鸭鹅鱼蛋,糕点。这时候,相关单位要出去“组织货源”,就是到外地采购。采购到了,老百姓才有的吃。因此逢年过节是大人小孩最盼望的时候,最亢奋的时候,也常常是最辛苦的时候,最无奈的时候。菜场也罢,商店也罢,到处都在排长队,到处都在人头攒动,在拥挤,在骂骂咧咧,甚而争吵推搡、碰碰撞撞。平时太苦了,谁不想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打打牙祭?
老百姓生活艰难,小吏们的日子也不轻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县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郝启富,有三四个小孩;妻子本来有工作,因为家口重,遂辞了工作,做“全职太太”,仅靠郝局长每月六十几元工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城关小学照顾他,腾出房子给他们住,还将一块不小的菜园地给他妻子种菜。有一天我去他家,正是晚饭时候,饭桌上几样咸菜,唯一小搪瓷碗里蒸了一个蛋羹。“全职太太”说是给郝局长吃的,给他补补营养,因为他是“顶梁柱”,全家都靠他。孩子都不大,两三岁,四五岁,七八岁,他们都不吵不闹不争不要,仿佛习惯了似的。
民谣说:“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是所谓当年物质极度匮乏年代里四种“吃得开”的人。“四个轮子”——开汽车跑运输的司机。他们在外面跑,比较活络,有机会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一把刀”——屠夫。猪肉紧俏,他们刀下便是人情。“白衣战士”——医护人员。人总会生病,生了病必然会有求于他们。“红旗飘”——解放军军人,国家保障,身份显赫。
正如董郁玉先生所说:毛治下的中国,“居民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无所不包的配给体系,以致小至火柴和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甚至还不一定买得到的严酷现实……”(《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第3页)


                         
   
泾县农村的住房情况一般较为宽裕。尤其茂林、黄田、溪头、陈村、厚岸、包合等地,历史上文风兴甚,经济发达,读书识字乃至经商做官人较多,盖起大片大片的厅堂楼舍。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资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贫苦农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较为宽敞。黄田村空房很多,谁来住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住长了,也就变成他的房了。“洋船屋”这组大宅院,占地4200平米,建筑面积3700平米,“土改”时除留给原房子主人四间房、一间堂屋和一间灶屋以外,其余分给了七、八户农民。就是说每户大约分得近500平米空间,其中建筑面积就达400多平米。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别墅,有过之而无不及。
城镇居民的住房就紧张多了。机关干部一律由单位或系统安排住房。单身汉数人一间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当教师,住的是四人一间的民房和两人一间的披厦。次年到文教局,与人同住一间。1962年到潘村中学,住在大门口厢房内,约6平米。房内只容得下一张床、两张课桌和一条方橙。1963年到文化馆,三人同住一间大约十多平米的房间。以屏风隔成内外两个空间,王静山住里间(他先来),我与潘德平住外间;二人各一张单人床,床下面各一只破箱子。 1967年结婚的时候,文化馆给我半间房,好在是独立空间,约八、九平米。除一张双人床以外,岳母给了我们一张六仙桌和两张椅子。自己又买了个煤油炉,似乎有点象个样子了。后来,文化馆建了一路平房,每人一间(有房者不安排),约十五、六平米。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出生。“文革”中一度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终于在文化局领导的关照下,批给我二千五百元(后来突破了一点),在大会堂一块空闲地上盖了两间极其简陋的平房和半间厨房。待买得起房,真正改善居住条件,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是本文记述的范围了。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间房。如果有家属(配偶、父母、子女)随住,房间会大一点,尚可腾出小块地方作厨房。都没有“卫生间”,一律上公共厕所(那时候没有“卫生间”“洗手间”这样的词汇,直呼“厕所”“茅房”)。我常去县委会葛兆铣、吴宗庆等人家。他们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缝隙多大。户与户之间一点都不隔音,睡梦中翻个身隔壁人家都能听得真切。城关小学也多为这种民居。我的同学H某在那里当教师时,与一位女教师合住一间——中间以木板隔断,分别走两个门进出,相安无事。房顶上只搭了一方竹帘,实际上是通的,用他的话说: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听得见。那女教师有个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间如胶似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一天夜里,相好的进了她的房,H某睡在这边床上一动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出,用被子将脑袋捂得严严实实……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两种情况: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仅够一家人居住。故此居住状况必不太好,旧民房,狭窄,潮湿,阴暗,一家人十个八个挤在一起。这种私有房产是不允许多的,一旦多了,权力者就要把你的房子无偿劫走——谓之“没收”。“土改”时这样做了,“土改” 以后在城市里还搞过所谓“私改”——私营工商业改造,“没收”多余房产。我的朋友曹老师,他父亲五十年代在南街开书店,有一些房子,后来“私改”时就把他家房子“没收”了。二是无房户,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居,也是阴暗潮湿,也是狭窄闭塞;又陡又仄的楼梯;有的仅一斗天窗,采一线光亮而已。一家三代蜗居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吃喝拉撒无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内的公共厕所。各家各户自备一马桶,或一痰盂,平日装屎盛尿,满了则拎去厕所倒掉。因此每日清晨必为公厕最热闹的时候,男女老少你攒我挤。趿着鞋子者,拎着裤子者;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气喘吁吁者,唏溜唏溜抽劣质香烟而言语不清者;扶老携幼,大呼小叫……为市井一观。
各家各户多无单独厨房,而是一大间里集中了若干炉灶,较为均匀地遍布各个角落;与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橱,柴禾,及锅碗盆勺。早先烧柴禾,尔后烧煤球,使用煤气则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三户五户,乃至十户八户人家挤在一个空间煮饭烧菜,叮叮当当,磕磕碰碰,既嘈杂又热闹。你家吃什么好的,我家吃什么孬的,一览无遗。如果大家相处通达和谐,也可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通融人情,增进友谊。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满一升还你;细声细语,一团和气。如果“阶级斗争”之弦绷紧了,那是不敢多言多语的,不声不响把饭菜烧好,赶紧端进自家房间。没有自来水。各家备一担水桶,到西门口大河挑水。也有人以挑水送水为职业,十分辛苦。
夏天,泾县奇热。每年总有那末一段日子,夜里热得不能睡。于是将凉床竹椅搬到外面乃至街边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腾半夜待微微合眼,东方即发白了。那时候没有空调,用得起电风扇的人家都是少数。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于是深秋时节即去附近农村弄些稻草,反复晒干,梳理干净,厚厚地铺于床上,再铺上垫絮、床单。老伴说她上大学之前从未睡过垫絮和床单,只铺稻草,稻草上铺张草席,上面盖床棉被。草席一旦破损常划伤皮肤。我说“那不冷?”——“开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觉得冷了。”老伴家住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看来比我们泾县还要穷苦。冬天洗澡是一难题。全城仅一南门澡堂,又老又旧又小,远不能满足百姓需求。“饮服公司”下大力气,终于新办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然十分拥挤。尤其大年三十前几天,澡客盈门,排队等候,洗上一个澡得花几个小时。女同胞更难,根本无处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帐”,大盆沐浴——房间里生一盆炭火。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幸亏救治及时,才没有造成恶果。
我的同学Z某,在一次聚会时谈及她侄子无房结婚,想买“经济适用房”又找不到人,结论是“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我不服,与之争辩。毛治下,她也是弱者。她家成分虽然不坏,但母亲是“一贯道”,“反动道会门”,属于“坏分子”,“地富反坏右”名列老四。她前半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说,就是衣食住行也颇为艰难。改革开放以后,她有了自己的“房改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儿子当教师,有两套住房。毛治下,她能有这般日子?为人要实事求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其实,Z某不是邪恶,不是无知,而是大脑意外“短路”;造成所储存的资料缺失,“程序紊乱”。晓之以理,拒绝遗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对于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称“起旱”。干部下乡,徒步;学生上学,徒步;走亲访友,徒步;迁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时候的人特别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里不在话下。汽车站最早在县城北门,几辆木厢汽车,两边很小的窗子,后面开门;有点象囚车,也有点象邮车,还有点象装猪的车。只开往芜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后来在苏红广场做了个新车站,比较象样了,开往外地的班车也多了一些。到芜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没有桥,汽车出城要过轮渡。有一艘铁质摆渡船,方形,俗称“铁乌龟”。汽车开到渡船上,两岸工人以绳索拉动,渡船便象乌龟凫水一样,慢慢地到了对岸。公路为砂石铺成,路况极差,坑坑洼洼;发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芜湖至少要半天,杨毛埂一段特别乱糟糟,经常出事故。跑合肥则更难。过长江须轮渡。此轮渡进步一些了,机动,也大得多,可以同时摆渡几辆汽车。届时,旅客必须下车,随车站立于轮渡上。轮渡很慢,苍茫的江水之中如一只甲虫,随波逐流。因此,两岸等待轮渡的车辆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尽头。过了轮渡,必在附近小饭馆吃午饭,是运输公司指定的。饭菜很差,且贵,裹腹而已。全是砂石路,万般难行。汽车象个老年病人,“哼哧哼哧”地“哼”到合肥,常常是夕阳西下,夜幕将临。
要去上海,必须先坐汽车到繁昌一个什么火车站,那里每天有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
泾县崇山峻岭,公路里程甚少,缘于修筑之艰难。交通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王乐平在泾县任领导多年,是个想干事的人,为泾县的公路建设动了不少点子,出了不少力。苏红公社的桃岭公路就是在他的规划与领导下建成的。这地方穷乡僻壤,山高路险,盘山绕道,实非易事。
县城无公交,更无出租车。只有帮人运送行李物品的挑夫,和拉板车的工人。及至三轮车、“达雅机”出现,已经是后来的事情。
还有“鸡公车”——乡间常用的一种独轮车,既是运输工具,也可用作交通公具。小时候在榔桥,经常看见从县城来的车队,一行十个八个,“吱吱呀呀”,觉得很壮观。车子系质地紧密的木料制作,大大小小的榫头结构而成。一实心木轮,上面锒裹着铁片;用长了,铁片磨得雪亮。最前端还有一个很小的轮子,谓之“鸡公嘴”,是过沟过坎时临时作过渡支撑用;也可以穿起绳索由人在前方拉动,上坡时帮助前行。推车人在后面把握两边的车柄把手,同时掌握平衡,用腰上的力推动车子。很讲究技巧。中间有隆起的木结构“隔断”,将车分为两半,是承载重物的地方。可以将要运输的东西,如几袋稻谷,数根木料,砖瓦石灰,柴禾家具,捆绑牢定。也可以载人。人坐在上面,斜斜地依靠在“隔断”上(一般须垫上被子)。脚力不济的老人小孩,走亲戚的小媳妇,常坐这种“鸡公车”。我多次见过,觉得很有风味。也有人说,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恐怕是穿凿附会。
自行车是颇受人们欢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单位都要努力弄一辆乃至几辆自行车,或购买(要票证),或上级发放,或通过别的途径弄来旧车。早先文教局有二辆自行车,都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辆公用,谁下乡、谁有公事,谁用。晚饭后总有人将车推出来,在门口空地上骑玩。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因为这辆车用的人多,坏得也快。还有一辆车归郝局长专用。那时候没有轿车,领导专用一辆自行车,大家觉得正常。郝局长上班下班,乃至下乡(譬如去潘村中学),都骑自行车。他车技很好,不但能一只手把握龙头上车下车,还能作短暂停车,还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骑行,过小沟小坎时居然不下车——先将前轮拎一把,再将后轮拎一把,就过去了。叫人看得发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学时,有一次骑公家车子往县城,行至山口铺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盖处摔成一大创口,鲜血直淌。赶紧到县医院包扎医治。那时候县医院在“天主教堂”,也就是后来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是万众瞩目的名牌。还有“凤凰”、“飞鸽”,都很好。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约150元人民币。那时候工资低,一般仅够维持一家人吃饭;甚至寅吃卯粮,月月亏空,要多长日子才能攒够这么多钱?而且要票证。自行车票不是长年发,而是偶尔一次,数百人中难得一张。于是托关系走后门则不言而喻。
出门办事,到外地出差,住宿问题常令人困扰。那年月控制人们出行,旅社甚少;且都是国营集体,官商作风十分严重,大都不作为或不想作为,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尴尬不已。无论去哪个城市,无论多晚到达,必须去“住宿接待站”排队登记,然后持单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个城市,多半在东南西北各处设立几个“接待站”,不常出门者难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讹错,指定的旅社住满了,没有空位,还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过这种折腾。旅社多为统铺,十几个人一大间。即便二人间三人间,乃至单人间,房门都是不能从里面拴扣的,旅社职工可以不经旅客许可随意打开。房门上有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玻璃窗口,可以直接窥视房内。那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以防旅客在里面搞“反革命活动”。
经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能入住。这时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职工略事整理,搬出又脏又潮的棉被,一个铺位上放一床(下面有一块厚垫),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几天,一家人其痒无比。小儿子尚不会说话,身上抓得指痕累累,夜不能寐。我们感觉不对劲,第二天认真翻查,发现染上了虱子。于是全家彻底翻腾,从床单、盖被、蚊帐,到内外衣物,全部用“666粉”浸泡,开水煮,太阳晒……经数日折腾,才将虱子灭绝。留下了深刻记忆。


           
迟到的忏悔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曾褀先生一篇散文。初读的时候觉得有些新奇;再读,感觉惭愧;三读四读便渐渐生出忏悔来了。而今读过十几二十遍了,决定也来写篇短文,题目就叫“迟到的忏悔”。
    汪先生这篇散文不长,两千多字。说的是他父亲与他,以及他与他儿女之间的事情。多年来,我一直偏爱汪先生的文风与语言。而这篇散文打动我的,却是父与子的关系。简言之,父亲应当怎样对待儿女。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能把他们拉扯大,我自然付出了足够多的心血,苦不堪言。然而我却不是一个好父亲。我自私,粗暴,自以为是,对他们缺少尊重。
     坊间熟人多认为我对儿子学习抓得紧,要求严格,所以成才。殊不知恰恰是我自私的地方,恰恰是我痛心的地方。因为穷困,也因为权力者的“种姓迫害”,我没能上大学,成了一块心病。那个“打伞的和尚”圆寂以后,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于是贼心不死蠢蠢欲动,将上大学的标杆横在儿子面前。自己年岁大了,一心指望他们跨越这一高度,以了夙愿,以慰残生。不是自私又是什么?
     我性情急躁,不随和,包容性差,也因为人文修养的缺失,对待儿子总是疾言厉色、简单粗暴。一旦考差了,便要惩罚他们,毫无回旋余地。有一次,儿子考试过后,我得知分数不高,便加罚于他。第二天才知道是老师将分数统计错了,儿子考的并不差。明明是件“冤案”,也没有向儿子认错道歉,唯恐有失自己尊严,全然不顾儿子感受。一直问心有愧。因为学习,孩子们受尽委屈,也不知流过多少泪。心理负担重极了,总害怕考不好。高考的头天晚上,儿子竟整夜没能睡好,压力太大。好在挺过来了,没有崩溃,才不致酿成苦果。填写报考志愿的那几天,我住在宣城,替他主张。叫他只填本科及重点院校,专科不填;真考差了,也不要屈就,明年重考。等我离开学校以后,他竟然取回志愿表,悄悄地补填了专科。好在高考成绩不差,上了重点。如果真考差了,岂不可能落在专科?我猜到,他也真想走了,不想补习重考。我从心底感到一阵悲凉:考试不亚于虐杀,就因为他老子的缘故。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儿子咆哮过:在你们面前,我就是皇帝!我的话就是圣旨。对也要听,不对也要听。“人五人六”,专横跋扈。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什么狗屁皇帝?有些类似官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其霸道!就连我这个最底层的草根贱民,竟也不忘专制,也要将唯一可能掌控的两个孩子,当作臣民来统治。还是一位学者说得好: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难怪就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只是当不了),也难怪就曾经出过那么些治国无方的“万岁”。
     只关注成绩,只追求分数,也让我误导了孩子。我曾经对儿子说:你们只管把学习搞好,拿高分,生活上的事情不要你张罗。结果成绩是不差,自我生活能力却不济了。乃至于工作以后什么都不会照料自己。及至发现,已经迟了,改不过来了。只能怪罪自己。我也确实负到了责任,多少年来既当爹又当娘,从生计学业到缝补浆洗,虽然照料得不算很好,倒也差强人意。然而,他们的日子必定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打理。做父亲的,理当全面关注他们的能力,任何偏废都将给日后带来困难。
     最歉疚的,是很少给他们温情,很少有过慈祥的爱,很少与他们平等交流,无拘无束地沟通。简言之,缺少温馨的父子亲情,缺少温馨的家庭氛围。年幼的他们一定很企盼,很无助,也一定很无奈吧。他们的母亲去世太早,缺少的正是那种充满人性的温情,而我却忽略了,没能做到。好在他们的外婆帮助,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否则,就更加可怜了。
老来“盘点”,愧悔不已,真的对不起他们。因此我必须检讨——检讨我在孩子面前的专横与霸道;检讨家长制作风;检讨“骨子里的专制基因”。有人说:家长制下的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小朝廷,犹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样,家长虽无皇帝之名,在家中却拥有绝对权威,是一个说了就算的角色。相比而言,孩子是弱者,其他人是弱者。“家权主义”者是不与他们讲民主的,是没有商讨余地的,唯其独尊。倘若有了失误与过错,根本无须检讨,而别人还必须避讳,更不允许批评。时至今日,“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世风依然不减。季承先生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多角度多侧面地记述了这位“由矛盾着的各方面组成的”国学大师林林总总的往事,自然是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这便招来一些人指责,认为他没有“为长者讳”。其实,季承先生恰恰为我们记录了一个立体的大师,一个真实的大师。大师也是人!
由此可见:我曾经是个“家权主义”者。而“家权主义”恰恰是“皇权主义”的有力维护者。如此,我这个饱受专制主义迫害的人,竟也是专制主义赖以生成的土壤了。
    真的太可怕。
     所幸两个孩子也还争气,完成了应有的人格修养与学识修养。没有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沦落困境,也没有因为我“教子无方”而受到太大影响。有了自己新的生活,让我得到不小的安慰。
    正如汪先生文中所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的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我就是这种“可恶”的父亲。


                         
  提  拔

1982 年,我在文化局创作组工作。领导要调我去剧场任副经理。宣传部说:他到剧场不太合适,不如去图书馆。于是任命我图书馆副馆长。已经有一位副馆长了,我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原来的副馆长主持工作,我的名字放在后面。二、给我一个小房间办公。领导答应了。没有正规房间,将楼梯间腾出来给了我。我只分管农村图书一块,工作弹性很大,没事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倒也清闲自在。我那时有个错觉,以为自己能写出个所以然来,稀里糊涂穷折腾。
两年以后,组织上任命我为馆长。这就打破了原先平衡。我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感到“头痛”。好在这时候,县政府要求各个科局抽专人编写专业志书。泾县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是个重点部门,当然不能怠慢。于是抽我编写文化志。我也乐意。但要我两边兼着。我难以奉命,要求免去图书馆长,一心一意编志。否则一头都弄不好。领导说,涉及到干部政策问题,怎么能无缘无故把你免了呢?我说是我自己要求的,可以写张字据给你们,免得日后说不清。领导见我心诚,也就答应了。
   《文化志》编成了,在省里获奖,皆大欢喜。不久,文化局副局长陈家刚调任书画院长,需要补配一名副局长。原先物色的人选,在征求意见中卡了壳,搁置下来。这一搁就是两三个月,其间有几位人士都乐意在这个职位上“为人民服务”,难免生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估计是组织部门搞烦了,有人放风:“一个都不提。找个不想干的人来干。”
于是找到我。
那天,接到电话通知,到组织部谈话。我问组织部在哪里,人家说:“组织部都不知道?”告诉我在哪里哪里,二楼。赶到组织部,不少人在等候。轮到我的时候,进去一看,是洪部长找人谈话。洪部长开门见山:“我受县委委托,通知你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这时候,我的“台词”应当是“感谢组织培养,我一定......”而我却不会,竟然说:“洪部长,我不行欸。”
  洪部长一定觉得奇怪:这“台词”怎么改动了?洪部长是老部长,立刻镇定下来,问:“你怎么不行?”
“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当副局长?”
“唉呀——你这个同志,怎么现在说这种话?”
我不明白现在怎么就不能说这种话,那就不说吧。于是改口:“我没有能力——当领导是要能力的。”
“哪个天生当领导的料?不都是学来的?”
说得也对,又被他驳倒了。仍不死心:“我这个人,只能做做具体事情。领导布置什么,我做什么。要我领导别人,就不行了。”
“副局长嘛,又不是局长。拍板的是局长,副局长就是做具体事情的。好好好,就这样吧。”
我不走,找出许多“理由”,申述自己担任不了这个副局长。洪部长有些恼火了,脸上通红,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说,将抽屉锁好,离开了。
我感到有些尴尬,有些害怕。怕惹恼洪部长。这时候,张华谊从隔壁房间过来了。他听见我们对话,不无关心地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怎么能不服从分配?搞僵了,把你搞到乡下去。你也不年轻了,真把你往汀溪爱民一调,哪天才能回城?”
我说:“部长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我不想干,说的实在话。”
“什么征求意见?”张华谊拿来一叠文件:“你看你看,县委常委通过了,任命通知都印好了。只等谈完话,就发了。”
我太不了解官场规矩了。我有些懊恼,又害怕到乡下去。都快五十岁的人了,真弄到乡下去,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洪部长回来了——他去上了趟厕所。不再生气,口气平缓许多:“你怕工作搞不好,对不起组织,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现在事情是难办,不容易。大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不可能尽善尽美。再说,你是副局长,遇到事情多向局长请示汇报。局长说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就行了?胆子大一点,啊?”
我不再犟了,半推半就,说:“谢谢部长关心。”
回来以后,仍不死心,去找陈永康。陈永康是组织部副部长,之前是文化局副局长,我的老领导,很熟悉。陈部长说:“上上下下都推荐你。你就先干吧,以后再调整。”
“听说上面有个文件,自己不愿意当行政领导的业务人员,就不要让他们当,是不是?”
陈部长当即否定:“没有,没有这个文件。”
后来听说,我当副局长的事,确实经过民主测评,动众了一番。因为我从未当过领导,基本上没有对立面。资格也老老的。在小县城里算个文化人,有点虚名。所以都推荐我,一路绿灯。常委会上讨论时,都说不认识我。县委书记说话了:“这个人我认识,可以当。”事情就定下来了。县委书记邓本忠,秘书出身。七十年代,当时的县委书记王乐平在太美大队做“点”,章延林是驻点工作队负责人,邓是秘书。王书记要在太美建村史展览馆,把我抽去工作了一阵。王书记曾多次要求我参与 “蹲点”工作,说:“大的材料不要你搞,有小邓。你就专门写通讯报道。”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两个孩子又小,我必须顾家。“私”字多了点,屡屡推辞。王书记也许觉得此人不堪造就,放弃了。所以邓书记认识我。
接连三个晚上睡不好觉,竟然想到去找地委组织部,那里有个熟人吴新民,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给胡晓华布置写材料的事情。胡晓华是泾县人,后来官至辽宁省副省长。当时是地委组织部秘书。我问吴主任是不是有个文件,搞业务的人可以不当行政领导。吴主任说文件是没有,但上面开会有这个精神。又说:“你不想当副局长我能理解。两天后你们洪部长要来开会,我找他聊聊。一周以后你再来一趟。”
一周后我如期再去,吴主任说:“把你的事情跟洪部长说了。洪部长说,也知道你行政能力不怎么强。但文化系统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县委刚刚任命,总不能又下个文件把你免了吧?叫你先干再说,组织上心中有数,有机会再作调整。”
跑了一圈,依然如故。人哪,想得到不容易,不想得到也不容易。
局里只有一正一副。局长抬举我,叫我分管财务。我谢绝了。我说我不懂财务,只懂点文字,就把文字工作包了吧,局长答应了。却又带来新的难题,局长请示组织部:“开党组会的时候,请他参加吧,他不是党员;不请他参加吧,他又是局领导。怎么办?”组织部回答:“这还不容易?开党组扩大会,把他扩大进去呗。”从此,我便一直被“扩大”。
一开始,总感到不自由,蹩手蹩脚。原先听报告,我总是在大会堂里找个顺路的位置坐下来,先看“会标”——什么会议?再看谁作报告。好听就多听一会儿,不好听拔腿就溜。现在不行了,必须到前几排入坐,掏出笔记本,仔细记录。或者要回来传达,或者要回来讨论。还要写贯彻会议的文字材料。不散会是不能离开的。上面来人了,原先只要与熟人见见面,寒暄寒暄就退出了。现在不行,要一直陪着,还要陪酒,很不习惯。
局长关心我,动员我入党。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不入党总不太方便。你写个申请,我们给你优先考虑。”我说:“谢谢局长好意。我是过了四十望五十的人了,也不指望干出什么所以然。自己优点不多,缺点不少,就不给党组织添包袱添麻烦了。”局长淡淡一笑,转而改了口气:“也是的。体委的人动员我老婆入党,她也不入。”
有一天,县委统战部葛部长在街上遇到我,问:“朱普乐,你有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我以为又是劝我入党,说:“没有。怎么?”
“你不要写噢,不要写。”——“干什么?”我有点奇怪,别人都劝我入党,他怎么劝我不要入党呢?葛部长说:“我们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建了四十二个党外知识分子档案,你是其中之一。至于以后怎么搞,能搞到哪一步,都说不准。反正你不要入党。”
不久,张洪炉给我透露:上面要求加强党外干部配备工作。以后,政协、人大、政府都要有党外的领导。我们县只是政协有两位党外的副主席(其中之一是张洪炉),其它都没有。上面批评多次了,谢书记决心改变。要先在人大配一名党外副主任。现在党外干部紧缺,合适人选难找。叫我推荐,我就推荐了你。可能要找你谈话,你心中有数。又说:“叫你干你就干。油水一点没有,图个快活。饭有的吃,酒有的喝。也没什么硬任务,配配相。”
一次,我去县委会办事。上楼梯的时候,遇到谢书记,他正下楼梯。我竟然没有招呼他,侧着身子擦了过去。谢书记侧过头来望了望我,可能有点认识我。我真木讷,遇上书记都不知道喊一声。谢书记十分大度,没有计较。
不久,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谢书记要去看看图书馆,请朱局长陪同。叫他现在就下楼,到大门口等候。”
这是我记忆中,县委书记第一次光顾图书馆。其间,谢书记问我:“你多大年纪了?”——“五十了。”——“你哪有五十?四十八嘛。”——“周岁四十八,论虚岁过年就是五十了。”谢书记笑了,他一定笑我废话。
1990年春上,县人大换届。我被安排为人大副主任候选人。一共五人,选出四名副主任,差额选举。我根本就没有落选的准备,因为张洪炉对我说过:“这次选举是党内保党外。党内的选不上不要紧,党外的是要保证的。”所以我心里一点不紧张。
没有想到,落选的恰恰是我。回过头来看,合乎情理。五个人当中,一个是上届人大副主任,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个是政府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是经委主任。唯有我资历最浅,级别最低,知名度最小,能力也最差。我倒是口服心服。只是没有思想准备,情绪上一时接受不了。
谢书记很细心,立刻找我谈话:一、我们不好说保证党外同志选上,只能让代表们去选。二、你先安下心来,在人大干一年常委,明年给你增补。党外的职位还是空着的,可以补选。
第二年“两会”之前,谢书记又找我谈话:“补选不成了,地委不同意。我去年说给你补选,不是信口开河,是请示过地委的,地委也是答应过的。现在却不能兑现了。”
我无话可说。谢书记是位很负责任的领导,即便不成,也要努力解释清楚。
当了三年人大常委。1993年春上,又要换届了(那时候一届三年)。这一次,“组织上”经验丰富了,安排两名党外候选人。副主任差额选举,差额一名。无论怎么选,无论“差”掉谁,至少能保证一名党外人士当选。
我紧张了。另一位党外候选人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人缘广,影响大,能力强。相形之下,我就弱势多了。我征求很多人意见,人家都是委婉其词,冠冕堂皇。唯有凤良谦副主任快人快语:“我看你这次又要泡汤。你和他是四六开,你只占四成,他占六成。他的实力比你强。上次你落选,很正常。这一次如果泡汤,你就妥了。”妥了,就是完了的意思,方言。把我说得背心沟里直冒汗。凤主任可能觉得太直率了,转而口气平缓下来,安慰我:“不过,人总是同情弱者的。你是弱者,也许代表们就要投你一票,也不一定。”
感谢凤主任一番坦率真诚的剖析,帮助我做好了多种思想准备。
统计选票的时候,我竟然早早地过关了。暗自庆幸。从此,我在人大当了十四年副主任,三届。工作不忙,无非应酬。退休的时候,却觉得无比轻松。


                   
张洪炉

我的记忆文字里,不能没有张洪炉。
记不得初次见面情形了。只记得与他交往以后,便渐渐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坦率真诚,不说官话套话,让人觉得彼此亲近,用不着提防;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看法都可以交流。他告诉我:“反右派”的时侯,Z某某不知道多积极,声嘶力竭,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小土匪。他告诉我:县委副书记H某某,看上去道貌岸然,却毫无人性,“土改”中亲手把自己父亲打死了……这些话,当时是不能说的。
张洪炉江北人,是个大个子,当有一米八以上,自己取个笔名:长人。他是个大学生,好像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五十年代初调来泾县,在县人委民政科任科员。那时候科员不小,仅次于科长,很有实权。读初中的时候常常听人说起他。说他有学问,会写小说,正准备出书。1958年“大跃进”,县里办起好几所中学,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调去当教师。张洪炉也在内,当了茂林中学语文教师。领工资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工资少了。原先每月五十七元,怎么变成四十五元五角?从行政二十一级变成二十三级,整整低了两级。他以为是调动过程中搞错了。总务处经过核查,没错。这就怪了。他找到他的老领导、民政科长蒋尔宏。蒋科长告诉他:受处分了,降了两级。原来,上半年“反右”运动,曾经从他床底下搜走一包文稿,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尚未定稿,更没出版)。说是“有严重问题”,“组织上”便给了他行政降两级处分。却不通知他,故此一无所知。他当时年轻气盛,要去找“组织上”论理,蒋科长劝阻了他。说:“哪个跟你论理?说不定给你加重处分。想开点,没打你右派就算万幸了。”(上层“反右派”是1957年,而基层多在第二年。且“反右派”还“补课”,不少“右派”都是“补课”补上的。)处分人却不与本人见面,“黑”到何等地步!现在年轻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一定会说是杜撰。岂不知当年实实在在就是这样荒唐。
张洪炉是书法家,擅长行草。“文革”期间,书法这门艺术并不被人看好。张洪炉原本有些基础,不再写小说了,又没有其他爱好,便关起门来研习书法。纯属兴趣,绝无功利。他妻子在宣笔厂搞销售,认识一些书法家,张洪炉也就较快地融进了书法圈子。改革开放初期,有日本客人来到泾县城,在荷花塘宣笔门市部看见张洪炉写的一张字,觉得好,问多少钱?业务人员从未做过外国人生意,不知底细,狠狠心说了个在他们看来很高的价格:人民币四十元。日本客人二话没说,买下来了。
张洪炉一张字卖了四十元!一时间成了新闻。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赞誉,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写写字可以,但不能拿来卖钱;拿了国家的工资,又写字卖钱,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见当时也还是很“左”的。张洪炉不管,任人议论,还是写他的字。
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与他联络的书法名人也越来越多,张洪炉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久,因为“组织上”需要,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名至实归。他这个副主席不同于别的副主席,他不去办公室办公。而是呆在他的书房里,写字,看书,会客。单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也不去。他说在办公室无事可干。要开会了,通知他,他才去。要到哪里参与什么活动了,通知他,他也按时到。但不讲话,一概不讲。有人客气,坚持要请“张主席作指示”,他也不应承。他说他“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大道理说不来。总不能讲书法吧。”干脆不讲。时间长了,了解他的脾气了,也就习以为常。他说在政协工作一身轻松,就是肚子不轻松——几乎天天都要应酬陪餐,都要喝酒。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坊间俚语:“人大举手,政协喝酒”,真的如此。
张洪炉生活上极不讲究。不拘一格,随随便便,甚而有些邋遢。他告诉我,最不喜欢洗脚。又是脱鞋子又是脱袜子,真麻烦。可是不行,妻子天天盯着他,要他洗。常常是妻子把水端来了,他也不应声,以致招来数落埋怨。更不喜欢运动,慵懒得很。我以为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他能懂得一点保健知识,实践一些健身活动,当不至于六十出头就离开人世的。他得的是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不久二次发作,匆匆“走”了。还没退休(那时候,党外县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呢,无论如何是太早了一些。可惜。

      
      李秀峰

李秀峰,泾县城关一小教师。2011年3月,我去采访她时,她八十三岁,早已退休。前些日子不慎跌倒骨折,长时间行动困难,由儿子帮扶照应。头脑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糊涂。
李老师琴溪镇洗马桥人,家庭地主。兄弟姐妹五人,两兄两姐。她的大哥曾经在“培风中学”读书,1950年“土改”中被“镇压”了。此后,大嫂一直随她生活,帮助她照应小孩。
1951 年,李老师从宣城师范毕业,分配在黄村平垣当教师。这所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后来发展了,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她调到黄村中心小学,又调到晏公、潘村、巧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巧峰小学看望曹远芳,见到过她。她是学校负责人,领导四、五个教师。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人极瘦,精神倒不差。风风火火,礼貌热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978年,她进了城,在城关一小教书,总算安定下来。
李老师毕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尤其在小学语音教学方面,是有造诣的。她早年被派往芜湖、合肥等地学习语音教学,是优秀学员;回县以后辅导培训全县的初小语文老师;1956年被评为省级劳模。那段日子,应当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然而不久,噩运开始了。1958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大女儿也随之夭折。她带着几岁的儿子和小女儿(遗腹女),以及大嫂,开始了漫长的苦难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居的“黑五类”家属,能有好果子吃么?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说:“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孩子。”在巧峰小学教书期间,配给的口粮要到县城粮站去买,还不全是粮食,其中一部分供给萝卜菜、山芋干。从巧峰到县城,往返四五十里,总是大儿子随同她一道去买。大儿子也才十岁左右。有一次,他走不动,赌气不走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都说不动他。于是她打了儿子。打着打着她心里一软,觉得儿子已经太可怜了,悔之不及,便捶胸跺脚地痛哭起来。及至回家,自己仿佛成个疯婆子了。“三年大饥荒”期间,她是居民户口,虽说每人每月还能供应二十五斤半粮食(一度减为二十一斤),也是不够吃的,也是忍饥挨饿。直到1961年农村推行“责任田”以后,周边环境有了一些松动,她便乘机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月光下)开荒种地。第二年,她收了三百斤麦子,八十斤高粱,才算度过大饥荒。
交谈期间,李老师颇为谨慎。她只是泛泛地诉说曾经的日子多么艰难困苦,却并不怪罪于谁,也很少涉及具体细节。我不好意思刨根究底,强求细问。因为有的人常常讳忌过去,也不想触及她的伤痛,便顺其自然了。她也没有说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大救星”一类的拍马之词。她到底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而是一位暴政年代的受苦受难者。孰是孰非,她心里一定很清楚。
倒是一个无意中流露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李老师的丈夫曹作民,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在县人委工作。1958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遭整肃,忍受不了,自杀了。当时,李老师正在省城合肥学习, “组织上”通知她回来并找她谈话。乍听噩耗,她脑袋一“木”,泪水涮涮涮地涌了出来;转而又立刻抹去泪水,做出一副六亲不认状,说:“死得活该!该死!该死!”连说几个“该死”,硬是把泪水呑了下去……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此时此刻,她肚子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就这么一连串的“该死”,能了断他们多年的夫妻之情么?当然不能。然而,在那种腥风血雨的岁月,她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做。前面的泪如泉涌是真情,后面的“该死该死”是扭曲。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才会有如此被扭曲人性的臣民。
五十多年了,说起这件事,李老师仿佛历历在目,悲伤万分,不住地唸叨:“他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他没有什么错误......”是的,李老师:岂只曹作民先生是个好人,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那些被批被斗被关被杀的人能有几个不是好人呢?无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
李老师叫儿子拿出一包东西给我看:都是她的获奖证书与奖章,从单位先进工作者到省级劳模,大大小小十多项。她十分看重这些东西,我深深理解。对于她,这是一生中努力“改造”自己,努力顺应残酷的时局与环境,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成果”,是数十年来血汗与泪水的“结晶”。
不知为什么,我猛然间想到“传销”。我们曾经的体制,不就是一个大大的“传销”网么?我们被“洗脑”、被欺骗、被裹挟、被愚弄;自己被“忽悠”了,却又去“忽悠”别人。最终,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得到的,都只能是贫困与灾难。
不再相信“忽悠”了,也不再“忽悠”别人。

                    
       
龙套会
 
     “龙套会”是泾县一桩冤案,受害者是早年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十二位干部。因此而受到株连的人,就难以述清了。
 笔者年轻时即闻此案,半个世纪以后忽然想将它弄清楚。然而此时,十二位当事人只剩三位,且都是八旬翁了。经张元涛先生介绍,与其中最低高龄的刘荣林先生取得联系 。2012 年3月18 日,刘先生约来陈建华、王仕微一起座谈。三位先生虽然高龄,但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得体。不啰嗦,不反复。除陈先生有点耳背以外,整个交流过程顺顺当当,水到渠成。根据记录整理,并由刘荣林先生校阅,全文如后。                                                                                                                                                                                                                                                                                                                                                                                                                                                                                                                       
 1952年,泾县“整党”。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后来“龙套会”中的若干人即为其工作队员。在“党员调查”中,发现有些人自首过,政治上有问题;有些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历史上有问题;还有人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中,有的却在1953年初被提拔。据三位先生说,当时这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就主持了“四个部门”。而他们这些大都是革命老区茂林及其附近的人,参加过地方游击队、地下党、地下交通、民兵和农会组织,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却未被提拔,情绪有些不满。常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这个“拍马屁”,那个“煽小扇子”。自己则是“戏台上跑龙套,不中用的东西”。
 刘先生说:此前,他们曾经与县委有过一次“交锋”。经查实,那些“历史不清”的人,有的被免职了,有的被调走了,有的重新入党。为此,芜湖地委组织部惠部长来泾县调查时,曾表扬“整党工作队”,说他们“坚持真理”。这样一来,他们这班人就格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953 年10月,县委“三干会”期间。潘祥峰病了,住在县委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宿舍里(他哥哥住处),一班朋友去看望他。潘绳武还买了香烟糖果招待大家。一起开玩笑,发牢骚,渲泄不满情绪。说是“龙套大会师”,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头脑膨胀,口无遮拦。说倪晓华虽然是区委书记,但他敢讲话,可以当“龙套会名誉主席”;说刚刚调来的区委副书记王仕微也是个“大炮”,可以当“候补委员”。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刘荣林先生还在香烟盒子上(香烟抽完了,将空盒子摊开抹平)写了“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煽小扇拍马屁,向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我们的准则。”全文由陈建华口述,刘荣林书写并念了一遍。所以后来说是陈起草的“纲领”,成了主要人物。散去的时候,陈建华在门口将写了字的香烟盒撕掉了。并说“这个玩笑开大了,不能再开了”。此后,陈、刘二人便不再提起,作回避状。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时候,陈建华是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二十三岁;刘荣林是组织部(区级)组织员,二十一岁。
 老百姓说: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鸡飞狗叫。这话一点不错。1954年,上层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全党组织学习,号召大家向党献忠心,自我检查上纲上线。此时陈建华已调宣纸厂任厂长,马翰章接任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自我检讨了“龙套大会师”的事情,说自己讲过对党不利的话,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深深忏悔。宣传部理论学习组组长孟广棣把马的检讨写进汇报,以此证明“学习成果”。这一来,地委重视了。县里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也行动起来,把“龙套会”当做典型来抓。后经地委调查,除倪晓华因为谩骂县委领导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外,其他人未予追究,也没有将“龙套会”定性,只是叫各人写一份思想检讨便了结了。
 1956 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一次提出“龙套会”问题。将他们十二人隔离审查。当时倪晓华在省委干校学习,被戴上手铐,押回泾县。陈建华在省工业干校学习,回县进厂即被关押抄家。经省地县三级专案调查,这十二人历史家庭都没有问题,遂定“龙套会”为“落后小集团”。以态度不好为由,给倪晓华延长留党察看一年、王仕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一些人被调离泾县:陈建华调广德,王仕微调庐江,凤兆华调和县,潘绳武调当涂,潘祥峰调宣城。
 1959年,县委书记焦伯祥、纪委曹文荫等在省里参加“反右倾动员大会”。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必须写李世农多少张大字报。焦等就写了“龙套会”的事情,把它与李世农挂起钩来。李世农先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1958年1月被划“右派”,同年11月被罢免职务。他与“龙套会”绝无瓜葛。然而那个年代就提倡这样无端地上挂下连。于是地委重新结论报省委批复,以“龙套会”一案,是在李世农右倾思想包庇下定为“落后小集团”的为由,改定为“反党小集团”。
 “龙套会”被做大了,倪晓华、凤兆华、陈建华、王仕微被开除党籍;潘绳武、童天鑫、刘荣林等六人被留党察看;李贵涛被严重警告。每人都被降三至四级;降级二十年,所降工资分文未补。
 与他们接触亲密者也都受到株连,被撤职或者反省。
 三位先生说:1961年,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班子。省委书记李葆华要为李世农平反。所涉事件也都逐一调查了解。地委纪检委陈正农专门来泾县调查一个月,查实 “龙套会”与李世农并无关系,应当平反。无奈焦伯祥坚决不同意;还说倪晓华是“带枪投敌”的“坏分子”,说“龙套会”被“坏分子”操纵。
 直到 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胡耀邦总书记排除一切干扰,平反如山冤案。根据地委指示,在地委组织部派员协助下,又一次对“龙套会”案进行复查。报经地委芜发(1979)27文件批复:撤销原来的处分决定,给倪晓华等十二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至此,这一冤案才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世事沉浮,星转斗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班当年的小“愤青”们,大都去天国了;眼前的三位当事人,也都是耄耋之年。此刻,他们回顾过去,检点自己,竟有了足够的冷静与淡定。他们说,“龙套会”冤案之形成,固然因为历史环境的凶险,因为“斗争”学说的作祟;他们自身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自以为是,飞扬跋扈,唯我革命,左得可恨,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譬如有个别人,是多次运动中不遗余力整人的积极分子;甚至充当过“打虎队” 队长,吊过人,打过人,无法无天,得罪过不少人;再遭别人整肃,既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必然。譬如被隔离反省中,有人扛不过去,就瞎招供。以致招出要杀掉谁谁谁,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
 一切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一个以人为敌的年代,鼓励说假话的年代,崇尚杀戮的年代。
 逝者如斯!希望它不要再来。


  “洋船屋”人家

两扇厚重的大门紧闭着。拉动大门上方一根铁丝,屋里的铃当便响了,于是会有人来开门——这是我最早见到的门铃。现在是不屑一顾了,然而在1940年代是很新鲜的;全村几百户,唯“笃诚堂”才有。
“笃诚堂”位于黄田村马冲河边。是一组外廓形似“洋船”的建筑群,依马冲河地势构筑院墙,平面呈长方形。“船头”向北为尖角状,院墙略向上翘,将溪水分为两股,依院墙而下。院墙上开空花漏窗,形似“船舷”。小河上架设两座石桥,如登船的“跳板”。中部有二层楼房“梅村家塾”,是主人家课读子孙的地方。楼房的马头墙明显高出其它屋脊,恰似“洋船”的“驾驶舱”。其后为三角形花园,即所谓“船头”部分。整个建筑物像一条溯流而上的轮船,俗称“洋船屋”。院内的屋宇方向与“船体”相反,坐北向南,一共四进。厅堂馆所,楼台亭阁,巷陌相通,自成一体,占地面积四千多平米。在这大山深处,算得上一座奇特建筑了。相传是朱一乔、朱宗怀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在汉口等地开当铺,家资巨富。回乡省亲时,朱一乔的母亲问及“洋船”什么样子,想出去看看。但母亲年迈,又是小足,不便远行。于是就在家乡建了这座形似“洋船”的大宅院,以满足母亲愿望。
我所见到的“洋船屋”主人,是第五代传人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人称鸿祖先生,我们学生称祚先生——名普祚,鸿祖是他的字。据他说,祖上共有七房,人丁兴旺。然而临到国民党溃败大陆时,大多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虽未能出国出境,也到别的大都市谋生去了。只有他祚先生——六房的后嗣——不知是热土难离呢,还是目光短浅,居然抱守着这份祖产,等待噩运降临。
“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家也划了地主。然而他本人却一直当教师,无论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年代。按政策他的本人成分应当是 “自由职业”。然而那年代对于政策的解释是太随意了,说他是地主他敢说不是?于是“运动”来了,便将他“清洗”回家;“运动”过了,又将他“甄别”复职。祚先生呢,倒也“若无其事”,叫他回家就回家,叫他复职就复职。不过是一副简单的行李挑进挑出,心情态度十分淡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能将万般无奈表现为一种“随和”,不能不说是那个专制年代的特殊造就。
祚先生有过两房妻子,前一位叫三姑娘。穿着打扮十分洋气。浓浓的黑发烫成卷曲状,高开叉的旗袍露出长长的丝袜,镶金牙,抽香烟。村子里抽烟的女人不少,但多是抽水烟。抽香烟的极少,身份也就不一般了。那时候不叫香烟,叫纸烟。老人们形容: “纸烟叭叭的。”三姑娘常年在江西上饶一家店号管账。能写会算,精明能干。而且一手记账一手打算盘,还一边与人说话。她与祚先生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珍。后来,她在上饶找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说服她嫁给祚先生为妻。永华告诉我:“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并没吃苦,因为他不当家不管事,“土改”队觉得抓不上手,倒是把三姑娘关起来了。“土改”以后,三姑娘复去江西,便杳无音信了。
后一位妻子叫秀姑娘,人们背后多称呼新娘子。为了区别于别的新娘子,就叫“洋船屋里的新娘子”。有点像通俗推理小说的题名。农村人有个习惯:谁家来了陌生人都觉得新鲜,总喜欢探望和围观。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大概是深山里面鲜有陌生人来往的缘故。可是“洋船屋里的新娘子”不习惯,甚而有点恼火,也只好强忍着。于是,她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接待应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做针钱:绣花挑朵做鞋制衣。而且会裁剪——一块布交给她,就能做出一件合身的衣衫,前襟上绣朵小花,十分别致。这就很不简单,叫那些粗手笨脚的娘们看得发呆。原来,这位新娘子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是一富户人家的“细丫环”,专事“女红”,所以才有这般身手。然而不久“土改”了,新娘子也不新了,立马沦落成“地主婆” ——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享受地主生活三年以上,才算地主。秀姑娘还不到三年呀!那可不管,这么个雪白粉嫩如花似朵的娘们不当地主婆,谁当?必当无疑。从那以后,伴随她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劳役、训话、检讨、悔过......秀姑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秀姑娘生有两男两女。大女儿随母学裁缝,以此为生。大儿子小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拒之于中学门外,在家务农。他心气甚高,终日里郁郁寡欢,不久遭遇车祸丢了性命。肇事方是泾县汽车客运站,赔了一千元钱。秀姑娘抱着这一千元钱,愣愣地靠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饭,好久好久......
小儿子出生于1958年,正逢 “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那年冬天,秀姑娘在继女素珍的陪伴下,抱着小儿子来到县城,住进车站饭店。次日天未亮,便将儿子包裹着丢在百货公司门口。她二人远远地观望着。她看见一位上早班的女子来了,把孩子抱了起来;看见一伙人围观议论纷纷;看见那女子高高兴兴把孩子抱走了,走进西门口一所住处。秀姑娘左看看右看看,认准那个住处,打听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姓甚名谁。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儿子被人抱养以后,从糠箩掉进米箩,饱受疼爱。那人家成分好,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于是上学,参军,入党,当干部。正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这自然是后话。过了几年,秀姑娘托人去说情,想看看儿子,绝无别的想法。对方却一口咬定没那么回事,儿子是自己生的。秀姑娘思子心切,辗转找到城关小学朱文华老师,请求帮助。朱文华是她小儿子的数学老师,黄田人,说等到上课时让其站起来回答问题,叫她们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望一望。但不得声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上课时,朱老师特意提了个很难的问题,小儿子回答不出,朱老师迟迟不喊他坐下。
小儿子长高了,活泼可爱。秀姑娘只觉得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不清了……
祚先生一直在农村教书,越调越远,最后调到汀溪乡大坑村——一座大山深处的小学校。不通公路,都是山间小道。进进出出全靠步行,要翻几座山,要过几道水。祚先生在那里默默地工作到退休。
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好色,除了教书,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腊月天,该收的庄稼收了,该种的庄稼种了,石井坑的山林封了(封山育林),放寒假的教师回来了,大家凑在一起,排戏;排了一本又一本,正月里能唱过“上七”。元宵节再唱。有时也被邻近村子请去唱,说是“黄田的班子”,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京戏。后来也有年轻人唱黄梅戏,唱花鼓戏,但年纪大的看不上,说是小戏,没看头。大戏有文戏,如《吊金龟》、《玉堂春》、《徐策跑城》;也有武戏,如《长阪坡》、《古城会》、《三打祝家庄》,刀枪棍棒,箭袖长靠,满台生气,煞是好看。祚先生唱的是文戏,专工旦角,或青衣或花旦,讲究的是唱功与做功。一出《苏三起解》,把个落难的烟花女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把那种女人的痴情唱得委婉凄楚,九曲廻肠,叫人感叹不已。不但唱得好,身段也好。祚先生是个“柴骨人”,从未发福过。所以他唱的青衣也好花旦也好,一个个出奇的苗条。走起台步来,水袖、裙带飘曳浮动,俨然风摆柳一样。祚先生戏德也好:认真,一丝不苟。票友中有种田的,有做手艺的,有当老师的,各色人等性情不一。祚先生都能处得来,毫无强人之处。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而且,政治上“风”紧了,不要他唱了,不唱就不唱;“风”过了,喊他来唱,来唱就来唱。从不计较,从不记恨,从不讲一句难过话。人说他“宰相肚里好撑船”。
能否“撑船”自不敢说,但心里确是出奇的宁静——用现今的话来说“心态好”,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都能给它个不在意。记得“文革”中一次偶遇,他告诉我:不在黄田住了,搬到共和来了。原来,那正是“深挖洞”年代,黄田村驻扎了许多解放军,在这里挖山洞,修筑工事。于是把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历史不好的人家,或是其他不顺眼的、调皮捣蛋的统统赶了出去。共和是黄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山林,全靠种田种地。祚先生家人本在黄田茶林队劳动,收入也比农田区好一点。现今到了农田区怎么过呢?犁耙水耖,一样都不会呀。他说:“不要紧,我同人家换工呀。”他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今年收了多少芝麻,多少黄豆,多少花生。红黑的脸上泛起一缕兴奋的神情,仿佛他搬家搬好了,沾便宜了。我心里未免一阵怆然:怎么了?豁达,还是无奈?顺从,还是麻木?
然而,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身板骨倒是少有的硬朗。从而熬到“红太阳”落山,迎来了改革开放,过上人的生活。退休了,让小女儿顶职当了教师;大女儿还在县城购买了房产。那个早年丢弃的二儿子也已到中年,常有来往。祚先生说:养身父母大似天,生身父母站半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能当作亲戚走走就很知足了。
而今,祚先生成了黄田的“古董”。他关心黄田的古往今来,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少不了有人与他打听黄田的来龙去脉,打听“洋船屋”的古今传奇。他也乐于这份差事,不厌其烦。那年,我陪同朱践耳先生到黄田寻根问祖,他二位老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得不忍离去。以至于下午两点多钟才吃午饭。2003年10月,当我陪同践耳先生的侄子朱永渊先生和上海电视台周雯华女士再访“洋船屋”的时候,却听说祚先生因病到县城住院去了。
祚先生脑袋里长了一个瘤。不久,去世了。
世道变好了,儿女们自立门户,祚先生可以享清福了,却又去世了。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缺憾。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人们将侠骨先生称之为“教育家”,是一点不过分的。
先生年轻时教书,中年以后致力办学,可谓将一生奉献教育。他所创办的培风小学不仅为家乡新学之始,还开启了农村免费教育之先河;其女子职业专科,教习纺织、缝纫、打字、簿记、烹饪等技能,实在是个大胆创新,在当时是十分鲜见的。那时候,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均无中学,培风中学创建后招收三县高小毕业生入学,也是这一地区范围内中学教育之开端。三县文脉之溯源,是无法绕过先生的。
先生名瀛洲,侠骨是其字,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父朱大学于扬州盐号任职,略有余积,供侠骨就读私塾,考中秀才后补廪生。后来,先生赴上海朱姓公馆任馆师,并经常撰文于《申报》馆投稿,受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后经朴学大师、国民大学教授胡朴安介绍,任神州女子中学教员。
民国九年(1920年)春,先生回黄田探亲,目睹家乡教育之落后,风气之闭塞,深感不安。返沪后与朱姓同乡说及,皆为之关注。经过商议,大家支持他辞去上海任职,回乡创办学校,以振兴教育。然而,等先生动员家乡父老协同办学时,却遭到守旧势力反对。包括一些绅士在内,都不赞成办新学,说“办洋学,读洋书,乃欺祖灭宗!”先生始所未料,处境十分尴尬。
再去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寻求支持,先生得到同乡们的热情鼓励与赞助。便在上海购置教具,从商务印书馆赊购课本,又从南京、浙江等地请来教员;借用本村“德邻书舍”为校址,于次年三月一日办起了黄田第一座新型小学。并通告全乡:凡男女学龄儿童不论朱姓或外姓,一律免费入学;但报名的学生只有二十八名。
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学校有了较大发展,遂迁入“培风阁”,名“培风学校”。“培风阁”是祖先朱武勋创建的“藏书楼”,旧县志上说他的父亲曾在此“捐田建学馆”,朱武勋复购买旗峰山下坡地扩建为“培风阁”,藏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人入学并阅读。
1923年,培风学校学生达八十多人。校舍也逐步扩充。
1924年,学校大礼堂落成。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画像,及旅外同乡赠送的银匾“培风万岁”;还有黑底金字的校风匾额“勤俭朴实,礼义廉耻”;两边的楹联是“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阴”。
1925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长王家驹赠“百年树人”匾。
1926年,由上海李裕宏女士和侠骨先生夫人吴杏徽各捐资一千大洋,创办女子职业专科。
1927年,职业专科建实习工厂。厂址与校园两墙打通,联成一片,架天桥,命名“裕宏桥”。增添职业专科教员,开设了纺纱、织布、染纱、刺绣、织袜、缝纫等课目。
同年,筹备扩建增设初中部。
1928年,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入学;省教育厅批准为“安徽私立培风初级中学”。
1930 年,学校校舍扩大到一百多间,各项设施齐全。被誉为“皖南模范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培风阁藏书楼原址上新建的图书馆,经多次充实,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清版《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不少为明清版善本。为纪念前清进士、着名经学家朱珔(字兰坡),定名为“兰坡图书馆”。
同年12月,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初三毕业典礼,有《培风学校十周年刊》为证。
学生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除了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以外,还有来自南陵、繁昌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青年学生更是大量涌入,培风中学有过特别的繁荣。学校里有国民党的组织,如国民党、三青团。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似国似共非国非共的组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来了。
最大的困难是办学经费问题。先生为此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利用寒暑假往来于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向校董报告工作,洽谈有关经费筹措与使用情况,深得各方面支持。除几个大公堂捐助资金以外,校董事会成员也自动捐资,其中朱砚涛、朱幼鸿、朱蕊初、朱良臣、朱德辉、朱玉田、朱执甫、朱季善等,均从各自商号中每年提取利润一分,作为学校常年固定经费。
有关人士的捐款,大都用于扩建校舍和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因此校内一些建筑物多以捐款人命名。如新建的初中部三层楼,初一教室命名“尚德堂”(系校董朱蕊初的母亲尚德夫人捐大洋五百元);初二教室命名“秀文楼”(系朱蕊初之女秀文小姐捐大洋五百元);初三教室命名为 “杏楼”(系侠骨先生的夫人吴杏徽捐大洋一千三百元)。这是一座西式建筑,四面玻璃长窗,有两米宽的走廊和红漆栏杆,凭眺四周,峰峦田陌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就连原来反对办学的大绅士朱典卿也为之感动,自动捐大洋五百元,建学生宿舍一座,十数间。学校命名为“典卿市”。
先生忠于职守,生活十分规律。他每天五点起床(冬天为六点半),晚上十一时就寝,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冬天早晨六点半,在黄田,天不过麻麻亮,先生便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他的办公室同教员们在一起,以便随时讨论工作。办公室外间为接待室,接待来访的客人和学生家长;墙上挂着“会客不超过十分钟”的小牌子,藉以自律。人们经常看见他手执鸡毛掸帚和小铁锤,于校内各处行走,随手掸扫灰尘或修理一些瑕疵。有时也在校园内修整花圃,包括剪枝、插条或播种。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认真。学生晚自修,虽有值日老师辅导,先生仍要到场查看;就寝前还要到学生宿舍检查一次。如此校长,是不是有些事无巨细婆婆妈妈?或许,先生不这样认为,倒觉得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吧。难怪校友们赠其辞:侠骨婆心。
先生不只努力于校内,也很关心时政和社会公益事业。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先生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到各村宣传,募集480余元大洋,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孙中山逝世,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并组织学生植树造林以示纪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县大旱,他奔走外地募集捐款和寒衣,回来救济灾民。他还带头捐资倡修黄田至县城大路七十华里,建石桥一座。他痛恶乡村各种不良习气,发动学生利用星期天到各地宣传破除迷信。学校购置了广播器材和无声电影,除用于教学外,还向村民广播并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传播科学知识,启发人们消除各种恶习。
为了表彰先生的办学精神与劳绩,校董会及本族人士议定,在校园内建一座“侠骨亭”,朱如山还赠其住宅一幢(敬修堂右首)。
1937 年暑期,先生转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归来后染疴病故,终年六十三岁。于是有人想起他的未竟计划来:普及各乡完全小学教育;增设“高师”以培养师资;扩充图书馆;增加理化仪器;设农场数亩,供学生实验用;通过校董会选出继任人;年老退休迁居扬州——那里,有一班老友在等他。然而,先生还是过早地“走” 了,“走”得有些匆忙。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培风中学于次年停办。那一年,我目睹了培风中学的学生们欢迎共产党的热烈场面。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手执五彩三角小旗,喊着口号,唱着歌——“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学校出发,沿着潺潺的凤子河,踏上十里大道,走到榔桥,再走回来。二十里游行,风光极了。我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他们不带我去,说我太小——那年,我七岁。
侠骨先生是黄田一带的乡绅,名望甚高。据别人说,曾任国民党的区长。而我的老师洪君瑞说,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那时候不叫区长,叫“都董”——先生担任过黄田一带的“都董”,包括东乡一片九个都,相当于后来的区长。“都”相当于后来的乡,辖甲——这个甲不是后来的甲,而是相当于后来的保。区长不小了——在我的采访资料中,黄田一带几个国民党的乡长,“土改”时均遭“镇压”。距离黄田不远的绩溪县上庄,是胡适先生老家。他的堂弟胡冠英只因在中共执政前夕当了几天乡长,即被“镇压”(《传记文学》1995年第四期第7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那末,假如先生不是早早地谢世,而是活到新的政权之下,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侠骨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嫁马渡桥谭村,未育。儿子朱际虞当过保安团团长,带有武装,相当于乡自卫队长;也在培风中学当过总务主任,更多时间还是在外地经商。1950年 “土改”的时候,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朱际虞遭“镇压”。永华告诉我:朱际虞当保安团长期间,在漕溪与一女子有染,引发“民愤”。1950年,他在芜湖做生意,被漕溪一班人抓捕。押解途中,朱际虞跳河自杀未遂,被武装人员打伤了脚。先押至漕溪斗争,再押到黄田斗争,尔后在黄田村口“大圣殿”枪杀。行刑时正值寒冬,朱际虞被令仅着内衣内裤,赤脚。收尸时,“土改”工作队又不让他睡棺材,仅以上下各一块松树板捆绑入葬。永华不仅目睹了一切,还当场帮助收殓。她说:枪籽把头打开了,血喷一地,好怕人。
朱际虞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朱葆初,二女儿朱葆华,小女儿朱葆生。二女儿嫁给黄村一王姓公子哥。王家十分有钱,迎亲时坐的是“八抬大轿”,且为“夜轿”,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流光溢彩于静静的夜幕之中,煞是风光。后来,二女儿难产去世。
 “土改”的时候,因为朱葆初是当家人,不仅被关押,还被吊了一夜,吃尽苦头。永华与朱葆生也遭关押与恫吓。永华四岁时即被侠骨先生收养,虽说是佣人,却待之若孙女,她的任务就是陪伴朱葆生。“土改”那年,永华二十一岁,朱葆生十八岁(黄田人都说虚岁)。土改工作队把她俩也抓起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押到石井坑口,罚跪于地上,威逼她俩交待“浮财”和枪支藏在哪里,说交待不出就要枪毙,枪栓拉得哗哗响。朱葆生吓哭了,以为自己到鬼门关了。永华说,她倒不很怕,估猜他们是搞“假枪毙”。黑暗中,她碰碰朱葆生的手,示意她不要怕。一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姑娘,临危不惧,方寸不乱,实在少见。
与别人家的佣人不一样,永华有良心,没有“反戈一击”,也没有与东家划清界限。被关押十多天,又被隔离半个月以后,还是将她放了。此后数十年,她与朱葆生常有来往,年老以后还长时间一起生活。朱葆生一直称呼她姐姐,而她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朱葆生为姨妈。永华说,为什么葆生与我这么好?那次“假枪毙”,让我们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朱葆初一直在培风任小学教师,共产党来了她也一直当教师,直至退休。其丈夫戴述,在国民党专员邓昊明处工作。戴的前妻就是邓的侄女,生一子一女,儿子曾在白华开豆腐店,女儿现居县城。前妻去世后,戴述娶朱葆初,生二子一女。1949年,戴述跟随邓昊明在芜湖起义,投诚共产党。据说,邓昊明后来官至江苏省财政厅长,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身份退位(未经考证)。而戴述就遭孽了,他被安排到泾县糖烟酒专卖处工作。1957(1958)年打成“右派”,又有“历史问题”,1958年送往徽州劳改(估计是徽州劳改茶场),不久去世。不知怎么死的,家人也不敢过问。三个子女原本姓戴,朱葆初将他们改姓朱。目的是想回避戴姓,减少“株连”,好重新做人。岂知那时候“株连”政策胜过封建王朝。改了姓,就会有好日子过吗?朱葆初一直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月工资三十三元。带着三个子女苦苦度日。物质的贫困,政治的高压,艰难极了。“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实在找不到值钱东西,竟然连一斤茶叶都抄走了。
我与这家人接触较多的,只有朱葆生。“土改”那年,我在“长房”里玩耍,于她家大门口,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屁股后面围着围裙,趴在台阶上玩,那就是朱葆初的大儿子路瑾。继而又看见朱葆生和她母亲从院子外面进来,她告诉别人:扒松毛回来。穿着大方格长裙。长得白白净净,标致极了,我很是注意地多看了几眼。随后听外婆说:那就是侠骨先生的小孙女。可怜,也学着扒松毛了。其实,扒松毛并不是什么重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可以胜任。这次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文化馆工作,朱葆生已经从农村小学调到新华书店,一个街西,一个街东,门对门,见面就多了。
朱葆生在门市当营业员,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尤其喜欢诗词歌赋,虽未专攻,倒也懂得一些,说起来也能沾上边。不像有的营业员,书名都说不全。后来,她研习书法,坚持不懈,大大小小的书法展览参加过不少。尤其隶书,堪称老到。她文雅而不清高,随和而少侩俗,驯良顺从而不失底线,平静做人而力戒浮躁。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也是一个努力尚德之人。在那长年累月的腥风血雨之中,既能保持自身清白,不去参与害人整人;又能免遭批判斗争乃至牢狱之灾。对于一个有着极差政治背景的人,一生走来吊胆提心,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情。大概,这也得益她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吧。她常年身体不好,没有生育——有一继女。她的先生王明,本县安吴一大户人家出身,是位工程技术人员。数十年来琴瑟和谐,自得其乐,晚年生活倒也清闲自在。
而今,朱葆生和她的姐姐都相继离开人世了,三个侄子女——也就是朱葆初的三个子女,都已年过半百。这几个子女的子女也长大了,他们自食其力,认真生活。时代是渐渐变好了,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变好了。朱小平的儿子许国,于同济大学毕业以后,赴德国深造,学成回国,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小许国工作之处,距离当年侠骨先生在上海的工作之处有多远,也不知道是否会记起他那位祖先。
岁月就是一道河,流淌的都是记忆:甜的,酸的,苦的,辣的......
    
                       

遭遇“阳谋”的人
 
1957年夏天,由毛泽东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诱骗方式,号召“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最后一网打尽,使上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大搞阴谋。他却辩解为“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汇——“阳谋”。正如孙乐涛先生所言:“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 ‘目的’总是被宣称为利国利民的。”
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全国共定552877个右派分子。他们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55万多“右派”是根据“改正”时的统计数字。“反右”运动中遭整肃的远不止这些。据《文摘周刊》2011年3月7日转摘穆广仁文:“全国打出右派3178470人”。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但在正式划“右派”以外,确有大量被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如“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等。四川省在李井泉的指令下,还在高中学生中开展“反右”运动,被整肃者不叫“右派”,叫“反动学生”,与“右派”相同命运。所以说,“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绝对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右派”并没有全部“改正”。据说,那些没有“改正”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其人数一说是五人,一说是九十多人。即便真的如其所说,即便按后一说法,“反右派”斗争的“正确率”,最高也只是百分之0.018;换算成错误率,高达百分之99.982。


                  茆家升

茆家升,安徽全椒县人,医生。 “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芜湖地区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口号声中,全体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他来到泾县浙溪公社马渡卫生院,当了一名全科医生。
我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间或奉命鼓动“文艺创作”。当然,那是“三突出”年代,要像八个样板戏那样“创作”。茆医生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业余创作会议。发现他博闻强记,能说会道,反应敏锐,引经据典常滔滔不绝。肚子里藏有学问,却不肯动手,终不见他拿出稿子。给他分派任务时,他总是躲躲闪闪,努力搪塞。或者推说业务繁忙,无暇动笔;或者自称无能,“说说可以,真正动手作文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1955年于合肥医校毕业后在黄山疗养院任职。1956年一度任近代史上重臣沈钧儒老人的保健医生。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反对曾希圣的农业“三改”。安徽是多次政治运动重灾区,“反右”亦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又加两条。一是反对单位领导,二是反对农业“三改”。此后,茆医生被发配到位于广德县境内的门口塘农场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当时他二十一岁。这个农场全盛时期曾收容过一千五百多名右派。正值“大跃进”年代,“三年大饥荒”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茆医生也差点命归黄泉。“文革”中又再度遭到批斗,余悸在心,当然是不愿意舞文弄墨再生麻烦了。他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罢了。
后来,芜湖地区医院重新开张,下放医生又陆陆续续回去了。他在传染科当临床医生。我利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去探望过一回,就再也没有见面了。2005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给我寄来的一本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茆家升著)。书中写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二十多位小“右派”的凄惨遭遇,令人不忍卒读。我很高兴,他终于又在作文著书了。而且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是身边的诸多难友;再现当年情境,“殷鉴不远”,是在做好事。后来,我又在一些网站上读到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令我敬重。
退休以后,我东奔西走常客居他乡,与他失去联系。多亏“五柳村”帮助,才将他找到;也才知道他下放泾县十年间的一段坎坷人生。
1969 年5月,茆医生下放泾县以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他后来说:“我行医数十年, 一生平庸, 只有两个时段还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当右派医生时, 没有顾及个人安危, 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 帮助很多难友摆脱了绝境, 乃至免于饿累而死;另一时段就是十年乡村医生生涯了。这里极度的缺医少药和交通闭塞,迫使我在拿起听筒的同时, 又拿起了手术刀, 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科医生。并且竭尽全力, 把一个小公社卫生院的工作, 推向极致, 做了很多一个乡村医院本来做不了的事, 给了广大贫苦农民医疗上最实在的帮助, 救活了不少几乎注定要死去的病员。特别是在邻近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下, 这里一个人也没死。而当我上调之后, 所有抢救危重病人的工作, 包括各种进腹腔的外、妇科手术, 均结束了, 一切又恢复到一般公社医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说我在那里撑起了一方天, 虽然过誉, 也不全是虚饰之词。”然而,正当他努力治病救人时,却落入了人生最低谷。事件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而导致灾难的根源仍是“右派”——虽然已经 “摘帽”,在一些人眼里,却依然是“右派”——俗称“摘帽右派”。
茆医生不愿重提这件事,但我还是想简要地说一说。为的是记录那个年代的罪恶与荒诞。
在下放的村落里,他认识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或许是因为类似的身份,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也因为身处异乡的落寞吧,他们两情相悦、顺理成章地相爱了。然而,这种顺乎天理的男情女爱,却被一些险恶的人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觉得他胆子太大了,太目无"王法"了!不严厉打击,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这场男婚女嫁和亿万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 惹起了轩然大波。先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 把两人分别晾在一边, 弄得他们十分尴尬。 虽然多次央求催促, 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办理。什么理由呢?他们未成年吗?有病吗?近亲吗?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结婚?下放知青不准结婚?违犯哪一条宪法和婚姻法了?也都不是!那为什么不准婚姻登记呢?
不为什么, 根据上级指示就是不给办!
他们先将茆医生调到外公社水库工地去, 不让他俩接触; 然后给女方施加压力, 说这个“摘帽右派” 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检举茆医生如何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运动”, 说她是怎样受蒙骗的。只要她检举, 就可以给她安排工作。然而他们未能得逞,女知青果断地回绝了他们的诱供,明确回答是真心相爱, 而且有爱的权利!这些人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 并不死心, 依然软磨硬压不说, 还把她调到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队, 妄图将她拖垮。他们大造舆论,从县里到地区。说他这个“摘帽右派”破坏“上山下乡”, 老账新账一起算,要坚决打击……
茆医生濒临冤狱门槛。
然而,正直的人毕竟没有全部沦丧。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却毫不讲理地给了茆医生一个“开除留用”处分,只发给生活费每月三十元。
当时我并不知情。因为那几年里,妻子长年患病,直至辞世,困难重重,焦头烂额。也就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了。
茆医生很坚强。1979年“右派”改正,他结束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回到芜湖地区医院以后,虽然已经满身疮痍、心力交瘁,还是积极应对从生存到发展的重重压力,百折不挠,步步进取。早在1962年“右派摘帽”后,即攻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文革”前本科毕业。下放十年,浪费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而后却以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医士到医师到主治医师再到副主任医师的职称晋级。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张罗柴米油盐的同时,居然有不少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问世。 2004年出版的<<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被美国哈佛大学丶斯坦福大学丶哥伦比亚大学丶芝加哥大学,及国内、港台诸多大学收藏。
茆医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丶幸存者,也是研究者。有多篇反映那场灾难,评毛,及评述暴力土改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散见于报刊网络。
茆医生还是胡适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曾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参加过两岸学者合作的田野调查,发表过有关生殖崇拜的学术散文。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多为知识精英,我觉得是正确的。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及其延伸)群体,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行当各异,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相对而言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过人之处。或许,这就是苍天对于不公平的公平吧。


                   曹老师

曹老师,1955年毕业于南陵师范。祖籍绩溪县。他的父亲在泾县城南门老街上开了一家书店,名叫“致知文物馆”,卖书,卖杂志。1957年之前,日子相对宽松,全国各地办了不少刊物杂志,店里都有卖。读初中的日子,一到星期天,我就去店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喜欢各种刊物,如上海的《萌芽》,浙江的《东海》,江苏的《雨花》。买不起,就泡在店里阅读,店家也不阻止。
我与曹老师相识,是1962年在潘村中学工作期间。那时候,他在潘村小学当教师,“右派”摘帽的当年,恢复教课不久。据他后来说,早在他劳动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听人说起我了,对我的遭遇很了解,也很同情。而我虽然没有经历“反右派”,却目睹过不少可怜的“右派”生涯。暗暗庆幸自己的同时,也对他们极富同情。两人又都是单身汉,所以一谈即拢。
曹老师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几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1957 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不久,《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了共产党决心面向全国“开门整风”的消息。据说是为了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及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此时我的心情为之振奋,满以为这是执政党为了社会的长足进步,国家的日益富强,更是为全国老百姓创造福祉的一大施政举措!在这种信念、期盼的鼓荡下,我几乎每天都要翻阅报纸,关注整风进展情况。五月过半,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或撰文,或座谈,纷纷给共产党提意见述建议,言辞还很激烈尖锐。党中央毛泽东面对这样的形势,不但不予解释,也不以势压制,反而还或多或少地表示赞同,默认,甚至鼓励鸣放。其吸纳意见恭谦大度之仪态令人惊喜钦佩!由此我联想到大唐盛世唐太宗纳谏的真诚与明鉴,若与毛主席相比,我以为“唐宗宋祖”真的稍逊一筹。毛主席共产党无愧英明领袖、人民救星,完全值得举国信赖。我把共产党“开门整风”之举看成和煦而又强劲的东风,它将吹绿神州,给古老中国带来无限生机!我巴望整风运动在我县城乡迅即展开,早见成效。
整风运动果然在全县逐步开展。县委县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单位先行一步,八月上旬即进入学习动员阶段。文教系统包括城乡各级各类学校是在九月下旬开始的。那时我在本县包合区包合中心小学任教。白天全校师生照常上课。晚上七点到九点半是整风学习时段,雷打不动。区政府派来一位姓王的干部充当主持人,领导开展运动。初始阶段学习文件,读报纸,动员大家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反复学习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特别强调“不以言定罪”;并说帮助党整掉不良思想作风,各级领导都会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以警戒自己少犯错误。我对“十六字”方针确信无疑。因为它是出自“英明领袖”之口,一言九鼎,绝非儿戏。因此我暗下决心,把自己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切身体察到的于党于国家不利的事例或现象“鸣放”出来,以表赤诚之心。十月初进入“鸣放”阶段。开始较冷清,没有多少人发言。主持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奇谈怪论”来启发大家,引导大家发言。诸如“外行能否领导内行?”“是党管学校好还是专家教授治校好?”“一党执政不如多党轮流执政好吗?”主持人宣讲时面带微笑,娓娓道来;时不时用赞许的口吻和欣赏的神情,把话题说得很轻松,一点也觉察不出有什么用心与奸诈;仿佛这些言论与主持人的思想一拍即合,隐约透出某种共鸣。就在这种声声诱人、步步迷茫,而又让听者昏昏愕愕的氛围中,几个和我一样不谙世事的青年教师(当年我二十岁,任教不足两年)按捺不住怦怦的心跳,打开话匣“鸣放”起来。我发自内心,畅所欲言,一吐为快,重在真实。今日忆起,觉得当时的我简直幼稚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一个刚步入社会、从教不久的乡村小学教员,哪有资格高谈阔论这类高深莫测的政治问题!但我当时坚信即使说错也无妨——“言者无罪”嘛。何况我还是个从学校到学校、历史清白、思想单纯的小青年,伟大的党是会充分理解我一片赤诚之心的。我的“鸣放”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我说现在工人比农民好过。农民种田很辛苦,收入低,吃穿都有困难。学生家长是农民的,连孩子的学杂费(一学期还不到两元钱)都交不起。有不少家长用土法熬制的甘蔗糖抵交学费,我收了不少,味道苦涩,变不出钱来。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政府要设法改善农民生活。二、我说小学教师没地位,连商店营业员都不如,更不如生产队长。村里开会,队长可以随便指派老师跑腿去买烟。小学教师待遇低,没人看得起。三、我说现在社会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穿苏联大花布做的衣裤,花里胡哨,不伦不类。这种大花布好褪色、缩水大,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苏联也许是滞销品,老大哥用来占领我国市场,我国的纺织业怎么办?还是防着点好。四、我说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如今才知道八年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取得最后胜利,又进行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其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结成了统一战线,它们也是功不可没的。现在党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基层并无组织系统,长此下去得不到发展,怎样“共存”?又怎样“互相监督”?
“鸣放”持续了两三个月。这期间我一直等待观望,切盼有关上级领导或主持学习的负责同志对我的“鸣放”作出相应反应。然而他们一直是不冷不热,不置可否,叫人琢磨不透。元旦一过,寒假在即,学校接到县里通知:寒假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城关参加“集训班”,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集训开始,一些人三天两头被召去开小会,进进出出,忙得很,神秘而隐蔽。不久,各组大字报纷纷上墙,《揭发xxx反动罪行》、《打倒xxx右派分子》,字里行间充满敌意,杀气腾腾,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在这危急时刻,我还幻想领导找我个别谈话,进行“面对面”帮助。这样,我还有申辩理由的一线希望。然而,这都是我一厢情愿,天真烂漫的呓语。揭发批判的大火迅猛地烧起来了。在我之前挨批斗的几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被直呼其名,责令他们站在人群中。他们战战兢兢,一声不吭,垂头哈腰,任凭大家呼号吼叫。好像早有思想准备,等待这一天到来。我在想:明明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怎么就不要“大辩论”了?一旦轮到我头上,就是拼死一搏也要坚持说理,不能含糊,一定要明辨出真理来。岂知厄运真的临头时,没等我张口,几个小丑似的人物走上前来不由分说地掀掉我的黑呢帽,还逼我脱去大衣(当时正值隆冬)。说先要整整我的态度,压倒我的气焰。每当我正要说话时,一阵高喊打倒我的口号如潮水般涌来。即便我嘶破喉咙说什么,也会被嘈杂的咆哮声、辱骂声所湮没。此时我才如梦初醒:我早就落入他们布下的陷阱,成了囚中困兽,只有挨整挨斗的份,没有半点申辩的权力。天哪,我一个涉世不深、文化知识浅薄的懵懂青年,岂敢有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狂妄野心!
进入“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猛烈阶段,被呼作“右派分子”的难友们,历经大会小会多次批斗之后,被责令书面检查,交代 “犯罪言行”。尽管我的检查已狠批深挖、自我作贱至极,并按批斗会上众口一词的口径认定“罪名”,仍严词责令我通宵达旦地交代问题。这种疲劳战术令我心力交瘁,精神崩溃,不得不以书面形式包揽了所有“罪行”:一、我说农民生活不如工人好,是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攻击党的政策,煽动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二、我说教师收入低,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是歪曲党对知识分子“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恶毒攻击。三、我说苏联用滞销的大花布占领我国市场,是污蔑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制造事端挑拨中苏友好关系。四、我说民主党派在基层没有组织系统,长此下去得不到发展,纯属“党天下”谬论的翻版,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居心险恶,唯恐天下不乱……我以悔罪的语调读完我的“认罪书”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暂告平息。主持人宣告我“听候处理”。从此,这顶“右派帽子”压弯我的颈脖,紧锁我的喉舌,碾断我的脊梁;而我也学会了三缄其口,束手就范,逆来顺受。”
批斗过后就是劳役。他们先是挑荷花塘的塘泥,扫大街。可怜的母亲怕他想不开寻短见,来帮他扫街,趁机叮嘱他“想开点”。监督劳动的人不准他母亲来扫,说劳动是为了改造这些人,是不能代替的。正当二月,春寒料峭,塘水冰冷刺骨。他心里想:这哪里是改造?明明是受刑啊!
后来,被发配到晏公青龙生产队监督劳动。五月中旬的一天,曹老师被潘村中心小学钟校长传唤去核对“认罪材料”,钟警告他只有认罪悔过,休想抵赖翻案,否则没有好下场。曹老师默默地看完材料以后,呆了好一会,强捺住心中不平,木讷而无奈地,用颤抖的手签了名盖了章。不久即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也从每月三十七元降至二十三元五角。
六月,又被发配到新建的茂林中学参加建校劳动,上山砍伐、搬运树木。后来学校基建全面竣工,他们又转到当地潘村药材培植场,种植草药。茂林中学的总务主任吴锡尧(后来当副校长),人性未泯,是个好人。他对待“右派”,说话时声色俱厉,威严怕人,行动上却比较关心他们,不为难他们。劳动中也不给他们下达苛刻的指标,能做多少是多少。他让“右派”自办食堂,女“右派”烧锅。粮食定量虽然不多,却能免遭别人“揩油”。他们还养了一头猪。过年的时候,吴主任说:“把这头猪杀了,全部归你们。是你们养的,别人不准揩油。”这在当时,就很不简单了。而到了潘村药材培植场,就完全不一样了,等于天天受刑罚。
后来又转到县城附近官塘文卫口饲养场,上山砍柴;到县城机关单位掏粪,并把这些粪肥挑回饲养场,往返十多里。劳役期间,正值“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三年间,泾县饿死八万多人。这时候,曹老师头脑十分清醒: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维持生命。因为他不想饿死,他心里不服,觉得自己的所谓“右派言论”没有一句是错的;他相信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还他清白。再说,父亲也被抓进劳改队了,母亲一人带着三个不满十岁的弟妹生活,实在太可怜了。为了母亲,他也不能死,要努力活下去……
1959年国庆节,泾县第一批“右派摘帽”,但人数很少。曹老师是 1962年第二批“摘帽”的。此后,才得以重返讲台。然而,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又一个新名词产生了:摘帽右派。运动一来,这些人依然不得安宁,依然“被运动”,遭批斗。“文化大革命”足以证明。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好了。老百姓也慢慢开始有尊严的生活了。曹老师的儿子成了企业家,为他买了宽敞的新房。老俩口日子过得平平实实,自自在在。



                   朱寿根

朱寿根,一名朱石麟,黄田人,小学教师。细算起来,也是转弯抹角的亲戚。他家住在“长房”里,与凤奶奶家共一个堂屋,一左一右。他家还多一间厢房。厢房很大,里面挂了“吊屏”——梅兰竹菊,还摆了“自鸣钟”,帽筒,板壁上贴了“朱柏庐治家格言”,多了一些书香味。凤奶奶是我的姑奶奶,我经常去玩;也经常到朱寿根家玩,所以比较熟悉。
朱寿根待人和蔼,喜欢音乐,经常唱歌;还懂“五线谱”。在那个年代,是被认为很了不起的。他家里有母亲、妻子和女儿。他父亲早年在外地经商,日子称得上小康。也有些田地,“土改”时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是独子,“惯宝宝”。从小聪明调皮,不服羁绊,经常惹点麻烦事。一个夏日的傍晚,他手握一把刻字刀出来玩,不知怎么就把一位亲戚的孩子扎伤了,胸口血流不止,死了。人命关天,闯祸了!赔了人家许多钱。他的奶奶还以自己的寿材将死者厚葬。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县里招收一批文化人,到宣城轮训后分配教书。他在其中,分到蔡村当教师。他的妻子兰英,是个很能干很贤惠的农村妇女,种菜种地,养鸡养猪,操持家务,粗活细活都能干,似乎比一般非农耕人家要忙一些。
1955 年,朱寿根腿骨关节发炎,不能走路。学校(当然是通过县教育部门)送他去合肥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落下残疾,需要拄拐杖走路。就让他回家休养,工资七折。薪金制之前,教师也与机关工作人员一样拿“工资分”,月收入都不高,折合人民币总在二十几元钱。人与人差别不大,上下也就讹错大约十个“工资分”,每个“工资分”二角钱。打了七折,收入就更低了,影响一家人生活。不久,他要求复职重上讲台。“组织上”照顾他,就近安排到黄田中心小学,任低年级教师。
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朱寿根被划为“右派”。
如果他依然在家休养,或许就能躲过那场浩劫,这就是宿命。
朱寿根的“右派言论”是些什么呢?不知道,一时无从打听。我也懒得找人打听。历史证明,“鸣放”过哪些“右派言论”,甚至有没有“右派言论”,都无关重要。只要整人者将你“号”上了,即便没有“言论”,也照样可以打成“右派”。现在的人可能不相信,事实确是如此。
据我的老师洪先生回忆:榔桥小学教师夏维胜,部队转业,共青团员,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学习中因为提了一条意见,说粮食定量不分大小口,不合理。就说他“反对统购统销”。他原本不想提意见的,无奈运动组织者反复动员,还单独召开团员会议,要他们“带头”,“起表率作用”。他信了,就提了这么一条意见,就成了 “右派”,发配到茂林劳役。一天夜里,他偷偷跑回家,又连夜赶了回去。还是被发觉了,将他逮捕,送去劳改。他在劳改队里依然“不守规矩”,又逃跑,被看守开枪打死了。马渡小学女教师朱金娥,“鸣放”中说了几句顺口溜:“互助组穿棉裤,初级社穿夹裤,高级社穿麻布”。意即一级不如一级。她原本以批判口吻说的,却说她故意宣扬,“反对合作化”,也成了“右派”。黄田小学教师汪荣贵,篮球打得好,家住榔桥。他在宣城师范读书的日子,回家时经常到区政府操场打球。一次,D区委路过,不慎被球砸了一下。D区委批评了他们。汪荣贵年轻气盛,不服批评,站出来与之理论,双方争吵起来。据说,1957年汪荣贵分配回来当教师以后,他的“右派”就被“号”上了。不知道是真是假。也许只是老百姓这么推测。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相信。那年头,什么样的荒诞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朱寿根被划“右派”以后,也是在茂林劳役。“大跃进”开始了,“大饥荒”开始了,腿又残疾,挺不过折磨与摧残,不多久便死了。
母亲也在家里饿死了。
女儿只有七、八岁,一次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那年月,人吃人不是什么稀罕事情。
孤独的妻子回到唐村娘家,不久也饿死了。
朱寿根一家,就这么被“灭门”了。


                   汪国胜

汪国胜,1955年南陵师范毕业。先后在茂林小学、孤峰小学当教师。1957年冬天“反右派”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周岁。他先是“积极分子”,后来不是了,但也没有遭到批判斗争。回到孤峰小学以后,却被宣布为“右派”。据说是因为“右派”数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他头上的。说他有三条“右派言论”:一、说粮食不够吃。年轻人饭量大,吃不饱。二、说知识分子“改造”二字对年轻人不合适。因为年轻人都是党培养的,身上没有旧的东西,谈不上改造。三、说皮鞋价格贵了;说百货公司出售烂苹果——攻击党的价格政策。
汪国胜说:这一届南师的泾县学生大约五十人,有十人划成“右派”(不含“中右”与遭批判者)。此后,他便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最无助最黑暗最没有尊严的生涯。
他在学校劳动改造。1959年调到城关小学,上午教课,下午劳动。说是上课,其实是凌辱:预备铃响过,学生们就坐在教室里唱歌:“反右派,反右派,右派分子真正坏......”在这样的歌声中走进教室,一定是万箭穿心吧。学生不喊“起立”,不喊“老师好”,而是直呼其名。都是学校布置的。对学生说他是“右派”,不要喊他“老师”,但讲课要听。
1960年,汪国胜到官塘文卫口饲养场劳动,一共四十多名“右派”。场长章长富是个狠人,极左。一年之间,这里就死了两个人。一个姓左,是我一位同学的父亲,另一个姓戴,都只有四十多岁。主要因为饥饿,因为缺医少药,因为不把人当人。有个“右派”潘祥国,机伶得很,发现住地阁楼上藏有几百斤红豆种子,便伙同汪国胜一共四个人去偷来煮吃。后来被发觉了,但没人承认,也就不了了之。八月中秋,食堂加餐,做了一些糍粑。他们四个人半夜间从地垄中钻进厨房去偷。第二天被发觉了,场长章长富把他们四个人绑在树上,用牛鞭抽打,浑身血淋。中午没人的时候,他们挣脱绳索,从后山跑往县城,找到宣传部告状。鲍福忠部长倒是不错,叫人到食堂买了饭给他们吃。还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因为宣传部的干预,这件事情也就没再追究。四个人还在养羊场偷过两只羊,杀吃了,谎称夜里“狼来了”。有时候派他们到县城买米,他们就在路上抓生米吃......
此后,汪国胜又调到“文卫口基建办公室”劳动,就是建造电影院;又调到茂林药材培植场。场长王寿南,是个好人。茂林中学同药材场连在一起,校长吴锡尧也是个好人,能通情达理地对待他们;劝他们想开些,看透些。1962年,又调他到厚岸小学搞“勤工俭学”,因为太远太偏僻(在泾县最西南边,离城一百多里),遂擅自离岗。依仗着自己年轻有力气,到南街拉板车。南街的板车队有一定规模,不少倒了霉的知识分子都在里面干活。他们被打成各种各样的“分子”,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凭力气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正是这段日子,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一位姑娘,是火柴厂女工。姑娘很年轻,比汪国胜小九岁。她仿佛中了邪,全然不顾家人反对,泼了命地要嫁给他。一个拉板车卖苦力的“右派”,有什么好呢?往后还要不要政治前途?姑娘却不管这些,口口声声说他人好。1968年,他们结婚了。说起这件事,汪国胜至今还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妻子的真情。在那种鼓励背叛、鼓励斗争、鼓励忘恩负义的年代,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了不起啊!
然而不久,官方号召街道居民到农村落户。其中一句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南街居委会主任,外号“小脚奶奶”,是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不遗余力。说:“小汪呀,农村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以养两头猪,养许多鸡......比城里好!”——农村如此之好,她的家人怎么不去呢?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对于不愿下乡的人,他们就没收户口本与粮本,不再供应粮食,逼人下去。那是1969年初,农历腊月二十二,街道上用大卡车把他一家(包括妻子和抱在手上的大女儿)送到黄村公社九义大队铭坑生产队。那天下雪,很冷。当地老百姓还是很好的,纷纷赶来帮他们搬东西,也有人送这送那。居住的房屋只有一间,很差,四面冒风,冻得不能入睡。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不难想象,这一家三口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之中!生产队长还算不错,后来替他们换了一间屋,稍好一些。
村里多是桐城人,喜爱黄梅戏,成立了业余剧团,要求汪国胜给他们排戏,记工分。汪国胜并没当过导演,也没排过戏。但毕竟是城里人,见的世面多一些,就答应下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戏的,演出以后居然大受欢迎。别的村子也来请,轰动黄村。因此,人们觉得他有本事,不要他参加劳动,专门做些轻巧事情。
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风声紧起来了。对“四类分子”的管制也更严了,汪国胜的日子不好过,只能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又不会农活,日子十分艰难。于是他提出还是出去拉板车,每个月交三十元钱给生产队,队里给他记三十个工(实际上每个工值只有 0.25元)。于是,他又回到南街拉板车。而妻子则带着女儿在农村劳动。
汪国胜路子广人缘熟,拉板车的生意不差。拉砖、拉瓦、拉石灰、拉水泥,一天能挣二三十元钱,最多的一次,一个小时挣了九十几元。后来,村里人眼红,不让他单干,将他安在大队砖瓦厂,做砖,是个力气活,一天也可以记三、四个工。村里人还是眼红,硬要他回乡务农。不久,全国学习小靳庄,大队又抽调他去排戏,这一回排的都是京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 小靳庄是江青的“点”,排的是八个“样板戏”。快要去县城会演的时候,问题来了:他这个“导演”因为是“右派”,不能上台。怎么办?大队连忙央求公社给县公安局报告,说这个人改造得非常好,摘了“帽子”,就可以上台了。
不久,小学增设初中班,又将他抽去当民办教师。为了养家糊口,正当年轻的汪国胜拼命地干活。学校离家三四里路,教学之余,他每天中午从学校挑一担粪到生产队,晚上放学又挑一担,队里给他记上几个工。
1978年,汪国胜“右派”改正,恢复工作,安排在太元中学。后来,妻子与女儿都回来了,开始了稳定的生活。1984年又调到城关二小,任教导主任,分了房子,直到退休。
高大魁梧的汪国胜,将一身力气,连同他的青春岁月,消耗在被“改造”之中。
所幸挺过来了。
不是人人都能挺过来的。


                 王秀岩

王秀岩,赤滩人,1925年生。父亲在赤滩街上开杂货店。生意做得很大,店号“义记和”。有田有地有权势,“土改”时毫无疑问地划了“地主”。
“解放”前泾县不通公路,行旅多为徒步,俗称“起旱”。少数宦绅富商则坐轿代步。货物运输主要依托青弋江航道,木帆船运载为主,上行至县西小河口,下行至芜湖。而赤滩濒临青弋江,主要码头之一,其货物运输量名列全县三甲。商贾云集,作坊棋布,热闹非凡。
王秀岩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老大王栋廷,是个做学问的人,泾县名师贺吉祥的早期学生。他不但国文好,数理英语都好。国民党县参议会秘书,兼泾县日报总编辑。“解放”后被捕入狱,在普济圩农场劳改,卒于狱中。老二王季桢,当过保长,“土改”中遭镇压。老三一直在芜湖做生意。老五王建群,“三年大饥荒”中,有一天悄悄溜进隔壁饭店,偷食了许多锅巴,然后赶到乡下去找四哥,路上口渴,趴在河沟里喝了一饱水,胀死了。
他们的父亲去世早,家中一应事务交由老二王季桢管理。某日,附近的chang山游击队攻打赤滩,目的是要抓住王季桢。乱世游击,“绑票”盛行;有事没事绑架个财主,令其家人用钱来赎,不予就要“撕票”;是游击队重要敛财手段。他们有人在王家店中潜伏,知道王家人行踪。没料到那天王季桢突然送货去芜湖,兼带送四弟王秀岩到湾址上学。与此同时,宁国县自卫队又鬼使神差地来到赤滩。是夜,游击队不但扑了空,没能抓获王季桢,反倒吃了败仗。于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怀疑王季桢的两个妻舅(也是该游击队员)走漏了风声,遂将其二人杀害。
王秀岩没有从政,也没有当家理事,而是一直当小学教师,当校长。年轻时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也很能干,带高年级课,能写会画,有文艺才能。只是因为有些高傲,常让人看不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城厢小学任教导主任,与校长张燮成关系不怎么和睦。其间,张校长看上了学生赵什么娥,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封是找学生代写)。在“伙食团”买饭时,张校长将这封待发出的信插在呢子大衣口袋里,露出一角。在他后面排队的王秀岩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干了件十分不应当的事情——顺手将信封抽出。众目睽睽之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恰恰女教师里面也有个赵什么娥,同名同姓,误以为是给她写信。这位有夫之妇觉得窝囊至极,闹到上面去了。“组织上”派人调查,结果将张王二人分别调出城厢小学。
王秀岩调到孤峰小学任教师。两年后“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一是他出身不好。二是他在“工农阶级好,还是知识分子好”的“专题鸣放”中,不识时务地说出“知识分子也有好的”这样的话。三是其间还揭发出一个“十大拜把兄弟”事件,满城风雨,教育界没有不知道的。“十大拜把兄弟”中不少人都被捕判刑了。王秀岩最年轻,也没有历史问题,没有被捕,月工资由四十九元降为十元。与所有“右派”一样,王秀岩先是集中服劳役,而后一直在爱民、宋村、西阳等地边教书边改造。那里一片深山老林,十分偏僻。他已经无力顾及家人,仅凭每月十元的生活费苟延残喘。“三年大饥荒”,他饿得脱了形,拄着拐杖回赤滩,风一吹都要倒,坐在路边半天站不起来。
妻子朱霓珍,黄田李村园人,小学教师。她的叔叔惕燕(音)先生在李村园开办过“静安职业学校”,教习纺织;与侠骨先生办“培风中学”同时。朱霓珍先后带着四个儿女,辗转于李园金冲,黄田,宋村,爱民隆培,西阳石柜等山村教书,承担起全部生活重担。其中还有过一段退职后又复职的经历。她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三元五角,除了买米买盐已经所剩无几。小儿子朱高潮告诉我,娘舅们帮了大忙,要不然是过不过去的。娘舅是农民,不会多宽裕,拉扯而已。在隆培小学教书时,全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权力者还不准养,说是“资本主义”,硬是给杀了,“毛屎”才一百二十斤。大儿子朱渡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让上高中。朱渡的篮球打得好,黄田中学体育教师何老师帮忙说好话,公社五七干部就是不同意。改革开放以后,朱渡得以招工到荻港造船厂,后来回泾县,在石油公司工作,当过副经理、经理兼书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秀岩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于西阳中学退休。2012年5月,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老伴撒手西去。王秀岩也近九十高龄。日子好过了,却又失去健康,出门须轮椅代步,思维也不是很清晰。却终日西装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毫无那种老年病人所常有的邋遢与烂污。


                      王元生

王元生是“遗腹子”,1935年出生于宣城。不久即遭遇日本人进攻,小时候印象就是“跑反”,饥饿,家人离散。他有个姐姐,一次“跑反”中冲散了,听人说死在江西。有一次日军飞机大轰炸,他们躲藏在一个水塘边,母亲趴在他身上,护卫着他。五岁那年,他们辗转来到赤滩,母亲改嫁于一位姓丁的老头。老头六十一,比母亲大了二十岁。却对王元生很好,视若己出。后来,母亲又生了个男孩。
父亲吃苦耐劳,仗义,好打抱不平。遇上灾害年景,他常常领头募捐,赈济穷人。穷苦人死了,他还施舍棺材。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在赤滩练兵,长官狠毒地殴打壮丁,父亲看不过去,带头制止,把那个长官弄得很狼狈。父亲先是雇人开棺材店。后来因为年岁大了,生意越来越不济,倒闭了。只能做些零头碎脑的小生意,供王元生读书。1951年,王元生小学毕业,考上泾县初中,但交不起一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停学了,在家砍了一年柴。第二年,宣城初师自主招生,父亲叫他去考,也考取了,因为交不起书本费,迟迟未能报到入学,而是随父一道走乡串镇卖黄烟。父亲感到十分惭愧:“再不把你送进校门,我就不能算个老子了。”想方设法凑足钱,进了学校。学校不收伙食费,还有生活补助,王元生享受甲等,每月两元。自己做了新衣服,个子也长高了,放假回家,母亲很高兴。
后来,宣城师范与宣城初师合并,原来的宣城初师改为教师轮训学校,压缩学生人数,一些人上了中学。王元生贫穷,没钱读中学,转到南陵师范。
1955年,王元生于南师毕业后分配到泾县马头小学教书。经历过苦难的他,高兴之余,思绪万千,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决心努力工作,矢志报答。1957年,他出席了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会议。
这年寒假,全县五百多教师集中在城厢小学学习,“帮助党整风”。开始,因为成分好,又是乡政府培养的建党对象,王元生被内定为“左派”,参加积极分子会议,担任大组学习记录。积极分子身份不是公开的。积极分子经常开会,也不是公开通知,而是给个暗示,传递个眼神,或者借机碰一碰。开始是“自由鸣放”,半个月以后是“专题鸣放”:出题目叫大家讨论。如,有人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你的看法如何?一共一百多个问题,诱导人发言。王元生视共产党为救命恩人,绝对信赖,毫无怀疑,根本没料到是“阳谋”,就带头提意见。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有些冒进。说统购统销搞过头了。说有个亲戚家里只剩二百多斤稻子了,还要他卖,难道不吃饭了?这便成了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
一天中午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黄胜非发言,说“积极分子中也有不好的言论。”王元生感到不妙。下午开大会就有人揭发他。他连忙站起来申辩,说自己“一惯忠于党”。一道毕业的同学凤什么翔,立即说他“忠于国民党”。那时候无论是谁,只要被揭发,大家就一轰而上,被批得狗屎不如。即便夫妻也要揭发。夫妻之间揭发的问题就更加有口难辩,不是的也是。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年暑假,王元生被定为右派。月工资由三十三元降到二十六元五角。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先是在茂林中学劳役。总务主任吴锡尧是个好人。右派们被安排给砖匠做小工,吴主任对砖匠师傅说:“这班人眉毛都是空的,以后还要工作,你们不要为难他们。”所以没吃大苦。后来到药材养植场,大饥荒开始了,不少人开始浮肿,然后又消瘦,有的就拖死了。也有自杀的。王元生本是个壮实小伙子,拖成一身病。有一次急性腹泻,一小时泻了二十几次。他慌了,怕死,跑到茂林医院找到吴孟芹,跪下来哀求。吴大夫没有歧视,认真负责地抓紧治疗,救了他一条命。还有一次从茂林到县城,走到湾滩实在走不动了,想歇一夜。店家见他瘦得怕人,担心死在店里,不肯留宿。王元生哀求许久,店家听他说话还不象马上会死的人,勉强留宿一夜。还有一次从城里拉板车到茂林,连人带车翻入河中。另一次拉板车走到黄村,下坡控制不住,撞上山崖,险些重伤。
  后来到官塘口养猪场,是同学陈绍斌送的。总共八里路走了三小时。可见身体差到什么样子。在场里也不能劳动,只能放牛。一天,难友潘祥珍感到自己不行了,去找潘祥国,托他带信给茂林家人,谁知还没走到就倒了下来,被搁置在屋檐下,奄奄一息。当时,哪怕只要一碗米汤就可能救过来,却无人过问。潘祥珍死了,场长章长富说:“又报销一个右派”。
1962年,王元生重回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劳动。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上,把“同志”二字杠掉了,写上另外两个字:右派。刚回学校尚未“摘帽”。一次与凤什么翔一起时,凤问他怎么看待当右派的事情,他说了实话:不服。为此,“摘帽”推迟了一年多。
如今,孩子们都各立门户了。王元生与老伴有时也去帮忙照应照应。更多日子还是二人相伴地住在赤滩老街上。日子的确好起来了,闲适轻松。然而,不苟言笑的王元生似乎并不轻松。一旦回首这段往事,总是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常常说不出话来——王元生心里有着太多的屈辱。据医学专家研究发现: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段,会储留、堵滞在“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皮质。因此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虽然右派身份已经“改正”,噩梦已经醒来,然而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伤痛说句该说的话,没有人真正地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王元生说,他想依据自身经历,写出一本书来。
写吧,想写的人都来写——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人就是一本书。


                   许植元

许植元,安徽枞阳人,家庭贫农,中共预备党员,泾县新华书店副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担任学习组记录。当时,各组组长和记录都是“组织上”统一指派。说明许植元深得领导信任。
组长和记录还须每周到县委宣传部集中汇报半天。一次汇报中,不知怎么就谈及到“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事情,都是报纸上的报道。许植元不知道哪根筋胀了,鬼使神差地说:“葛佩琦也不是一开始就说要杀共产党。他是说如果不好好为人民服务的话,就杀。”宣传部长董增林说:“老许呀,你怎么这样说呢?”——“本来就是嘛。”——“你把话再说一遍!”——“再说就再说。”于是把话重复一遍。董部长有些气愤了:“你把你说的话写下来。”——“写下就写下。”
第二天,就把他的记录撤掉了。
没过几天,由“左派”带头,贴出大字报,说“许植元同意葛佩琦杀共产党”。于是大字报一轰而上,许植元遭到批斗。许植元态度强硬,不服输,不低头,不认罪。大会批斗“拿”不下他,就改为小会批斗,乃至于两三个人批斗。这种批斗,实际上就是面对面地折磨与施暴。且多在晚上,一盏油灯昏昏暗暗,宛如阴曹地府一般。只要“不老实”,就是拳打脚踢;揪住其头发朝墙上猛撞;罚他跪他不跪,就一脚把他踹倒,咚地一声跪于水泥地上。以至于一条腿被打坏。尤以两位“左派” 最甚: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大打出手,凶狠残暴。且都是文化人,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一百零几次,许植元始终不低头,不认罪,不承认错误。老许身体被折磨垮了,“组织上”到医院打过招呼,给这些人看病都是应付,随便开几粒药片了事。因此老许得不到认真负责的治疗。他要求到外地医治,“组织上”不同意,新华书店也说没钱。老许说:“那就预支我的丧葬费。以后死了,不问你们要丧葬费。”于是县纪委书记陈朝周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许植元,说他要挟县委,抗拒改造。
许植元被划“极右”,工资没了,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元。别的“右派”都是到农场集中劳动改造,偏将他一个人下放到下坊一个生产队,住在一间小茅棚里,由生产队监督他参加劳动。岂料农民们对“右派”并没有多强的概念。觉得这个外来人与自己既无矛盾,也无瓜葛。而且这个人成分又好,待人和气,也能吃苦,犯了哪门子错呢?开始还有几个干部管管他,后来干脆就懒得管了。他劳动时干多干少也不计较,甚至他劳动不劳动都不管了。他用柴棍与毛竹把自己住的小茅棚整修了一遍,还围起一块菜园,种了菜,养了鸡;与附近农民处得很融洽。后来,书店同事去看他,他还杀了鸡,在附近茶馆里招待大家。
1962年以后,许植元回书店。他在库房打包图书,用板车到车站拉货,将分发到各集镇的图书送往车站上车……我们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演出,书店指派他参加,挑着图书到各地摆摊。
“文革”中,许植元再一次被打倒,被游街,被挂牌。这次,他不硬顶了,百依百顺。每天下午钟点一到,他便自觉地挂上牌子,站立在书店门口“示众”。牌子上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许植元开口多“同志”。去找县委书记也不是称呼某书记,而是称呼某同志。有人说他对领导不尊重,他说“我们党内应当称同志。”
许植元有两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字也很怪异:大儿子叫许本和,小儿子叫许和本。以至于别人常常分不清谁是本和,谁是和本。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文革”之中,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真的成了一尊神。然而,攻击毛的“反动标语”却屡出不穷,泾县也无例外。下面记述的四位“反标”案涉事者,分别是我的亲戚、朋友、学生与熟人。除了一位已经罹难,死无对证以外;其他三人均予以否定,且至今都不清楚,这种事情怎么就落在了自己头上。
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遭殃了。


                    郑家瑾


郑家瑾,1959年徽州师范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初级中学任教。后来调入黄田中学,连续多年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都说他数学教得好。除了教数学,还教全校的音乐和美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化大革命”之前,他经常在县教育局安排下,于暑期进行观摩教学。可见其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是被广泛认可的。
郑家瑾会多种乐器,还会多门绘画,尤以版画和水粉画见长。徽州师范是个老牌学校,文化底蕴极为深厚,能出这样的学生并不为怪。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林副统帅”的极力倡导下,“忠字化”、“红海洋”、“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成了新的宗教仪式,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达到从未有过的巅峰。譬如,每家必布置一个“忠字台”,“台上”必供毛的石膏像(街道居委会的人挨家挨户检查落实)。因此,石膏像一时供不应求,买不着——不能说“买”,要说“请”——请不着。一时大胆——也是一时糊涂的郑家瑾,也许是被时代的狂热所感染,也许是对美术的偏好,他犯了个大错:自己动手制作毛泽东石膏像。就美术的角度而言,制作石膏像并不难,制好模具,灌注石膏,脱开模具以后,完好无缺者便为正品;若有瑕疵,毁了重来。然而他忘了,他的工作对象不是一般塑像,而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稍有差池,罪责难逃。
果然,一次制作中,不小心碰破了石膏像的手臂,趁无人之际赶忙放进一只小木箱,谁知当合上箱盖时又压破了像的头部。次日清晨,当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要将石膏碎片倒入厕所时(黄田中学的厕所有一人多高,粪池很深),恰遇一位腹泻的教师。于是被指控为毁坏毛像,“恶毒攻击”。这是他的妹妹朱建秋介绍的。
还有一个版本:郑家瑾在家不慎弄破毛石膏像,被他的妻子检举揭发。连同他的“反动日记”一并交给学校。妻子是他同学,一道分配来的。这时候,妻子已经不再当教师,而是在浙溪公社任妇女主任。传说这位妇女主任经常不回家。郑家瑾遭到内外夹攻,痛苦极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鼓励人作恶,鼓励人背叛,鼓励人丧尽天良。人性中一切恶的东西彰显到极致。如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郑家瑾因此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每周都要批斗三、四次。还用报纸糊成高帽子,戴在被斗教师头上。郑家瑾出身地主,又有“现行”,他不挨揪谁挨揪?当然,被揪的还有几位,大都出身不好。据说,当时遭批斗最凶的并不是郑家瑾,而是另外一位姚老师。但姚老师的妻子好,贤惠。不但不“反戈一击,划清界线”,还尽心尽力安慰他,照料他。妻子白天到五里以外的信用社上班,晚上回来后弄好的给他吃,做他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安抚心理。两相对比,差别就大了。如今,姚老师夫妇双双退休,形影相随,颐养天年。而郑家瑾已遭残害,与家人阴阳相隔了。
都说家庭是航行中的港湾。平时不觉得,遇到狂风巨浪,港湾就显得重要了。
如果仅此为止,倒也没什么要紧。“文革”中被揪的“牛鬼蛇神”当数以千万计,后来大都没事了。却偏偏在1968年3月,学校操场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 “打倒毛泽东”。这可不得了!于是侦查,破案,说是郑家瑾所写。也不知道郑家瑾承认与否(承认不承认都一样,栽到谁的头上谁都挣脱不了)。3月11日,郑家瑾遭逮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1970年7月17日,郑家瑾遭枪杀,年仅三十三岁。
“反动标语”真的是郑家瑾所写?他“认罪”了?还是“拒不认罪”“顽抗到底”?抑或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气焰嚣张”?不得而知。有黄田人告诉我:郑家瑾疯了,被捕前就疯了。也有人说曾经找外地医生鉴定过,结论是没有疯。说法不一,难辨真伪。曾经多方打听,均无果——不知情者喜欢说自己知情,甚至夸口“一本全知”,却又总只能泛泛而谈;真正知情人反倒推说不知情了。
据陈兴源先生回忆:当时公检法合并办公,军代表徐柏瑗“当家”。成立了领导组:公检法各一人,军代表二人。陈兴源是领导成员之一,代表检察院。讨论案件时,陈先生主张教育释放。徐柏瑗批评他“三杯黄汤一喝,原则都不要了。”黄汤,民间对酒的俗称。陈不服,于是冲突起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陈先生到汀溪公社当了书记。后来省公安厅为郑家瑾平反时,找他核对过材料。
    当时,中央有个“公安六条”: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严惩不贷。为此,枉杀了众多生命。如林昭,女,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1957年被划“右派”,判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押赴龙华机场枪杀。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塑料绳,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作“平反裁决”。又如王佩英,女,“现行反革命”,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执行死刑。刑前,用一根细绳勒住她的咽喉,让后面人拽着;绳子陷进肉里,使她发不出声来。据说,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她就已经被勒死了。1980年平反。(以上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五期)
这种行刑前的“特别处理”,盛行于“文革”之中。如:蔡铁根,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 “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3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毛远新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期间,更是把割喉这一“新生事物”发展到极致。至1975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以上据“炎黄论坛”《行刑前,那些人被这样处理过》)
据传,为防止郑家瑾刑前呼喊口号,以裹藏大头针的棉团将他口腔塞满——小县城的人,也学会如此残忍了。那时候执行死刑是要游街示众的,目的当然是“充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威力”,杀一儆百。于是人们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我站在大会堂楼上,看见郑家瑾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反剪双手,被几个武装人员押着,推推搡搡,跌跌撞撞,疯了般匆匆而过……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枪杀了!彼时彼状,凄怆惶恐,多少年都拂拭不去。
1981年,郑家瑾获得平反。他那唯一的女儿,领回了他的“补发工资”。
却领不回他的生命了。



                   翟克澄

    翟克澄,1966年南陵师范毕业。1967年分配到泾县包合小学任教。1969年调陈村小学。1970年5月21日被拘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我认识翟克澄是1975年,那时候他已经释放,结论是“查无实据”,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调泾县黄梅戏剧团任后勤工作。那年月怀疑你犯罪了,不是查实了再拘捕,而是先拘捕起来再查。莫名其妙地坐上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令人不寒而栗。
翟克澄看上去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情绪低落,吊儿郎当。不知道原本如此呢,还是四年八个月的冤狱所造成。
事情也是起始于“反动标语”。1967年10月18日,陈村小学出现一条大字标语:“炮轰周恩来,火烧林彪,绞死毛泽东,彻底闹革命!”那时,翟克澄还在包合小学,而家居陈村(当时名水东公社),两个乡镇毗邻,可以经常回家。当天,他正在家休息,听人说了,还赶去看过标语,凑过热闹。标语是排笔写的,位置较高,在一面墙上。字写得很好,中规中矩。与他的字相比,讹错十万八千里。因为他的字太差,同狗扒的一样——这是他自己评价。此案一直未破。两年以后,翟克澄调到陈村小学(当时名水东公社五七学校)。1970年5月10日,他突然被隔离审查。十天后,水东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逮捕翟克澄。这天,万人空巷,轰动一时,全公社“专政大队”集中一起,六十四根“红棍子”(专政大队凶器)押着翟克澄游街示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居然惊动这么多人,如临大敌。难怪他事后调侃:“真是风光极了!”
押到县城关进看守所,与郑家瑾的“号子”对面。那时,郑家瑾已经被关两年多,戴了脚镣,从不说话,但做起事来(如搬粪桶)并不含糊。
办案人员对翟克澄进行强有力的审讯,施以车轮战术,不让休息,把他弄得疲惫不堪,精神崩溃。“但没有打,一下都没打——有一句说一句。”翟克澄说。
后来,他承认了。
既然不是你写的,干嘛要承认?又没打你。他说:“那滋味你没尝过。一天不承认,他们就一天不放过你。真受不了,只求早早了结。”又说,公社一位领导对他弟弟讲过:“当年不少人都不认为是你哥哥写的。但一把手硬要抓。还说这次抓了,就不会平反了。”
这个“一把手”是水东公社书记。翟克澄说:“就是他陷害我。”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呢?因为你家是地主成分?其实他父亲是小学教师,并不是“分子”。那么,翟克澄只能算是这个地主家庭的“第三代传人”了。
于是,他道出一桩花边新闻。
翟克澄在陈村有个干妹妹,极漂亮。说是干妹妹,其实就是“娃娃亲”。而“一把手”相中了这位干妹妹,认定翟克澄是最大障碍,于是栽赃陷害,就这么简单。
此话当真?还是捕风捉影?我认识这位“一把手”的时候,他已经快要退休,因为多病经常住院;步履蹒跚,龙钟老态。难道说年轻时也是个万般风流的混世魔王?只能存疑了。
话又说回来,人都有七情六欲。在那种“一元化”的权力场上,有几个公社书记不曾风流过?美国总统还有“拉练门”事件哩。只是,如果因风流而陷害他人,那就是丧尽天良了。

 

                 朱世彪

朱世彪,黄田人,与我同乡,同学,还有亲戚关系——我的三叔奶奶,是他的姨奶奶。他很早便离开黄田了,随父母在县城居住。他的父亲朱永辉,我们称呼辉先生,毕业于武汉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在培风中学当教师,又在泾县中学当教师,教美术、音乐。后来当总务主任。朱世彪在泾县中学读书时,生存环境还是较为优越的。不料1958年,辉先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逮捕,劳改,直到1970年代末才获平反。因此,朱世彪一落千丈。其中的屈辱艰辛虽未及细知,当能想象出一二三四。
朱世彪在县粮食局参加工作,1966年结婚。1968年的一次“公判大会"上,据说是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事情还是“反动标语”!粮食局也出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我问他:“既然不是你写的?你干嘛要承认呢?”——“我没有承认啊!不承认也是你,没有申辩的机会。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不明不白地当了一次“反革命”。
因为当时的“反革命”太多,牢狱之中人满为患。一些不太严重的“犯罪分子”改为“监外执行”。朱世彪也没被收监,而是放到其妻子居住地太园公社桃园大队监督劳动。那年,他儿子刚刚一岁。此后,便一直以“四类分子”身份在当地劳动了十一年,直至1979年才获平反。平反书上写的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补发工资,恢复工作。
如今,朱世彪退休了,仍然宅居桃园村。虽是农舍,倒也空气清新,宽敞实用。屋前有大树,有空场。种了菜,养了鸡。树荫下聚二三好友,谈天说地鉴古论今,或慷慨激昂,或老泪纵横,有时真的感到曾经的创口不是那么锥心般疼痛了。桃园村在老县城对岸,一桥相通,早已划归泾川镇了。老俩口经常进城,卖点蔬菜,买点日用品,或者帮儿子家照应照应。所幸身体还好,骑在电瓶车上根本不像个七旬老翁。
好好保重吧,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世界都在进步,中国能不进步吗?这是周有光老先生的话,他说得有道理。

               
                   胡炳南

胡炳南,1948年生。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参加工作,他是五年级学生,我教他数学。这个人长得奇瘦,调皮捣蛋,善于逗笑 ,无论课堂还是课后,他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也能引得哄堂大笑,就有这种本事。因此,凡是他在的场合,大家会觉得趣味盎然。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嬉皮笑脸,不当回事。常常让老师很生气,却又哭笑不得。他的班主任黄幼娟铁了脸教训他,他也是挤眉弄眼,一边答话一边搞笑。那时候经常体罚学生,却难以体罚到他。因为他总是跑,不甘于受罚,一边跑一边笑嘻嘻地做鬼脸,总是追不上他。有一次,老师将他堵在教室里了,他就与老师兜圈圈;老师喊同学们逮住他,同学们却只是做做样子,佯装逮不着。想必是觉得学生生活太乏味了,难得如此热闹有趣,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假如群策群力将他逮住,岂不终结了一场难得的热闹?眼看老师就要追上了,他突然跳上窗台,扭过身来对着老师一个鬼脸:“要想逮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转身跳了出去。这是电影上一句台词,他竟然恰如其分地用上了。
这么一个会搞笑逗乐的人,一生却难以笑口常开。他出身不好,生父系“伪职人员”,“解放”后被镇压。因生活所迫,他的家人将他送人做儿子。养父母在泾县饭店工作,终生未育,遂领养了一男一女。胡炳南还有个姐姐,虽然并无血缘关系,姐弟俩却相依为命。小学毕业以后,胡炳南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到饭店学习“白案”。因为确有表演才能,1963年经文教局文化科员胡寿林介绍,到县黄梅剧团当演员。先是当学员,跑龙套;演“众将官”,演“匪兵甲”。后来演正戏了,演“梁上君子”,演“隐藏特务”,演一心想反攻倒算的“逃亡地主”,演做梦都想发财的“富裕中农”,好像从未演过“正面人物”。他舞蹈跳得也不差,乐感很强,我们经常抽他参加会演。有一年,我写了个小戏,参加地区会演,主题是批判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派他扮演一个贪小利、爱沾便宜的小商人。他的扮相,他的动作,他的脸部表情,一举手一投足,都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让人赞不绝口。也有人说他“过分”了,抢了“正面人物”的戏。不知什么缘故,“正面人物”通常都是苍白的。其实并不是抢了他的戏,而是他本就没有戏。一个个紧绷着脸学“语录”,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能有戏么?
后来,我看到赵本山的小品,便常常想起胡炳南来。我以为,胡炳南也是个很有喜剧天赋的人,只是未能逢时罢了。如果他机缘好,一路顺畅,或许就是个“胡本山”了。
1972 年,不知什么原因,军代表将他调到县钢铁厂当工人。数月后即遭遇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一幅“伟大领袖”与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后面,写了几句话: “这个人真稀奇,一切过错推给刘少奇……”公检法军管小组说是他写的,逮捕后施以“车轮战”逼供,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五年徒刑,送到白湖农场劳改。本来准备就绪的婚事也“吹”了。
“是你写的吗?”我问他。
“不是。我怎么会呢?出身又不好,敢乱写乱说?不要命差不多。夹尾巴还怕夹得不紧哩。”
“那怎么落到你头上了?”
“我也不知道。军代表说我对调出剧团不满,发泄私愤。他们是瞎估猜,想当然。反正那年月,说是你就是你,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又一个不明不白的“现行反革命”。
1977年,胡炳南刑满释放。后来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后来,钢铁厂倒闭了。后来,他也退休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自在。
一个可能成功的“笑星”,被践踏了。

        

朱氏短简

    朱践耳

1995年,践耳先生回黄田寻根问祖,我陪同。
践耳先生是作曲家,虽然也在官场“问事”,到底“问”的是业务事,其神情风貌举止言行,完全不同于“纯正”官员。坦率诚恳,朴实无华,平等待人,随和谦让。毫无居高临下咄咄逼人之势,毫无那种官场上所常有的虚伪与油滑。在黄田中学,他看见一本《培风学校十周年刊》,里面有他的伯父朱砚涛、朱幼鸿和堂兄朱斗文的介绍与照片,十分高兴。继而参观“洋船屋”,与祚先生谈得更加投机。二人年岁相仿,祚先生又是“黄田通”,拿出“家谱”来与他细细研讨,把他的谱系弄得清清楚楚。举凡家乡的风土人情乡间传说,无所不及。践耳先生不忍离去,直谈到下午两点多钟。到小溪林场午餐,钟点已过,只能草草对付。先生并不计较,大碗吃饭,粗盏喝水,兴致依然很高。
在县城期间,餐厅里遇上一位县官,声称给践耳先生敬酒,说:“你们是要下来走走,体验生活嘛!要不然哪有的写呢?”殊不知,先生是老新四军,上海市文联主席,即便按照官方论资排辈,也是硬梆梆的正厅级。我们觉得有些脸红。先生倒不以为然,努力应酬,以礼相待。
2004年,我与榔桥镇王利民先生去上海看望践耳先生。那天,先生的堂兄朱乐天,和乐天先生的儿子朱永渊、儿媳周雯华都去了。先生时间珍贵,抓得紧,一般是不接待来访的。那次电话相约的时候,先生破例给了我们半天时间。我们清楚,是沾了“家乡人”的光。
践耳先生祖籍黄田,1922年出生于天津,在上海长大。他的祖父朱鸿度曾供职于李鸿章属下,奉命至沪招商创办机器纺织局,颇著劳绩。其四子朱蓉初便是践耳先生的父亲。1945年,先生参加新四军,在苏中军区“前线”剧团从事音乐创作与指挥。1955年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五年后毕业回国,先后在电影厂、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曾任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品甚多,主要有管弦乐《节日序曲》、《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唢呐协奏曲《天乐》、交响曲九部;交响乐《英雄的诗篇》,钢琴曲《流水》、《思凡》、《云南民歌五首》;弦乐四重奏、三重奏;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以及曾经广为流传的歌曲《打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等等。《打得好》获1951年全军文艺一等奖;《交响幻想曲》获1991年瑞士《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1991年,践耳先生获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4年全国交响乐作品评奖中,《第二交响曲》获一等奖,《纳西一奇》和《天乐》同获三等奖。交响诗《百年沧桑》1996年获“迎接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唯一金奖。2004年,八十二岁的践耳先生荣获中宣部设立的中国音乐唯一最高“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不少作品到美国等地交流与演出。
我知道践耳先生,始于《打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这类歌曲。对于音乐,我太无知了,交响乐压根不懂。能听懂的只有那些大众歌曲。时至今日,先生似乎不屑再提这些歌曲,我充分理解。但我以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作家也好作曲家也好,都离不开他所在的时代。应景之作也罢,传世之作也罢,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存在就是合理。再说,这些大众歌曲还是写得不错的。比某些也是名家的 “语录歌”舒服多了。当然,“语录歌”不是歌,是一种无聊。
离休以后,先生在家闭门著述,编著他的“交响曲集”。他说自己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先生是名人,要想杜门谢客,不是件容易事情。一次,外省某市电视台来采访他,他硬是不肯开门,“逼”得人家只能离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算做一个全市十位文化名人的节目,到了他的时候,怎么说他也不答应。没办法,这个节目只得停摆。文联主席缷任会议过后,文联要送先生回家,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先生却谢绝公车送他,说:“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了,这类待遇就应该终止了。”硬是自己乘坐公交车回到家里。
这都是永渊先生和雯华女士告诉我的。我就想,官员也好,名人也好,如果都像先生这般少要点虚名,少沾点便宜,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清澈透亮、安稳自在得多吧。


        朱乐天

 在践耳先生家小聚一时,便由永渊、雯华夫妇作东,于附近餐馆午餐。二位老先生兴致甚高,小酌了一会儿。尔后,便与践耳先生告辞,去“叉袋角”朱家原址。
乐天先生喝了点白酒,两颊微微泛红,谈兴也更浓了。他知道,黄田有座黄子山,山下面有个石井坑,出产竹木茶炭。尤其是火青茶,汁水好,回味甘甜,耐冲泡。说如果用石井坑的水来泡石井坑的茶,就更好了。上海的水不行。因为上海是自来水,里面有氯,味道就变了。这都是内行话,说明他对黄田是有所了解的。先生早年在朱家办的面粉厂当过会计,还在朱家开的银行任过襄理,就是协助经理主持业务的人。而今八十多岁了,除了听觉有些背,其他都很好。
“叉袋角”朱家是一幢三层欧式小楼,凝重厚实,质朴无华,有别于旁边其他建筑。乐天先生说,以前这里是朱斗文的家。朱斗文是朱幼鸿的长子,朱幼鸿是朱鸿度的次子。《泾县志》载:(朱幼鸿)“随父在浙江牙厘局襄事后任铜元局总办,参与其父在上海招商创办机器纺织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捐道员,署理杭嘉湖数月。后去沪经商,兼并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成为颇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乐天先生说起了“富不过三代”,感叹不已。还真是这样:朱鸿度一代打拼奋斗,朱幼鸿一代发展兴盛,到了朱斗文一代就渐渐衰落了。这倒不能怪朱斗文,不是他们不争气,也不是他们懈怠,而是天时问题——无论是谁,也无论什么事业,要想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而天时者,首屈一指。1949年,毛泽东执政。他的治国理念是打击精英。无论城市与农村,也无论知识界还是工农界,甚至无论党内党外,凡有成就、有威望、有资产,乃至于有思想有创见者,他都要打击。不把这些人整穷整光整瘫整死,他绝不罢休。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足以证明。朱斗文,一个民族资本家,要没收他的资产,要没收他的洋楼,能有什么办法?总算还拿了几年所谓的“定息”,比黄田老家的地主们“幸运”多了。
现在,这幢小洋楼门口挂了八块牌子——静安区八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虽然挤进了八个党,却静悄悄的,门可罗雀。
没有人阻拦我们,甚至都没人盘问,任我们进进出出驻足观看。乐天先生以前常来,尽其所知一一介绍。门前门后都盖起高楼了,显得不够宽广。原先的广场却是很大的。喜庆日子,门前可以搭台唱戏,一唱就是十天半月。上海滩的一些名流,如杜月笙等经常光顾。当年的繁华景象当不难想象。
正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却不见了乐天先生。原来,他独自在一楼客厅里坐了下来,静静地抽烟。目光凝滞,若有所思。指间的烟蒂快要烧手了,积起长长一截烟灰......又抽出一支香烟,用手上的烟蒂将其点燃,清了清喉咙,深深地吸了一口。依然默默无语。永渊先生悄悄与我耳语:“老人家触景生情了。”我们不忍心打扰他,任他静静地呆着,任他走进一个他乐意神往的情境。
当年的银行襄理,如今的八旬老翁,他在想些什么呢?
或许,他什么都没想。


          朱永jun  朱永芳

二位先生的曾祖父同为朱鸿度。永jun(音:俊)先生的祖父砚涛是老大,永芳先生的祖父莘耕是老三。而践耳先生的父亲蓉初是老四,斗文先生的父亲幼鸿是老二。他们的世系是很亲近的。在上海,同为“叉袋角”朱家;在黄田,同为“上五房”,祖居“敬修堂”,在石井坑口,与后来的培风中学连成一片。
永 jun先生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56年参加该校原子能专业创建。他还是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核化学放射化学学会和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核燃料后处理和锕系元素萃取化学。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清华大学成功地领导和参与了溶剂萃取法燃料后处理工艺研究,打破了核大国对核武器材料钚提取技术的垄断与封锁。这项工艺被核工业部门采用,为我国核弹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先后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有论著百余篇,培养博士研究生多人。
2000年初,永jun先生和夫人来泾县,我陪同他们去了黄田。家乡的后生们放鞭炮欢迎,其热烈场面让人颇为感动。先生七十多岁了,比我大十几岁。因为我与他父亲同辈,所以口口声声称呼我叔叔,让我既觉得尴尬又觉得亲切。先生鹤发童颜,和蔼可亲,颇具长者之风。
朱永芳先生,彩墨画家,书法家。早年求学于香港,曾师从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古元,研习绘画书法艺术四十余年,任北京铁流美术书法研究会会长。曾先后入选英国剑桥IBC、美国ABI及其他国家的“世界名人录”,受聘于国际上有关艺术组织的荣誉职务。1982年以后,其作品走向世界,在美国、日本、意大利、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国家展览并收藏,流传于欧、亚、美、非数十个国家。他力主“师法造化”,首创“自然流”画法,出版有关著作一百三十余万字。
永芳先生将一百余幅书画作品捐赠给家乡。为了整理这些作品,他曾经来榔桥镇小住过一段时日。镇政府也在黄田建立展览室,陈列展出并收藏这些作品。
永芳先生看上去有点清瘦,精干利索,情绪活跃,颇具亲和力。
二位先生来黄田时,虽然我都曾经陪同,但也就是场面上的接待,匆匆而过,冠冕堂皇,无缘细细接触,也就不能深入了解。摘录了一点资料,聊补文字之苍白。


         朱世慧

朱世慧先生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祖籍黄田,1947年生于武汉。十二岁考入湖北省戏曲学校,初学老生,后工丑角。受教于丑角教师张哨庄和著名麒派老生陈鹤峰,毕业后分配到剧院工作。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湖北省剧协副主席、湖北省对外交流协会理事。1981年主演《徐九经升官记》,誉满艺坛,时称一绝。主演《药王庙传奇》获文化部全国京戏新剧目汇演优秀表演奖、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二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奖;主演《法门寺众生相》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表演奖、第七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1999年再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参加梅兰芳金奖大赛,获“梅兰芳金奖”。先生戏路宽,能演擅唱,工丑行而又不囿于丑行,表演既有丑行的神韵亦有生行的气质。唱腔上把丑行与麒派老生的唱法糅于一体,独呈特色,被专家认为是创立了“丑生”的新行当。先生博学多才,拍过电影电视;演过小品、相声、哑剧;做过节目主持人。国务院授于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两次来黄田,县政府热情接待。我看过他的演出,听过他的讲话,但未曾单独接触。他的“粉丝”很多,追逐不及。他第一次来泾县,县城一度掀起“京剧热”。说是“国粹”,要好好发扬光大。最活跃的当然是县里的“京剧联谊会”。会长几次动员我充任他们的“名誉会长”,我没有答应,弄得他有些不高兴。我当时是县人大副主任,分管教科文卫。按说也不是不可以充任。但我觉得自己是“门外汉”,没有必要滥竽充数。他们之所以有此好意,无非是:一、我也是黄田人,也姓朱,日后如果联系世慧先生,似乎要方便一些;二、可以找人拉点赞助。我最怕找人赞助,最怕求人,所以不敢担当。从政者到了人大、政协,本无多少“能量”可言,还是平平淡淡为好。有些人对我客气,那是人家聪明,境界高,我不能将客气当成福气,给人家添麻烦。弄不好,双方都尴尬。
世慧先生谦逊随和,乡情甚重。台上表演一丝不苟,十分尊重观众。尤其念白,真叫一绝。叫人听得心里舒服。
他的父亲朱正涛,我倒是接待过。民国年代,正涛先生离开黄田,去武汉经商,就在那里安了家。老家黄田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朱永传,小名和尚,在培风中学读书时我见过,十分活跃。1949年,培风中学学生热烈欢迎共产党,大游行,从黄田走到榔桥。他领头呼喊口号,印象较深。后来,他到芜湖去了,在一家工厂工作。最小的妹妹朱翠华,小名翠翠,比我大几岁,黄田小学同学,我们更熟一些。翠翠小时候胖乎乎的,活泼可爱。后来,她姐姐作主将她嫁给一个老革命。老革命年岁大了,翠翠不满意,姐姐说“凑合着过吧。”老革命脾气好,一切听任翠翠做主。老革命少文化,好像士途也不怎么顺畅,先在花林机耕茶场供职,后来调到茶畜茧公司。
世慧先生回泾县的时候,都会去探望他的姑妈翠翠。翠翠心里好高兴,像是化了一块糖。
人世间的事情很有意思:同是一家人,同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后来各自东西,天南地北,奋斗发展,繁衍后代。后代们起初还认识,还知情,还来往。年代久了,后代的后代就不认识了,无从来往了。及至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缘,突然发觉原来咱们共一个曾祖,或者共一个太曾祖,于是激动万般,感叹不已。前人为什么那样重视“修谱”?就是为了保持家族之间的联络,正本清源。如今的人不那么热心了,活得更加现实。



同窗往事

           石岩峰
                     
1955年,我们五个同学一道报考泾县中学。石岩峰没考取,到宁国县中药店当了学徒。还有三人:朱永康,到江西上饶他父亲那里去了。后来听说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朱永昂,后来是粮食部门职工。朱祖渊,在家务农,“大跃进”年代饿死了。
石岩峰家住屏山村,翻过“文殊岭”就到了黄田。他家成分好,家境殷实。他穿的是回力鞋,高帮的。八百元钱(旧币,即八分钱)一个的乒乓球,他一买就是两个。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他买了球带我打,让我很高兴。
他在宁国县娶妻生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迁回泾县。自己在县药材公司上班。妻子没有工作,带着小孩回到黄田。“文革”期间,他要求调往黄田供销社。供销社有药品柜台,他依然卖药。离家近了,便于照应。后来供销社倒闭,他便在榔桥镇开了一家药店,是比较早的个体户。
我每次去榔桥,总会去看望他。问他店子开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一个月的业务量大约一万元,毛利润三到四成。就是说他每个月可以赚到三千元。而当时我的工资也不过百元。石岩峰做药店是“科班”出身,从中药材的收购泡制储存,乃至于行情行规,全部内行,不需要请人。生意节节攀升,不久即在街上买了两大间门面房。楼下营业,楼上住宿。日子过得顺心顺手。四个儿子也都大了,有的做手艺,有的养蜜蜂,成了当地“尖子户”。最小的儿子上了代培的中医学校,毕业后随父经营药店。 
大约2000年左右,他向我借钱,说是因为买房把钱用空了,急需资金周转。还说几次拿起电话都放下了,不好意思。我连忙筹了五千现金给他送去。当时是六月,他说十月即还。到了八月,又说能不能再借五千,十一月准还,不会误事。于是,我找到榔桥的民营企业老板王德忠,请他帮忙。我把石岩峰带到他厂里,他们都说认识。王老板立即借了五千。
十月,石岩峰打来电话,说这个月有点紧,下个月还钱,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
十一月,又说紧,下个月还钱,行不行。我说行。
十二月,石岩峰连电话都不打了。
农历腊月,我打电话去催,已经找不到他。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打电话给我的弟媳,让她去看看石岩峰在不在家。他们的店堂门对门,很近。弟媳告诉我:石岩峰外出借了一天钱,刚刚回来。钱没借到,人倒病了,在输液。因此,我没有继续催讨。
年后,我找到他,他要求我帮他弄点贷款,以便还债。我找到农行,他们说可以,但要抵押担保。有价债券、房产,都可以。我说他有两间房。四月间,我告诉石岩峰:同农行讲好了,至少可以贷两万,但你必须把欠款(含王老板的)先还清。不久,石岩峰先还我五千。当我邀约农行的人去榔桥时,他们却告诉我:石岩峰的房产早已经抵押给信用社了。
王老板当着我的面跟他说:能象征性归还两三千,也就算了。石岩峰默然无声。却背地里告诉王老板:“借你的钱就是用于还朱普乐的。”这就成了我从中转嫁债权了。这从两边借款还款的日期推算,也是不能成立的。石岩峰借钱不还,反倒无中生有倒打一耙,令人可叹。我不得不鼓动王老板到法院起诉了。所有跑腿事都是我在干;诉讼费、执行费也是我垫资的——我不好意思再叫王老板出资。数年以后,总算将王老板的债还清了。但我垫付的诉讼费用只还了一部分,我也没有继续追究。
石岩峰在榔桥以高息借贷,他的债权人大都是街道居民。他们省吃俭用余了几个钱,就是放高利贷。只有我与王老板,分文利息不取。我们图的是情份。想不到石岩峰却亵渎了这种情份,叫我们尴尬。石岩峰欠了数十万债务,破产了。债权人四处找他,扬言要揍他。他在榔桥呆不下去,东躲西藏。日子过得十分狼狈。买不起菜,到菜市场捡菜叶吃;从泾县到榔桥无钱乘车,徒步六十华里。他已经没有一点信用,已经借不到一元钱了。他跑了,连法院都找不到他。 
我们之间也伤感情了,学生年代的友谊不复存在。正应了一句名言:朋友借钱,常常是又失朋友又失钱。
石岩峰的生意一直很好,又是个十分节俭的人,根本不会吃喝嫖赌挥霍浪费,也不买股票彩票,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有人告诉我:他的小儿子赌博很厉害。
老子破产躲债的时候,儿子早早地不见人影了。


                 何永华

    何永华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小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再嫁,他便随奶奶生活。奶奶住在榔桥街道,卖粑粑为生。一堂铁皮炉,一口平底锅,一块案板,便是全部生产工具。粑粑是糯米的,有芝麻心、腌菜心;有甜的,也有咸的。“清明”前后做艾蒿粑粑,以艾蒿汁入粉,做出的粑粑绿茵茵的,好看,也好吃。薄薄的,二分钱一个。有一次同去他家,他请我吃粑,我不好意思,拈起一个尝了尝,味道不差。若是放开肚皮,十个八个是可以吃下去的。这样的生意,能卖几个钱呢?他奶奶也是“针头上削铁”。因此,何永华的学生生活也和我差不多,十分贫苦。继父在榔桥搬运站工作,家口也重,是贴补不了多少的。
何永华内向,温顺,节俭,能吃苦,干起活来从不偷奸。从来不张扬,从来不说牢骚话,是个十分听话的好学生。老师们喜欢他,也敢喜欢他,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坏。在黄田师范读书期间,聂书记经常在大会上表扬他,说他劳动好。把他作为培养对象。
有一次,派他看押一名乡间的“坏分子”。房间里空空的,一张凳子都没有。“坏分子”站在房间里面,他站在房间门口。还给了他一杆长枪,没有子弹。他把枪靠在身边。这种差事一般人是摊不上的,只有充分信任才行。要上厕所的时候,他把枪靠在里面墙角上,对“坏分子”说:“我去解小便,一会儿就来。你把枪看好了 ——不准动。”“坏分子”果真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枪,果真没有动。
师范毕业以后,他分配在城关小学工作。后来因为家眷在农村,没有工作;自己工资又低,一个人在县城,实在不划算,便要求调到黄田公社双河小学。妻子有病,老是气闷气喘,不停地打针,手臂上扎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岳父朱治平是名老中医,居然也没好办法。妻子不能劳动,连家务事都做不了多少;不能负重,不能下冷水,却能生孩子——生了四个。一家六口人不但全靠何永华三十四元工资,还全靠他劳心劳力照应。
有一次,我带领一个组视察农村学校,到了他那里。他的学校离“湖波桥”不远。一路平房,也没有围墙。没有任何设施,连厕所都极为简陋。我特地到他上课的教室看了看,上面没有天花板,瓦隙间透出大大小小的光亮;泥巴地面,窗户很小,没有装玻璃,蒙了一层塑料薄膜,光线极差。初冬季节,教室里一片清冷。
告别的时候,我将他细细打量了一番。老了,一脸憔悴,就像枯焦了一样。人常说“吃不吃看脸上,穿不穿看身上”。直觉告诉我,他过得很贫困、很劳累。问及状况,他不愿多讲,只是苦笑笑:“这都是命。”
回到县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其实,何永华的学校不算最差,比它更差的还有不少。当时我的想法是,农村义务教育不能摊给地方政府,必须完全由国家投入,才能相对地均衡,才能让贫困地区改观。于是我一直如此申述。特别有一次,全国人大调研组来调研农村教育,我不但在会上努力申述这一观点,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材料,悄悄地塞给了他们,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我所见到的农村教育现状。这是地方政府不愿多说的,他们要面子。后来,中央改变做法,将义务教育纳入国家负担。农村教育才不像当年那样窘困了。当然,并不是我的努力起了作用。但我参与了,我欣慰。
我与何永华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1960年,我们全班寄读到宣城师范。开学的时候,却没有安排车辆,而是一伙人挑着行李走到榔桥,继续往县城走。我因为脚上长了肿疖,不能走,卜校长叫我留在榔桥,找便车去泾县,并派何永华陪伴我。到泾县以后,我们住不起旅社,就在汽车站候车室过夜。弄来两块门板,架在椅子上睡觉。不料第二天清早,何永华发觉被偷,空无一文的钱夹丢在我们铺下。
何永华怀疑我偷了他的钱。
他继父及时赶来,盘查我。我打开全部行李,让他们搜查。他们倒是没有搜。于是我当面公开所有钱与物品,一点一滴抖落给他们看,也算彻底。并且展示我的记账本,原有多少钱,一项一项开支了多少钱,连三分二分都记录在案。这可不是一时能造假出来的。他继父把我的账本查了查,居然一点不讹。也没有强赖我。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很窝囊。怎么办?泾县到宣城不通车。挑着箱子与棉被,脚又痛得不能走路。于是狠狠心,买了张去芜湖的汽车票,再由芜湖坐车到宣城。
后来,我把这件窝囊事跟班主任刘汉说了。刘老师安慰我,叫我不必过分介意。估计他也找何永华说了,所以后来何永华也渐渐释然了。
然而我觉得对不住他。虽然我并没有偷他的钱。但事情总是因我而产生的。如果我不是脚上长了肿疖,他也不会奉命留下陪我,也就不会被偷。他也够贫困了,却遭窃,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当时应当把我的钱分一半给他,却又怕说不清。也实在是囊中羞涩,就身上十几块钱,还要维持一年。
何永华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便不停地酗酒。那年中风住院,我去看望他,就感到有些恍恍惚惚了。不久二次发作,再也没有挽救过来。他的内弟告诉我:“就是喝酒喝的。一天两餐酒,不要命地喝。”
莫不是以酒浇愁吧。


                   蔡小保

蔡小保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县城的“福兴隆”大酒店,就是她创办的,大酒店的房产也是她手上建造的,资产数百万(现今不止了)。
读初中的时候,她家住在马家巷。父亲卖馄饨。泾县人把馄饨说成水饺。她父亲挑着一副“饺儿担”,四处转悠。还有个姐姐嫁到乡下去了。蔡小保活泼开朗,不知忧愁。喜欢文娱活动,喜欢唱黄梅戏、花鼓戏。学校开文娱晚会,她与翟晓金合演《天仙配》中的“路遇”。翟晓金反串男角董永,她演七仙女。年轻风韵,一双眼睛水灵灵的,确有几分楚楚动人。难怪同学们都说演得好。
初中毕业以后,她也被分配到黄田师范,却又异常不安心,时时刻刻想“逃跑”。她曾经悄悄地约我一道逃离学校,到县城去找工作,她说邮电局在招人。我不敢跑,害怕犯错误。再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她说她先去打听打听。果然不行:招人要有户口,而我们的户口都掌控在学校。学校不放行,毫无办法。
蔡小保敢爱敢恨,风风火火,不世故,不滑头;喜欢伸张正义,不怕得罪人。我那时境遇十分糟糕。成分不好,母亲又被抓到劳改队去了,压力很大,一天到晚充满恐惧,落落寡合。她竟然背后为我抱不平,同情我。因此招来好事者的非议。说她“阶级立场不稳”,“同情地主的儿子”。她也告诉我某某某很坏,喜欢打小报告,还要开会整她。
师范毕业以后,她分配到马头小学当教师。还是不安心,还是丢掉工作,跑了。跑到巧峰大队当“文统”。胆子真大,好好的铁饭碗不要,硬要到农村去混事。不过那已经是1962年,农村搞起“责任田”,形势好转了,一时间比机关学校强,倒也安逸。一次,我从潘村中学往县城去,在三口铺遇见她和一位“白马王子”同去巧峰。见她满面春风,光彩照人。后来得知她恋爱了。“白马王子”老家巧峰,在江西铁路上做事,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成,而是跟张木生成了夫妻。张木生在城关派出所工作,后来一直当所长。据说因为将户口迁往县城而认识的,张木生雷厉风行穷追不舍。那段日子,他经常下班以后骑自行车去巧峰,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往返五六十里竟能吃得消。
后来纠正 “责任田”,农村又不安逸了。蔡小保回到县城,在照相馆干过,在饮服公司干过,在房地产开发公司干过。还当过泾县饭店经理。国有企业积弊甚重,饭店奄奄一息要死不活。她当经理,却一度办得风生水起像模像样。或许正因为那段日子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蔡小保较早地开起了菜馆。她起早摸黑,吃苦耐劳,凭藉自己的经验与悟性,一路走来节节攀升,成了名副其实的“款婆”。蔡小保具有办实业的天赋与能力,只可惜错生在一个专横年代,无法让她自由发挥。等到“改革开放”,毕竟年岁已长,岁月不饶人了。否则,她是可能成大器的。
蔡小保脾气也强,与她的丈夫吵了一生。主要原因是她太要强,太主观。一些本应两人商量的事情,她却自作主张说办就办,难免伤及对方。张木生虽然脾气也不好,但还是爱她的,她却不领情。住在石板巷的时候,有一次大吵。她把张木生骂得狗血喷头,还不解恨。边骂边去上厕所,厕所是旧式旱厕,因为情绪激动,一脚没站稳,掉进粪缸里去了。骂声还没落哩,不得不喊:“张木生,快来快来!”张木生去了,将她拉上来,带到河里去洗。这是她自己说的。自己也觉得可笑,觉得惭愧。
人世间充满缺憾。正当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得了骨髓癌。人们都说是太吃苦太劳累的原因,我看未必。2006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她。告诉她第二天就要到外地过年去了,年后即回。她已经病重,躺在床上,十分沮丧。说自己的病已到晚期,不长了,甚至打个喷嚏都能引起骨折。我当然是宽她心,劝她安心治疗,却找不到一句自己可以相信的语言来让她相信。临别时,应她要求,为她换了个热水袋,把她的盖被衣物理了理,压得密不透风。一瞬间,一缕莫名的悲凉爬上心头,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了出来。
没想到竟然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去世了。


                   马文龙

    马文龙终生未婚。
同班六年,马文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学习成绩不算很好,但也不坏。性格却特别内向,一天到晚不吭声。问他什么,他可以半刻不回应,仿佛没有听见。即便说话,声音也特别低,蚊虫似的瓮声瓮气。总也说不到点子上去,缺乏与人沟通的欲望与能力,因此总难以融入人群。形单影只,落落寡合。没有朋友。
师范毕业以后,他分在西阳同心大队当教师。从宣纸厂的乌溪坑徒步进去,应该是一所深山里的小学校。后来听说他与当地一位女青年恋爱了;后来又听说没有成功;后来,他得了精神病,说是失恋的缘故。
从那以后,马文龙便长期住进葛林桥精神病院,有时也在家休养。但没过多久又去住院,估计又犯病了。他家住在城郊马家坦,在家的日子经常见他一个人在街上逛荡;无论天晴下雨,总是夹一把黄色油布伞。马文龙虽然病了,但没有暴力倾向。所以每每遇上,我多半与他招呼。他却有时不理人,如同没看见一样;有时嘴巴动一动,听不清说些什么,径直而去;有时却又话多,说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话。有一次他遇到我,说:“我家过年要杀年猪了,到时候给你送个腿子去。”我连忙说 “不要不要,我吃不了多少肉。”还有一次到我办公室,说:“我有个舅舅,在省里当领导,马上就要调我到省里去了。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跟我讲,我给你帮忙。”我将信将疑,怎么从未听说他有这么一位当领导的舅舅呢?后来才知道,杀猪也罢,领导也罢,都是他的幻觉。他的世界与常人不同,应当是一个奇特的世界。
三年前,遇上他的弟弟,问及马文龙近况,回答说:“去年过世了。高血压,心脏病......”
“......”我哑然了。                    
              
             江用达
                                
江用达孤峰人,家庭成分也不好。用官方称谓,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很怪,乍一听,似乎并没拿你“见外”,肯定你“可以教育好”;但仔细推敲,用心十分险恶。就是说:现在还是坏的。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教育好”?那只能是猴年马月了。标尺掌控在人家手里,人家不说好就一直坏。“种姓迫害”之中也不忘文字游戏。
但他这个“可以教育好”,不同于我这个“可以教育好”。他脸皮厚,似乎没把“现在还是坏”的身份当回事,没有多少忧愁,终日里嘻嘻哈哈。不查档案,是看不出“可以教育好”的。
江用达有魄力,敢折腾。1961年4月,我们即将毕业分配工作,他却从宣城师范跑回家了,什么关系都没要。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正当农村实行“责任田”,兰山大队书记江米保是个劳动模范,在当地威望甚高,收留他充当文字统计。分配工作以后的暑假期间,我一个人,无家可归,偶尔出去串一串。曾经到过他那里,他煮绿豆稀饭招待我。稀饭稠稠的,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稀饭了,觉得十分好吃。他并不因为没有分配工作而失意,我也并没因为有了工作而自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他吃得饱,而我吃不饱。
后来,农村大队一级规模压缩,不设“文统”了,江用达回到孤峰。老大不小了,当农民也不容易,又拜师学木匠。以此谋生。江用达虽说头脑灵活,点子多,实际上缺乏明智。你一个“可以教育好”的,落在本乡本土,有出头之日吗?“文革”期间,孤峰街道发生一件偷盗银行案件,他在其中。头头被判死刑了。他是从犯,据说只是“望风”,判了几年劳改。
既是“可以教育好”的,又是劳改释放分子,江用达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然而他继续折腾。又跑到宣城,做木模谋生。混到县科委下属一家待业工厂。据他说一直干到退休。不知道是真是假。
大约2000年代,江用达又回泾县,在荷花塘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卖电脑设备。其实就是卖旧电脑(他有个儿子在宣城维修电脑)。门点很寒碜,也没什么生意,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我在县人大工作,上班下班必经过他的门点,我们又熟了起来。他还是那么开朗,那么豁达,那么无所谓。经常与左右隔壁的店家在一起喝喝酒,吹吹牛,说说曾经的“荣耀”,感叹世风的日下。他有见人熟的本事,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如果不走邪道,应该是可以过得比较轻松的。那段日子,他总是见人就介绍自己是我的同学,“关系特别好”。而我也经常与他聊聊天,偶尔送几包香烟给他,送几张餐券给他。开大会加餐,他便凭餐券去宾馆聚餐。人家称呼他 “江总”,他答应得嘣脆,一点都不脸红。
一天,他向我借钱。说准备做一项游戏方面的生意,要添置电脑,我婉言拒绝。我刚刚吃过石岩峰的亏,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后来听说,他与隔壁一位老板合伙投资这项生意,结果赔得净光。
江用达又悄悄地跑了,找不到人影。隔壁老板叫苦不迭。

        
市井涂鸦

                    小 窦

窦小涛,芜湖学生,下放泾县的知识青年。后来“上调”文化馆工作。他很聪明,很能干,写一手好字,而且能写多种字体。无论筹办什么展览,都抽他参加,必不可少。他为人也很好,比较随和,不狂不傲。我们都喜欢与他共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县委书记王乐平在太美大队“做点”;还要筹建“村史展览馆”,把我们都抽去办公,筹办展览。太美大队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曹满矾发迹的地方,展览内容就是曹满矾从江北逃水荒来到这里以后,如何反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如何水深火热;又如何拥护共产党,如何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走合作化道路;如何开挖“劳动河”,组建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建村史馆的目的是“世世代代进行阶级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各地都这么干,估计是上面统一布置。
领导带我们去淮北的萧县、亳县参观。那里的“村史教育”搞得好,先我们一步。临行之前,窦小涛称自己身体不舒服,要求不去。领导同意了,并让他回芜湖休息,看病。从淮北返程,路过芜湖,我们去看望窦小涛。他说身体好多了,愿意一同返回泾县。他家住芜湖二街,有母亲,还有两个妹妹,都在念书。母亲是小学老师,饱经沧桑;身体不怎么好,家境也不怎么好。
不久,文化馆院子里发生一件血案——窦小涛死了。是从二楼阳台坠落,以头触地,摔破颅骨流血不止而导致死亡的。人趴在阳台下的水泥地上,很长一滩血迹。经公安局勘验,系自杀,死亡时间后半夜。
宣传小组副组长汤恩与工作人员耿蔚华(后来官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也到文化馆来了。耿蔚华与死者沾亲带故;女同志心软,当场哭了。汤组长立即黑起脸来批评她。说她不该哭;说死者“自绝于人民”,不值得同情。那个年代,自杀也是罪过,是不能同情的。人之无情,乃至如此!可见世道之残酷。
窦小涛为什么轻生?猜测很多,无法断定。永远是个谜了。
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可惜。


                  

夏天的一个清早,尚未大亮,杜馆长敲我窗子:“小朱,快起来,出事了。”我立刻坐起来:“什么事?”——“某某某不见了,快!”小窦的事情出过不久,大家尚未走出阴影,怕又是自杀。于是分头去荷花塘寻找,去河边寻找。以为某某某会跳河。
某某某是农村初中女教师。县委书记王乐平要求成立创作组,听说她是个“才女”,便将她调来。创作组隶属文教局,因为住房紧张,暂由文化馆腾出一间房给她住。她有个朋友谁谁谁,也是女生,以前是她的学生。护校刚刚毕业,正在县医院实习。谁谁谁经常来与某某某作伴,同吃同住同玩,关系亲密。
昨天晚上,二人大吵,都跑了,宿舍里一片狼藉。
不久找到:某某某在县医院一间宿舍里。那是实习护士的集体宿舍,某某某躺在谁谁谁的床上呻吟:“我要谁谁谁唛......我要谁谁谁唛......”谁谁谁躲开了,不见她的老师。
文教局派专人了解情况,安抚双方。某某某却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地“我要谁谁谁唛”,痛哭流涕,凄楚伤心;不吃,也不喝。仿佛一个任性的小孩。
于是做谁谁谁工作。谁谁谁终于来见她的老师了。大家劝某某某进食,某某某却要谁谁谁喂。谁谁谁在大家劝说下,不好意思地给老师喂饭。某某某吃了,一边吃一边不眨眼地盯住她的学生,泪水涮涮涮地淌。口口声声要求学生不要离开她。确实动了真情。
大家有些莫名其妙,传言越来越多。最后弄清:一对曾经的同性恋反目。那时候,小县城的人都不清楚同性恋,传言越发奇了。说某某某是“阴阳人”,还说她生理结构如何如何,仿佛亲眼见过一样。说某某某就是丈夫,谁谁谁就是妻子,相约终身。现在谁谁谁不干了,所以反目。某某某的衣着打扮确实没有一点女人味,不是蓝就是黑,没有一朵花,没有一点鲜艳;即便裤叉,也是和我们男人一样的蓝平裤。
某某某是省城毕业的大学生。曾经有过男友,后来男友抛弃了她。她因此受到伤害,十分痛恨男人,发誓不找男友。在黄田中学当老师期间,认识了当时是学生的谁谁谁。某某某说晚上睡觉害怕,要求谁谁谁与她作伴,便有了由来已久的关系。两个同为女性,老师疼爱学生也很正常,谁都不觉得奇怪。2010年,我采访朱建秋,闲谈中告诉我:她曾与谁谁谁一道下放在朱家门生产队,两人同住一间房。某某某经常来看望谁谁谁,同宿。夜里,两人躲在被褥里叽叽咕咕,又是说又是笑,但听不清。朱建秋觉得不可思议。
某某某向谁谁谁灌输结婚如何如何不好;灌输女人要独守终身;灌输“男人没有好的,都是坏东西”。然而谁谁谁大了以后,却越来越不听她话了,有时竟然单独与男人交往。这使得某某某十分恼怒。终致反目。
后来,“组织上”出面,把某某某调回省城。据说,某某某与她的前男友重归于好,还生了孩子。


                   大老王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在“老王”前面冠于一个“大”字。是老王个儿大?不是;是老王年岁大?好像也不是。大老王家住附近农村,退伍军人。后来在城关中心市场当管理人员。管理市场不容易,烦神费劲。那些摆摊设点拎小菜篮子的,多是乡下人,没有固定摊位,到处乱窜。你说这地方不能摆,他偏要摆;费尽口舌,他都不听。你来了,他就走;你走了,他又来。市管人员都感到“头痛”,能天天跟他们打架?
大老王就是天天打架。
大老王开始也是好好说,晓之于理。不听,他就不客气了,收人家的秤,收人家的篮筐。次数多了,甚至把秤杆折断,将篮筐踢翻,瓜果蔬菜撒满一地。于是卖菜的人赶紧收拾东西,灰溜溜离开。也有人不服,与他对抗,骂他“洋炮铳的”、“不得好死”。大老王不怕,将对方拖得跌跌撞撞。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清楚世道就是这样,不再碰硬,一走了之。只要有人喊一声“大老王来了!”呼啦一声,小贩们一阵风跑了。
大老王成了县城名人。
那时候还没有“城管”,只有大老王。如果有人写本县“城管史”,希望不要将他遗忘。
后来,大老王不见了。听说他家菜园里的菜经常遭害,他家的鸡也经常遭害,不免使他灰心丧气。大老王的张狂,凭藉的是暴力,而暴力总是不得人心的。


                 老子·儿子

    据浙江温州离休干部许岳林先生记述:乐清县城北乡里章村人黄德焕,是县公安局一科科长。其父是工商业兼地主,土改中被认定“罪大恶极”必须镇压。身为土改工作队员的黄德焕立场坚定,面对事态发展决不回避,斗争大会一结束,黄德焕立马拉起父亲带到场外,亲自开枪,父亲顿时脑袋开花。黄德焕真刀实枪的“大义灭亲”,若不是出于政治投机,假使没有走火入魔的“阶级觉悟”,是万万做不到丧心病狂杀父如宰鸡的。
1960年,黄德焕所在的龙泉河村农场(温州专区第一劳教所)大火,烧死二百多人,黄德焕全身烧伤,连阴囊都烧掉了,日夜痛苦号叫,直至死亡。大家都说这是现世报应。(《炎黄春秋》2013年第一期第93页)
无独有偶,泾县也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县委副书记,不太爱说话,老成持重,甚至有些矜持。当领导的,是应当这样。哇啦哇啦信口开河,就显得轻浮。再说,祸从口出,话多必有失。那年月,当老百姓艰难,当领导也不容易。
他出身于富贵人家,祖上很有钱,老子是个大地主。“土改”的时候,老子不老实,仗着儿子参加革命多年,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太上皇”,避重就轻,不好好交待问题,滑得像条泥鳅。土改工作队感到很棘手,希望财主的儿子能做做工作,帮助他们把这道难关攻克下来。
儿子思想进步,觉悟很高,鼎力支持,亲自审问老子。
老子更不怕了。心里想:你个龟儿子,能把老子怎么样?
儿子激怒了,拔出手枪给了老子一颗子弹:砰!
老子死了。儿子也犯了错误,永不提拔——怀疑他“杀人灭口”。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儿子的儿子怎么不把他老子也“嘣”了呢?


                     九里岭

1990年冬天,县人大组织本县的省人大代表视察,靳主任要我参加。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是省人大代表,推辞了。却又再次要我参加,说我刚到人大不久,多参加活动,可以尽快熟悉人大工作。我不好意思执意推却,服从了。
这天去汀溪乡。三部小车:一部是人大的“伏尔加”;一部是政府的吉普121;还借了司法局一部普通吉普,新买的,还没上保险。我们在政府门口等车。“伏尔加”坐的是靳主任和省人大代表,吉普121坐的是两位副县长和政府工作人员。我与人大工作人员在等司法局的吉普。副县长王沪生上车时硬要拉我一道上车,几次三番推却不过,就跟他上了车。
下午原车返回。九里岭上,车祸发生了。司法局的吉普车摔出去多远,三个重伤,其余轻伤,倒在一片坡地上。最重的是冯弢,县人大“代表联络”工委副主任,本次视察的组织者;头撞在大青石上,脑浆淌出来了。
靳主任急哭了。王副县长指挥抢救。我们四个人抬冯弢,居然抬不动,两条腿发抖,直打哆嗦。
天黑了,寒风习习。漕溪乡政府安排晚饭,我们谁都吃不下。
冯弢在县医院做了脑颅手术,挣扎了一些日子,还是捱不过去,于春节前去世了。另有两个重伤,三个轻伤。
这是一起酒后开车导致的事故,三位司机都喝了酒。而司法局的司机小卫或酒量不济,或不知节制,喝多了,开得太快、太猛。领导也有责任,我们同行的人都有责任,因为我们对于酒后开车都是那样的熟视无睹。
有个水利员,硬要往那辆车上挤,硬是被人拽了下来。因为车上已经超员,不能再多了。当时他愤愤不平,说人家欺侮他,“能让别人上,怎么就不让我上呢?”及至事故发生,他庆幸不已。
我本来也是上这辆事故车的。如果上了,十有八九会坐在冯弢坐的位置上,我便顶替了冯弢。也有人说,如果你上了那辆车,或许就不出事呢?也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过去二十多年了,每每忆起,还觉得可怕。
我还是要感谢王副县长。靳主任硬将我拉进这场事故之中,而王副县长却硬是让我避开了,都是无意之中的事情。
机缘与偶合,承载的要么是幸运,要么是灾难 。

        
乡村速写

               破产地主

朱锡锷是我的堂叔。他的父亲老大,我的祖父老二,亲兄弟。
堂叔的父亲去世早,到他这一代,败落了。田还是有的,却收不上租。乡间有些土地主,省吃俭用置了几亩田,租给人家种,却因为无权无势,或者没有能力,佃户就欺侮他们,拖欠租子不交。堂叔家就是这种情况。
堂叔没有治家能力,也没有处人处事的能力,枉读了几年书。倒也想得开,租子要不到,他就干脆不要,把田白白地让人种。“土改”了,田还是在他名下,既没有卖掉也没有送掉,依然划了地主。但这个地主有些特别:光杆一人,家贫如洗。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俬,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物,更没有“浮财”,是个穷困潦倒的地主。为了区别于其他地主,人们管他叫“破产地主”。不知道“土改条例”上是不是真有这一名目。
堂叔三十多岁了,孤单一人,从没娶过亲。听说曾经有个外地女子,不知道以什么名义,来他家呆过几天。可他都不碰人家一下。那女子不存指望,走了。家里不仅穷,还乱、脏。多少天不动条帚,不扫地。也没有条帚,想起扫地了,到隔壁人家借一把。床上盖的是光秃秃的棉絮,没有被。日子长了,扯成大大小小的窟窿,也从不搬出来晒一晒。铺的稻草也是几年不换一次。进屋一股霉烘气。
衣衫鞋子从不好好穿。衣襟敞开,少有扣上纽扣的时候。冬天穿棉袄也是这样;鞋子总趿着,从不拔上后跟。即便是上山砍柴,也是趿着鞋,真有本事。山里人重视砍柴,入冬之前,各家各户总要将过冬的柴禾准备充足。将柴禾堆在屋檐下,码得齐齐整整,像一堵墙。一家人家会不会过日子,讲究不讲究,一看这些柴禾便能知道。而堂叔不,只稍稍准备一点,下雪天有的烧就行了。至于平时,他根本不砍柴,总是做活的时候,在山上捡一点,扎成小捆,挂在锄头把子上捎回家。真没柴烧了,临时去弄一点。好在山里柴禾多,到处都可以捡到。上黄田用水很不方便。要到石井坑口去挑,比较远。别人家都是一大早便将水缸挑得满满,因为早上水干净。而堂叔的水缸里总只有浅浅一面水,真的干见底了,才去挑;也不多挑,一担。好像为别人家挑水。家中也没有水桶,也是向别人借。
煮一次饭吃几餐,剩饭留在锅里。要吃的时候盛上一碗,或者用开水泡一泡。经常不弄菜,端起饭碗串门。人家见他吃白饭,便招呼他坐下来一同吃。他也不客气,有什么吃什么。他戏称自己“吃百家”,其实没那么多,也就前后左右那么几家。最不可思议的是经常不洗碗。饭吃完了,将碗抓在手上,逛逛,哼上几句曲子;或者用筷子敲敲碗,敲出节奏来;或者把碗抛起来——接住,再抛——再接住,百无聊赖。其间,不止一次地用舌头在碗里舔上一转,舔得干干净净。回到屋里,顺手将碗覆于锅盖之上,下一餐再用。
堂叔是读过书的,毛笔字写得不差。有时候也应邀为别人做点文墨事情,譬如写信、写便条、记账。母亲曾叫我跟他学过一阵珠算。从“一归”学到“九归”。后来,他也懒得教,我也不积极,就中断了。
没人拿他当地主待。四类分子训话会,他也不参加。有人戏问他为什么不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破产地主,去干什么?”“义务”工他也不出,都是穷困潦倒的好处。其实,“土改”以后的地主都是破产的,不过他“破”得更彻底。
1958年冬天(或许是1959年春天),堂叔早早地饿死了。


                    明英婶婶

明英婶婶是我的远房长辈,家贫,从小给地主家当佣人。共产党来了,富人被打倒,明英婶婶分了田分了地分了山林。又嫁了个好男人,舒舒心心过日子。
“吃水不忘打井人”。“土改”的时候,明英婶婶很积极,没日没夜地开会。她是凤奶奶家丫环,不讲情面,“咚咚咚”上了斗争台,检举东家,说有多少多少财产转移隐瞒。她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把凤奶奶的儿媳妇斗得好苦。
明英婶婶是个热心人,喜欢管事,喜欢帮助别人。乐意跑腿,乐意费口舌,不怕别人背后戳脊梁。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找到她,绝不推辞,起五更摸半夜都要帮忙。因为这份热心,她很长时间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不拿工分,全尽义务,真了不起。
她丈夫朱大炳是我的远房叔叔,对明英婶婶出奇的好。任她抛头露面,任她忙得不顾家,都不干涉,重话都不说一句。他不但上山干活,回到家还要烧饭洗衣,照应孩子。因为明英婶婶事情多,经常不落家。一个大男人,有这么好的脾气、这么好的德性,真正是明英婶婶的造化。
明英婶婶想入党,矢志不移,却一直入不了。什么原因?赌博。
明英婶婶就好这点玩艺,有瘾,却经常输。经常偷偷地把家里粮食拿去卖。丈夫知道了,她也不抵赖,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丈夫说:“你真不能玩牌了。”——“是是是,不玩了不玩了。”磨过身又去玩,扯了一身的“窟窿”。
党也叫她不要赌,她都不听,怎么会听丈夫的话呢?
一次,她到文化馆找我,说是从南陵县来,路上,“那个洋炮铳的小偷”把她的钱偷走了,回不去了,向我借二十元钱。相当于我半个多月的工资,我还是狠狠心给了她。后来知道,完全是扯谎。还没回到家,在路上又把钱输光了。
压根就不指望她还了,她是长辈,只当孝敬了她。那年月工资低,只有今天退休工资的百分之一——二十元,相当于今天两千块。
明英婶婶终没能入党,连妇女主任都不要她干了,渐渐落魄起来。
也算是玩物丧志吧。

 
                    房来发

房来发是个外来户,一字不识,专门帮人做下手活。砌墙,他帮人和泥;杀猪,他帮人端盆;做豆腐,他帮人推磨烧锅。时间长了,什么活都能捣鼓几下,就是不精。房来发为人热心,大大咧咧,大家都喜欢跟他逗乐。
腊月寒天,村里的业余剧团要排戏了,正月里唱。一些热心人牵头凑份子,请来师傅教戏。房来发喜欢看戏,也喜欢看人排戏。他总是早早地到场,帮助拉大幕,帮助收拾道具。到外村演出的时候,他抢着抬大衣箱。
房来发觉得唱戏好玩。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表演,弄枪抡棒,实在了不起。他心里痒痒的,问教戏的师傅:“我也想唱,中不中?”
师傅说:“哪个都中。”
“我记性不好。说话不能多,多了记不得,吃螺蛳。”演出中忘词了,谓之“吃螺蛳”,方言。
“不是说话多不多,是台词多不多。”
“对对对,台词不能多。”
师傅见他热心勤快,有意满足他的心愿,便派他扮演“报子”。就是“中军帐前”,那个手执令旗的“探哨”,疾步上场:“报——”,单腿跪下:“曹操兵马已到三关之外!”——“啊呀呀——再(勒)探!”——“得——令!”挥动令旗疾步下场。台词不多,也不要什么功夫,能走台就行。
房来发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正月初一开演,人山人海,偌大敞厅挤得满满当当。看着无数攒动的人头,房来发倏地打了几个寒噤,脑袋一下“木”了。猛然间害怕起来,心好像要跳出来。两腿不住地打颤,止不住。他找到教戏师傅:“师......师傅......我......我不......不想演了......”师傅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了?”——“我......我怕......”——“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怕......怕......怕怕怕......”师傅忙得很,懒得跟他啰嗦,说:“那你自己找人代吧!”
房来发找到贾和宜,请他代演。贾和宜说:“中,拿包烟来!”房来发买了一包“乐华”香烟给他,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吃螺蛳”。贾和宜不耐烦了:“中了中了,不就一句词嘛!”贾和宜也是业余剧团骨干,专门演书童家院,马夫马快,艄公解差。
房来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以好好看戏了。
“报——”贾和宜上场了......“得——令!”又下场了。顺顺当当。
小狗日的,怎么这样能呢?房来发心里酸酸的。


                    老 杨

老杨是个退伍军人。黄田师范的总务主任将他招为临时工,干些杂活。老杨年轻力壮,能挑能驮能跑路,非常合适;又比其他工人有文化,跟我们学生谈得来。
我在文化馆的时候,老杨结婚了,也不在学校干了,东跑西跑。一天,他来找我,说是出远门,要在我这里借宿一夜,赶明天早班车。农村人有个习惯,外出的时候乐意住在亲戚朋友家。“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对方一般也不推却。我也是农村人,以前也喜欢这么做,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那时候很正常,主要是太穷太苦,没有钱住旅馆;也因为那时候旅馆少,不方便。于是我把床铺让给他,自己找人“捅腿”去了。
第二天,老杨大清早就离开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搁在床中间,十分好看,一眼就知道是当兵出身。
晚上,当我拉开被褥铺床时,糟了:垫单上一大块湿印,压在湿印上的盖被也湿了!一股臊味。
后来打听到,老杨有尿床的毛病,经常把自己弄得很尴尬、很痛苦。
尿了就尿了呗,能遮得过去吗?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朱建秋

2010年4月,我去岩寺,在朱建秋家小住了几天。
朱建秋是郑家瑾的亲妹妹。1970年郑家瑾遭枪杀以后,她所承受的压力异常之大。后来下放到黄田公社共和大队朱家门生产队,便依据当地姓氏,改姓朱。
朱建秋在农村插队期间拼命改造自己,力图“脱胎换骨”,口碑甚好。“上调”以后在榔桥镇广播站工作。后随丈夫迁回老家,在歙县化肥厂上班。两个人都已退休,儿子也参加工作了,小日子过得舒心自在。
她家里并不富裕。家具都是旧的,却打理得光鲜清爽停停当当,叫人看上去顺眼;一床一床的被褥订好,存放在柜子里,来了客人翻出来晒一晒,立刻派上用场;灶台、水池、纱橱、衣柜......都擦拭得干净明亮,用她的勤劳与能耐,打造出一个俭朴温馨的家。令我这个也是从苦难年代挣扎过来的人,感觉到似曾相识的平凡与厚重,质朴与沧桑,不由得多出些感叹来。
说起她的哥哥,朱建秋感慨万千。口口声声诉说哥哥的好处,感激哥哥在父母离开人世以后,能将她带在身边,使她不至于在农村饿死。
一个平常百姓家,能有这样一位历经贫穷与苦难,而又积极面对人生的主妇,应当是全家人的福祉。
然而,当我于国庆前夕,打电话向她表示问候的时候,她的丈夫却告诉我:朱建秋去世了——肝癌。六月间发觉的,八月便“走”了。“走”得那么急促。
苦了一生,日子刚刚好起来,却又离去了。
人生无常,世事无奈。


                   颜生富

说起家乡的“大跃进”,老人们总不免提到一个人:颜生富。却没人说他一句好话。做人做到这份上,实在少有。
颜生富于“解放”初参军,复员后回乡务农。“大跃进”开始,他时来运转,当了黄田大队民兵营长,很快又当了大队长。
颜生富的妻子是六房生产队人,小俏俏的个子,模样不丑。通情达理,不霸道不张扬。“大跃进”开始,黄田村办了个幼儿园,安排她在里面带小孩。却因为娘家地主成份,在丈夫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颜生富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她骂得狗血喷头,且粗话脏话不断,叫她无所适从。她受不了,主动提出离婚,说:“我家成份不好,我也不连累你了。”倒也显示出一个农家妇女少有的骨气。颜生富当然求之不得。后来,这个女人改嫁到浙溪星潭去了。颜生富也重娶了唐村一位妇女。
颜生富每天都要到“千人食堂”巡视,见到哪个腿上没泥巴,就破口大骂,说人家干活不出力,糊差事。甚至猛踹人家几脚,甚至将人家饭碗夺过去砸在地上。老人们说,也不知砸过人家多少饭碗。“大跃进”年代,老百姓——尤其农民——都成了奴隶,饱受官员与基层干部的驱使和打骂,劳役和饥饿。农村中公开鼓励打人骂人,公开宣称捕人杀人。一天,六房生产队队长,姓凌,向大队书记孙须伦汇报,说及有人不出勤的事,孙书记说:“你那个锄头把子干什么的?你不晓得打他个狗日的?”这就是当年的干部,当年的作风。所以,颜生富打人骂人成了家常便饭,老百姓根本不敢对抗,也不敢申辩。
后来,颜生富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公社将他安排到黄田供销社拿工资,有时也上班做点事。一天,唐村农妇朱春盈拎了半篮鸡蛋去卖(那时候供销社收购鸡蛋),恰逢颜生富在守柜台。颜生富带理不理,居然拎起半篮鸡蛋就摔出了柜台,说是“坏蛋”。
鸡蛋全碎了,无一完卵。朱春盈是个老奶奶,毫无思想准备,欲哭无泪,一句话都没敢争辩,强忍着泪水,无奈地离去。
颜生富是说篮里鸡蛋是坏蛋呢,还是说卖蛋的朱春盈是“坏蛋”?如果是前者,你拒收就是了;如果是后者,也不能摔她的蛋呀。人家一定指望卖蛋的钱去派用场吧。
这种缺德事情,非地痞流氓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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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朱春盈,黄田唐村人。她有个哥哥是“地下党”,有个弟弟患精神病。“土改”时家里划为地主。不久,她声称“划清界限”,与丈夫离婚,丢下不满七岁的儿子,只身闯荡北京(她哥哥在北京某单位任工程师),在北京军区八大处招待所当服务员。“文革”中被作为“地主婆”迁送老家黄田。是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回来的。当晚,唐村生产队就开了她的批斗会。此后,她一直随儿子生活,前后约十年。后来儿子到榔桥桂坑招亲,她也随同到了那里;经常背柴禾到榔桥卖。“文革”以后,北京部队来人找到桂坑,给她平反,复回北京。
 
           
                            
故里先生
           
                      三先生

一家三兄弟,都是文化人,人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
大先生是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著书,写字,办学校,是个学者。先后在省立一中、泾县简易师范和泾县中学教过书,在省立八中(宣城)当过校长,还任过省参议会秘书兼安徽学院副教授、省教育厅督学和省图书馆馆长;老了以后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县志上说他“一生淡泊自甘,安贫持志,知识广博,为人谦逊”。说他“安贫”,我不知“贫”到什么地步,只记得他家里有许多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先生一家搬到县城去了,上黄田的祖宅空着,四门大开,家徒四壁。楼上的藏书却有几大箱,散落零乱。多为铅印本,也有木刻版本。于是我们拿些回家,折“飞机”,打“纸鳖”,写大字,无聊涂鸦,糟蹋斯文。过些日子用完了,再去拿。我拿过一套《红楼梦》四本,竖排铅印。看得入迷,似懂非懂,不忍拆散,用来打发了一个暑假。谁知下半年开学以后,我的作文成绩陡然进步;以前多数打 “丙”,最多也只是打“乙”,从那以后竟多次打“甲”。语文老师问我暑假中经谁指点了。我说没谁指点,“上午帮家里卖豆腐,下午读书。”——“读什么书?”——"红楼梦。"——“红楼梦?看得懂?”——“不大看得懂。不懂再看,再看还是不懂;还是不懂还再看。就这么磨蹭着,一个暑假一晃就没了。”—— “噢——难怪,难怪。”
二先生也知书识理,一笔蝇头小楷写得十分秀气,在榔桥摆摊开店,卖些京广杂货。后来公私合营了,在合作商店当会计。
我所见到的三先生没有一定职业,在家赋闲。然而他说他做过“刀笔”,当过律师,讲过学,报馆商会交易所他都呆过,苏杭二州十里洋场他都混过。不知道是真是假。三先生住在上黄田老房子里,但不是正房,而是旁边一间披屋:一半有地板,搭个铺位。凌乱的稻草,又脏又破的棉被,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一顶只剩下半边门的衣橱。另一半是泥巴地面,用作厨房。一口“缸缸灶”,一只总是只有浅浅一点水的水缸和一张旧桌子,桌子上挤满了瓢碗盆勺,多厚一层灰。三先生常说:莫看我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可是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多少女人都巴结不上哩。而今老了,背也驼了,腰也弯了,一根拐杖不离手,落在青石板上碰出清脆的响声:笃,笃,笃......人们听见这声音便知道三先生来了。“三先生,进来坐。”——“噢,好,好。”或是说 “噢,改日再来,改日再来。”笃,笃,笃,走了。一副眼镜十分破旧,镜片裂了,中间有个小洞,眼镜腿用细细的麻绳缠着。他把眼镜架在鼻尖上,架得很低,看起人来头僵着,眼乜着,那样子有点滑稽。他很少剃头,也很少光胡子,乱蓬蓬的须发就像个荒草岗。衣着更不讲究,有时穿件对襟短褂,套双破皮鞋;有时穿件旧西装,踏双灰蒙蒙的老棉鞋。白老布衬褂穿得乌叽叽的,领子袖口油垢垢的,比理发店用的“荡刀片”干净不了几分。
三先生可以做个文秘,抄抄书稿。但他写字太潦草,不适合。他说他喜欢怀素的狂草,写不惯正楷。尤其是蝇头小楷,太拘谨太小气。也可以摆个小摊,经营些小东小西,管他一个人过日子还是可以的。但他不屑一顾,而且也不精于算计,说不定三个钱买的反倒两个钱卖了。于是三先生只能做些临时性的文墨:给人写信,写喜帖,写租批合约,写申诉申请,写挽联碑文。做这种事情,也是人家请上门——就像请木匠竹匠一样,吃了喝了还付给酬金:“三先生,有劳你了,这点小意思拿不出手,请你收下,润润笔吧。”不叫工钱叫“润笔”,读书人帮人做事到底不同于匠人。“润笔”多是现钱,一万块两万块(旧币),也有包四万块的,那是极少数,多半是大户人家做喜事。也有人家拿不出钱,于是量二升米,称几斤芝蔴黄豆;或是一刀肉,两支挂面,八个鸡蛋。三先生不推却,也不计较。下半年,这类差事比较多,是三先生的“旺季”。于是钱也有了,肉也有了,芝蔴黄豆也有了。把那些积尘多厚的小坛小罐翻出来,洗一洗,抹一抹,分门别类装起来,用小小的红纸条写上什么什么,贴在罐子上。那些日子,三先生身轻腿快,目光闪烁,脸上红红的,嘴上油光光的。
三先生尤其会讲古——说书。他肚子里装了许多书:《说唐》、《说岳》、《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什么荤的素的粗的细的,都有。三先生喜欢读这些书,记性又好,能把这些书记得烂熟,说得水泼不进,不漏一点破绽。下半年,稻子割了,油菜种了,庄户人家空闲得很,夜天又长,不好打发,便把三先生请来说书。
三先生说的不是大鼓书,倒有些像评词。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便能消磨一个上半夜。三先生说书不像那种职业艺人,卖关子,恶辣辣地收钱。他根本不提一个钱字。用他的话说,热闹热闹。但是,听书的人心中有数。他们商量好了,轮流做东,供茶供烟供“夜宵”。一本书说完了,做东的出头收几个钱,十几斤米,给三先生送去。照例是推推拉拉一番,照例是收了下来。
三先生一副好口才,说起书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叫人听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鸡叫了:喔喔喔!狗叫了:汪汪汪!打炸雷:嘎——吹喇叭:呜哩喇...... 闺门小姐在后花园私通情人:三先生站起来,两个指头捏住鼻子,憋出锋尖的嗓音:“公子,你怎么才来哟!”说罢腰肢一扭,一块黑不溜秋的手帕往脸上一遮。那种似像非像、粗俗而认真的味儿,常常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三先生说书“荤”得很,不文雅。太文雅了板着脸,人家听得乏味。他说男女之间的那号事情,不是像书上写的“云雨一番”,也不是像村里人常说的“行房”。他直截了当,说得好粗。潘金莲在王婆家和西门庆私通一段,《水浒》上本不出格,到了三先生嘴里,却要添油加醋一番:“那王婆假装去打酒,拎个瓶子走了出去,把门带上,坐在门口望起风来。王婆虽说老了,却没老过性。他早年死了男人,苦守了多少年的寡,春心没死,也不晓得做过多少风流事情。她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只听得里面一阵响动......心乱了......”
三先生说书信口开河,有伤风化。大人们总不让子女去听。他们自己却场场不塌,听得津津有味。天井里月光如水,寒气迫人,身上越来越觉得冷嗖嗖的,抬头一望:呀——月亮都偏西了。
“清明”一过,农忙了。三先生的门庭冷落了许多。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常捧着一碗不干不稀的米饭,小菜都少有。这时候,村民们并没有忘记他的好处,隔三岔五地送碗腌菜,送点辣椒酱。三先生便可以对付几天了。
老人们常常念叨:三先生太贫寒了。
非但贫寒,尤其寂寞。三先生无妻无子,孑然一身。是从未娶过亲,还是娶过亲以后再单身的呢?不得而知。如今这处境,是笃定不能再娶了。他倒并不怎么遗憾。说:“家庭好比蜗牛壳,背着是个包袱,丢了又无归宿。唉......”——“你就不想讨个老婆?”——“老了,想什么?”——“年轻的时候呢?”—— “呵,年轻的时候......”他便将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扯上一通,把那些勾栏妓院渲染一番,把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描绘一番。尔后,照例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取笑一番——“嘿嘿嘿”——“哈哈哈”——“咯咯咯......”
三先生也笑了,笑得很狡黠,很神气,带点无奈与酸楚。
1958年冬天,“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了。三先生手无缚鸡之力,平常日子都靠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痛先生

 年长者喊她痛姑娘,小孩子喊她痛奶奶,更多人则是喊她痛先生——在我们黄田,不光将男人称作先生,女人亦然,只要她有文化。什么名字不好起,为什么起个“痛”?真怪。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痛”字。
痛先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痛先生有文化,能写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还能背《女儿经》、《朱柏庐治家格言》,一套一套地解给你听,叫人听得入神。还会打算盘。什么“斤求两”“两求斤”,什么“飞归”,无一不会。
痛先生衣着梳妆也不一般。她梳的头不是大众化的“耳朵毛”,也不是“巴巴髻”,倒有点像男人们的“大包头”,往后梳,到颈脖就没毛发了。显得精神,不像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常常在褂子外面套件毛线背心,清丝丝的,很淡雅。背心是她自己用毛线结的。她不但会结背心,还会结毛衣毛裤、手套袜套。她结的毛线手套尤其讲究,一道红的一道黑的,手指头可以露出来,尖尖细细的,白生生的,写字打算盘做针线都不碍事。姑娘们都想得到这样的手套。然而在那个年代,羊毛绒线是极为罕见的。
痛先生的丈夫早年在上海做事,一直不回来。痛先生也从来不去上海。痛先生有句口头禅:“我一个人还不照样过?”有好事者打听她的丈夫,她从不接腔,好像没听见,让人自感没趣。
痛先生似有缕缕隐痛。
痛先生住的是五间一路两层大瓦房。中间是个大堂屋,两边各两间。她将半边让人住了(黄田村房子很多,是从来不收租金的。有人住就挺高兴,因为有人住的房子不容易坏),自己住半边,两间,完全够了。痛先生无儿无女,一个人的日子多少有些寂寞冷清。但痛先生说不,说是“落得个清静自在”。痛先生有一些田产,虽说谈不上富足,却也能过。“土改”的时候划成分,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知情人事后透露:若是再多几亩田,就够得上地主了。
痛先生捏了一把汗。
“土改”以后,痛先生把田托付给有劳力的人耕种,随便人家给些稻子,痛先生不争较多少。说:要是划了地主,还什么都没了哩!痛先生想得开。当然,人家也不亏她,按例办事。因此生活得倒也滋滋润润。更何况,痛先生有文化,能找到事情做。她在供销社当过会计,在信用社当过记账员,还干过邮政代办员——邮政局在黄田设个代办点,聘她代办邮政业务。于是痛先生卖邮票、分发信件、代收包裹,还帮人写信,帮来信的人家念信。痛先生做这些事很细心,也很耐心。乡下人不懂的地方很多,痛先生便一样一样地讲给人家听。一只绿色邮箱挂在她家门口,于是她家也就成了一个特定的处所。“到哪里去?”——“到邮政局去。”——看,痛先生家成邮政局了。村里人说,发信的地方就是邮政局。十里外的榔桥河有个邮政局,不过干事的多几个,穿的是一色的上等卡叽布制服,墨绿的。他们见过。痛先生怎么不穿绿制服呢?他们有些纳闷。
有时候,痛先生还教学生。小学放暑假了,有家长说:“这怎么办?一个暑假两个月,还不把小家伙玩疯了,识的字都还给先生了?”于是合计,请痛先生出来教教孩子们。完全是“民间活动”,自觉自愿。有点像如今的暑期补习班。痛先生不大情愿,说自己老了,怕误人子弟,再说家里也不十分宽敞。但家长们说不要紧,只不过把孩子圈住,免得他们无法无天,至于能学到多少东西,并不在意。痛先生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于是把中间堂屋腾出来,打扫干净,就开课了。桌凳自备,结束的时候搬回去。课本也是自备,你拿什么书,痛先生就教你什么书。于是“百花齐放”:有“昔时贤文”,有“子曰学而时习之”,有“人刀口手足”,也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还有“培风学校十周年纪念刊”。痛先生不但都能教,还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有学珠算的,痛先生便从“一加二加三”教起,有学生嫌“一加二加三”太浅了,痛先生说:“中,从一归教起,教到几归是几归。”
我也参加了痛先生的“暑期班”。痛先生说我“吃书”,不能只满足于背书识字了,要“学解”。就是学会理解文章的意思。不能“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于是她总是把课文解给我听。还不时地征求我意见,问“是不是?”“可不可以?”“你有什么想法?”我总是说“是”“可以”“没有想法”。痛先生说:“怎么能没有想法呢?应该有嘛。”又说:“也难怪,你还小。”
我的课本是一本民国年间读物,有孙中山的像,还有“青天白日”旗。痛先生给我通读一遍之后,又给我“解”了起来。解到得意之处,她忽然问:“你认识这个字吗?”
“黨字。”
“对,黨字。黨字怎么写的?”
“上面一个尚字,下面一个黑字。”
“这就对了!我们的先人造字是非常有讲究的。你看,尚——黑——尚黑什么意思?”
我不懂“尚黑”什么意思。
痛先生看我一眼,便将“尚黑”二字大解了一通。她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得稀里糊涂。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就是“说文解字”。
“懂了吗?”痛先生问我。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还是不懂。
日复一日,痛先生不当会计了,不当记账员了,也不再有人请她办“暑期班”了。村子里办起初级社,又办起高级社。田地归集体了,人们在农业社干活,凭工分吃饭。痛先生没有劳力,又是小脚,不能下田干活,自然拿不到工分。只能偶尔在农忙托儿所带带孩子,或者晒稻的时候坐在边上看看稻子赶赶鸡。痛先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了。
这时候,她却学会打草鞋,而且打得很好看、很结实。她把打好的草鞋拿到板桥头小店,找到小店老板说:“四老板,我把草鞋挂在你店门口卖,中不中?”
四老板说:“中,中!”
“一双草鞋卖八分钱,二分归你。”
“哎呀,痛先生呀,我怎么会要你的钱呢?你也是针头上削铁呀。”
“那不中,不中。”
“怎么不中?钱好还是人好?就算我方便你一点,还不是应该的?”四老板也是个好人。可惜后来遭批斗,他胆子太小,上吊自杀了。
那年月,农村中草鞋需求量很大。不但兴山的人需要,种田的人需要,肩挑背驮走乡串村的人需要,就连我们学生也需要——进城上学,放假回家,行程几十里,多半是穿草鞋的。球鞋力士鞋非常罕见,一般人是买不起的,皮鞋更是见所未见。唯一经常穿的是自家做的布鞋,那是不能穿了走远路的。走上几十里,鞋底磨掉一层,岂不心疼!不过我们学生穿草鞋可不是赤脚穿,而是套上一双补丁垒补丁的粗纱袜子,以免磨破脚。一双草鞋可以从黄田走到泾县城,七十里路。走到五里岗——快要进城了,把草鞋脱下来左看看右看看:“嗯,这双草鞋真经穿,还没破。”穿草鞋行路还有个好处:雨雪天不滑。有一年放寒假,我跟随高年级同学回家,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身上披一领床单,顶着鹅毛大雪,天蒙蒙亮登程,一刻不停地走(不能停,停下来脚容易冻伤),赶到家天快黑了。高兴的是,七十里路一跤未摔。大人说,全仗了这双草鞋。
到了1958年,黄田村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折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那时候的歌就是这么唱的。痛先生也上了这座“桥梁”,也成了“向阳花”。派给她的任务是打草鞋——一天十双,完不成就要尅扣饭票。不是说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吗?怎么还用饭票?原来,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只过了极短日子,不到一个月。很快就缺粮了,闹饥荒了。这饥荒一闹就是三年,全国老百姓饿死数千万人。食堂不准解散,稀饭越来越稀。每人每天半斤——四两——二两,直至断炊。
痛先生经常完不成十双草鞋的任务,因此经常被尅扣饭票。痛先生瘦得脱了形,眼睛大得怕人,像一具僵尸。
终于有一天,管事的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有交草鞋了。”食堂炊事员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来打粥了。”于是觉得应当去看看。
正门落了闩,后门也落了闩。托开门进去,房门也落了闩。
喊了几声无人应。越窗而入,床上的夏布蚊帐是落下的。再喊,还是无人应。
掀开蚊帐,痛先生仰卧在床上。一摸,冰凉!
痛先生“走”了,真的上天堂了。“走”得倒也安详。她身着一件士林蓝旗袍,外罩一领紫红缎马夹。虽然都是旧的,倒也清淡典雅。头光面光,清爽整洁。瘦削的两颊干红干红的,像是涂了一抹劣质红彩。
梳妆台上一只小碗,碗底一点点“洋红”粉,泡过的,干涸了,碗壁上漾起淡淡的红晕。六仙桌上的杂物仿佛整理过,一点不乱。一只小小的瓦钵里装了一些像是泥土、又像是“焦屑”的东西;还有一只十分精巧的小银勺。
那是“观音土”——饥荒年间,人们用来充饥的一种泥巴。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为黎民百姓救命的东西。



                       洪先生

洪先生名君瑞,聪慧耿直,是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沈伯炯,教导主任周亚庐。实行薪金制以后,老师们都评了级,按级拿薪酬。低年级教师月薪三十三元,中年级教师月薪三十八元,洪先生是高年级教师,小教六级,月薪四十二元;除了校长主任,他是最高的。洪先生带五、六年级(复式班)班主任,教语文、自然、地理和美术,有时候也带体育、音乐。当时强调教学结合实践,洪先生带领我们到野外去搜集各种矿物标本和动植物标本;去测量“蛟龙潭”水坝。我们觉得很新鲜,很开心。曾经在黄田石壁山找到硫铁矿苗,报送到省地质局,他们还派来地质队员勘察过,因储量少没有开采价值。教地理的时候,用篮球做内模外糊多层纸浆,晾干后脱胎制作地球仪;立体的,高低凹凸,很好玩。这样的模型教具做多了,就专门设立了一间陈列室,给大家看,给外校的老师看。洪先生因此被县团工委聘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承担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如出墙报:每逢重大节日或配合中心工作,绘制大幅宣传画张贴于校外。村里的老百姓都来围观,都说好看。如黑板报:学校在大门口设一块黑板报,摘登时事政策,一周一期,粉笔书写。洪先生板书很漂亮,还用彩色粉笔画点花插点图,很受欢迎,非他莫能。如土广播: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广播,读报纸,宣传时事,一早一晚,每天两次。后来组织学生去做,洪先生依然指导。相对于有线广播,人们把它叫做土广播。还有幻灯放映,主题周会,春游远足,校际活动……洪先生有才气,喜欢琢磨,喜欢弄点新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很受器重,也很忙,是学校的顶梁柱。
洪先生喜欢读书,能写,会画。宣传画、美术字,是他的强项。还在泾县《光芒》杂志第四期发表过电影文学剧本《黎明前夕》,很长,未曾拜读。放寒假的日子,他还参加村里的业余剧团,唱京戏。我看过他的演出:《追韩信》。朱永贤扮萧何,他扮韩信;一身装扮,干净利落;潇洒英俊,光彩照人。无形中让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韩信就是这番模样。
其实,洪先生并没有多高的学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因为患眼疾辍学,回家后复读私塾。而后在家门口五云保国民小学当教师,当校长。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继续当小学教师。履历并不复杂。
相对而言,1957年之前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自在的。那年寒假开始,自在日子就结束了——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洪先生记得很清楚:农历正月初二(应当是1958年了),原先的承诺不认账了,言者统统有罪,开始揭发批判,抓“右派”了。那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黄田小学连校长六名教师,划了两名“右派”——朱寿根、汪荣贵,洪先生没有。我有些不解。按常规,像他这样旧社会过来而又才气超众的人,多半会遭殃的。他解释说:我比较喜欢看报纸,关心时事。叫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上层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展几个月了。什么章伯钧啦,罗隆基啦,对他们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我读了不少,也就有了警觉,觉得不能提意见。所谓“言者无罪”都是骗人的话。但是不提又不行。不提意见人家会说你对党有二心,不相信党。甚至会说你“心里有鬼”,是过不了关的。想来想去,意见还是要提,但不能涉及方针政策。只能提一些无关紧要的建设性意见。我的意见中就有这么两条:一是农村大忙季节,供销社要早点开门晚点关门,还要送货下乡,方便农民群众。二是说某某领导只顾努力工作,而不知道顾及身体。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大家的,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搞垮了怎么工作?不是革命的损失吗?多重要!
这样的意见,真是“无懈可击”——洪先生真聪明,居然能识破“阳谋”。
这一年,黄田小学杨积林当校长,洪先生当了教导主任。
然而,噩运还是躲不过去。国民党时期,洪先生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凭藉这样一个“历史问题”,1959年对他进行重新处理:不以反革命论处,行政开除留用,工资由四十二元降至二十五元。我不知道三青团区队长是多大职务,他说:相当于现今共青团总支书记。
这时候,“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肆虐农村。最残酷的日子,黄田村三个月不发一粒粮,饿殍遍野人相食。洪先生的妻子在六房生产队务农,饥饿难捱,得了“干血痨”,死了。洪先生只得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
祸不单行:1961年春上开学的时候,接到县文教局通知,到茂林中学集中学习,一共二十几个人,多半是“开除留用”人员。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郝啓富宣布:这些人回乡生产,每人发安家费二百元。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是“洪君瑞犯错误屡教不改,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洪先生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颠沛流离生涯。他没有回黄田“监督劳动”,而是通过一名学生关系,在黄村特种经济林场安顿下来;后并入景星林场,他在场里打工。其时,他多次打报告给宣传部、教育局要求复职,答复都是“编制所限,无法安置”,“可去找一民办教师工作”。无奈,在苏红中心小学校长朱普铭的帮助下,到桃岭村当起民办教师。其间,他的女儿病故。桃岭村是泾县最边远的地方,与宁国县搭界,崇山峻岭,人迹稀少。就是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山寨,他依然不得安身:1964年“四清”运动,洪先生又被列为清理对像,不得不回到黄田村六房生产队“监督劳动”。六房是他原来的居住地,已故妻子朱秀君就是这里人。
1967 年“深挖洞”的年月,部队进驻黄田村开山挖洞,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切“不可靠”的人都被清理出村。洪先生只得又带着唯一的儿子迁到榔桥杨冲,盖了两间草房度日。岂料老天也欺侮人,一场龙卷风把新盖的茅屋卷倒了!又得了胃病,长期不能劳动,生产队也支不到钱。无钱治病,只好自己上山找草药。这段日子应当是洪先生一生中最低谷的日子,几近无路可走。
然而天不灭他:1976年,毛泽东死了,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宽松起来。洪先生自学漆匠,帮人家漆门窗,漆箱子,漆大衣橱。还在门窗橱柜上画花,画鸟,画五子登科松鹤延年。不久,大办乡镇企业,榔桥镇副书记高文把他安排到镇办纸箱厂,先任出纳,后任副厂长、厂长。
这时候,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大力策动下,全国范围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以从未有过的势头席卷而至。洪先生开始奔波他的平反事情了。却遇到一个奇怪的难题:“组织上”说他并没有犯新的错误(就只有那个历史上参加“三青团”的错误),也没有受到新的处分。就是说“组织上”并没有责令他回乡生产。洪先生如实陈述百般申辩,然而没有用处,因为档案上没有任何记载。“那我总不会自己跑回去的呀?”——“那可不一定。也许你意志不坚定,脱离革命队伍,跑了呢?”当时的教育局长徐朝仪就是这么说的。
洪先生恨不得一头撞死。
“组织上”说:你要找到文字根据;证明是“组织上”叫你回去的,就行。
事情就有这么荒唐:整了你,打了你,把你害得家破人亡无处安身,还要你拿出“组织上”整你打你的文字根据。否则就不认账,就说明“组织上”没有整你打你。
洪先生想起那张“监督劳动”的介绍信来。他记得,那张介绍信没有交出去。然而时隔二十多年了,辗转飘泊几易棚寮,那薄薄的一张纸还能找到吗?
老天垂怜:找到了!一点不错,就是那张公函,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1985年元月,洪先生终获平反。
至此,才从当年文教局一位科员那里得知内幕:“大跃进”年代,黄田师范办过两期“短师班”——培训一年,分配当教师。未经上级批准,教育厅不予承认,不拨工资,要求辞退。其中有些人是领导家属,或者有某种关系,“不能辞退”。就想出这么个点子,从老教师当中找一批人顶替。移花接木,狸猫换太子。“开除留用” 者首当其冲。
   从先生家出来,不经意间看见荆门柴扉上几副楹联:“君子崇德,瑞人守仁”;“写字修性,读书治愚”;“栽花种草,悦目娱性”。都是他自撰的;有的是“嵌字联”,有的是大白话。寥寥数语,倒也不失怡情养性之道。



                     凯中先生

凯中先生是黄田人,1920年生。他早年就读于培风中学,一直读至高中。1943年高中停办,他去茂林投考广益中学。两个月后却又回到黄田小学教书。次年,到屯溪报考中山大学(校址在江西吉安),适逢日军进攻南陵,不能回,遂到芜湖内思学校教英语。1946年回里,先后在溪头小学、榔桥小学教书。那时候世道很乱,有志青年多迷惘多苦恼,不安于现状者是很多的。
1949年,凯中先生去芜湖与本村朱普鑫卖茶叶,投考了“二野”军政大学,在文艺新闻大队服役。其间请假回家时,榔桥区马区委又叫他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参加“借征粮”工作。就是将农村中的财主富户找来,向他们“借征”钱粮。所谓“借征”是客气之辞,其实就是摊派。识时务者满口应承及时出手,双方客客气气。如若被“借征”者推三阻四,或者拖沓迟疑,则被吊起来拷打,让其吃尽苦头。那是“土改”前夕的事情。这些富户中,凯中先生熟人多,碍于面子,深感不便,遂辞去工作。由榔桥区委会出具书面证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华东局干部培训机构),十个月后调至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1955年华东局撤销,他又对口调入上海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后改为监察局)。在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中,不少人都成“正果”。如朱景本,后来是宣城地委书记。陆德生,后来是安徽省人大秘书长、副主任。李迈力(女),后来是安徽省委副书记。而凯中先生却在1958年倒了霉 ——硬说他是“叛徒”,是“历史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论处,开除回家劳动。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几句话就断了他的前程。自此,他不间断地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书面申诉,要求依法复查。这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妻子遂放弃上海某中级法院工作,跟随他一道回到黄田茶林队。这一年,我进入黄田师范读书,即见他每日扛把尖锄,锄把上吊个装茶水的竹筒,进石井坑挖山。妻子黄桂真不久进黄田师范做临时工(后转正),在教导处充当职员,刻钢板,推油印。每月工资二十四元。我经常被抽到教导处帮助工作,所以很熟。我们喊她黄老师。黄老师个子娇小,一口上海话,不容易听得懂。她待人很客气,不厌其烦。总爱说“慢慢瞧”。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很有耐心。她的钢板字写得不是很好,初学阶段。但她很努力,很认真。我那时也在遭难,却暗自为他们“操心”。总觉得在上海生活多年,回到山沟沟生产,怎么受得了?
凯中先生说,他的“倒霉”,源于他得罪了上海市监察局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孙黎(因抵制孙无理报销其岳父住院费用)。后来听说,这个孙书记曾经委派局里的“肃反五人小组”成员,通过黄田的一些人,找到朱普均、俞志明,以及他的弟弟朱永骈,在牛背山上制造过他的假材料。那位孙书记后来并无善果:文革中,王洪文当了上海市委头头以后,听说他曾任其秘书。“四人帮”倒台,孙书记也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在培风中学读书期间,凯中先生参加了地下党。他的联系人是曹欣安。曹是学校语文教师,小岭人,上海震风文学院学生,地下党培风支部发起者;曾多次被捕入狱,“皖南事变”以后被国民党杀害。叫人惊讶的是黄桂真也在培风中学参加过地下党,且与凯中先生同一支部,经常在学校后面的牛背山上开会。黄桂真比凯中先生小三岁,当时也只有十六七岁。她是江苏泰兴人,有个姑妈在泾县丁桥官庄村。日本人打来了,她们“跑反”跑到泾县投靠姑妈,和她妹妹黄桂馨同在培风中学读书。两年后,她被家人招回泰兴。与凯中先生联系依然未断,后来在上海结为夫妇。及至凯中先生“倒霉”,黄桂真不离不弃,丢掉工作,同丈夫回到黄田。真了不起,可歌可泣。只是当她又到培风校址——此时的学校已经不是“培风”,而是黄田师范了——旧地重来,满目疮痍,斗移星转,物是人非;当年追随革命搞地下工作的他们,却被打成“反革命”与“反革命家属”,黄桂真老师当作何感叹呢?
初回黄田,凯中先生并没受管制,是个普通农民,在茶林队当会计。凭藉他的阅历与能耐,“三年大饥荒”时,他被抽调到黄田大队帮忙。虽然也是如履薄冰,到底比一般农民好过多了。一家人总算度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凯中先生被管制起来,不能“乱说乱动”了,成了真正的“四类分子”。1970年,黄田村进驻部队开山挖洞,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和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家清除出村。凯中先生被安排到球桂村。这是个深山老林,他不去,据理力争,才得以到榔桥榜山村落户。凯中先生又到榜山林场当会计。黄田师范停办以后,黄桂真调黄田小学当教师。这时候,她也当不成教师了,随丈夫下放到榜山村,名曰“支农”。
1976年,凯中先生仍不安份,写了一篇文章寄往《解放军文艺》,反映农村中的黑暗,农民生活的困苦,没有署真名。文章被退回泾县,公安部门立案侦破。通过排查,比对笔迹,确认到凯中先生。说他写文章寄到台湾,攻击“伟大的党”。凯中先生无可否认。只是辩称没有寄往别的地方,只给了《解放军文艺》。当时毛泽东虽已奄奄一息,报纸上却一个劲地说他 “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时令依然残酷萧杀。凯中先生被判七年徒刑,送到白湖农场(在庐江县)劳改。1979年形势有所改观,又将他改判三年,随即释放。 “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1981年,榔桥镇政府将他调至乡镇企业办公室,任主办会计。同时又兼了几个企业的会计,生活就轻松多了。还加入了共产党。
1986年,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通过组织部门派人来找他,给他平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随后,受到株连的黄桂真也得以恢复公职。
退休以后,凯中先生一家在县城买了房子,一生的风雨坎坷总算结束了。如今,老伴已经谢世,凯中先生高龄九十四岁(2013年),身体却出奇的好,不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居然还有半斤的酒量。他的书法很好,古体诗词写得也不差。于是终日在家读书看报,作诗写字。看着那张挂在墙上的参加“二野”军政大学时的照片,勃勃英姿,风华正茂,一生却遭遇那么多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又都是人为造成的。稍有头脑者,能不有很多思考?



               普欢先生

朱普欢是我的小学老师,我们喊他欢先生。他个子高大,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几,经常看见他在篮球场上奔跑。不久,他到涌溪教书,就不怎么见面了。
他家住在惇裕堂,马冲河边,与笃诚堂(洋船屋)隔河相望。他的父亲朱清波,早年妻子不孕,便于1926年在上海娶小,次年生下普欢先生。
朱清波十四岁到上海谋生,在朱幼鸿的当铺学徒,一生经商。年岁大了以后才回到黄田养老。他家很有钱,大名鼎鼎。村里人说起他的名字,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钦佩。“土改”的时候,朱清波理所当然地被“土改”工作队抓了起来,与朱兆麟一同关进村公所(家庙)的厕所里。厕所垫了木板,铺了稻草,没有被子。不久,他俩又被转移到榔桥区公所关押,不知道什么缘由。彼时,普欢先生二十多岁,也被关了十几天,威逼他们交出“浮财”。他记得清楚,家里两箱玉器被搜走了,是多年当铺经营中留下来的。并没有分给当地农民,而是被土改队“吞”了。文华也告诉我:不光土改队“吞”了不少好处,村里干部也“吞”了不少好处。
1957年,朱清波在黄田逝世。
普欢先生的哥哥朱普团,1919年生,系清波先生所领养,算作大老婆的儿子。朱普团是李村园人,读培风中学,读茂林广益中学,直至高中毕业。其间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他一生教书,是培风中学最后一年的校长。后来调任广德中学教导主任,又调任马鞍山一中(在采石)教师。1957年,因为三青团区队长问题被捕,判刑七年,在劳改队里做砖。偶然间遇上一位原一中学生,是劳改队管理人员。学生念及昔日师生之情,暗中照顾老师,派他看大门。劳动强度就轻松多了,以致 “三年大饥荒”中把一条命留了下来。1964年刑满释放,他一个人回到黄田,与其养母一起生活。他的妻子也是教师,在马鞍山工作,二人育有一女。
    1967年,朱普团在黄田病故。
普欢先生的生母是苏州人,家里开裁缝店。八岁那年,他随母由上海回到黄田。因为躲壮丁,十八岁那年(1944年)正月初八,他逃往上海,遇到在国民党74军军需处工作的朱普安,介绍他进去当了三、四个月的差。而后又回黄田当小学教师。
1947 年,普欢先生再度去上海。这次,他跑起“单帮”,专门做走私进口手表生意。在上海,他将手表装进饼干瓶,只装三分之一空间,上面复以满满的饼干,带到天津卖给下家。生意很好。每跑一趟可以挣到相当于今天七、八千元钱,快活得很。可惜不久天津战事吃紧,被围困了,不能去,生意也就无法再做,不得已又回黄田。这时候,时局变化急骤,家道也渐渐中落,竟一度开荒种起芝蔴来。后来还是经人介绍,到涌溪当了教师。
1957年“反右”以后,普欢先生因为曾经在国民党74军军需处当差三个多月,被开除回家。此时,妻子在马渡桥当教师,生了一个儿子,交由普欢先生的母亲照应。母亲一个人带不了这个孩子,遂举家奔往岳父母家,共同照应,一起生活。岳父原先是看护八甲祠的专职人员,住在祠堂旁边的屋子里。地名双河大队老屋生产队。岳父母好,队里人也好,接纳了他们一家。他便在生产队当起农民来。直至1979年平反,退休。
说到这里,普欢先生庆幸不已:“亏得离开黄田了。要不然我肯定饿死。”原来,双河村虽然也属于黄田公社,相距不远,就“大跃进”的残酷性而言,差别还是不小。这里吃公共食堂的日子不是很长,早早地解散了。尤其生产队长汪早生,一个四十多岁的厚道农民,心地善良,不图名不邀功,而是千方百计庇护着大家。他总是带领大家偷粮偷菜,偷蚕豆,偷玉米……凡能吃的东西都偷。要割稻了,他挨家挨户打招呼,叫大家准备一个能装十斤稻谷的“饭包袋”。割稻时一边割一边捋,捋下的稻谷装进“饭包袋”里。袋子装满了,扎一捆稻草把子,立在田头,将“饭包袋”藏进去。收工时各自将袋子拿回去。社员们也都很好,不“左”,不假积极,不“鸡窠里发瘟”;而是互相照应,互相掩护。在为了生存的斗争中,人心竟然出奇地一致。汪队长还有大动作:带人去偷仓库里的粮食。仓库是粮站的,是国家的,也敢偷?汪队长说:“妈的屄,国家都不给饭吃了,我们还不偷?”于是有人望风,有人打洞,有人扒稻子,整担整担的稻谷偷走了。普欢先生总结说:“因此,生产队总共二百零四人,只饿死三个。要是不到双河,我肯定没命了。因为黄田的干部特别坏,哪有汪早生这么好的人?再说黄田居住集中,众目睽睽,你瘟不得我,我瘟不得你,偷都没法偷。而双河居住分散,边边拐拐,单门独户,搞点小动作就容易多了。”
由此,我想起网上一篇文章:1960年春,四川省荥经县凤仪公社各食堂断粮绝炊,数月之间饿死近一半人。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李文中,“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枪,率领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抢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然,李文中遭逮捕了,判刑二十年,说他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
与李文中的刚烈悲壮相比,汪早生似乎“渺小”得多。但我以为:他们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良心是同样可贵的。而且,汪早生还多了一些智慧——一种底层民众伴随着无奈而生发出的平民智慧。
如今,普欢先生八十七岁。老伴已经过世,儿子一家住在县城。他却一个人独居在当年的祖屋里。天气好的日子,经常到榔桥镇上蹓一蹓,同一些老年朋友见见面,谈谈心。他说这里自在,习惯了,并不觉得冷清。我猜:普欢先生一定对这幢古老的祖居有感情,对老屋生产队有感情,对这里的人情风物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和记忆。用他的话说:是这块土地,是这里的人,帮助他活了下来。



           普庆先生

1951年,我过继到榔桥养父母家以后,即进入烈女庙小学插班读书。先后之校长是赵子林、朱普庆。赵校长文质彬彬,儒雅和蔼,不久调走了。继任校长朱普庆,富态、健壮,讲话做事雷厉风行,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只见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普庆先生是李村园人,1925年生。李村园与黄田相距十四华里,渊源颇深。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一世祖“茶园公”第六代孙朱伟与其子朱旦定居泾县,当为北宋末年,1081——1129年间,落脚之处就是李村园的“城山”。而“茶园公”第二十二世孙朱枱迁居黄田村则为明万历,1541——1599 年间。就是说,朱氏“开发”李村园,要比其后代“开发”黄田早了四百多年。
“土改”的时候,普庆先生家所幸田产不多,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本人一直是教师,后来当了教导主任,当了校长,也还是没离开学校;是一个平平淡淡,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教书匠。只不过多读了几年书(高中毕业),只不过担任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区队长。然而1958年2月,普庆先生被捕了,押送到宣城某劳改农场服刑八年,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还是所谓“十个拜把兄弟”成员。而这“十个拜把兄弟”中,有一个叫梅先春,当时已在台湾,这便成了雪上加霜。是在寒假中全县教师“反右”斗争集中学习期间,五百多教师的现场公开逮捕的。据说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个人。
 此前寒假开始的时候,普庆先生是和妻子许佩文一道前往县城参加学习的。而学习结束时,许佩文却只能一个人回家了。挺着八个月大的身孕,孤苦伶仃,凄楚断肠。
许佩文比普庆先生小五岁,也是小学教师,赤滩人,家庭地主。此后,她一直在李村园李塘小学教书。她每年徒步去宣城劳改农场探监一次,每月给丈夫寄五元钱。而她月薪只有三十三元。丈夫劳改去了,她就一个人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生活;逆来顺受,苦苦挣扎。把四个儿女苦大,真了不起。
大女儿朱琴生1947年出生,是她的得力助手,帮助侍养三个弟妹。采茶叶,打猪草,拔笋子,砍柴禾,风里来雨里去,理所当然要比命运好的孩子懂事。一年暑假,许佩文被罚到唐村集中劳动,一个多月不能回家。琴生除了照应弟妹以外,还得每天给母亲送两次饭,单程十五华里。晚上一趟常常是天黑了,不敢回来,只得与母亲同宿,次日一早返回。这时候,那个比她小七岁的大妹妹,也不得不早早地操持家务了。
琴生也想读书。黄田师范快要停办之前,她也曾经到学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时还带着妹妹,每天一份饭两个人吃。终因为家中离不开她,也因为交不起八元钱的开学费,不久退学。用她的话说,没有读书的命。
唯一比当地农民“优越”的,就是“供应户”。每月尚有定量供应粮食。三年大饥荒之中,虽然也不够吃,也挨饿,到底比“农业户”好多了。工资发到手,首先把全家的口粮买来,把盐买来,至于其他就不敢奢望了。然而许佩文从来不在儿女面前叫苦叫累,只是默默地干活,挖葛根,开荒,点豆,种菜……样样都干。夜晚,除了备课看书,就是缝缝补补,做鞋子纳鞋底。儿女们早早睡了,她常常一灯如豆,淅沥听雨……
有一年大年三十,许佩文破天荒煮了一大锅饭,让孩子们放开吃。七岁的小女儿喜出望外,居然连吃七碗(农村中用毛竹筒做的碗,专供小孩用,掉在地上不会碎),肚子胀得不能动,只能仰在床上喘气。琴生说不能吃了,她妈却说:“由她吃!胀死鬼总比饿死鬼好。”这样的想法和语境,也只有三年大饥荒中才会有。
普庆先生在劳改队里并不知道家乡大饥荒的详细情况。是村里一个人因为偷杀耕牛被劳改,跟他说的。1966年,普庆先生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一家人高兴万分。孩子们也都觉得这下可好了,自己也有父亲了。于是全家把一切“好东西”省给他吃,说他八年牢狱太苦了,让他“好好地补一补”。普庆先生沉浸在亲情之中,也觉得很幸福,很亢奋;什么活都抢着干。砍柴,本来是琴生包揽的活,他说不要女儿砍了,自己砍。却多长时间不回,反倒叫琴生放心不下,于是去接他。及至碰面,他还才到半山腰,远不及女儿在行。然而有一次,我在李村园看见他犁板田,牵牛,扶犁,转弯,吆喝,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当时想:啊,这就是我的校长。
回到家里即遭“文革”冲击。一个“劳改释放分子”,只能是苦难依旧。戴高帽,挂牌,批判,游斗,那是家常便饭。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回家不说,也不怄,平静得出奇。一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是遵照那些人的吩咐,自觉地站在生产队长家门口挂牌示众,无须别人叫喊。然后为队长家劳动——天天挑瓦砾。队长将一座旧祠堂拆了,瓦砾成堆。挑了许多天,竟然也不与家人说。琴生长成大姑娘了,村里一男子向她求爱,她看不上,没答应。这个人记恨于她,却报复普庆先生。琴生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
    上世纪八十年代,普庆先生终获平反。“组织上”给他四个子女每人补助400元,共计1600元。家人正好用这笔钱为他修了一座坟——普庆先生没能熬到“平反”,1972年就病逝了,脑溢血,时年四十七岁。
八年的铁窗生涯,八年的骨肉分离,八年的望穿秋水,普庆先生只是为自己“挣”得了修建一座坟墓的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谓“十个拜把兄弟”中的梅先春从台湾回来了。他来看望许佩文。丈夫受难了,许佩文不离不弃,把四个儿女苦大,把家维持下来。不像另一位胡姓朋友的妻子,丈夫打了“右派”,她就闹离婚。两相对比,他觉得许佩文值得敬佩。
2011年9月的一天凌晨,许佩文给儿子打电话,说自己觉得有些不对劲,希望他快来。儿子很快赶到,许佩文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说话,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可谓寿终正寝。


                  兆麟先生

兆麟先生的父亲朱玉田,人称玉田公。早年在江西一家盐号担任“管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经理。盐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富甲一方。玉田公也发了财。不单单有田有地,南昌、上海、芜湖都有房产。还有衣店,有当铺,有钱庄,都在芜湖。一家人也都在芜湖过日子。黄田老家的事情则交由朱逢时管理。有一年旱灾,他们家做好事,放粮救灾,行德积善。灾民们排队领粮,按家口每人一升米。这是一天量,第二天再发。这种事情是不多见的,在乡间传为美谈。朱逢时管理有方,也攒了钱,也买了田,后来也成了地主。
    兆麟先生家境优越,放荡不羁,成了公子哥,俨然一副少爷派头,吃喝嫖赌样样沾全。十六岁的时候还无多大长进,玉田公不得已把他送到六安当学徒,想让他学学规矩,好好为人。不料三年后玉田公病故,没人管得住他了,愈加无法无天。玉田公对自己儿子放心不下,临逝前把万贯家财托付给他的知心朋友十先生代管。十先生祖籍黄田,家住上海。原本是江西盐号老板。他们兄弟太多,有二十几个,便以排行称呼。玉田公嘱咐他按时限量地把钱发给儿子,防止儿子肆意挥霍。岂料玉田公逝世不久,兆麟先生即购买了枪支(那时候私人可以持枪。只要到当局指定的地方登记即可),勾结几个流氓无赖,穿着军服,闯进十先生家。兆麟先生派头十足,将合子枪往桌上一“拍”,责令十先生交出所代管的家产。十先生虽然不想辜负朋友重托,见此架势也无可奈何。思量再三,还是把玉田公所托之家产交给了他的儿子。
    兆麟先生经营家产,远不及父亲有能耐,却十分仗义。朋友乡亲向他借钱,他都答应。多半是有借无还。他也无所谓,不计较。他在芜湖为他喜欢的戏子“捧角”,总是将整场戏票买下来,散发给别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送。他有个栆核微雕,刻成一条船,船上刻了人,刻了李白的诗,刻了窗户,窗子竟然是活动的,能开能关。工艺精美,实属罕见。凯中先生亲眼见过。是一千大洋买的。后来说是被查禁鸦片的人拿走了。
家底愈来愈不如从前,虚名却越来越大。一天,兆麟先生同往常一样,走进王学奎开的鸦片烟馆,突然遭人逮捕,说是查缉鸦片。进而搜查其宅居,竟查出一包烟土。兆麟先生叫苦不迭,大喊冤枉。因为他知道家中并不存有鸦片,分明是查抄的人做了手脚,陷害于他。此类诡计当年并不少见。事后才弄清楚:是一个国民党的大佬,见他家有钱,设计圈套,敲诈他。于是将他关进县城东山王家监狱。声称要判处死刑。家里人费尽周折,以钱铺路,打通关节,乞求饶命。兆麟先生被关一年多,迟迟不放,不停地敲诈,家产几尽耗尽。所有店铺都倒闭了,好一些的田产也卖掉了。待到释放回家,只剩下妻子手上一对金手镯。兆麟先生将其变卖,往返于芜湖上海之间做生意,却又是血本无归。不得已,经人介绍,到“25号仓库”看大门。“25号仓库”可不是一般地方,乃国民党四大家族经营生意的库房。除了枪炮子弹,什么都有,待遇也很好。国民党溃逃大陆之前,提出三点善后意见,供职工们选择:1、随同去台湾;2、留下来等待国军反攻大陆;3、辞职,发“解差费”若干。兆麟先生选择了最后一条路:领取数百大洋。却不回家,而是留在上海寻欢作乐。直到“解放”,“解差费”也全部花光,无法安身了,才想到回老家黄田。他是与朱普谍一道启程的。普谍的行当是“贩公路”,即贩买贩卖,投机倒把。二人在芜湖宿店时遭到搜查。普谍身上有不少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被怀疑,遭逮捕。后经审查,还是将他们释放。
这样,兆麟先生才于“土改”前回到黄田。
兆麟先生迷恋于吃喝嫖赌寻欢作乐,却从不过问政治,没在国民党里干过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虽然也当了地主,也被关押被斗争,人缘却一直不差。“大跃进”年代,把那么多人抓进劳改队,也没抓他。“文革”中把所有“四类分子”迁送出村,唯独将他留了下来。固然因为他是个好好先生,因为他的落拓寒碜,更因为他的女婿茆股长。茆股长在县银行负责农村信贷工作,茶林队每年茶季之前必定要贷款,有求于茆股长。于是不放走兆麟先生,并有意照顾,派他看仓库,派他看茶场——茶场何至于要人看守?示好而已。茆股长心中有数。
我认识兆麟先生的时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我眼里,就是一位很少说话的瘦小老头,走路走边上,见人点点头。那两年我养父在板桥头开豆腐店,他几乎每天必来光顾一趟:花二分钱买两块臭干子回家喝茶,有时候也捎带一分钱水豆腐。不少人聚在门口聊天扯淡,他也不参与,买了就走;有人与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点点头,似笑非笑地吱一吱嘴。似乎还在维系着一个曾经富贵者的一丝尊严。而到晚年,妻子与他分开过了,他便一个人混日子。孤寂落寞自不必说,也是越来越穷困潦倒、落拓寒碜了。他一天到晚赤脚草鞋,冬天也是如此,叫人难以理解。夜晚睡在灶门口的稻草窠里,双脚伸进灶膛取暖。胡子拉碴,邋里邋遢。他帮人做工,不求报酬,只要求供饭供烟;烟也不是什么好烟,黄烟末子都行。俞圣彬做豆腐,他帮忙挑到涌溪去卖。早上去,靠在锅台喝豆浆,臭干子喝茶;吃过早饭,赤脚草鞋走乡串村。晌晚回来如数交款,分文不讹。丁是丁卯是卯。虽说穷得叮当响,依然不偷不摸不赖账不说谎。最多也就是向人家要支烟抽。所以,大家都放心他,相信他。在生产队支到钱了,他也不会“细水长流”。而是“倒头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喝西北风他也无所谓。
“文革”开始不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包括千百年前的鬼与神,全国各地掀起一股掘墓风。炎帝、舜帝、孔子、仓颉、包公、岳飞、瞿秋白……诸多陵墓遭劫。黄田大队也召集各生产队,派人挖掘玉田公坟墓。该墓在黄田中学后面的牛背山麓,以花岗岩石条砌成。拾级而上,展现一个平台,石门石坊,石桌石凳,苍松翠柏,芭蕉棕榈,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精致而不小器。在黄田没见过这么讲究的墓葬。令人不难猜想到墓主人当年的富贵荣华。小时候上学,我们常常于早读时间结伴前往,以背书的名义徜徉其间。与其说是一处墓葬,毋宁说是一座袖珍公园。
二三十个劳动力挖了二十多天,有时候晚上还点汽灯加班。他们以为墓葬里面有金银财宝,所以挖得很深,很卖力。结果连一个铜板都没见着。便弃之不管了,也没有复土还原,暴尸山野,一片狼籍。后来,黄田中学的学生上去玩,有人将其头骨弄了下来,以棍子撑起,在操场上把玩戏耍。有人对兆麟先生说:“兆麟官,这是你老子的骷髅,你把他收起来吧。”(泾县方言,称呼男人时多在其名字后面加个“官”)兆麟先生说:“我不管——哪个搞的哪个管。”
可怜玉田公,当年江西大盐号的总经理,何罪之有?
兆麟先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朱藩荪,早年在上海辅仁医院学男护,后来从医。“解放”后在“治淮委员会”当医生,医术规范精深。妻子是该医院的化验员。因为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藩荪先生受不了,又离婚不成,作了个不明智的抉择:于1961年下半年退职回乡,在黄田村行医。一个人住在大队医务室里。1963年农历正月初一,被人发现卧床逝世。
女儿朱文华,在培风中学读过半年书。“土改”的时候十五岁。父母都被逮起来了,母亲关在村公所,父亲后来关到榔桥区公所。文华一人在家,每天要往两处送牢饭。她总是在菜园地里摘些菜到榔桥去卖,用于买米买盐。这种孤苦伶仃的日子前后过了一个多月。1952年她到泾县中学插班读初二,靠的是助学金。1954年考入宣城师范。虽是地主子女,倒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追求“政治进步”;还加入了共青团,是一个党员两个团员作为她的介绍人。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溪头中心小学任教,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据她说,她并没有任何“鸣放”言论。就因为最后的“右派”名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她头上的。根据就是家庭成分不好。
文华婚后未育,早年将其哥哥的女儿带在一起生活。现在姪女也退休了,同住县城,经常来照应她。虽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文华的身体还是不差。对现在的日子也很满意。说:“城关一小那些整我的人,一个个都死了,我还活得很好。衣食无忧,看病报销,共产党对得住我了。”我问:“城关一小哪些人整你?”——“喏,曹XX,曹X,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你看你看,人老了,记性不好……他们都死了,我还在跟你讲话,多好。”
文华在给我传递一种观念:活着,就是胜利。
也许,她是对的。


                   朱丙先生

朱丙,又名朱永炉,黄田李村园人,1913年生。家境贫寒,十三岁外出学徒,帮工挣钱糊口。他读过几年私塾,自幼聪颖敏锐。后来坚持自学,刻苦钻研,逐步掌握了一些国文、历史和中医药方面的知识。那年月,国民党抽壮丁凶狠厉害,有“兄弟壮丁”、“父子壮丁”之说,闹得百姓人家极不安宁,又难以逃避。因为兄弟多,他便主动从戎,于1938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长得很帅气,又有文艺才能,被上级看中,分配在军队抗战剧团。先后在皖南政工队、广东乐昌政治部怒潮剧团担任演员、导演、副团长、团长,并加入国民党,上尉军衔。
在屯溪,部队剧团公演曹禺名著《雷雨》。朱丙先生饰演周萍。把个腐朽、寄生、懦弱、茫然的大少爷演得活灵活现。他那风流倜傥的外表与剧中人软弱无奈的内心反差,表现得那样强烈。与当时时代青年的苦闷、徬徨以至犹豫徘徊的情绪形成共鸣,叫人爱恨交加,万般迷情。几场演出以后,观众都认识他了,以至于“粉丝”太多,不敢径自上街,而不得不择路而行。
抗战时期,朱丙先生一直从事抗日文艺演出,向军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他还在桂林等地招考一批爱国青年到剧团当演员,手把手地培养他们的演技。由于他事业心强,工作认真,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与攻击,说他招考的演员中混进了“异党分子”。1940年,他在《译报周刊》上发现了有关新四军在故乡皖南一带活动的消息,一种强烈的冲动油然而生。遂借机离开广东乐昌,辗转来到皖南屯溪。此时,屯溪“总动员委员会”正急切筹办政工队,要他当队长,并颁布了任命书。朱丙先生却一直想见到新四军,没有马上就任队长,而是跑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经人介绍,见到战地服务团一位领导人,声称是特地赶来报效革命的。那位领导热诚地接待了他,说目前正是团结抗日的时候,正需要利用这一工作机会;勉励他回去努力工作,保持经常联系。朱丙听信了这一意见,回屯溪就任皖南政工队队长之职。一面积极做好抗日宣传工作,一面静候新四军的消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原先听起来十分美妙动听的计划,被彻底打碎。
朱丙先生大病一场。
1947 年,他从皖南政工队被派往国防部政工局,担任国民党北平军中广播电台中尉播音员、上尉报务科员等职。他的女儿朱丽芳告诉我,当时有二百多人考播音员,只收两名。因为朱丙的播音水平较高,国民党溃败大陆时,政工局特地安排他全家去台湾。发给他三张飞机票:朱丙和他妻子各一张,两个子女共一张。那时候大陆去台湾的飞机票十分金贵,据称徐州被围困时, 一张机票就要二十根金条,一般官兵是无力问津的。然而,他却十分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与承诺。权衡再三,还是决定不去台湾,追随傅作义部队起义投诚。1949年3月6日,起义人员被共产党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朱丙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二团“学习”。同年8月被判刑五年,押往大同煤矿劳改。
朱丙先生的妻子洪燕群,1917年生,榔桥洪村坦人。洪家十分富有,丰厚的田产自不必说,单单在榔桥的店铺就有半条街之多。有一般的杂货店百货店,也有高档的药店和当铺。洪燕群系洪家独女。其母看中了朱丙,万般喜欢,陪嫁丰厚。并指望他继承家业,经营祖产。然而朱丙先生却生性有些另类,偌大家产竟然拴不住他,还是外出闯荡去了。丽芳说,她母亲从小娇惯,性子刚烈;而她父亲却是个好好先生,脾气好,厚道随和,从不发火。在她的记忆中,父母伴嘴总是母亲占强,打他掐他都不还手。
1949年,朱丙先生遭捕后,洪燕群只得带领一双儿女回归李村园。那时候战乱刚刚平息,交通极为不便。一路上艰险劳顿,太多苦累。及至回到家,九岁的儿子肺炎复发,即遭夭折。这个当年的富家千金、国民党军官太太,娇生惯养不事农活;初到农村,极不适应,多病生疮,万般凶险,带着四岁的女儿,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
1954年,朱丙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
1958年“大跃进”,他又被逮去劳改,又判五年徒刑。是因为山洪暴发中,他所放牧的一条牛不慎落水淹死,说他故意破坏。朱丙不服,屡屡申诉。因为多人证明该牛确系不慎落水,劳改七个月以后被放了回来。
一个四类分子,又干不了主要农活,朱丙只能放牛,捡粪,割草,一般只能拿到六七分工。虽然也在队办林场干过,也有人举荐他当民办教师、当保管员记工员,但因为身份问题,常常是干不了多长日子即被上面禁止。虽然他自学中医中药,能代人看病,自已也想看病,但又不敢。妻子也不让他看病,怕“出了人命不得了”。农民朱大荣相信他的医术,生了病非找他治不可,他也不敢。后来,大队出了字据,叫他治,他才答应。结果是把病治好了。
朱丙先生放牛的时候,常常把牛赶到很远很高的山上,任其食草。自己却把衣服脱光,赤条条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说是“日光浴”,说是“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用牛的农民有意见了:“你不能放远。我们要用牛,总是找不到你。”
“大跃进”期间,双河大队成立所谓的“跃进队”,将本队四类分子集中一起劳役。“跃进队”是俗称,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劳改队”。没有人身自由,不分白天黑夜,超强度劳役,动辄批判斗争,乃至捆绑吊打。大队书记汪祖起别出心裁,将一寸宽的竹片一头剖开,用来笞打他们。裂开的竹片打在人身上立刻将皮肉夹住,剧痛难耐,残酷之极。
有一年正月初一,母女二人(朱丙在“跃进队”劳役)只有半碗腌菜一瓶开水熬过了一天。第二天,有好心人见丽芳可怜,带她去间菜籽秧。弄了两碗菜秧,和食堂里一碗粥,放点水同煮,二人又熬了一天……吃野果,吃树叶,吃草根,吃观音土,吃一切认为可以充饥的东西。有一种野果“鸡胳的”(即金樱子,中医入药),外表有剌,内核有毛,甜甜的,多吃便秘。丽芳吃多了,肚子痛得死去活来。隔壁一老头也吃多了,也痛得直叫唤。老头前一天还抬过死人,竟然就这么“哎哟哎哟”地痛死了。丽芳还好,大概因为年轻,“扛”过来了。
“文革”期间,朱丙先生自然没有好日子过,遭批斗,挂牌,戴高帽,脸上抹黑,用稻草索捆绑手臂,把众多的四类分子拴在一起游斗……
1985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撤销对朱丙的劳动改造,按起义人员对待”。起义人员应当是什么待遇呢?朱丙先生一家人也不清楚。只是以“特殊救济”之名,由民政部门每月发给朱丙夫妇各四十元补助。
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较以前好过多了。
1995年11月,已经双目失明的洪燕群离开了这个世界。朱丙先生格外孤独凄凉,对女儿说:“我好想你妈啊。真想她再来掐我几把……”两个月以后,1996年元月,朱丙先生吞下足够的安眠药,毅然决然地追随妻子而去。
对于他,人生是百无一恋了。

 

后  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同事在与我一次很认真的对话中说:“现在不好,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这位同事很年轻,参加工作不久,对于毛泽东年代,他是很陌生的。是他父亲告诉他的吗?我想也不会。他父亲也是我的同事,1957年被划“右派”,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劳改数年,刑满归来后生下他。孰冷孰热,孰好孰坏,他父亲不会不清楚。
老子被打翻在地了,还没真正爬起来,又被儿子踹了一脚,能不可悲?
我为小同事的无知感到惊讶,更为老同事的可悲感到痛心。想:我的儿子会不会哪一天也说这种话?于是想到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让他们看看,到底是以前的毛年代好呢,还是现在的改革开放好?
于是,便有了这本小册子《 黄田记忆》。
    只是一些琐屑的文字记录,既无文采,亦无章法,唯有真实。
不是回忆录,而是我对往事的片断记忆;也不只是记忆黄田,而是一个黄田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的真实记录。不事掩盖,不假粉饰,是一说一,是二说二。文中所涉及的都是一些小人物,都是一些琐碎事。没有宏大理想,没有光辉业绩,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这都怪我——我也是个平民百姓,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这样一些芸芸众生。然而,小人物也是人,琐碎事也是事。孰轻孰重,当不以贵贱而论。
也有人说:老百姓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经历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民族的记忆。如此,我就不必因为这些文字的琐屑浅陋而过于自惭形秽了。
没有日记资料佐证,所涉时间常常只能是一个大的概念,难以具体准确,甚至可能讹错。不当之处,深表歉意。
感谢俞丰年先生在此书形成过程中的帮助。俞先生也是黄田人,我的朋友与老乡,他为此书付出了较多精力。感谢王利民、施长清先生提供若干相关照片。感谢葛兆铣、吴宗彭先生,他们编写的《黄田》为我提供了有关史料。感谢九十四岁高龄的朱凯中先生,帮我修正了一些差错,增添了一些细节。感谢所有以各种方式帮助和支持我的诸多朋友。


             2011年11月25日初稿
             2013年6月25日二稿
             2013年10月12日三稿

五柳村2013年12月2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