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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人生记忆之页

茅于轼:我在60年代挨饿的经历

January 9, 2015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1960年, 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 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 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只有干部 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 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 12口人,只剩一个人。当时他十几岁冬天冻得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 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 声声 说百姓有的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 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 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 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 臭皮 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 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 一个 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 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 物, 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 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 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 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 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没有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挨饿时的心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最高兴的是能够吃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有没有这种机会?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车,按规定在吃饭 的时候可以供应4两粮食的食品。一般是两个火烧或面包。再有就是有特权的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有机会吃不要粮票的饭。那时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带粮 票,或者自带干粮。

 

(摘自2010年出版的《无悔的历程》)

茅于轼:无悔的历程

作者: 茅于轼 / 岑科 / 李高阳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0
页数: 203
定价: 2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影响中国·经济学人系列
ISBN: 978721304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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