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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人生记忆之页

杜光(林道茂):贫困而欢乐的伯特利生活

October 19, 2014

1941年10月,我和三哥林道广随姨夫到上海,我进了伯特利中学,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多。

伯特利是上世纪20年代初由美国传教士胡遵理和中华第一个留美女医学博士(1896年)石美玉医师在上海创办的独立教会系统,除教会和福音堂外,还有医院、护士学校、助产学校,后又陆续创办孤儿院、神学院、中小学。伯特利这个名称来源于《圣经·旧约·创世纪》,意思是“神的殿,天的门”。

1941年,我大哥林道亮应计志文牧师之邀,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上海创办伯特利神学院。计牧师是院长,我大哥是负责神学院日常工作的教务主任。当时,我二哥林道增在上海和几个医药界的朋友合办了一个医院、一家药店,规模都很小,门面只有两三米宽,四五米深,但名堂很大,叫“华南医院”、“华南药房”。我们到上海后,先住在二哥家,虹口华德路寿品里的一个石库门里。二哥和大哥商量后,决定让三哥到华南药房当学徒,我到伯特利上学。到伯特利前,二哥带我到南京路上的茂昌眼镜公司配了一副400多度的近视眼镜。南京路上那些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商店,使我初步领略了大城市的富庶繁华。

(一)美丽园的三个月

伯特利神学院和中学部在公共租界的大西路美丽园,有两座由一位信基督教的地产商无偿提供的房子(那位地产商好像名叫姚一泉,后来曾多次给孤儿院捐钱),一座在美丽园口的大西路上,是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楼门开向大西路。三层是神学院学生宿舍,二层是中学生宿舍和相当于舍监的周太太的卧室,一层是饭厅和初中二初中三的教室。另一座在美丽园深处,是二层的花园式洋房,二层是大哥大嫂和两位神学院女教师的卧室,一位叫陈秋瑾,另一位姓林,是华裔澳大利亚人,中学生叫她“Aunt Lam”。一层是小礼堂和教室,礼堂外有一个小花园。

伯特利神学院包括两部分:神学院和圣经学院。神学院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程度的学生,包括一些有多年传教经验的传教士,有的年纪比大哥还大;圣经学院招收的是初中毕业的学生,都比较年轻。如董鸿恩,圣经学院结束后就转到伯特利中学读高中,1944年才毕业。

伯特利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总共有二十几个学生,基本上都是伯特利系统职工的子女及从孤儿院的小学升上来的。我插入的初中一教室设在洋房对面的一个汽车库里,同班的男生有黄绍基、余伟德、徐宝德、黄道荣,女生有王美珠、王爱群、冯秀灵、罗志敬(她不久就去世了,很可惜,我现在还记得她生前的音容笑貌)。我来时他们已经上了两个多月的课。初二初三的男生有郭士林、饶华庭(根宝)、谢彼得、高摩西、聂子杰、徐宝铸、王志强、张贻综(数学老师張贻纲的弟弟)等,女生有胡美福、顾文珠、王利百加、方慧兰、计慧瑄、计琴宝等。

初一的英语虽浅,但我连字母都不认识。大嫂请一位神学院学生张芝于每天晚上给我补课,从字母教起,教了近一个月才跟上。

我到上海后一个多月就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日本坦克隆隆开进公共租界,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神学院的院长计志文和他的夫人、孤儿院院长兼中小学校长计多加决定离开上海去内地,神学院不再招生,现有学生毕业后就结束。他们让我大哥兼任孤儿院院长和中小学校长。1942年春节后,我和其他中学同学都回到孤儿院和小学所在的极司非而路38号。

我在大西路共生活了三个多月,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

1、我到上海前不久,大姐林崇爱从仁济医院的护士学校毕业,在仁济医院当护士。我到上海一两个月后,二姐林崇贞也从杭州广济医院护校毕业,暂时住在大哥这里。有一天,二哥三哥和大姐都来了。我同离别家乡后的家人,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第一次,好像也是唯一的一次团聚在一起。现在他们5人都已陆续离世,73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温暖和凄怆,同时涌上心头。

2、12月24日在神学院礼堂举行圣诞礼拜,四周墙上张贴着大哥用中文、英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写的大字“以马内利”,天花板上垂下一些缀有小片棉花的线,象征飞雪,气氛严肃而欢快。唱圣诞歌和讲道后,Aunt Lam用钢琴演奏了《哈利路亚》等曲子,最后是向中学生发圣诞礼物。人和礼物中间隔着一条幕布,我们手持钓鱼竿,把鱼线从幕布上面甩过去,几秒钟后拉起来,钓钩上就有礼物了。我钓到的礼物是一盒蜡笔,质量不佳,画出来的颜色很浅,但我还是很喜欢。当天晚上,我跟着其他中学同学一起到极司非而路38号参加圣诞晚会。计马可先生主持,蔡勖奇先生扮圣诞老人,唱诗演出,十分热烈。我是第一次参加圣诞晚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欢乐与祥和。

3、神学院的洋房旁边有一个小花园,我和余伟德开了一片约有10平方米的菜地,种下菜秧,两人每天轮流去浇水。大哥一次笑着对陈秋瑾女士说我:“到底还是乡下人!”菜长得很快,后来都交到厨房去了。

4、晚上熄灯前后,常听到美丽园里的叫卖声,最熟悉的有两种,一是卖橄榄的,上海腔:“橄榄啊!买一只来,檀香橄榄啊,买橄榄!”另一个是卖馄饨的,广东腔,先敲几下竹梆子,然后拉长声:“馄饨面……!”接着又敲几下梆子。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声调,不久前还在家里学着叫卖橄榄,引得曾孙哈哈大笑。(“馄饨”在广东话里和“云吞”同音,现在有些文章或报道把“馄饨”写成“云吞”,实在毫无道理)

5、我每天晚上到三层神学院宿舍补习英文,同一些神学院学生混得很熟。他们对时局非常关心,经常讨论抗战形势的发展,多次谈到淞沪战争和南京陷落的情况,还谈到谢晋元团长退守四行仓库,和泅渡苏州河给他们送去国旗的童子军杨惠民。当时我的家乡温岭没有沦陷,他们问起家乡抗日宣传的情况。我一时兴起,给他们办起一张八开纸的手写小报,介绍家乡抗日宣传和我在小学参加童子军训练等情况,专门给神学生们看,他们挺感兴趣,出了几期,直到离开大西路。

6、当时传说蔡廷锴将军去世了,我因在家乡时听说他是淞沪抗战的名将,对他非常敬仰,却不了解他后来参与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历史。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感到很惋惜,在小报上写了一篇祭文,不伦不类地把他比作春秋时的子玉自刎连谷城,三国时的孔明殒命五丈原。不想祭文竟在神学生中引起争论,多数谴责蔡廷锴等在福建另立政府,是叛国行为;少数认为当时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我这才知道原来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事,但仍没有减少对蔡廷锴的敬意。

7、美丽园住有好几家外国人,邻近我们宿舍的是一家德国侨民,从二楼我们宿舍望下去,经常可以看到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在花园里玩耍,冬天气候很冷,他们穿的却是短袖衣和短裤,外套一件不知是什么质地的背心。我很羡慕他们的健康,对他们从小就这样锻炼的印象十分深刻。

住在美丽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回忆起来,仍然令我神往!

(二)极司非而路38号

我在极司非而路38号住了足足四年,除了当年的老师同学外,对那个院落房舍,也有着深厚的感情。90年代中期我最后一次到上海,去看望蔡勖奇老师时,顺便寻访旧地,只见那个熟悉的楼房已被推倒,成为一片废墟。想起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岁月,它凝结着我少年时代的梦想,遗留着我初恋的印记,现在却已痕迹全无。回顾往事,悲从中来,不禁失声痛哭,引得路人侧目。(打到这里,我又一次热泪盈眶,面前的电脑页面也模糊了,只好先放下。平静下来准备继续打字时,我决定把那些20年前就已消失的房舍多写几笔,让它在我的文章里留下一点痕迹。)

38号坐落在极司非而路的南面,离静安寺不远,东出极司非而路就是静安寺。据说原来是民国初年政客、后为汪伪政府高官的温宗尧的公馆,临街是二层的楼房。大门后面,右侧即东面是传达室,那时叫“门房”。另一边有两个房间,一大一小,楼上是一大二小,大房间原来可能是警卫人员住的。我去的时候,楼下已经成为孤儿院兼中小学的男生宿舍,我起初就住在门房对面的大房间里,铁床上下铺,大约共住了三四十人。门房住的是汪努一老师和师母一家,他的一子一女都在小学读书。大房间西边隔壁,楼下住着小学部教务主任陈光普和敖景秀夫妇,楼上住着蔡勖奇和计马可两位老师。二层西侧的小房间住着聂子英先生一家,大房间是由他主编的《圣洁指南》的办公室。《圣洁指南》停办后,大房间成了男生宿舍,我离开伯特利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小房间改为教室。

进大门后,穿过楼房,是一条通向后院的小路。路的右侧是同邻居隔开的墙,整个院落的主要建筑,都在路的左边即西面。靠近大门和楼房,有一个花园。我对花园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从来就没有刻意整饰过。花园北面的主楼是砖木结构的三层西式楼房,走廊和楼梯都很宽阔,整个楼房显得华美庄重,相当有气派。楼下以连接楼梯的甬道为界,南面有五间,中间三间是用活动门隔着的,拉开就成一大间,平时是三个班的教室,做礼拜或有大活动时把活动门拉开,就是礼堂。礼堂西侧墙的正中有壁炉,我记忆中好像四年里都没有烧过,第一次见到时,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甬道北面东侧是一个用作教室的大房间,旁边有浴室厕所;西侧是一间储藏室,好像也作过女教师的宿舍。甬道中间紧挨着楼梯,通向一个过堂间,就走出主楼的北门了。过堂间是教职员的饭厅,两边各有一间不大的教室。

主楼二层的南面正中是客厅兼会议室,东侧两间是大哥大嫂的寝室和办公室,西侧两间是几位女教师的宿舍。二层北侧和三层都是女生宿舍,不清楚有几间。

出主楼北门是一个水泥地面的小广场,广场西侧有几间厕所,东侧是一座倒L形的二层小楼,比较简陋,楼下是厨房和洗衣间,楼上三间,两间也是男生宿舍,L形的拐弯一间,住着五位同孤儿院渊源颇深的大学生——李学文、孙焕伦、魏兴涟和傅彼得、傅雅各兄弟。小广场南侧有两间平房,一间教室,一间教师宿舍。穿过厨房和平房之间,是一个比小广场大好几倍的大操场,操场一侧有几棵无花果树。回想起来,那个地方似乎可以开垦出来种一些蔬菜和粮食,不知道当年为什么没有利用起来。

极司非而路38号整个院落的地势较低,大门里面要比外面马路低将近一尺。一下大雨而下水道又不通时,院子里就积满雨水,汪洋一片。所以大家把两处男生宿舍称为海岛,起的都是《圣经》上的岛名,大门口的宿舍叫“拔摩海岛”,倒L形的小楼叫“高大岛”。我在这四年里,三处男生宿舍都住过。刚去时住的是拔摩海岛的楼下,门房对面的大房间里,我睡在紧挨房门右侧的铁床上铺,下铺是谢彼得。后来住过高大岛,也是上铺,下铺是王志强。最后住在拔摩海岛的楼上,还是铁床上铺,下铺是孙国良。

(三)学习与生活

到极司非而路38号后,很快就同小学的同学混熟了,主要是同我年龄相近的男生,如张福山、郭朝赞、徐文新、黄思兆、高摩西的弟弟高主保、张同庆、卢文深、徐荣生、陆德仁、颜炳光、廖镜洲、刘中荣、戴恩全、蒋德荣、桂鹤鸣、沈福兴(后有外来住校的孙国良、姚光弼)。记忆中比我小的有李永泰、黄重生、麦圣扶、周鼎新、董阳达、刘约瑟、王炳熙、张建民、杨慎礼、李银生、陈福、陈长奎、陈隆兴、吴西顺、顾金罕,郭士林的弟弟郭墨林、郭维林,罗志敬的弟弟罗志仁、罗志义,郭朝赞的弟弟郭朝波、郭朝顺,徐荣生的弟弟徐长生,颜炳光的弟弟颜日华,蒋德荣的弟弟蒋德林,戴路得的三个弟弟戴大卫、戴受清、戴受予,林昌樑和弟弟林昌棕等等。女生有吴增堤、颜德馨、冯连珍、许威禹、岑碧慈、张罗兰、林敬方、林雪恬、聂志勇、顾文珠的妹妹顾文宝、姬玲美、李玉珍、戴路得、李慕洁、江怀谦、麦碧玲、徐宝铸的妹妹徐华胜,戴恩全的妹妹戴恩凤、郭士林的妹妹郭美丽、郭美华等等,年纪小一些的接触较少,就想不起来了。只有开提,因为我二姐特别喜欢她,同她有所接触,印象比较深,(方拉结姐妹和何俐杰姐妹是二十多年来校友恢复联系后才熟悉起来的)。

在电脑上打出这一连串名字时,我的脑海里就一一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有的比较清晰,有的比较模糊,但每一个形象都使我泛起温暖亲切的家人情怀。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特殊的历史机遇把我们汇聚在伯特利这个大家庭里,共学习,同生活,饱暖饥寒,日夕与共,真可以说是亲如手足,情同骨肉。虽然后来星散四方,备受种种磨难,相互难以关怀扶持,但一旦云散天开,旧日的情谊就不可遏止地沛然复苏了。

伯特利中小学是由伯特利孤儿院演化而成的,学生都是孤儿院的孩子。伯特利孤儿院原来在南市制造局路,淞沪战争后迁往香港,1940年迁回上海,原来在美丽园,后来因为要成立神学院,才迁到现址。孤儿院的经费,主要是由创办人胡遵理、石美玉和原孤儿院院长胡美林、神学院院长蓝如溪等在美国募集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经费来源断绝,只能靠上海的基督教信徒捐赠,要维持二三百人的衣食,就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概从1942年开始,中学就公开招收走读生,收取学费,除用于招聘教师外,还可以补贴维持孤儿院的生活所需。后来,又把学制改为一年三个学期,不放寒暑假。这样功课一紧,有些同学就跟不上了,我到了高中,和我同班的,孤儿院内部就只有黄绍基了(后来还有从另一孤儿院转来的李秉如,中学教务主任黄思仁的弟弟黄思申)。同班同学中多数是招进来的走读生,男生还有邵建方、王见吾、林国荣、韦賢彰(英文老师韦多加的弟弟)、张孝诚等,女生有孔侠君、颜文琴、胡月芬、顾安真、蔡棣华等。

教过我们课的老师,国文有胡尹民牧师(后来还教历史)、吴馥莲,英文韦多加,代数几何是張贻纲和一位姓潘的老师,名字忘了,物理傅彼得,化学是一位老先生,姓名不记得了,中外地理黄思仁,初中教动植物的是中学早期的教务主任程道明。除了前面这些课程外,还开过国学和日文,但时间都不长。国学老师是吴馥莲,主要讲《孟子》。日文老师的姓名想不起来了,记忆中是一位戴着眼镜、沉默寡言的年长者。他知道我们都不愿意学日文,平时只是照念课文,考试时在黑板上出了题目就走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抄书答题,给分及格。一年下来,只记住了字母和很少几个单词。

我在中学时期的国文历史成绩较好,数学成绩次之,理化成绩最差,化学甚至还有不及格的纪录。我的作文得分大部分是“甲”,有时还得“甲+”。胡尹民牧师有一次说:“林道茂的作文,颇有《大公报》社论的风格。”使我受宠若惊。

伯特利中学是伯特利教会系统下的学校,所以宗教气氛浓厚,着重培养灵性和仁爱的新教品格,教育学生把自己奉献给属灵的事业,像光一样照亮别人,像盐一样融化自己,服务人群。除学习中小学的课程外,日常生活中充满频繁的宗教活动。每天三餐前要做祷告,晚上有晚礼拜,礼拜天做礼拜或主日学,有时还到外面的其他礼拜堂去做。同学中还有团契组织,平时开展的也多属宗教性的活动,但有时也有例外,如有一次服务组组长余梅棣邀请著名的《新闻报》副总编严独鹤先生来演讲。严独鹤先生说,新闻有五个要素,五个W:what,when,who,where,why,这五个W也适合于服务。他接着分别就这五个W展开讲述,具体内容都忘记了,但这五个W却十分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学校还多次举行查经班、培灵会、灵修会、见证会等活动,我曾因一次查经优秀获得奖品,那是一本袖珍《新约全书》,书口涂有金粉,未打开时一片金光,我很喜欢这个奖品,一直珍藏着,文化大革命时担心抄家获罪,只好忍痛销毁。

由于着重宗教教育,学术气氛较差,知识性、学术性的活动很少,记忆中只有胡尹民牧师作了一次关于明末清初的学者傅山(傅青主)学术思想的讲座。

浓厚的宗教氛围,加上处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之下,伯特利在这几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性的活动,连关于时势的小组讨论都没有。但同学们对时局仍很关心,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同学,如郭士林、高摩西、聂子杰,我多次听他们谈起抗战的形势。有一次听说在静安寺附近的街头墙上出现日伪的大标语:“衡阳陷,中国坍”,同学们满怀悲愤,交谈时感到压抑而又无奈。教数学的潘老师有时在上课的最后几分钟说几句战争的形势,有一次还说起我国的抗战名将,在黑板上写了胡宗南、薛岳等几位将军的姓名,但很快就又把它擦掉了。

同学中有时也唱一些抗战歌曲,但不经常唱。徐文新就教我唱过《流亡三部曲》的第二部,我要求他再教我第三部,他说他自己也不会。

这几年由于经费来源困难,筹到的钱都用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吃饭,没有余钱购买图书,连一个小图书馆都办不起来,课外阅读书籍很少,只有《圣路历程》、《福特自传》、《台尔·卡内基自传》等。蔡先生多次给小同学讲《人猿泰山》,好像是在一个杂志上连载的。公开招生后,外来同学带进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等当代文学名著,还有许多侦探小说、侠义小说,什么福尔摩斯、亚森罗频,蜀山剑侠、荒江女侠,加上一些国外的文学名著,如《侠隐记》、《悲惨世界》等等,成为课外流传的主要读物。偶尔也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和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带进来,给我留下一些关于自由、平等、人权等的初步印象。此外,从当时的《万象》等几种杂志上,可以读到张爱玲的言情小说和程小青的侦探小说。还有一份《西风》杂志,经常介绍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政治变革、经济结构、伟人轶事等等,读来很有惊奇感。抗战胜利后,王见吾给了我一本《小夏伯阳》,是从苏联翻译的少儿读物,有文有图,我正在教室里看时,小学的欧嘉灵老师过来,让我借给她看。她借走后好长时间没有还,后来她对我说,《小夏伯阳》不知被谁拿去,找不到了,她买了两本书赔给我。记得其中一本是沙汀的《随军散记》,写的是作者随同贺龙、萧克部队生活的记录,特别是关于官兵平等的描述,使我感触很深。还有一次,张孝诚的哥哥约我到他家,给我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翻了几页就还给他了。

孤儿院和中小学全院二三百人,主要依靠上海一地的教友捐助和数量不多的学费,所以物质生活十分贫苦,一日三餐,都是一饭一菜,见不到荤腥。只有到了圣诞节和春节,才偶尔有一两个荤菜,给节日增加一些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次过春节,每人发一角压岁钱,同学们都到主楼二层客厅去领,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嘻嘻哈哈之声,不绝于耳。还有一次大嫂三十岁生日时,二哥给了她一笔钱。她给全院学生每人发一角钱,可以到马路对面的馄饨店去吃一碗馄饨。那一天,大门口进进出出都是吃馄饨的同学,大家兴高采烈,热闹极了。

我大哥虽然是中小学校长兼孤儿院院长,但他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看到他和大嫂吃过什么水果或零食。他对我也十分严格,我的生活完全同其他孤儿同学一样。特殊情况有三次,一次是我在大哥那里写完一封写给捐助者的感谢信,正好大嫂买了几个番茄,给了我一个。我下楼后在教室里咬了一口,因为以前没有吃过,觉得特别难吃。正好这时廖镜洲过来,我问他要不要。他接过去就吃,连说:“好吃!好吃!”另一次就是过年发压岁钱那次,大嫂给全院学生每人发了一角钱,唯独给了我一元。再有一次是二哥为祝贺大嫂三十寿辰,来到伯特利操办寿宴,请伯特利的老师们吃饭,把我也叫到主楼二层。我上去后,只见会客厅里坐了满满当当两桌。席间胡尹民牧师和音乐老师马革顺先生说了些笑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吃完那顿还算丰盛的饭就下楼了。

在伯特利的几年生活中,我的课外活动比较多,除了下面说的“夏露”壁报外,还有:(1)以孤儿院的名义给捐款者写感谢信, 这件事起初是计马可先生管的,一般是我先起草,他修改,然后我再誊清交给他。他离开伯特利后,是我大哥直接管。数目虽然不多,前后大概也就十来封信,但比 较麻烦,抄错字或显得不工整就要重写。这是我最不愿意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2)多次担任班长,在团契的活动中也充当了比较活跃的角色。(3)经常性的课外工作是刻钢板油印,如刻印一些歌篇,有很长一段时间,钢板和油印机就放在我的教室里,因为我经常要用。(4)吴馥莲先生教《孟子》,一开始是他在黑板上写,让我们抄,后来就让我刻印,上课时发给同学。(5)抗战胜利后,美国新闻处多次派人来放映战争纪录片,如“血战硫磺岛”之类,走读的同学要买票,每次的入场券都是我刻印的。(6)有一位小学的女老师姓许(徐?),父亲是面粉厂老板。一次她拿了一本一年级的国文课本,让我帮她照样刻印出来。我先把课本的字和图画描在在蜡纸上,然后按照描出来的白线刻在钢板上,再一张一张地油印,我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在刻印,干了十来天,才把那个课本刻印完。交给她时,她连“谢谢”都不说一声。

(四)人物小记

1、计马可先生和《夏露》及肉骨头汤  在日常活动中,初期我同计马可先生接触较多。他让我办一个壁报,找我大哥题了报名,叫“夏露”。夏天是没有露水的,为什么叫“夏露”呢?他说,这个报名是你大哥起的,夏露的发音在希伯来文里是问好、安好的意思。壁报贴在主楼走廊的墙上,每期出来后,计先生都对我评论一番,进行指导。有一次他还把他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册拿给我看,上面有每个毕业生的照片和评语,记得关于他的评语中,形容他“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恰如其分地描画出计马可先生的特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夏露》上曾经连载过一篇小说,篇名已经忘记了,内容是根据我在家乡时听说的一个名叫“小桃”的陆壳(强盗)的故事,加上那时看过的一些公案小说、侠义小说、言情小说上的情节,构思了一个侠盗小桃,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被土豪陷害,送进大牢。在牢里同狱犯中的“龙头”斗功斗智,使龙头降服,成为新的龙头,后来带领犯人越狱,啸聚山林。日寇骚扰沿海渔村,多次被他率众击退,最后一次因众寡不敌,退进一个山洞,被日寇用毒气熏死。这篇小说在美丽园时就已酝酿,原来想写在给神学生看的手写小报上,离开美丽园,小报就停了。到极司非而路后又办《夏露》,就把它放在《夏露》上连载。大约发了三四次,写到小桃在狱中被龙头欺负,计马可先生说:“道茂,你不要写这样的小说了,你大哥也不赞成你这样写。”我也感到故事内容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就不敢再写了。有一次在走廊上见冯连珍正在看壁报,她对我说:“林道茂,这一期怎么没有你的小说?”我说:“小说内容不好,大哥和计先生都不让我写下去了。”她说:“不写了?真可惜,我和许威禹都喜欢看你的小说呢!”我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是吗?”但心里却非常高兴。

有一次计马可先生找张福山、徐宝铸等几个男同学帮他搬运什么东西,事后他请这几个同学到他那里喝肉骨头汤,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奢侈的享受。他们喝罢骨头汤出来,正好被我碰见,说计先生请他们喝骨头 汤了。我不平地说,搬东西有骨头汤喝,我办壁报怎么没得喝?这时计马可先生正好出来,他笑着说:“好!好!下次请你喝。”过了几天,他果然请我和几个同学 到他那里喝骨头汤。计先生离开后,蔡勖奇先生也请我们喝过几次骨头汤。喝骨头汤,是伯特利生活的无数温馨记忆之一。

2、蔡勖奇先生  在伯特利的老师中,和同学们最接近的是蔡勖奇先生。他平易近人,又爱护同学,经常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有时小同学趴在他的背上,他也不以为意。小同学叫他Uncle蔡,大同学叫他蔡先生,郭士林、高摩西有时甚至叫他蔡头、老蔡,他都欣然应答。

伯特利有个唱诗班,成员为年龄比较大的男女同学,还有住在高大岛的李学文、魏兴涟、孙焕伦等,蔡先生是这个唱诗班的台柱。他们不但在校内做礼拜时上台唱赞美诗,还常到校外的礼拜堂去唱,十几个男女青年,一式白衣黑领,在台上一站,歌声嘹亮,显得十分庄严而神圣。我因为缺乏天赋歌喉,没有条件参加唱诗班,对他们非常羡慕。

我在伯特利的后期,蔡先生还多次带我们出去远足,每次也就十来个人,多数是同我差不多大或比我略小的同学。记得有一次是到真如乡下,我在一个池塘里摸过几只虾;还有一次是到龙华的滩涂 上,许多类似蟛蜞的螃蟹在滩涂上爬来爬去,人一走近就钻到洞里去了。我一开始还害怕不敢抓,怕手指被螃蟹的大钳夹住。后来试着把手伸进洞里,隔着烂泥就把 螃蟹掏出来了,但其他同学还是不敢掏。我掏了几只,因为在老家温岭时知道蟛蜞不能吃,就都扔掉了。

蔡先生和沈碧瑶女士的婚礼规模不大,详情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十分热闹。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加勒,同学们称他“芥辣菜”,都喜欢亲近他,逗他玩。我1954年夏天到浙江出差,路过上海时去看望蔡先生,给加勒蔡买了几个玩具。蔡先生留我吃饭,我说,还是请我吃一次肉骨头汤吧。从浙江回到上海后,我到他那里喝了一次肉骨头汤,重温了当年的美好记忆。

后来听说他被诬入狱,在安徽劳改,很为他不平。不久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和他并列的“黑五类”贱民。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都得到了解放。蔡先生致力于建立伯特利老同学之间的联系,创办《伯特利通讯》,使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伯特利人,得以接续青少年时代的情谊。他还多次东跑西颠,到各地探望伯特利校友,编织起一张旧情新谊的联络网,给伯特利人的晚年,注入了欢乐和温故的情怀。蔡先生今年98岁,即将进入百岁遐龄,《论语·雍也》有语云:“仁者寿”,蔡先生是最好的验证。

3、早殇的二姐林崇贞  伯特利孤 儿院和中小学没有医务室,我的大姐、二姐都曾作为义工从事医疗服务。前期主要是二姐。有时她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就在晚上看病。好在孩子们营养虽然很差,但 一般没有什么大毛病,无非是发烧拉肚子,手脚磕破了,二姐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倒也得心应手。有一次我发烧,她要给我打针。我没有打过针,坚决不让她打。 她叫来对面门房的汪努一先生,连哄带骗地把我摁在床上,让汪先生按住我的两腿,二姐就在我屁股上扎了一针。这是我生平第一针,紧张万分,落下多年的条件反 射,一到臀部打针就抽搐,有一次打针的护士还笑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怕打针!

但第一次打针的痛苦换来了好处,二姐给我买来一包我从未吃过的苏打饼干,使我得到意外的享受。苏打饼干成了我平生爱吃的食品之一,每次吃到苏打饼干,就想起不幸早逝的二姐。

二姐是患了骨结核去世的。据说是有一次骑自行车摔下来,骨头有一处开裂,结核菌进了骨头,遂有此不治之症。二哥后来说,当时如有青霉素,这种病不难治好,太可惜了。

二姐得病后,住在她曾经工作过的瞿直甫医院。起初我每次去看她,他总是 笑对我说,她很快会好的,但愈到后来,就愈显得悲观。她一再对我说,你无论如何要好好好学习,有了学问才能做大事,不要像我这样没有出息。有一次去看她 时,只见她的两手都被绑在床沿上,护士说她痒得受不了,皮都抓破了好几处,没有办法,只得把手绑上。我问她现在痒不痒。她扭着身体说:“难过啊!”说着就 泪流满面,我也陪着她哭。

她刚住院不久,我买了一只小鸡,伙房的一位厨工帮我找了一个竹筐子,小鸡就养在竹筐里,放在洗衣房,早晨放出来,晚上赶进竹筐。大概只养了两三个月,二姐的病就更加重了,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请厨工把小鸡杀了,煮了一小锅鸡汤送去。二姐似乎还清醒,但双手仍然绑着。她见到我时已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流泪。我一面哭着,一面给她喂鸡汤,只喂了几勺,大部分都流在嘴外了。

几天后她就走了,才22岁。二哥为她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葬在静安寺附近的一个公墓里。下葬时送行的,除大哥大嫂外,还有二哥、大姐、三哥和伯特利的几位老师。

二姐是我们九个兄弟姐妹中命运最苦的人。她小时被送出去当童养媳,因不 堪虐待逃回家来。爸爸要把她送回去,母亲却坚持把她留了下来,通过教会的关系,送到临海的敬爱小学住校。妈妈说我长得像她,她对我也特别喜爱,寒暑假回家 后常和我说些学校的趣事,如学英文“来叫come去叫go,一块洋钿one dollar”。还说起她们学校的女校长是英国人,有个中国名字叫“许懿君”。她一笔一划地教我学写“懿”字,又学着许懿君的官话:“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她小学毕业时已经十五六岁了,没有上中学,经人介绍到杭州广济医院学护士。其他同学多数初中毕业,只有她才小学毕业,所以学得十分刻苦,比别人多学了一年才毕业。在伯特利期间,神学院有一位姓崔的学生同她相爱,两人照过一张合影。她得了绝症,爱情成了过早枯萎的无果之花。

二姐在伯特利的将近两年里,对孩子们慈爱耐心,孩子们对她是既亲又敬。 她特别喜欢开提,那时开提大概还只有六七岁吧。有一次我听二姐对开提说:“开提,你就姓林吧!做我的妹妹。”开提高兴地说“好!好!我就姓林。”这个半真 半假的玩笑话,因为二姐的去世而没有成为事实。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十多年前同开提建立联系后,每次通电话,她都叫我“道茂哥”。我听了既觉得亲切温暖,又 有些伤感,不知道开提是否还记得当年二姐同她的对话?

4、郭朝赞  在年龄相近的同学中,我和郭朝赞的接触比较多,他机敏聪慧,言谈颇有幽默感。有一年春节后,我有了二哥给的几元压岁钱,约郭朝赞一起去逛大世界。买了票进去,从几面哈哈镜上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怪相,惊诧不 已。进到里面,走了几处游乐场所,看客都不多,不如想象的那么热闹。在一个演滑稽戏的场子里,我们刚坐了下来,就有一个女人托着盘子给我们送茶。我挺高 兴,心想看戏还给茶喝,真不错。不料,过了一会儿就有一个大汉来收茶钱,一问钱数,比票价多好几倍,要好几块钱,而我身上只剩下几角钱了。我掏出所有钱 来,说我只有这么多。那大汉骂道:“戳那娘,没钞票看啥戏!”朝赞把我手上的钱拿过去,恭恭敬敬地递给他,说:“实在对不起,我们不懂规矩,没有带那么多 钱,这次请你高抬贵手,下次一定多带钱来。”大汉接了钱说:“小瘪三,拨(给)我滚出去!”朝赞拉着我的手,一面朝外走,一面连声说:“谢谢儂!谢谢 儂!”出了大世界,我问朝赞,怎么还要谢谢他?朝赞说:“好险啊,他没有打我们,算我们运气好,弄不好还要剥我们的衣服裤子,那就麻烦了。”我说:“怎么 会这样?”他说:“这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听了他的话,我的脑子才豁然开窍,有点后怕。我们虽然被赶了出来,但没有挨打,衣服没有被剥掉,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抗战胜利前不久,郭朝赞有一次对我说,他在外面看到有一个地下组织张贴 的宣言,内容是庆祝盟军胜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等等。两人不知怎么说起来,我们何不也来发表个宣言!当时就商定由我起草,用一个什么青年组织的名义,印 个抗日传单,他去散发。我起草的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大体上是“驱除鞑虏,还我中华”、“配合盟军,争取最后胜利”之类。印好以后,就交给朝赞去发。他起初对我说都已经发了,后来又告诉我,他也不敢发,都扔在一个公共厕所里了。

这件事的后续发展就很不妙了。1951年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时, 全国开展“忠诚老实运动”,革大校长刘澜涛来做动员报告,提出每个人的历史上有过什么政治性的活动,都应向组织上说清楚,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出于对组织 上的信任,我把写传单一事也写进自传。写到传单的内容时,本已如实写出,后来一想,写出传单的内容是抗日的,似乎有吹嘘自己之嫌,于是就改说内容已记不清 了。不料这一念之差,竟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952年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后,华北局办公厅党支部审查我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交代的问题, 先是在党小组里对我提出问题,要我进一步说清楚一些细节。他们认为我交代的几个问题都有很大的疑点,特别是那个传单,自己起草的传单,怎么连内容都不记得 了?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怀疑我是为反动组织起草的反动文章,后来甚至肯定我写的是反共传单。我愈解释愈说不清楚,反而成了“态度不好”,“不老实”。他 们准备召开支部大会来批判我的态度,让我交代写反共传单等历史问题。这样的阵势,使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幸而当时华北局秘书长侯维煜出面干涉,他对支部书 记说:对历史上的问题,不要光凭猜测就轻易下结论。延安抢救运动就因为无根据地猜测逼供,使许多同志受了委屈,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这件事就从此不了了 之,我也得以化险为夷。但他们在我次年调离华北局时,在我的鉴定上写了“对党的审查不老实”的批注,以致到了1958年初批判我的“右派言论”时,有人又 把这件事翻出来,作为我在反右运动中态度不老实的历史根据。

抗战胜利后,郭朝赞参加了国军部队,好像是个什么军校之类。但去了不久就难以忍受那过于严酷的生活而逃了回来。第二天来了一个宪兵,把他押了回去,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我至今还记得69年前他被押走的景象,他此后的命运大概相当悲惨,一个聪明机智的青年,一生就这样毁了。

5、黄重生  在 比我小的同学中,我最接近的是黄重生,他比我小四五岁。在我编“夏露”壁报期间,有一次在壁报前见到他,当时对他还不大熟悉。他指着壁报问我:“这些字都 是你写的?”我说“是的”。因为即使是别的同学写的文章,我一般也都是誊抄后才贴到墙壁上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两张字,我想学写你的字。”这话让我 吃了一惊,我说:“学写字有字帖,照字帖学才能写得好。我的字写得不好。”他固执地说:“我就是要学你的字。”我拗不过他,只好给他写了两张。从此同他逐 渐接近。使我更加吃惊的是,他学写我的字,但后来他的字写得比我还好。

黄重生长着一对大眼睛,透出聪明伶俐,但平常沉默寡言,若有所思,显得少年老成,有点孤僻。在同我接触时,明亮的大眼睛总是透出一种亲切、欢快而尊敬的眼神。他曾多次把我换下的脏衣服拿去洗,我说我自己会洗的,他说,你事情多,很忙,还是我给你洗吧。有的同学开玩笑说他是我的弟弟,我笑着默认,我确实很喜欢他。

我到北京后,在北大时给他写过一封信,后来就没有联系了。1951年听 说他考取了大连工学院,很为他高兴。可是一两年后却传来噩耗,他因失恋自杀。我既伤心,又自责。失恋固然不幸,但自杀反映了对人生的绝望,当时他的物质生 活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如果有人关心他,安慰他,帮助他,或许就不会走上自杀的绝路。我就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我没有这样做。虽然那个时期“左倾幼稚病”盛 行,“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之类的帽子令人畏惧,但我还不是没有可能帮助他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他的死去是有责任的。几十年来,我一想 起这件事就感到愧疚,我对不起黄重生。

(五)尚未遗忘的一鳞半爪

1、破获蓝衣社  刚到极司非而路38号不久,报纸上发表了汪伪政府破获国民党蓝衣社的报道,地点就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76号。报上登出被捕获人员的十来张照片,有一张比别人的照片都大,注明是蓝衣社头目陈恭澍。我当时认为这些人都是抗日英雄,为他们不幸落难,既惋惜,又气愤。

2、足球杂忆  有些男同学喜欢踢足球,但没有足球,只能踢小皮球。在主楼后的水泥小广场上,经常有热闹的两军对垒。我有一次也下场去踢,踢不到球,却把眼镜撞跌了,幸亏没有跌坏,但我从此再也不敢踢球了。

谢彼得、徐宝铸、张福山等常谈起香港的球王李惠堂,使我十分神往。谢彼得说,他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人造时势还是时势造人,他写的是人造时势,用的就是李惠堂的例子,认为有了李惠堂,才有香港足球界的繁荣。宝铸多次带我到附近一个公园(好像是“胶州公园”)去看足球赛。参赛的球队有东华、葡萄牙、圣方济等。有一次赛后散场,宝铸在公园门口见到一个球员,兴奋地跑上前去要同他握手,那人理也不理,大大咧咧地走了。宝铸仍很高兴,说那是著名的球星吴祺祥。

3、几首歌谣  在伯特利,除做礼拜时唱赞美诗外,平时唱得最多的有两首歌谣,一首是“种莲子,开荷花;种瓜子,结西瓜。没有种子哪有花和瓜?”。据说是蔡勖奇先生编的。一次在拔摩海岛的男生宿舍里,谢彼得坐在床上,余伟立隔着一张铁床对他唱:“种连珍,谢彼得……”。谢彼得起来要打他,他赶紧逃开,嘴里还不断地唱着“种连珍,谢彼得!”“种连珍,谢彼得!”。两人围着铁床,一逃一追。几个同学笑着看热闹。谢彼得虽然看起来似乎很生气,但嘴角笑意盎然。许多同学知道他暗恋冯连珍,宝铸、伟立常拿这个题目取笑他。

还有一首是“总司令”。一天晚饭后,我在主楼前看到一个小同学坐在从花园走上主楼的台阶上,忘了是吴西顺还是林昌棕,懒洋洋地用广东话唱一首歌:“总司令,同么四万个兵仔,冲上去,收尾又退返落来!”我问他唱什么歌,他一句句地解释给我听,我很快就学会了。歌词包含着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但他唱时却显得冷漠平淡,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我久久难忘。吴西顺大概是汕头人,记得蔡勖奇先生多次叫他“汕头郎”(郎作“浪”声)。

另有三首歌谣,没有广泛而持久地传唱,但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一首是蔡勖奇先生为欢送小学的小王先生而写的。小学有两位姓王的女老师,一位体型高大,被称为大王先生;一位娇小玲珑,被称为小王先生。小王先生要回河南结婚,学校为她开了一个欢送会。会前蔡先生教同学们唱欢送歌,会上大家同唱:“小王先生笑嘻嘻,其中定有大道理,河南去,啥事体?盼望你,到目的地,**先生来接你……”下面还有几句歌词不记得了。

再一首是听余伟立唱的:“小小豆子圆又圆,做成豆腐卖成钱,虽然是一个小生意,小小生意赚大钱那个赚大钱!”伟立平时显得比较小气,宝铸多次叫他“寒啬佬”。这个绰号有点贬意,伟立很不愿听。我有时默默地心唱这首歌,脑海里就浮现出伟立那圆圆的面庞和唱这首歌时的神情。

还有一首“从军伍”,大概是抗战胜利后流传的,歌词是:“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寂寞空凄凉。家成灰,亲墓生青草。我的妹,流落在他乡。”蔡先生让我把它编成独幕剧,写抗战老兵回乡,路遇流氓欺侮少女,他仗义救助,救的正好是他妹妹。兄妹一起回乡扫墓,回忆战前一家团聚的幸福时光。这个独幕剧在1945年的圣诞晚会上演出,是谁演的兄妹,已经想不起来了(好像是刘中庸演的哥哥)。参加晚会的师生很多,小礼堂坐不下,六个门口都挤满了人。我和郭士林、李玉珍到礼堂隔壁的教室里,站到桌子上,趴在和礼堂相通的门前,打开门上面的通气玻璃窗,从那里俯视台上演出的节目。这是我在伯特利的最后一次参加圣诞晚会,留下了甜蜜而痛苦的强烈忆念。

4、惊鸿一瞥郭元同  有一天,大概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吧,晚饭后听说拔摩海岛住进了一位客人,我好奇地想去看看。进了门房对面的大宿舍,只见好些小同学围在进门左侧的铁床前,铁床上坐着一个英俊的青年人,正在变小戏法,周围不停地发出惊诧声和笑声。变罢几个戏法,他说:“好啦!戏法变完了,我去洗个澡,你们该休息啦!”小同学不依,还要他变,有一个小同学甚至上床抱着他,不让他走。他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别这样,别这样!”接着说:“我给你们说段相声吧!”小同学们齐声说:“好!”有的还鼓起掌来。他说了一段相声,其间夹杂了狗叫、猫叫、牛叫、羊叫,听得小同学们哈哈大笑。说完相声,他站起身来说:“这回该让我走了吧!”说着从床头的一个帆布包里拿出毛巾等物,拨开小同学走了。我虽然只见他一面,但他的开朗潇洒,令我十分敬慕,久久难以忘怀。

后来听说这位青年名叫郭元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音乐家,刚从外地到上海,无处落脚,正好伯特利有一位他母亲认识的老师,他找到这里,借住一晚,第二天就走了。据说到了上海的一个什么剧团里,为话剧配乐。当时上演的话剧《福尔摩斯》,就是他配的乐曲。过了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他因患肺病去世的消息,一份杂志发表了几篇悼念他的文章,其中有黄宗英写的,说她难以忘怀两人在北京西苑的田间小路上,遥看西山的落日等等,非常感人。还有一篇文章提到郭元同是基督教徒,但他不信有上帝。这两句话在伯特利的老师和住在高大岛的五位大学生中引起一番争论。有的同情,有的不屑,但谁都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结论。只是他那英俊潇洒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恒久的惋惜和遗憾。

5、好狗Jolly  我从大西路到极司非而路不久,就听说院子里养了一条小狗,还没有名字。计马可先生发动大家给小狗起名字,我也提了一个名字,叫“恩利”,意思是愿上帝赐恩伯特利。一天晚上开会,计马可先生宣读了同学们起的二十几个名字,一一作了评说,认为都不理想。读到我起的“恩利”时,他说,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好,但“恩利”的“恩”字叫起来不响亮。最后他宣布:最好的名字是陈秋瑾陈师母起的,叫“Jolly”。这个名字叫起来响亮,中文意思是快乐,我们伯特利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这条小狗将会快乐地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从此,Jolly 就成为调节我们生活的一个欢乐的因素。我也常和牠玩,有时脱下鞋子扔到远处,让牠叼回来。我离开伯特利的时候,牠已经是一条很大的狼狗了,仍然温顺地蹭着我的裤子,似乎也知道我们即将离别。我1948年初和1954年夏两次回到当年旧地,牠都似曾相识地摇着尾巴,亲切地凝视着我。这是我平生唯一的非人类朋友,牠不可磨灭地沉淀在我的记忆中。

6、为傅彼得代笔  抗 战胜利不久,教过我们物理的傅彼得先生叫我去,让我帮他代写一份关于三民主义的材料。他说:我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以前在地下,现在公开了,每天都挎着 手枪去接收。最近重庆派人来考察我们,要我们写一个材料,谈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我很忙,没有功夫,你帮我写一下。我对他说的挎着枪去接收很感兴趣,问他能 不能让我跟他去看看。他说,那怎么行,不是三青团员不能去。我不好再说,于是就替他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材料,说自己服膺三民主义,愿意为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而奋斗,并且写了些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认识,交给了傅彼得。这件事我在1951年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作为历史上的政治性问题写进自传,第二年审查我 时,有人说这是我参加三青团的申请书,幸亏后来没有据此定论。

        (五)离开伯特利

1945年抗战胜利后,伯特利的元老胡美林、蓝如溪等回到上海,大哥交卸了伯特利的工作后,到苏州去创办华东神学院。他是怀着很不愉快的心情走的。据说当时有一两位老伯特利人向胡美林说了一些大哥的坏话,她对大哥有所指责。我没有听到大哥大嫂有什么怨言,但我很为他们抱不平。想当年你们扔下那么一大摊子不管了,大哥大嫂本着基督徒的精神接下如此繁重的任务,为了二三百人能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四年来含辛茹苦,夙兴夜寐,在沦陷区的艰难处境下,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却维持了全院师生的正常生活,这多么不容易。你们一来就指责,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大哥离开伯特利后,几十年没有再和伯特利有什么交往,可见此事对他的创伤之深。

我离开伯特利是在1946年的元旦之后,结束了高三上学期的学业,伯特利不再续办高三下。我和李秉如、林国荣转到北四川路的怀恩中学,其他同学各奔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学校没有被有关当局批准立案,不能发毕业证书,所以只好停办。前两届是在抗战胜利前毕业的,比我高一两班的郭士林、胡天惠、沈志惇、宋知真、崔文湘、叶瑛、叶肇芸、许惠年、董鸿恩、刘静良、董恒潜、周邦泰、陈振铭、王轶群、何载茂、倪植琛、余梅棣、林宝环、程约翰、徐问铨、胡启明等,都发了毕业证书。我下一届的同学大概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就只我们这一届碰上了。

离开伯特利后,我在虹口二哥的家里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苏州去看望大哥大嫂。他们住在苏州平门里的一个别墅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和好几栋房子,大概也是教友提供的。神学院筹备很不顺利,我去时别墅里只有大哥大嫂和他们的孩子荣平,显得十分冷清。我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到常熟去看望姚光弼。上路坐的是一辆烧木炭的小客车,挤了五六个乘客。车子开出苏州不久,有一个中年乘客掏出手枪,对司机说:“路上如果有人拦车,不许停下,继续开,你要是停下来,我就开枪打你。”搞得一车人都很紧张。幸而一路无事。在姚光弼母亲的热情招待下,我在他家住了两个晚上,他带我游览了附近的景区,爬了一次山,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回到苏州后,对大哥说起去常熟时车上的情况。他说,常熟一带抗战胜利前就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在活动,你说的那个人大概是国民党方面的,所以害怕半路有人拦截。

苏州的神学院可能没有办成,大哥不久后就到杭州的一个神学院去担任院长,可能就是准备在苏州筹办的华东神学院,直到1948年春再度前往美国。

我回上海后就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怀恩中学报到。怀恩中学也是基督教学校,校长是教会里颇为有名的宋尚节博士的弟弟宋尚直。同班有十来个男生,只有两个女生。因为相处时间很短,大部分同学的姓名都不记得了。除了伯特利转去的李秉如和林国荣外,我只记得杜友竹、张显初二人,因为他们考取了清华大学先修班,到了北京,我们在北京还见过面。

(六)暮年心语

往事依依,点点心头。当年的屋舍虽然已经荡然无存,许多曾经在那个院落里欢笑嬉闹的青年和儿童,有的已经走完人生道路,告别人世;幸而尚存的男男女女,也无不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但是,艰苦岁月的同舟共济,几十年前的历历情怀,却镌刻在每一个生者的记忆深处,与生俱在,永不消逝。近几年我每次捧读《上海伯特利校友通讯》,吟诵伯特利人的心曲,总有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亲切感和凄怆感,萦绕交织于心头,挥之不去。回顾我的一生,坎坷而曲折,在伯特利的那四年多岁月里,生活具有特别的意义。那是我的人生开始起步的少年时代,贫困然而不乏欢乐,平凡却又胸怀大志。渗透基督教义的教育和生活,铸就了做光做盐的精神和奉献牺牲的品格。它指导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一生。

生命只有一次,岁月不会再来。伯特利,是点燃我人生价值的永不熄灭的火炬!是蕴藏于我心灵深处的永不消失的颂歌!

2014年8月15日初稿,9月30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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