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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人生记忆之页

文有仁:人就这么一生--老伴单樨去世两周年祭

September 19, 2014

套句老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老伴单樨去世转瞬就两周年了。

一篇题为《人就这么一生》的网文说:“我们在亲人的欢笑声中诞生,又在亲人的悲伤中离去。而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但我们应庆幸自己拥有了这一生。”

相隔千里,走到一起

1930年4月5日,上海,我在军官家中亲人的欢笑声中诞生。次日,北京,单樨在菜农家中亲人的欢笑声中诞生。当时谁也想不到,相隔千里的两人20年后会走到一起。

1933年父亲去世。我们全家迁南京定居。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八一三淞沪抗战”,历时悲壮的三个月 激战后失败。预计到日寇会进攻南京,10月,我们全家同也在南京定居的大伯及其两个儿子——四哥、五哥两家一起乗轮西去汉口。我在南京刚读完小学二年级, 在汉口插班读四年级。1938年夏,日寇进攻武汉,全家又迁往老家湖北荆门县的沙洋镇,四哥、五哥两家分别去了湖南、重庆。

不久,我家转到荆门县大山深处的孤家村西庄河,度过了两年平静安谧的山村生活。1940年5月,日寇发动枣(阳)宜 (城)会战。张自忠将军阵亡。日寇攻到西庄河。住房被烧,财物被掠,34岁的母亲带着我们姐弟5人和80多岁、小脚的太姥姥步行逃难。离开西庄河不久,太 姥姥坐到地上说,“我不走了。”瞬即坐逝。我们穿山越岭,10月,到了谷城,全家住进难民收容所。我和哥有智、弟有勇、妹星亚进了难童小学,这里食宿免 费,发单衣、棉衣、棉被。在武汉曾读到初中一年级的苏亚姐,这年16岁,当了难童小学低年级老师,年底就同难童小学教务主任张汝诚结婚了。

文苏亚张汝诚结婚照

1941年夏,我考入设在均县的湖北省立第八高中的初中部一年级。这里食宿免费,发单、棉制服。有智哥在1941年秋去世。1944年我考入设在襄阳的省立第五高中。五高仅食宿免费。

这年6月,19岁的姐姐生了第二个孩子——女儿张益俭。其时,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坦克、装甲车和新式武器支持抗日,而 国民党抓来的没有文化的壮丁难于掌握这些武器。当局号召知识青年参军,姐夫张汝诚参军去了四川。姐姐独自带两个孩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益俭满月不久,姐 姐带益俭到离城15里的仙人渡乡小学教书。上课时把婴儿一人放在住房床上,任她啼哭。课间休息时间要抓紧喂奶。夜里带婴儿,睡不好觉。当时薪水很低,每天 自己做饭,饮食很差。既累而营养又跟不上,姐姐得了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无药可治,是绝症。1945年8月7日,苏亚姐溘然长逝。8月15日,日本宣布投 降。姐姐终未能等到她日夜企盼的抗战胜利,赉恨而终,20岁就结束了她苦难而短暂的一生。

 

1944年秋的苏亚姐     1945年1月的益勤益俭

此后,母亲、星亚妹、有勇弟和我先后回到南京。1947年秋,有勇弟也患肺结核去世。欢欢乐乐的一大家人1937年离开南京,1947年底只剩下母亲、星亚妹和我三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

1948年,我考入湖北师范学院,在这里投身学生运动,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武汉解放后调入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在四大队四中队第四组学习。

单樨早年在北平。她大哥很早就是铁路机车司炉,因而她进了扶轮小学(铁路子弟小学)。以后上过扶轮中学、燕冀女中。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9月,在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驻京办事处报名参军。当时张家口正闹鼠疫,单樨同几位在京报名参军的同学稽留在北京。10月底,鼠疫消灭,他们才被驻京办事处送到张家口。

这一天,四大队四中队第一组(四中队唯一的女生组)突然出现了一名穿学生装的女孩子,引起全中队瞩目。这年春节全校晚会上,她在歌剧《宝山参军》中饰演女主角,更引人注意。她就是单樨。我和单樨就这样从相隔千里的南北两方走到一起。

在北京军委干部学校六班

1950年4月底,北京军委干部学校到军委工程学校调几百名学员。调干同志在与学员分别谈话时明确说,干校是军委联络部办的,任务是培养情报干部,学员不得同家庭联系。个别女学员当场就哭了,说不能不同妈妈联系,因此就被从调人名单中刷下。

5月3日,我们到了北京军委干校。这天,北京晴空万里,湛蓝的天空飘浮着几片白云。满院垂柳翠绿,柳絮飞舞。

军委干校是不久前成立的。开始设一个武官班(一班),一个“夫人”班(二班),专门培养到到驻外使馆当武官及其夫人的,这两个班都是从解放军干部中选调来的。以后又成立四个班,学员是从军委工程学校、外地干校和普通高校选调的。外语是主课。三、四、五班学英语为主,六班学俄语。四个班共同的课程还有学习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各国领导人情况及国内外时事。

新学员来后立即分班。我和单樨分到六班(俄文班)。六班约100人,分十个组。我和单樨分别担任两个组的组长。班主任邱芝亭,1938年参加革命,去延安,1942年奉派到西安蒋管区从事地下情报站,直到1949年初。

1951年夏,我得了肺结核。当时肺结核被认为是不治之症。邱主任很关心。这时刚发明的治肺结核特效药链霉素,是昂贵的进口药,规定团以上干部才能使用。干校领导 却为我争取到链霉素。医院让我在本校休养,卧床,勿劳累,加强营养。学校为我安排了一间只能放一张单人床的小房间,由吃“大灶”改为“病号灶”。邱主任免 去我组长职务,把单樨调到我组当组长。单樨来后,在抓好全组学习与思想工作同时,抽时间照顾我。定期把我换下的外衣、内衣,乃至裤衩拿走洗净,叠好给我。 几个月,我从瘦小子变成了小胖子,两肺的结核点都已钙化。我回到原组里作为一般学员恢复学习,组长仍是单樨。

1953年5月,军委联络部上海局需要俄文翻译,我提前调离干校,分到上海局。不久,我就写信给组长单樨,请向邱主任转达我第一次到工作岗位的感受,以及对六班学习的改进建议,比如要加强口语训练等。单樨迅即回信说,已把我的信给邱主任看了,并告诉我六班学习的进展和一些同学近况。

8月,单樨来信说,学校宣布全校毕业;六班同学被暂时借调到军委测绘局工作,把苏联提供的详尽的俄文世界地图中所有地名译成中文。9月,六班我一位好友来信说,干校已取消恋爱禁令,六班女同学少,几乎都已同男同学结对;六班都知道,你和单樨在通信,你们两人如有意,应当尽早明确。这样,我即写信给单樨表达情意。她很快回信,寄来三张近照,其中一张背面题词是“热爱我们的幸福  更加辛勤的劳动”。

11月的一天晚饭后,上海局同志们在院子里散步,我所在的处方柏春处长问我:“小鬼,你和你的小朋友关系定了没有?怎么不报告!干校正分配工作,她分到外地,再调来上海就很难了。”我立即回答:“定了。”很快,单樨就调到上海联络局。单樨在干校相当活跃。干校和军委通讯部部分机构在一个大院里,苏联派来一些通讯兵在大院广场上试步话机。单樨和六班几个同学用刚学的俄语同他们聊天,口语水平迅速提高。上海局苏联专家正用一部中国小说学中文,单樨来后每周三个上午到苏联专家那里,为他逐段口译、讲解小说。

1955年9月31日,我俩结婚。

 

文有仁单樨结婚照

1956年1月,我俩调回北京军委联络部。这时,军队正在精简;西藏准备民主改革,需要干部;军队精简干部大量派往西藏。新华社俄文干部紧缺,邓岗副社长在军委联络部精简干部名单中发现我俩会俄文,立即把我俩“挖”到新华社。从此我俩的命运就同新华社联系到一起。

在新华社  跌宕起伏

1956年2月,我们分配到新华社翻译部俄文组。当时正举行苏共二十大,所有重要讲话和文件都要译成中文,刊登《参考资料》。我在军委 干校,俄语语法学的较扎实,笔译俄译中很快适应,组长让我担任译校。8月,单樨生儿子,按当时规定,产假56天。产假快满时,翻译部副主任告诉我,单樨将 调到译名组。译名组的任务是,把俄文组、英文组遇到的新的外文专名确定中文译名后,由译名组制成卡片保存。我表示不同意。此事作罢。单樨事后抱怨我,这会 被认为她不服从组织分配。

1957年1月,我被发展为预备党员。此时,新华社国际部成立文化科学体育组。我由于读过大学数学系,与科技搭点边,被调到此组从事国外科技报道。

这年5月,毛泽东搞“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党内外对党提批评、建议,“大鸣大放”。当时人们不知道这是“阳谋”。 我想,我是预备党员,应当响应号召,绞尽脑汁想出三条意见,在党小组会上 “鸣放”。一、美国可以公开批评总统。我们真理在手,不必害怕批评;批对了,接受;批的不对,解释清楚就行了。二、对老干部应论功行赏,对他们违纪犯法也 应秉公处理,不能搞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那一套。三、刚解放时让老区来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老党员干部当某些大学校长,可以理解。现在大学里已培养出不 少党员教授,应当由优秀党员教授任校长。1958年12月,国际部支部会讨论我转正时,给我上纲为:一、鼓动反对毛主席;二、对老干部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三、反对毛主席“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主张。应当定为右派。考虑到,中央规定,各单位右派名额应占全员百分之五,此时新华社百分之五名额已满,因此定我为“中右”,不戴右派帽子,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今后只许老实干活,不许乱说乱动,帽子拿在组织手上,随时可以扣上。

在这次讨论我的支部会前,翻译部(参编部)支部已决定发展单樨入党,让她填了入党登记表,这时通知她今后不可能入党,收掉她的入党登记表。

“文革”时,二儿子在幼儿园,有孩子指着他说,“你爸爸是右派”。他回家问妈妈;单樨说,别理他们。参编部有人贴单樨大字报,要求她同我划清界限,离婚。单樨根本不理睬。

 

1963年8月厄运中的全家四口

直到“文革”结束,宣布右派平反,我才恢复党员资格。这时我才懂什么是“株连”。在我恢复党员资格第二天,参编部党组织 开会通过单樨入党。单樨的二哥长期担任铁路车长,参加过抗美援朝,很早就提出入党申请,一直不考虑,单樨刚一入党,她二哥入党就解决了,随后二哥的孩子也 入党了。我的外甥女张益俭早年失去父母,10岁时我和单樨把她从湖北谷城接来北京上学。她部队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304医院。她在学校、医院都表现积极,多次评为先进。她很早就提出入党申请,写了多次思想汇报,医院政治部一再表扬她,可就解决不了入党问题。我刚一恢复党员资格,张益俭入党问题立即得到解决。

文革中,初中升高中不经过考试,由学校推荐。大儿子初中毕业,以我“政治上有问题”为由,他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

在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定为中右以后,1959年2月到1960年2月,把我下放到河北徐水县农村“劳动改造”。组里绝大多数同志,特别是孙维熙、丁翔起等,对我仍是友好的。这以后,每次要组里派人去新华社各个劳动基地劳动,组领导为了帮助我“改造”,都会派我去。1965年7月,又派我到房山县穆家口大队搞四清。

1960年2月回社工作后,我远离政治,埋头编、写国外科技稿。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世界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新华社转发了塔斯社大量相关新闻,各报普遍刊登。但仍满足不了 需要。当时我国影响最大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的编辑齐仲,请我利用业余时间把苏联报刊有关文章全文或摘要译登《知识就是力量》。从此我开始了业余科 普创作活动。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号宇宙飞船飞入太空,绕地球一周后安全返回,首次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 愿望。这年9月,北京北海幼儿园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请我为孩子们讲讲宇航的故事。我十分认真地写了讲稿。向组长报告此事时,他冷冷地说:“不去讲。”此事 就吹了。我不甘心白白扔了讲稿,把讲稿寄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几天后接到退稿,退稿信只说“不出。”(我平反后,组里同志告诉我,当时山西人民出版社打电话 到组里,组里答复,文有仁的书不能出。)我又把讲稿寄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该社编辑笪中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此稿正合时宜,通俗易懂,决定出版。他认真编 辑此稿,还请张中良同志画了许多精美的插图。《答幻想飞向星星的孩子》1964年4月出版,印5万册,3个月即卖完,同年8月第2次印刷,加印5万册 ,又很快卖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4年4月版封面

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社四清工作队调回总社参加文革。

文革中专给“埋头工作,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定做了一顶帽子:走“白专道路”。《答幻想飞向星星的孩子》和我的其他科普文章,成为我走“白专道路”的证据。受到批判。

毛泽东在1966年8月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单樨文革前在参编部科技组为《参考消息》、《参考资料》编发大量国外科技新闻。文革开始,一些人说她在内部刊物编发苏联、欧美科技新闻是宣扬苏修和资本主义,把她当做“走资派”批判,尽管她不是党员,也不当权。

以后,新华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了“牛棚”;各派为争权大打派战 。我在国际部苏联东欧组,单樨在参编部科技组,都没人顾及,我们老老实实埋头编发新闻。上级为保证新华社正常工作,对新华社实行军管,各派搞 “大联合”。

1968年10月,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新华社军管小组决定设立山西永济干校,规定下放干校者在永济 安家落户。人们感到奇怪的是,我这个有问题的干部没有下放。后来了解,军代表为了保证新华社新闻报道正常进行,决定把“笔杆子”留在总社。我到苏联东欧组 后写了一些有影响的新闻稿件,因此也被留在总社。

文革期间,造反派对我说,国际部、苏欧组领导曾那么整你,你应当写大字报揭批他们。我回答,他们是好干部,不是走资派。我没有参与揭批他们。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国际部、苏欧组原领导恢复职务。

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于10日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

1977年7月,党中央决定要写一篇全面阐述三个世界划 分理论的长文,由外交部牵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联部参加。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谢文清派我和一位年轻党员编辑参加。谢文清告诉外交部,文有仁是参与执笔写 作的,他不是党员,但我们把他当党员使用,工作需要看的党内文件都给他看。后来中央派胡乔木来最后修改定稿。这篇37000字长文的题目是“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于1977年11月1日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

开始了我俩的“新时期”

文革结束后的整党后期,开始发展党员。国际部、苏欧组领导认为我在文革中表现好,在发展第一批党员时,于1978年10月5日让我重新入党。不久,中央宣布右派平反。1979年2月,国际部党组织宣布恢复我1957年入党资格。

1977年,单樨被任命为参编部科技组副组长(该组没有组长),主持该组工作。

1970年7月到1971年2月,我下放房山新华社干校劳动。干校军代表认为国际部干部是最臭知识分子,应干最臭的活, 让我们在大热天阳光直晒下起猪圈。我光膀子干。午餐前,我要打点热水洗去腹上猪粪,遭军代表呵斥:“农民有热水洗吗?”我只好用刚从井里打的冰凉的水洗。 吃饭时就胃疼吐血。从此落下吐血毛病。1977年我参与写三个世界划分文章期间,又一次大吐血。1979年,国际部恢复科技体育组。部领导要我担任组长。当时我正严重胃出血,无力担任,回到科体组任科技编辑。1981年1月,我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体力恢复后于1982年6月被任命为国际部发稿人、苏欧组组长。

1982年11月去印度参加亚运会报道,负责中文发稿。这是我到新华社从事国际报道26年来第一次出国。1983年2月 去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参加新华社苏联东欧地区分社会议。我是第一次去苏联东欧地区,我和孙维熙等要求往返都坐火车,这样可以多看几个国家。这次会后,我和 孙维熙写了多篇关于这些国家的通讯在报刊发表,最后汇编成书《苏欧散记》出版。

摄于新德里亚运会体育场

1984年6月总社决定派我去波兰担任驻华沙分社首席记者,学波兰文的王京臣任记者,另派一名报务员。新华社和波兰通讯 社曾有约定:各派两名记者长驻对方。我向外事局提意见,我和单樨都已54岁,还要两地分居吗?外事局回答,那就不派报务员,让单樨去波兰当报务员。我和单 樨都同意了。单樨立即从外事局要了电码本,开始背电码。参编部副主任徐舟力知道后找外事局说:参编部副处长出国只能当报务员,你们也太看不起参编部了。后 来,外事局同意单樨对外以首席记者夫人名义派出,对内担任编辑,另派一报务员兼司机。我俩开始全力做出国准备事务。

这时,总社决定我7月初去美国洛杉矶负责第23届奥运会中文报道,奥运会报道完成后再去波兰。去波兰事务全由单樨一人操办。

在我去洛杉矶前,王京臣和报务员先去华沙接班。

1984年11月,我和单樨飞往华沙。

“四子”记者   跛鸭上架

飞华沙中途在莫斯科转飞机,要等候4小时。莫斯科分社接我们到分社休息。莫斯科刚下大雪,分社院内积雪厚达1尺多。飞抵 华沙,华沙分社记者汤德乔和王京臣来机场接我们。出候机楼,天空乌云密布,黝黑一片,地上积雪厚一尺多。到达分社已是当地时间夜十一点多。北京和华沙有6 小时时差。22小时没睡觉,时差一时也倒不过来。一觉睡到次晨。8点多,王京臣打电话给我说,总社有急电,快来。我迷迷糊糊到了办公室。波兰举行党中央全 会,分社昨夜向总社发了报道,就四项决议各写了约300字 。急电批评报道没有重点,没加背景。我立即重写,只介绍一项关键性决议,并加了背景材料,及时发回总社。多日前汤德乔已交班王京臣,总社知道我已到分社, 急电对我不啻是下马威。

不久,我们听说,当我们将到波兰当记者的消息传出,就有人说,来了两个“四子”记者。“四子”,即不会说波兰语的哑子,看不了波兰文的瞎子,听不懂波兰话的哑子,不会开车的跛子。其实,我们自己常说,领导安排我们参加各种工作都是“赶跛鸭上架”,在不熟悉该项业务情况下兢兢业业干。我们搞俄文翻译是“跛鸭上架”,搞国际科技报道是“跛鸭上架”,来波兰当“四子”记者更是“跛鸭上架”。但我们不怯场。

在北京,我们就开始向王京臣学波兰文,学最基本的语法,突击背单词。到波兰后更加紧学。波兰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日 常生活用语不同,政治、经济等方面词汇基本相同。很快我们就能看波兰报纸,从中摘编新闻。汤德乔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波兰朋友。开始,我们同波兰朋友交往都要 王京臣在场翻译;后来我们就操着半生不熟的波兰语同波兰朋友交谈;最后,我俩可以同波兰朋友家聚会聊天;到外地波兰友人家住两天都有话可聊。当然,在正式 采访高级官员时还得请王京臣翻译。外交部规定,使馆人员50岁以上不得学车,外出办事由使馆司机开使馆汽车。使馆也不许我和单樨学车。两年后,分社有了文传机,用不着译电,报务员兼司机回国了,经我们力争,使馆同意我们学车。单樨56岁,我57岁,学会开车。

 

1986年12月参加波兰友人圣诞节家宴

我们驻波兰时,正是中国走出“反修”阴影,中波正改善关系之际。1987年6月4日至24日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后对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这五国。总社抽调我为随团记者,负责赵紫阳访问这些国家的对内报道。赵紫 阳访波最后一天是去克拉科夫,王京臣跟随报道。这天我已去东德安排报道,中国女篮参加的国际女篮赛在波兰另一城市格但斯克举行,只能由单樨去报道。女篮报 道电头下的署名是没有头衔的单樨。波兰外交部负责对华关系的古拉尔赤克事后问我,单樨为何没署头衔?我答,“两国约定,派驻对方记者为两名。我和王京臣是 记者,单樨就没记者头衔了。”两天后,古拉尔赤克告诉我,从便利工作考虑,波兰不要求对等,新华社可在波兰派驻三名记者。单樨有了记者身份,在波兰采访就 方便多了。

总社对驻外分社要求是,及时报道好驻在国重大政治、经济新闻。我们到波兰后发现,此外,文化、社会新闻也是国内外受众感 兴趣的。我们在完成主任务之余,尽量多发掘文化、社会新闻。仅华沙美人鱼,我和单樨就分别采写了《华沙美人鱼雕像的来历》、《华沙美人鱼的传说故事》、 《访华沙美人鱼雕像作者——99岁高龄的尼茨霍娃》、《华沙美人鱼雕像模特在二战中英勇牺牲》、《凭吊华沙美人鱼雕像模特墓地》等报道,受到媒体广泛采 用。

 

单樨文有仁采访华沙美人鱼

波兰通讯社社长罗什科夫斯基会见访波的新华社特稿社社长周立方时说:每天早上,对外部主任汇报前一天外电情况都要提到新 华社的报道;你们的记者对这里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及时做了报道,他们好像对这里什么都感兴趣,报道很积极,面宽。对外部主任说:你们向波兰派来了三个好记 者;他们从多方面报道了波兰;为波兰帮了大忙;我们感激你们。穆青社长在访问波兰时,波通社社长罗什科夫斯基在会见中也赞扬了分社三记者。穆青视察分社, 高度评价了分社的团结。

 

穆青等与华沙分社同志合影

1988年12月26日,我们任期届满回到北京。我俩都已步入59岁。参编部为单樨办了离休,返聘到港台组工作。我以 为,我回国际部再干一年发稿工作,就该离休了。12月28日,穆青和副社长郭超人召见我说,党组已决定任命你为新闻研究所所长。我说,我从未上过新闻院系 和培训班,对新闻理论一窍不通,干不了。他们回答, 你有多年新闻实践,好好总结就能上升为新闻理论;你应当服从党组决定,元旦后立即接班。当所长,是又一次“跛鸭上架”。我一干就是5年,退下后又聘为研究所顾问。直到1996年66岁离休。以后又担任了近10年中宣部阅评员。

2001年8月,波兰驻华使馆通知我们,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弗·巴尔托舍夫斯基决定授予单樨和文有仁奖状,表彰他们为世界了解波兰做出杰出贡献。这是第一次为亚洲记者颁发这种奖。

颁奖仪式定于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波兰方面为我们提供往返飞机票和在华沙的费用。我作为新华社司局级干部,护照存外事局,出国要经外事局长批准。为此我向外事局长虞家复作了报告。他答复说,此事要“走程序”。此后我每天催问。2001年8月23日再次催问,答复依然是“正走程序”。8月24日上午,波兰使馆说必须立即定去不去波兰,否则飞机票无法退。我只好答复“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不能如愿前往华沙参加这一仪式。对此,我们深感遗憾。”这天下午虞家复电话通知,同意我们去华沙。但为时已晚,没任何意义了!

几个月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杨秀芳回国见到我们说,当时中国驻波兰使馆认为这是件大事,决定在颁奖当晚在使馆就此举办数百人的酒会,请柬都已发出去了。后来知道我们不去波兰,非常被动,赶紧发通知撤销酒会。杨秀芳问,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如实告诉她,她感到太遗憾了。

这年12月7日,波兰驻华大使馆把奖状带回北京,在使馆举行近百人的酒会,为我们颁奖。

事后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太实在了,虞家复所谓“走程序”就是等你们行贿送礼。我们还说,新华社是清水衙门,不会如此吧。后来据公开报道,2007年10月发现虞家复有大量的经济问题,夫妇二人被拘留调查。2009年,虞家复向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出卖中国国家机密,被法院判处入狱18年。

2013年3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刊物《新研人》刊登何慧媛、谭林茂对我的采访。他们在采访记中说,我将自己形容为“跛 鸭”。他们指出,“跛鸭”能跑起来,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坚定、负责的职业精神和信念,勤勤恳恳干好每一件事,不管什么工作都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另一件是 学习。即使是面对全新的领域,也能够通过恶补,努力钻研、乐于琢磨,“学到老”。

 

何慧媛采访文有仁

颐养天年   享受老年

2005年以后,我们什么工作都不干了,开始享受老年。我们的任务,就是颐养天年。“生命在于运动”。要想健康地生活, 延年益寿,还要坚持适当的运动,包括体力运动和脑力运动,顺其自然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活动必然会越来越少,这是自然规律。但只要能顺 其自然,实事求是地对待,心情开朗愉快,晚年生活始终是欢乐幸福的。2005年以后,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2005年7月,我俩首次参加旅游团,去新疆、甘肃、青海旅游。行程数千里,见识了祖国大好河山,心情愉快,收获不少。单樨写了《西北行纪事》,刊载于五柳村网、《新语丝》网2006年1月26 日。

2008年10月25日,我俩去了河北省迁西县喜峰口大刀园和附近的青山关长城。喜峰口战斗发生于1933年3月,在喜 峰口战斗中,29军及其大刀队血战日寇,歼敌五千,一战成名。青山关长城没有光滑平坦的登城路,没有修茸一新的垛口,烽火台也破损不堪。单樨写了《凭吊著 名抗日战场喜峰口》和《游原汁原味明长城青山关》,先后在五柳村网刊载。

2009年7月 ,我俩到北京密云县“雾灵烟雨山庄”度假,在那里住了18天。单樨就此写了6500字、图文并茂的《雾灵烟雨山庄度假散记》。单樨写道:这是一次愉快的、 也是意外的老有所乐之行。一乐,巧遇日食,痛快观看。二乐,登上司马台长城。三乐,游燕山山脉主峰雾灵山(海拔2118米)。五柳村网这年12月19日刊 载。

 

单樨文有仁登上海拔2118米的雾灵山主峰

2010年4月23日至4月30日我俩参加旅行团,在台湾度过了8天7夜。从北到南将台湾绕了一圈。12月6日,单樨就 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所见所闻,写了一万字、图文并茂的《台湾八日游见闻》。后由五柳村网刊载。评论指出,作者年逾八旬,不顾车马劳顿,赴台观光,精神委实 可嘉。她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旅游者,而是一个目光犀利的记者。她把亲眼看到的,身心感受到的以及头脑思考的东西都写进这篇见闻之中。感情如赤子之心,朴实真 切,文字似行云流水,通顺流畅。

离休后的这些旅游和经常去北京郊区游玩,就是颐养天年。一天,单樨谈到我俩这一生用“天作之合”来概括。我回答,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单樨最后的日子

2011年11月6日夜,我突发高烧,剧烈咳嗽。次日上午,单樨陪我到我俩的定点医院门诊,大夫让我立即住院,住干四病 房。单樨帮我在病房安顿好,吃过午饭才回家。8日、9日一早都来照顾。9日下午,她来电话说,“中午回家,出医院走几步就不行了,蹲在地上,打出租车回 家。明天不到医院看你了。”

11月14日,她到我病房说,门诊大夫要她立即住院,也住干四病房。次日验血结果确定为急性髓性白血病。大夫找我儿子文 军说,此病凶猛,快则三、五日,慢顶多三、五月,病人就亡故。该院血液科不收住院。干四病房大夫给她使用强力退烧药,12月6日退烧,即让她和我同时出 院。次日晚,她又高烧,去北医急诊,急诊大夫认为必须住院,而血液科不收,干四病房可收,却治不了。深夜,联系到304医院急诊室,304医院留急诊室。 次日上午,通知转干三病房。

304医院干三病房杨清明主任同单樨的主治医生刘默等医师们开会研究,决定使用美国2006年发明的治白血病新药“地西 他滨”,同其他药配合治疗。经过三个疗程治疗,单樨白血病达到部分缓解,大夫同意她回家住一星期。这是她住进304医院四个月后第一次回家,从4月12日 住到19日。第四个疗程后,单樨血小板已自主生长到正常水平,血色素也接近正常。杨清明、刘默认为病情进一步缓解,允许单樨回家住四星期,这是她第二次回 家,从5月17日住到6月14日。

6月15日,单樨回304医院住院。验血表明,病情出现反复。大夫说,出现反复后就很难治愈了。第五疗程后,大夫允许单樨第三次回家,从7月8日住到18日。三次回家期间,我们每周末陪单樨去门头沟山里游玩。

 

2012年7月15日我们最后一次去门头沟游玩

7月24日,开始第六疗程。5月下旬,大夫决定,请307医院采用自体骨髓移植治疗。8月25日,单樨突然高烧近40 度。307医院大夫会诊,确定为真菌感染,决定加强用药,四天压下去后采用自体骨髓移植治疗。可是再也没能压下去。9月16日,开始第七疗程。9月23日 下午4点半呼吸衰竭,在亲人的悲伤中离去。单樨304医院住院9个月,我始终每天24小时陪住,夜晚我支行军床睡在她病床旁。单樨9个月里忍受了极大痛 苦,她是坚强的,从未哼哼。仅去世前三天的夜间呻吟了几小时。

2010年4月,儿孙们为我俩欢庆八十大寿。之后的一天,我俩很有信心地谈到,“保八十五,争九十”。没想到单樨82岁就逝去了。

 

2010年4月10日儿孙们为我俩80大寿举行庆宴

一篇网文说:无论你经历过多少人,真正爱的,就那么一个。当你头发班白,牙齿松动,当你独坐静夜聆听雨声,眼前浮动的,总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当她(他)转身离去,从此退出你的人生,随她(他)逝去的,还有你的心。那一刻,已零落成尘……唉,人生……这一生……

失去了,才更觉弥足珍贵。

 五柳村2014年9月18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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