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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人生记忆之页

刘志琴:八十感言

February 6, 2015

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了,比在座的诸位先行走进老年,以60岁退休来说,我已经享受20年的 退休生活。若问老年生活怎样。我以实际的体验告诉大家,老年是人生的第二次青春,是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少年要学习,青年要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养儿 育女,工作有压力,事业有计划,行为有约束。那是为儿女、为父母、为工作操劳,很少为自己,甚至没有自己。老了,这一切都逐渐放下了,上没了父母可效劳, 下不用为子女操心,再也没了工作压力,来去自由,一身轻松,即使要带孙子,那也是尽享天伦之乐。过去为工作、为子女,现在为自己,到这份上才真正意识到, 人该为自己快快乐乐活一回,真正地活着为自己!

这一切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再生,不能重复,一生中的唯一,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是,珍惜自己的年华,快乐地迎接老年的到来。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珍爱社会科学院,在这里我从1960年至今已生活工作了54年,大半个世纪。与社会科学院的盛 衰共命运,兴盛自不用说,衰败,那是在文革期间,社会科学院不再称社会科学院,而是称 毛泽东思想社会科学部 ,研究人员都下干校劳动。虽然如此,但比其北大、清华,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一没有发生过武斗,批斗也不算激烈。最近网上有一张文 革中被迫害 致死的著名教授的名单,我仔细查了,没有一个是社科院的,由此看来社会科学院算是一个理性的、文明的单位。历史所有位先生说过,他比较中外古今 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发现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最理想:一有自己可以自由掌握的时间;二有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三是待遇也不错。知识分子有这三项,何须 再有他求?

我出身在破落户,算是寒门子弟,这一生是祸还是福?是运气还是选择,是当官还是坐冷板凳,缭绕在我的前半生。

在草原

一、贫穷是伤害还是造就

现在有人说我年高80,走路还像年青人一样,我说那是因为走路走的。我读的镇江中学,是寄宿学校,95%以上的 学生都住校,可我没有钱,家中还有幼小的弟妹要照顾,我只能走读,每天来回30里地,天天跑,跑得腿特粗,上了大学都不敢穿裙子,也正是这样养成爱走路的 习惯,虽然年事已高,腿劲不衰。还有人说我脑子反应快,那也是因为贫穷训练出来的,高中三年我没钱买教科书,没有课本又怎样上学?靠上课听讲,下课追记, 这就要归纳、概括、记要点,久而久之训练了思维能力。

我的家庭贫穷而又不幸,父母分离,我自幼要帮撑一个破碎的家。在我16岁时,母亲到外埠农村任小学教师,50年 代初小学教师兼当村干部使,从早忙到晚。为了让母亲全心工作,我决定让三个弟妹留在镇江由我照顾,小妹还是嗷嗷学语的幼儿,她有口含乳头睡觉的习惯,妈妈 走了,我就用刚发育的乳头让妹妹含着睡觉。母亲工资24元,每月她寄14元给我,我在校有8元奖学金,一共22元就是我们4人的生活费,很艰难,有时饭也 吃不饱,但遇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我都一一铭记在心,就这样我也养成热心助人的习惯。

有些细节,永远不忘,在读高中时虽然连书都买不起,但我成绩名列前茅,我喜欢物理,每次物理考卷下来,都是高 分,发卷子的课代表都高喊分数送给我,但有一次他悄悄地塞到我手里,一声不吭,我一看原来不及格,那是因为妹妹生病我荒废了几天学业,成绩掉下来,其实我 自己并不在意,但他不声张,对我如此关照,使我对他有永远的感念;我没有自来水笔,每次上课做笔记,都拿着墨水盒醮水,有时墨水泼出来,洒了一地墨迹,有 位同学悄没声息地在我的书包中放一枝笔;有的同学发现我穿的单薄,回家就拿了一件棉衣送给我;我的好友任琦每月从8元的伙食费中省下1元补贴我。家庭无 助,朋友却给了我无限的温情,可以说我是在友情滋润中成长的,这也是我热爱生活的源头活水。

二、是去还是留?

1960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社会科学部,正逢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简,学毛选学了整整一年,第二年分到学术处(科研局前身)随即又成为精简的对象,一个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

1962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召开年度总结大会,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总结少数民族研究所创造少数民族文字的经验 教训,这是中央民委制定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的方针,也是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按惯例这种会议都要有学部领导参加,领导若离不开身,也要派学术处的人下 去听会,做领导的耳目,给部领导汇报,我的档案都 已调走,却阴差阳错地临时调我这被精简的对象下去听会。这一听却发现了问题,在给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工作中,研 究者出现分歧,一种是主张仿效汉字结构;一种是强调少数民族特色,这后一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并被上升到“异、分、纯”的路线问题,认为强调少数民族文字 与汉字相异、相分,以求纯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是助长地方分裂主义,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排开阵势,批判了一批专家。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当即向学部领导 汇报,并写了一篇报告《异、分、纯是学术问题,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明确提出,会议有方向性错误。学部领导姜君辰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并 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及时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放了一批被批判的专家。

正是这一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部党组认为我这样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能及时发现问题,是个人才,因此撤消精简我的决 定。大约为了安抚我,解决我的实际困难,帮助解决我两个妹妹的户口进入北京,那时在北京上户口要指标,这是难上加难的事,由于部领导的亲自过问,人事处的 奔跑,很快就顺利解决。这事有偶然性,没有听会的机缘,也就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有了这件事,我逐渐相信,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

三、是当官还是坐冷板凳

文革临结束时,院部人事松动,1972年我要求调到近代史所,旋即又借调回原单位,其时,原学部领导刘导生调任 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他一度要调我去负责《北京晚报》,并有意让我担当宣传 部工作。其实,刘导生最初对我印象并不佳,我初到学部时,给分党组会议做记录,穿 的是上海流行的短裙裤,这是上海大学生的时装,后来刘的秘书对我说,导生说了,这小刘怎么穿裤衩来上班,不像话。那时的上海与北京就有这么大的差别。但他 不留成见,在工作接触中,改变对我的看法,对我很信用,以至有人错把我当作他的秘书。

很明显,受到市委书记的信用,是升官的机会,但我毅然放弃了这一机会,来到研究所,为的是寻找一个独立思考的园 地,能在这园地自由驰骋,是我多年的梦。在改革开放前,那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服从分配几乎是学子的天职,领导指哪,我向哪,从没有越职非分之想。当一 个螺丝钉高于一切,自然要高于自己的梦想。

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这虽然是一场浩劫,但却使我茅塞顿开,我从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虽然它姗姗来迟,却是由我自己做主,真正属于我自觉自愿的第一选择。就这样直到1975年才真正坐稳板凳,进入专业研究,已经年近中年了。

当我以老大姐的身份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不后悔在多年学术组织和编辑工作中耗费的青春。探索历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的科学研究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仅此一点就足以不计功利,埋首书斋。

这一选择也给我带来因缘际会,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东林党兴亡》,两个月后,有一次接待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在机场初次见面,连寒暄还没有来得及,她突然鞠了一躬对我说:“你的大作拜读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她的坦率、真诚令我非常感动,连刘大年先生也惊叹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了解得如此之快。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种看法得到附和固然高兴,有不同音调也是一种愉快,尤其是争辩后的思考,往往有出其 不意的长进,我与小野先生就因为有不同见解成为挚友,交往三十多年。也是这篇文章使我体会到老一代学者的宽容大度。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名批评了学界泰斗侯外 庐先生的一种论点,当他看到文章后,不仅没有质难,还向历史所林甘泉所长表示希望我调到他麾下工作,这对我一个半途出家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骑马

我虽然以明史研究走进学术界,但真正致力最多的是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文化史社会史交差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在海外又称新文化史学派。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从1990年以来由本人主持的文化史研究室,选择这一领域作为主攻方向,是国内最早进行立项研究的团队,并于1998年主编出版三卷本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推进这门学科,几乎与国外的大文化史同步发展,而我一再强调,这一学科是从本土诞生,不是受源西方,这是最能展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门学科。这与学界有些看法不同的是,有的认为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创立是受西方大文化史观的影响,而我认为是源于本土,并撰写《礼俗文化的再研究》、《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等文章,力图建立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基本理论。

退休后我撰写了《清史•风俗志》,大清史的撰写是在全国招标、筛选,我并未投标,戴逸先生指定由我撰写《民俗志》,我想他所以看中我,是因为他看中我在社会文化史论 著中有几篇关于风俗理论的文章。这方面我与师大、北大的风俗研究者看法不同,开始写作后清史有关负责人曾召集 我与他们对话,为之激辩,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学派之争,最后召集人拍板由我做主。我索性把名称也改了,原定为《民俗志》这是当今民俗研究者的共识。 而我认为“民俗”这是20世纪外来概念,与中国传统的“风俗”观不同,为此我专门给戴逸写了一份报告,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二十四史为什么没有风俗 志》等文章,论述中国风俗事象和观念不同于西方的特色,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批准将《民俗志》更名为《风俗志》。

为什么我那么理直气壮地坚持己见?因为我研究文化的底线是从研究礼学起步,这是正确的选择。80年代初文化热的启动之初,在上海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文化史会议,我提供的文章就是《礼——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探析》。在中国研究风俗离不开礼学,而礼学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是最复杂而又最薄弱的一门学问,当代的民俗研究者主要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对礼学比较陌生,而我从礼学研究起步比较容易切入中国风俗的特色。

对于研究工作,我并没有将它当作职业,主要是兴趣驱使。兴之所至,论题经常会有转移,文章一旦出手,该说的话说完了,也许又被另一个问题所吸引。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构成社会的奇影异观,给今人留下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对我有永远的吸引力,也成为我学术生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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