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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人生记忆之页

杨祖陶 肖静宁:在汤一介先生最后的日子里

March 9, 2015

未名湖畔鸟飞何疾——在汤一介先生最后的日子里

杨祖陶 肖静宁

  

   一、

   自从2004年, 汤一介先生通过生物化学指标异常被查出"肝硬化"后,当时并没有不适的症状, 经医学干预,异常的指标曾回落至正常范围,在乐黛云先生的精心照料下,健康状况还不错。2008年汤、乐伉俪还出席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挚 友重逢喜出望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还有幸第一次看到了汤一介先生作为首席专家2007年5月刚编纂出版的精华本《儒藏》首批成果两册,当即表示祝 贺。

   在得知患肝病后直至告别尘世将近10年时期里,汤一介与乐黛云这一对著名的学术伉俪仍然始终不渝地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特别是汤一介先生不断与疾病抗争,视学术为生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精神惊天地,感鬼神,令人敬仰不已!

   汤一介先生与终生挚爱的乐黛云先生历尽风雨、志同道合、相濡以沫,两年前幸福地度过钻石婚。他们的纯真爱情及其升华在他们合作的随笔散文集《同行在未名湖 畔的两只小鸟》(2005年)中得到感人的真诚表述。人们广泛传诵着这一对独特的学术伉俪的浪漫而富哲理的故事。现在有一只鸟飞走了,但这一对同行的小鸟 直到老鸟的身影与足迹将永远留在未名湖畔,与博雅塔的倒影争相辉映。而留下的那只小鸟更以超人的理性与智慧继续谱写着"誓将永随"的人生。

   现在这篇表达我们内心怀念汤一介先生的文字,着重穿插了与乐黛云先生的书信往来,回顾汤一介先生以重病之躯的赤子之心呕心沥血的精神为推进我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藏事业发展的若干感人片断。(信件以时间顺序展现,TY,XY分别是汤一介、乐黛云,肖静宁、杨工-祖陶的简称。)

  

   二、

   2013年3 月9日,春寒料峭。从北京大学朗润园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一介兄的病情恶化了。本来肝硬化就是一个不能逆转、只能延缓其进展的预后不良的慢性顽症,更可怕的 是它一直埋伏着病情恶变的危机。正当汤一介先生不顾高龄与健康超负荷地奋力进行着开创性的学术事业时,病魔正在悄悄地侵蚀着他的身躯。当我们得知一介兄的 病情已发生了凶险的变化时,心中万分不安。每次去信都是为他深深祈福。说来也巧,这件事并不是黛云主动告诉我们的。

   话说2013-03 -08我们收到友人的电子邮件,附有一张"奇景云端中的菩萨"图片,清楚地看到在天边大片云彩的东北端有一个非常真切的菩萨像,面善略带微笑。转发人附 言,愿每个人都平安喜悦。我们立马发给一介兄,并在信中写道: "送你一个祝福,保佑平安"。 万万没有想到次日黛云的回信在询问一个注释问题时首次告知了一介兄病情恶化的不幸的消息:

   Dear xy,我正在编辑《跨文化对话》31期,准备登载杨工有关耶拿逻辑的发言,其中有一句马克思的名言"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请速查一下是否有误?

   老汤查体初步确定长期肝硬化已转化为肝癌,我们已住进北医三院,今天是回家度周末,明天回医院,治疗方案要经过一系列检查后才能确定,初步意见是保守治 疗,但我又很担心会不会扩散?将来会不会后悔?老汤自己还不完全知道。初知此事,我如五雷轰顶!现在尽量以工作麻醉自己。乐 2013-03-09

   这是我们从黛云的回信中第一次听到一介兄病情恶化的消息,下面是当时的回复:

   Dear ty:  好意外,心情好沉重。我们愿分担你的一切。

   1)是不是有一种神奇的心灵感应,我看到天上的菩萨就急于发给你,保佑平安。我祈求、并相信菩萨一定会保佑一介兄平安的。亲爱的ty,别紧张,高龄患上此 病,远不如中年、初老凶险。如果医生提出"保守治疗",这是可信的,对一介兄是负责的,因为对社会上的一般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医院都要追求收益最大化的。

   我们早已接受了一个概念: "75岁以上的老人不要做创伤性治疗"(医学行家讲的真话),折腾的结果是一样的。既来之,则安之。初步还不一定呢!暂时不用紧张。就是肝硬化也就很多年了,说明进展很慢。放下工作,平静地好好养息。有什么情况要告诉我,好吗。

   2)至于马克思的名言"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请速查一下是否有误?

   原话是这样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好!深深地祝福!xy  2013-03-09

   收到黛云的信,一方面为一介兄的病情担忧,另一方面也为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乐黛云先生、与汤一介先生同样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声誉的学问家,为了一个注 释来信询问而感动,足见其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她主编的《跨文化对话》,内容极其丰富,思想活跃前沿,学术性很强、影响深远而广泛。我们觉得汤一介与乐黛 云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中西文化交汇与融合的对话本身就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楷模。在《对话》中几乎每期都有一介兄的真知灼见。2012年12月 28日,人民出版社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举办了我在85岁首译的《耶拿逻辑》的新书发布会,一介兄非常关心、重视和鼓励。黛云主编不仅将我在首发式上的 发言《耶拿逻辑的历史地位》收入了,还将我的两名前博士生、现知名学者陈默教授的《绝对精神的追求,生命之花的绽放》和何卫平教授的《不求虚名,但求心 安》也收入了。一介兄还夸奖黛云胆子大,因为她在编者导语中对《耶拿逻辑》的概括很是准确到位,这也反映了真正的学者不仅学养深厚且事必亲躬的行事风格。

   得知一介兄的病情恶化,肖静宁立即想到她的老同学周柔丽,她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专门研究肝癌的分子细胞生物学 的,在英国著名的《Nature》杂志社的Oncogene等杂志上发表过原创论文,她的终身伴侣芮静安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名医、肝癌外科专家。他们合 作编写的《现代肝癌诊断治疗学》正在修订再版。他们为人非常好,对汤、乐教授也十分仰慕。肖静宁只有拜托于老同学了。自那时起,他们的关爱伴随着一介兄走 完其人生旅程。

   接着,乐又连续来信表现出对病情的忧虑:

   Dear xy,我们已住进北医三院。学校很照顾,让我们一起住进一个单间的高干病房,准备全面检查一下。我最近经常头晕,还有心脏不时早搏。你的两个朋友(指肖静 宁引见的两们老同学专家)真是太好了!现在已很难遇到这样的好人,我们一出院就立刻和他们联系。人总会有一两个最贴心的朋友,这是生命的支柱,平时不觉 得,灾难降临,就明白了。 ty  2013-03-10;

   Dear xy,谢谢你们那么遥远、那么执着的关怀。老汤仍然很衰弱,而且每况愈下,我们是一筹莫展! ty2013-05-14

   周柔丽、芮静安伉俪专家作为医生的惯例,不仅看了全套检查资料,还坚持及时登门北大朗润园汤家看望一介兄,以了解他的病况。日后也一直保持电邮、电话的联 系,对病情作科学的咨询分析判断和建议,以免过度或不当治疗造成延误与伤害。两位专家痛感目前医学界对肝癌治疗的盲目与弊端,不是病家需要作什么,而是我 这个医院能做什么,例如引进国外先进仪器到处用。一介兄带癌生存快一年了,这本身已是奇迹。下面引用2014年2月27日一封黛云给柔丽(信中称之为周大 夫)的信件:

   周大夫,非常感谢你转来的材料,对日常生活很有指导意义。老汤作了第二轮放疗,是赛博刀照射5次,还植入了5 枚"金标"(千元一枚),明显的好转是AFP从六百多降至二百多,生活状态也好了一些。呈上放疗一个月后的核磁报告,结论中的"4、肝右叶6段小结节灶, 考虑为新发病灶;"让我十分忧虑,请你和芮大夫看看,不知是否还有什么办法?他目前只是静养,中药也不再吃。谢谢你俩。  乐黛云 2014-02-27

   黛云称这两位专家为大仁大德的、现在极少见的良医。他们去年对汤家的造访,目睹汤一介先生的乐观风趣的亲和力,看到了独特的、很有气势的藏书丰厚的大书房,也给这两位本来就非常仰慕汤一介先生的医学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理说,长期肝硬化已转为凶险的癌症,一般人肯定是四处求医,乱了方阵。一介兄令人敬佩之处在于,在2013年3 月确诊到2014年9月谢世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除去在医院住院诊治的有限时间外,他总是寸步不离自己钟爱的事业,他实在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工作,也不能不 去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对于一个87岁高龄又患凶险病症的一介兄来说,一介书生的坚强与承受痛苦的品格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他是那么儒雅温存,平易谦和, 求真理,爱自由,爱事业,爱国,爱家,爱师长,爱学生,爱朋友。他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受人敬重的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人,在身不由已的特殊年代里,他也 无心为恶。

   现在回想起来,在癌症确诊前的2012年第4季度,一介兄可能实际上已带病参加了两项极其重要的活动,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一是2012年10月4日他荣获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二是2012年10月29日荣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庆典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出席这样的大型活动需要 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啊,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啊!

   在与病魔的抗争中,一介兄始终保持淡定和平静的心态,由于肝癌对化疗并不敏感,治疗主要是特殊的放射治疗(赛博刀)配合中医调理,一介兄平安地度过了 2013年。这一年中他的学术工作在有序地进行,这本身已经是很了不起了。2014年2 月23日。乐黛云先生来信说:"xy:作了第二次赛博刀,病情尚可,我们一切还好,平稳就是大幸。"黛云在给周教授的信中也重申了"病情尚可"。可能正是 在这相对平稳的不太长的时间里,一介兄好像在与时间赛跑,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与病魔抗争,进行着一项接着一项的超级重大活动。

   汤一介先生发起和作为首席专家的《儒藏》工程,10年来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是为中华文化建功立业的大举措。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主席来到北京大 学人文学苑,参观了汤一介先生的工作室,与他亲切握手,促膝谈心,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想 在电话中向汤、乐表示祝贺,但他家电话太忙打不进去。我们连夜在邮件中写道:

   亲爱的ty: 喜从天降, 汤一介先生受到习主席的接见啦! 这是完全没有料到的令人鼓舞的大事。

   当晚的新闻联播和晚9点的重播,我们破天荒地看了两遍。我们真的好惊讶,一介兄还能完成这样重大的使命,电视表现出了他的大家风度,虽然消瘦多了,但精神 矍铄。 想想几十年来你们作为学术伉俪频频在电视访谈上的神采风韵,令人难忘。但我认为这一次更显示一介兄坚强的意志,与病症抗争的胜利 ,真是奇迹。心中万分感佩.你们体现了生命的本真与价值,也让所有关心敬仰的人感到宽慰。

   这样一个国家级的顶极活动,是需要大量准备工作的,还是比较辛苦的吧,祝贺圆满完成任务。这不仅是一介兄个人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吹响了重要的集结号 ,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一介兄在高龄特殊身体条件下为传统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将载入史册。

   现在希望好好休息,让奇迹伴随着!为你们祈福!

   健康快乐每一天! 2014-05-06  23:08

   在习主席接见近10天后我们以"令人万分感佩"为主题再发去电邮问候:

   亲爱的ty好!今天是05-13了。距习主席的接见快10天了,一切均好吧,十分惦念。一介兄是一个奇迹。我和周教授都认为,看来病灶恶性程度不高,生长 缓慢,完全可能和平共处,但请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有效的生活方式,更好地恢复调养,平安和学术生命属于你们。xy  2014-05-13

   一介兄在5月初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见后,人们似乎暂时忘记了他是恶疾緾身的耄耋学者,他做的工作、参加的活动超出一般健康老年人所能做的,几乎是马不停蹄 地在与时间赛跑啊!我们一方面感到身体可能真的还不错,为他的成就高兴;一方面也非常担心劳累过度的后果。因为我自己参加一个小型的《耶拿逻辑》中文首译 本的新书发布会,尽管出版社和学院有多位领导和专人承担会务,仍感到非常操心和麻烦。我们看到2014年的5、6、7三个月一介兄实在是太辛苦了。

   长期以来,黛云总是不时转发一些关于国家改革、反腐败和音乐艺术方面的帖子给我们。在一介兄最后的岁月里,这种转发赋与了特别的含意,我们并不特别在意附 件的内容,而是把乐的发帖视为是报平安的信号。如果较长时间不能收到邮件,心中就会产生疑虑和不安。我们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一介兄的健康和他参加的重大学术 活动,也理解这些活动是无法完全回避的,因为一介兄本人就是活动的主人公。如:

   2014年6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新世纪中国哲学转型--《汤一介集》新书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隆重召开。来自国家和主办大学的相关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著名兄弟院 校的著名学者齐聚一堂。大家围绕着《汤一介集》新书的出版,就"新世纪中国哲学转型"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令人注目的是,汤一介先生在座谈会上做了认真深刻的发言。他从自己在八九十年代重点思考的几个问题谈起,回顾了自身的学术研究和哲学思想,受到与会的专家学者高度赞扬。

   出版精良的《汤一介集》10卷本,每卷都配有多幅彩色插图,全面展现了一介兄的思想轨迹与学术贡献,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学者形象,也深刻地映衬出 一介兄一生在中国哲学不同时代的沉浮,从侧面折射出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的曲折发展历程,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儒、道、释三家学说的现代性转化提供 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介兄对自己文集的10卷本的出版发布会由衷地喜悦,达到忘我的地步,据参加发布会的郭齐勇教授称,那天汤先生精力格外充沛,讲话中气很足,气色也不错。 要知道,他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时间都远远超出医生的规定和忠告,可以理解他是情不自禁而为之的。对此,我们还在第一时间发出邮件首先关心一介兄的健康,提出 切忌过劳的忠告。并" 热烈祝贺《汤一介集》新书发布会隆重召开!又一次看到汤一介先生精神矍铄,非常欣慰。"

   会后才知道,一介兄开完这次会议后,精疲力竭,元气大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自己上楼回家,而是被抬上去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黛云的信是这样写 的: xy,你们说得很对,开了19日的会后,他简直完全垮了,二楼也上不去,人家抬上去的。医生只让他参加一小时会,顶多讲10分钟,他开了两个半小时,讲了 25 分钟,结果无法控制,至今一直十分虚弱!文章很好,我只改了一个字,杨工说他调到武大前,没有上过一堂外国哲学史,其实是没有讲过 。易误解为没有学过。  乐

   黛云又来信说:Dear xy,老友关怀是最大的安慰,老汤病情尚能稳住,只是肚子发胀发硬(虽不太严重)仍无好转,便中是否可问问周大夫,西医是否有什么治标的办法?(如抽腹水 之类)她真是一个最好的好人,我电脑坏过,丢失了她的地址。杨工的文章越写越好,深知一半是你的功劳! ty

   黛云所说的杨工文章越写越好,是指我以"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格局--读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简称"读后")为题为一介兄的新著写的读后感,后来黛云又说"究竟是老朋友,真感到情深意长,问题抓得精准。"现摘录该文开头的一段以示怀念。

   "近读学长、同窗、至交,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寄赠的大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深受教益与启发。一介兄在青年时代就酷爱思考,思考 成为他最鲜明的学术特色和最可贵的学术品格。一介兄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在那些特殊的年代也历经过磨难与坎坷,在历史的漩涡中激荡起 浮,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浪费了自己最好的光阴。与众不同的是,善于思考的一介兄把这一切都作为重要的反思、反省的思想资源来对待,作为学术征程新的出发 点。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他就迸发出无比的热情,见识超群,不断地自我超越,把思考化为行动,不知疲倦地以崭新的面貌开创出一片又一片令学界惊叹的学 术新天地,他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他倡导和主持的浩瀚的儒藏工程,他推出的《汤一介集》10卷本……,使他的学术成就登峰造极,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当代通才 大儒。要知道近10年来他一直处于身体不佳的状态中,时时令我不安。但是,他的超乎常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高效优质的学术成果,令我无限敬佩。我想,这一 切,源于他对祖国、对传统文化的一片赤诚的热爱和责任感,面对新的现实不断进行新的思考,不断提出新问题,阐发新观点,反本开新,始终走在学术的前列。很 少有同辈人像他那样具有全球性的远大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思想,笔耕不止,著作等身,他用超凡的才能努力夺回被浪费的时光,大器晚成,老而弥坚,赢 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扬,成为学术界的一面学术创新的旗帜,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现代化和走向世界、推进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令人瞩目的彪炳史册的 新贡献。"

   上述这篇"读后"的命运最能反映"鸟飞何疾"的急促,早在2014年六一儿童节与端午节重合的日子就发给黛云了 ,7月初又再发了一次。由于一介兄学术活动的极其忙碌和揪心的病情变化,到7月15日黛云来信说"昨天老汤犯病,又吐又泻,大家忙乱不堪,直到今天他还没 有精神看,但让我打印出来放在枕边说以后看。"这已经让我十分心疼和感动了。在得知黛云决定将该文收入她主编的《跨文化对话》后,我们向爱思想网投稿,8 月3日《读后》得到了首页头条推荐发表,8月18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读书"用半个版面刊登了对上文的缩写稿,编者在每个大段落之前增添了醒目的摘要 式的文字,并在中心位置刊出了有一介兄头像的大著的封面。不料,半个月后的9月9日一介兄就告别尘世了,"鸟飞何疾"?!写到这里,我后悔没有早一点写出 来,我是春节前就收到赠书的,我一直在认真阅读做摘要。我这个人做事效率差,只能单打一,连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张世英先生交待的按理论著作版改译《精神 哲学》的坚果啃完后才重拾的,我以为书评晚一点发没关系。在与一介兄天地相隔的今日,重温黛云的信,说到"等他好一点,一定让他尽快看。"心中不免充满惆 怅与愧疚,双眼湿润了。

   2014-06-19的《汤一介集》的首发式可能是一介兄病情恶化的一个转折。我们时刻牵挂着,一个月以后我们去信问候:Dear  ty:

   距上次大活动(06-19)体力不支虚弱已一个月了,想来休养与中药调理已见成效,别急,慢慢来,稳住,平安,恢复。

   天已热,多保重。

   时刻祈福!健康快乐!

   周末愉快!xy  2014-07-19

   按理说,一介兄的病情是到了非常时期了,但是20天之后,他又不得不参加一个巨型学术活动,那是他亲手开创、为之付出自己的学术生命、他深爱的《儒藏》精华编出版100集的庆典,相当虚弱的他那怕只要一息尚存也要赴会的。

   2014年07月11日,《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村隆重召开。作为《儒藏》首席专家、总编纂汤一介教授居然还能以虚弱之躯到会致辞,向与会领导和学者、同仁们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汤一介先生的到会为会议增添极大的光辉给同仁们极大的鼓舞。

   时间倒流到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相当于文科院士)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其后又将《儒藏》工程作为重大专项,持续给予经费支持。《儒藏》工程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 两步进行。

   时至2014年7月,经过海内外500余名专家的持续努力,儒藏精华编10年间竟完成和正式出版了100册,计6,000余万字,这是何等辉煌的业绩!距 精华编总计282册的完成迈出了坚实的大步伐,计划2017年出齐已进入倒计时,一介兄是多么希望亲自完成这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造福后代的创举啊!

   一介兄实在是太累了,这是黛云信中不断传来的信息,上面讲到的5、6、7三个月的活动还只是台面上的事,至于台下为此付出的辛劳、心血那是不言而喻的事 了。一介兄是用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在硬撑着啊!2014年7月中、下旬以来,乐黛云的信主要是向周柔丽教授求教病情方面的事,可以看到一介兄的病情在明显 加剧。黛云已预感到不幸在逼近,只能勇敢面对。下面选用一、二封。

   2014-07-19乐的信:

   静宁并转周大夫,深心感谢周大夫多次关切!老汤的情況真的不好。上次查血AFP已超過2000,核磁发現又有新病灶約1.6cm,旁邊還有更小的。幸好沒 有什么大的疼痛!301医院也主张保守疗法,大体与周大夫这次谈的相合!現在只是吃中药,人总要经历这些不幸!只能勇敢面对。TY 2014-07-19

   周柔丽教授2014-07-24通过静宁转给黛云的回信总是一贯的细致,深入浅出讲明医学道理,她也感到汤先生病情的严重与复杂,不知该不该告诉乐老师,或者是选择性转告:

   静宁:汤老的病情据乐老师所说,肝中做过放疗的肿瘤尚稳定,但又出现了新的病灶,且AFP升高到2000,看来肿瘤在缓慢进展。AFP升高对体内抗肿瘤机 制是不利的,可以说是助纣为虐。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微创的办法消除新生出的肿瘤,但也担心汤老的身体经不住再折腾。所以301 和人民医院都不建议再做针对肿瘤的处理。目前有腹胀,据乐老师分析可能水胀、气胀并存。水胀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肝功能受损或营养物的消化吸收不良 致血浆白蛋白低所致,这种情况通常伴有脚肿,可通过不时地静脉输注白蛋白来缓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肝硬化造成的门脉高压导致腹水。放疗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促 进肝纤维化,况且汤老原来就有自身免疫性肝炎、肝硬化的肝背景。这个因素难以去除。至于气胀可能与肠道菌群紊乱和食物产气有关,我建议艾灸足三里等穴位来 促进排气缓解。对于输白蛋白和艾灸足三里等穴位的建议前日已通过短信发给乐老师。关于病情的分析我不知该不该告诉乐老师。如果你觉得可以就请你转发,或选 择性转发。柔丽2014-07-24

   八月份,一介兄不止一次入住医院,但不几天又出来了,他实在是有太多的事需要亲自处理,黛云也不时发来附件,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以为就这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平平安安走下去,创造生命和学术的奇迹……

   汤一介先生即使在命悬一线的危境中,心中惦记的仍是儒藏工程和祖国的传统文化事业。在8月下旬他最后一次住院的头一天,他可能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 说他努力了,尽心了,但他做不到了,他十分清醒而具体的向学生和黛云阐述了希望儒藏事业继续推进的心愿,讲了半个小时之久。实在令人深深敬佩与感动。

  

   三、

   晴天霹雳!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在耗尽了自己最后一缕生命之火后,终于走完了辉煌、坎坷而带有传奇色彩的87载人生历程,生命的时钟永远停在那令 人心碎的一刻。噩耗传来,珞珈呜咽,东湖泪涌。与汤一介先生近70年的相识相知由远而近映入我的眼帘。1945年在西南联大校园我看见穿着长衫的我的老师 汤用彤先师与一个英俊青年走在一起,隔着一段距离,我也没问是谁。1946年到了沙滩北京大学才知道这青年是用彤先师的长子汤一介,他成了低我一届的哲学 系同窗,那时许多课程都是共同学习的。如我们共同聆听用彤先师讲授的"英国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课程",数十年后根据汤一介、汪子嵩等人的纸已发黄的听课笔 记整理的很不全的初稿,最后是由我补充定稿成文的,成为汤用彤全集中的第四卷的主要内容。1950年我毕业后留在哲学系贺麟先生的编译委员会,实际上是留 系作助教兼系秘书,与时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是校长)的用彤先师始终保持着不一般的师生关系。一介兄1951年毕业后分配在市委党校,我看到 用彤先师学贯中西印,身体不太好,年事渐老,实在是需要助手相帮。在从借调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回到哲学系后,我就立马找到我的老师郑昕系主任建议将一介 兄调回北大,这事二话没说就办成了。这样,我与一介兄就有了在哲学系共事的一段经历。由于穿插了静宁与黛云的铁的友谊,我与静宁结成百年之好,燕南园58 号汤家好像成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度过了无限美好的许多时光。拿现代的话来说,一介兄和黛云都是充满魅力的人。有一次静宁问黛云,你和汤一介是初恋吗,她 连说,不是,不是,追求汤一介的人起码有10个,我最少有一打。啊!多么浪漫的佼佼者终成眷属。

   由于1957年夏季以后政治形势的巨变,我从一锅端的农村下放基地劳动一年多回校不久,1959年我就被武汉大学哲学系要去了,原因竟是陈修斋先生"内 定"为右派不让上课。从此劳燕双飞,但我们的友谊却是天长地久。特别是重感情的静宁总是感到汤家的恩情今生都无法回报,而且对汤、乐二友后来的影响与成就 充满了崇拜。由于一介兄经常上电视,1998年我们到北大时,静宁开玩笑地问一介兄,你的屏幕形象如此潇洒,有没有人给你写信呀,他笑着指着黛云说,"多 的很,她不让我看"。大家都爽朗地笑了。这些就是黛云看到上面说的《读后》感到有静宁的一半功劳的原因。当我从只言片语的回忆中走出来,我绝不相信的是一 介兄真的走了。但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我的耳边仿佛回荡着一介兄在谢世前不久的一次大型学术活动上竭尽全力地宣称:"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天也不放弃我 的学术工作",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一介兄奇迹般地长期带病工作,特别是最后两年,忍受着病情的折磨,以超人的意志,置生死于度外的超凡的境界,不断突破医生认为的生命极限。赢得了学术界广泛的敬仰,所有这些与乐黛云先生全力付出的深深的爱与配合医生对病情的合理处置是密不可分的。

   一介兄的仙逝,肖静宁最早是从凤凰网看到这令人心碎的消息的。在国外的儿子、女儿都在第一时间为汤叔叔的去世悲伤。

   由黛云亲自告诉我们这不幸的消息是多么残酷与不忍。她是在2014年9月9日深夜、实际上已是9月10日的零点24分用一个陌生的、无法回复的邮址、作为附件告知我们的,内容如下:

   杨工、静宁,老汤已于九月九日晚,九時十五分,离开尘世,归于極乐。乐

   静宁的回复是这样的:

   亲爱的乐:非常意外,万分悲痛,总以为平平安安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介兄还能闯过去。

   最不放心的是你,相信你能挺住,让一介兄放心地走好。一介兄太累了,他应该好好安息了,如果最后的日子没有多大的痛苦,那就是最大的安慰了,我想他是平静 地走的,他陪你过了最后的一个中秋节。他超常工作,几件顶级学术大事都完美完成了,应该没有太大的遗憾。一介兄是令人敬仰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你要保重,节哀顺变。丹丹双双好好抚慰你们的好母亲。

   XY  2014-09-10   9:33

   两天后静宁又饱含深情给黛云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黛云老友,晴天霹雳,牵动亿万人的心,我最担心的是你能不能承受这残酷的现实。当我看到你从灵堂走出来强抑悲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多么想飞到你的身边,那怕分担一点点你的悲伤

   收到你平静地告知:一介兄离开尘世,归于极乐,你的表面的平静显示出高尚的情操和内心的淡定。

   杨工以及我的儿子、女儿两家都在第一时间给我来信表示悲痛与哀悼,希望阿姨保重。

   一介兄的千秋大业载入史册,他是一个光明磊落,返本开新的新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所做的一切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的。实在是非常了不起。

   本以为如我所愿"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平平安安"地,把病情稳定住,就有生命和时间。没想到08-25住院没几天就回来了,最后实在不行了才又住 院,终于逼迫他放下一切工作,不久,归于极乐了。他为中华文化工作到最后一息,他是我们最亲近的最崇敬的哲学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赢得了许多至高无上的、当之无愧的荣耀,他是我们北大的骄傲。一介兄安息了,一路走好。

   仅此向黛云致以最亲切的慰问,你的坚强感天动地,你还有重大的任务与事业,你要保重!向丹丹双双致意!

   老友  杨祖陶  肖静宁  泣上2014-09-12   18:42

   这两封信没有得到乐的回复,后一封信经修改,以《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2014-08-18北京日报理论版缩写稿)的附注方式在告别仪式前及时首发在爱思想网;随后陶世龙先生以杨祖陶、肖静宁悼念汤一介先生为题在五柳村网转发。内容如下:

   晴天霹雳!虽然知道汤一介先生一直抱病工作,参加多种大型学术活动,没有料到他虽然与夫人乐黛云教授度了最后一个特殊的中秋团聚,却没有等到教师节,就走了。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老鸟,汤一介先生远远地飞走了,不会飞回来了,留下相濡以沫60余载的乐教授,其悲伤与痛苦令人心碎。但是作为学者的乐教授却以异常 平静的心情发来邮件:"杨工 ,静宁,老汤已于9月9日9时离开尘世,归于极乐"。她的坚强与理性令人感动;以后看到她平静地清理一介兄的遗物的照片;又看到她在汤一介先生灵堂泣不成 声的照片,她要求把哀乐改成汤一介先生生前喜爱的古典音乐,她强忍悲痛处理要做的各种身后事,显示了她作为大学者的风度与坚强意志。

   几天来我们和我们的海外子女都处于沉痛的悲伤之中,深感汤、乐二位教授的风采、人格、成就给我家两代人的影响。我们找不出任何语言能安慰乐教授,我们懂 得"离开尘世,归于极乐"的深意,我们衷心祝愿汤一介好友,学长一路走好。你的功照千秋的开拓创新的丰功伟绩,你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你的温情和 善的仁爱之心,你对朋友的真诚,你们一家对于我与肖静宁以及我们的子女的恩情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我们为有你们这样的同窗至友而庆幸!

   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你这样的以赤子之心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勤奋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而自豪。你的一生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作出重大成就,提出了许 多重要的有启发性的前瞻性思想,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最高辉煌奖赏,你把自己的最后一息都献给了祖国的哲学、思想、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事业。

   一介兄安息吧!安息吧!

   杨祖陶 肖静宁 泣于 2014-09-13武汉 珞珈山麓

   得知汤一介先生仙逝后,周柔丽伉俪专家非常悲痛,给乐老师发出了感人的悼念:

   乐教授:这几天我们还念叨汤教授来着,北京新进了一台"海扶刀(超声聚焦)"可无痛无害杀伤肿瘤。我们还讨论可否给汤教授用,但又恐怕他承受不了,不敢贸 然。真没想到汤教授这样匆忙地离去!汤教授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和"儒藏"竭尽全力,最后以辉煌的成就贡献于人类文明和祖国的文化,是我们的光辉榜样!他的精 神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务望乐教授节哀!你为汤先生竭尽了最大的努力,既是好助手、又是好伴侣。你千万要保重!

   芮静安 周柔丽 2014-09-11

   2014年9月15日,汤一介先生的告别仪式牵动着学界和大众的心。黛云以学问家的理性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介兄走后,除了在北大灵堂的失声痛哭外,她总 是强忍悲痛,在告别大厅内她非常镇定,反而安慰悼念者,"你们不要哭,你看我都没哭,你们应该为汤先生完成了一定的心愿而高兴"。这就是老友乐黛云的情 怀。她没有时间悲伤,她要坚强地为推动一介兄未竟的事业继续努力。汤一介先生的告别仪式大厅外,有各界人士1500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前来送行,对于一个学 者而言,这是非常罕见的。大厅内乐黛云先生的花篮写的挽联是最令人感动的一曲挽歌,格外引人注目,它浓缩了她内心的不可言说的悲痛与忠贞的情爱,表达了誓 将汤先生的学术遗愿继续推进的决心。如今"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已广泛流传并深深植入人们的心中,人们也热切地盼望乐黛云先生能度过 悲痛,保重自己,继续在学术大道上前行,彷佛他们还在未名湖畔比翼双飞一样!

  

   四、

   自从黛云平静地告诉我们一介兄归于极乐后,我们就失联了,通过电子邮件,手机,座机都没能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心中时时都在惦记着,唯有默默地祝福她。

   2014年11月16日,突然收到黛云由老邮箱发来带有附件的邮件:

   各位,终于强忍悲痛,整理出老汤最后的遗愿,希望能有助于工作的推进。乐黛云

   静宁当即回复:

   亲爱的乐:在一介兄归于极乐后的两个月另一周,终于有了你的信息,你发来了《关于汤一介的遗愿》,很难想象你是如何强忍悲痛完成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你的这种跨学科的作为,只能说明一介兄耕耘的事业已融入你的生命之中了,你快成半个儒家了。这个整理的遗愿实现了一介兄强调的"简约",写的清晰明白,意 义重大,这是一介兄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一心惦记的未竟的 事业,他临终不久前的所思所想全是祖国传统文化和儒藏事业,这是何等高尚的学术品格!希望由他开启的儒藏事业能够持续下去,由精华本到全文本,这需要动员 更多更大的力量,我们相信有学界的共识和领导的支持,这项伟大的事业一定会继续推进,以告慰汤一介先生在天之灵。

   你的坚强令我万分敬佩。因为爱的太深,你才能强忍悲痛整理完成一介兄的遗愿的。 你能告诉我,你还是由小刘帮助家务吗,你的身体好吗?一介兄最后是否走的平静?当时两个孩子都在身边吗?

   "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缓慢,誓将永随" 已传遍大江南北,未名湖畔两只小鸟的故事被广泛传颂,我就收到好儿份电邮附件。

   我希望你健康快乐,不要过劳,不再悲伤。

   xy 2014-11-17

   黛云很快回了信,她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令我们深深感动。信是这样的:

   杨工、静宁,我已逐渐习惯独自一人生活!孩子早就回美,他们希望我去美国一段时间,但我不想去,人生总有一些阶段需要独自一人面对,谁也帮不了忙!小刘还 在,老汤为我作了较长远的安排,生活不会有问题。老汤的病很险恶,但并无痛苦,走得很平静。西医估计他只有半年时间,后三个月得靠杜冷丁,但他支持了一年 零八个月,奇迹般地并无疼痛,这是中医的贡献,我会慢慢更好起来的。乐

   静宁得到黛云的第二封信,知道一介兄病虽凶险,并无太大痛苦,走的很平静,最后三个月靠杜冷丁能镇住疼痛,心安了许多。这一直是医学出身的静宁最最关心的。她满怀深情向黛云表达自己的心意:

   亲爱的乐:

   你的信令我万分珍惜和感动。从60年前在北大医院初相识,你就是我的偶像,任凭风云变幻,任何时候没有改变过。你在对待一介兄的凶险疾病上选择了痛苦和代 价最小的处置方式,使他坚持了一年另8 个月,他带病坚持自己的学术事业,非常有风骨有毅力,有辉煌。特别是你面临人生大不幸、失去相濡以沫的爱人时,你的理性与冷静表现了你的坚强。你说"人生 总有一些阶段需要独自一人面对",说的非常有哲理。

   得知一介兄走的平静,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一介书生,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很了不起。这与你给与的无微不至的深爱、陪伴、决策、耐心和力量分不开的。

   你要珍重自己,与子女多联系,与朋友多多交往,让一介兄九泉之下安心。你不能完全陷于一人独自生活,这是我的真诚期盼。有个比喻不知是否认同,我觉得你就 是北大的杨绛,她本来一家就三口人,先失爱女,再失爱人,从那以后她孤身一人,年年有学术贡献,现在已经103岁了。你的路还很长,你还有优秀的儿子、女 儿,可爱的孙子、孙女,他们都非常爱你,会常回国看看共享天伦的。我相信你的学识才华与毅力,如你所说:你会慢慢更好起来的--我们就会更安心一些。

   永远 的

   杨工 静宁 2014-11-18

   本来,告别仪式后的10月初,杨工是得到《纪念汤一介先生》的征稿信的,但月底就截稿,这时女儿女婿要回国看望,趁此清理一下乱糟糟的家,很遗憾,实在是来不及了。

   几天前收到黛云的关于《汤一介遗愿》的信,加上几次往来书信,静宁感到汤、乐二友的人格力量太强大了,我们决定共同写一篇随笔交给爱思想网,题目就是"未名湖畔鸟飞何疾"。当静宁把这个想法告诉黛云时,没有想到黛云是这样的回复:

   杨工、静宁,《汤一介纪念文集》月底截稿,很希望老友的文章能来得及载入。

   这样一个正合我们心意的机会,我们非常珍惜,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一篇文字。希望向一介兄表达最高最深的敬意,愿他在在天国安度极乐;希望能给黛云的心灵捎去一些抚慰,让她慢慢地好起来,更好起来,迎接自己开拓的又一个学术的辉煌……

  

   (2014-11-25深夜初稿、2014-11-27修改于珞珈山麓)

   杨祖陶、肖静宁 均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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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访谈录(4):新疆与台湾

February 13, 2015
  • BBC中文网 2015年 2月 12日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 《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着 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 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2014年被捕前一周的伊力哈木(王力雄拍摄)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所谓的"稳定集团"或"反分裂集团",在藏人中扎根是否比在维吾尔人更深?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可以这样看。官员中的比例,藏人比维吾尔人要高。因为入藏的汉人少,藏人在藏区是主体,干部中的藏族比例也高,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新疆汉人多,中共又用民族分化对策,除了汉人掌握主要权力,另一些权力交给哈萨克人等,有意地以夷制夷。

陈:您写新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直到2007年才出,似乎酝酿了很久?

王: 真正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中间有些周折。有位赵紫阳过去的幕僚,赵下台后转入民间,请我去新疆做一个类似《天葬》的研究。我觉得新疆也是大问题,应该去 看看,就同意了。1999年初我到新疆,开始主要是搜集资料。在那过程中,我复印了一本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料。要了解新疆就得认识兵团,我非常需要 那个数据。而警方事先就在暗中监控我,正好可以以此为把柄,就以窃密罪把我扣押了。在关押期间,我认识了同牢房的维族朋友,为我打开了走入维吾尔人内心世 界的一扇窗,后来才有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陈:最近汉维冲突愈演愈烈,您刚才提及了水资源和兵团的问题,是否继续展开一下?

王: 我认为民主转型会是中国民族问题的爆发点。民族冲突无疑是因为专制造成的前因,但是专制可以靠镇压压住民族冲突,民主转型却不能再用那种镇压手段,民族冲 突也就会在那时爆发,成为让民主首先品尝的苦果。我相信西藏那时会出事,新疆也会出事,乱象百出。如果在民主化前达赖喇嘛去世了,西藏会先出事。当局在新 疆用军警严防死守,目前不会出太大的事,顶多小打小闹,劫机、骑摩托车砍人什么的。尽管如此,新疆汉人的恐惧心理还是很普遍。我一个表哥在新疆待了一辈 子,七五事件后就去青岛老家买房子,不回新疆了。子女还在新疆,因为年轻人的事业都在那边,但能回来的几乎都回来了。

维族人的不满,我认为 主要还是移民带来的。在没有大规模移民前,双方关系还比较好,至少没有大冲突。在1950年代,维吾尔人也好,汉人也好,彼此印象都不错。汉人移民大量涌 入后,冲突与日俱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从内地去的多是民工,在维吾尔人那儿杀猪,不能吃的猪杂碎扔在河里,可是人家要喝那水呀。同时新疆的小偷、毒贩跑 到内地,让汉人不满。随着民间冲突,民族主义动员延伸到底层。如果民族矛盾只停留在精英,还比较好解决。一旦成了种族冲突,只因为种族不同就相互对立,那 就很难解了。新疆比西藏更早地完成了这个阶段。

王力雄-1981年新疆交河故城.

我在1990年代就看到,新疆连几岁小孩都有种族隔阂。同一个机关 大院,既住着汉人干部也住着维族干部,但是小孩不在一块玩,互相只是打架。乌鲁木齐的汉区和维区之间,没有铁丝网,也没有其他有形的障碍,但无形的壁垒那 么鲜明——两个区人的模样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招牌的形式不一样,连味道都不一样。

共产党刚进入民族地区时,成功地用阶级分化 了民族。历史上民族之间相互对立,尽管民族下层可能受上层压迫,但是在与其他民族对立时,民族上层和下层结为一体,民族的旗帜掌握在上层手里。共产党来了 则说,维吾尔的巴依、西藏的领主和汉人的地主都是一样的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各民族被压迫人民是一家,汉人老大哥来帮助你们一起打倒共同的阶级敌人, 得解放。至少在当时,这很动听,很有说服力呀。

文革之后,邓小平放弃了阶级斗争。你总不能自己不搞阶级斗争,还在人家那儿继续搞吧?而不再 分阶级,各民族自然又重新融合在一起,宗教和民族的旗帜又回到民族上层手中。当局承认文革是错误,拿钱重修文革被砸的寺庙,但对民族人士那意味什么?民族 精英已经被你打得满身是伤,不会买你的好。普通老百姓也一样。当年贫下中农听你的号召扛着镐头去刨庙,把寺庙木头拿回家盖房子,盖猪圈,在宗教中那都是罪 孽呀,天大的罪孽!现在你突然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是几个藏在我们党里的坏人搞的,你这不是调戏人家嘛。

 

王力雄-1993年新疆若羌

陈:您前面还提到兵团问题和资源争夺。

王: 我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它是正省级地位,跟新疆自治区平级,新疆自治区政府管不了它。它在新疆有一百多块领地,加 在一块好几万平方公里,有自己的政府、银行、军队、武警、法院、公安、婚姻介绍所、学校、电视台、报纸等等。建立兵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遏制新疆当地民族。 邓小平1980年代去新疆视察时说"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当地民族对兵团的抵触是最大的,老百姓把它当成是侵略军。兵团看管当地人民的意图非常明 显,新疆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兵团的「团场」,不就是把当地民族当敌人防范吗?

资源呢,新疆主要是缺水。但新疆有其他各种资源,特别是天然气。中国政府老说给了新疆多少财政援助,可新疆人跟你算的,是你从我这儿拿了多少油、多少气、多少矿。这中间到底谁多谁少,一本胡涂账!

陈:兵团的控制力在降低吗?七五事件的镇压,靠的主要是陕甘调去的武警?

王: 对于当局在新疆的维稳,兵团屯垦这一套仍然有作用,只不过现在一般用公安、武警就够了。兵团的民工很多是从内地招去的,其实就是普通农民,平时被兵团的连 长、指导员压迫、剥削,都有一肚子气。但是一声令下让他们去镇压疆独分子,却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都兴奋得很,要立功。现在兵团用这些人组成民兵,随时可 以投入维稳。

陈:不让穆斯林留胡子,是最近的政策吗?

王:逼迫当地民族人剃胡子已经很久 了,理由是:留胡子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表现。有时甚至在街上强行剃人的胡子,剃完还让人家交剃胡子钱。我有个留胡子的维吾尔朋友,是学校老师,就是不剃胡 子。他说马克思有胡子,恩格斯有胡子,列宁也有胡子,还是你们的领袖,为什么我有胡子就不行?这些政策真是太愚蠢了。

王力雄-2003年新疆库车

陈:维吾尔人民族意识的强化,是从何时开始的?

王: 这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强化。经过了这十几年,现在我觉得已经很难回转。海外维吾尔运动的基本目标已经确立,就是要独立。按照他们的 看法:达赖喇嘛说的中间道路,让藏人耽误了几十年时间,事实证明中间道路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维吾尔人不能再走中间道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海外民运人士也 多是大中国主义者,老说维吾尔人不能搞独立。于是他们现在干脆不跟汉人对话,就是自己走独立道路,先以内部反抗和招致的镇压唤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不惜为此 付出巨大牺牲,主动迎接大规模流血冲突,以得到西方世界"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的背书。他们认为维族比藏族有利的条件是有伊斯兰世界的广大人力和物质支 持。等到中国发生内乱,就可以把汉人赶走,建立一个东土耳其斯坦。

中国的民族仇恨是专制播种的恶果,却要由未来的民主吞咽苦果。因为专制可 以用残酷手段镇压民族,不会形成大规模冲突,而民主不可能再用残酷镇压的方式,尤其在转型期,国家控制力大幅减弱,那时一直压抑的民族仇恨就像突然打开瓶 塞,喷涌而出。从时间点看似乎民族冲突是民主转型造成,专制者们也正是以此恐吓国民,其实那是专制统治强加给民主转型的遗产。要想中国走向民主,我们便没 有选择,只能承担。要打破绑架者与人质共生死的困局,我们就得去寻找不让民族冲突与民主转型共生的方法。而能够避免广场效应、进行向量求和、逐层提炼理性 的递进民主,正是这样一种方法。除此,我还真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方法。

王力雄-2006年新疆莎车清真寺

陈:相对于藏人,宗教对维吾尔人的影响稍弱一些吗

王: 不能这样说!宗教势力在新疆非常大,绝大多数维吾尔人都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海外维吾尔人的政治组织现在是走世俗政治道路,因为他们希望跟国际社会接 轨,也知道伊斯兰宗教势力在西方社会吃不开。然而他们不一定具有对新疆未来的主导权。宗教势力会不会发展起来,现在还不知道。在海外维吾尔人中,目前没有 强有力的宗教领袖。热比娅的地位是在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因为当局指控她操纵事件而奠定的,其实那是抬高了她。海外维吾尔人目前暂时没人能挑战她,但热 比娅的方式也有问题,比如最近她捐钱给日本人买钓鱼岛,还说希望西方和日本把新疆也买走,她一点都不顾忌汉人和中国人的想法。

陈:您在2008年的一篇评论中,建议台湾各界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心力,让台湾成为研究大陆政治转型的最重要基地。藉此机会,您是否愿意再说服一下台湾读者?

王: 我认为这不光是为大陆而做。台湾应该有危机意识,因为未来的中国大陆无论怎样,都会对台湾产生重大影响。我为什么提议台湾成为中国转型的研究中心?不是研 究中国的古代,不是研究中国的文化,而是研究中国的政治转型?因为中国大陆无论是转型成功、转型动乱或是转型崩溃,都会对台湾带来巨大冲击。台湾离大陆一 百海哩而已,不是可以开走的航空母舰,而是一颗动不了窝的蛋,哪天说把你砸了就砸了。台湾即使只出于自保,也应该投入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

王力雄认为台湾应该有危机意识,因为未来的中国大陆无论怎样,都会对台湾产生重大影响。

中共知道有危机,只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该怎么解决。尽管中共有庞 大的研究力量和经费,却不会去研究共产党下台或灭亡以后怎么办。对这个最需要研究的题目,大陆民间因为没有空间无力承担,世界各国也只是进行为己所用的中 国研究。只有台湾有最好的条件。台湾有资金、有自由、有信息、有人才,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同根,利用互联网,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大陆和世界各国的人才纳入 整合,通过研究、论证、沙盘推演,提出最可操作的中国政治转型路径与步骤,作为台湾的利己利人之举。中共愿意采纳最好,或者现在不采纳,遇到严重危机时仍 可能采纳。

还要研究中共垮台了怎么办?那时人民还在,还得活下去,那又需要另一套研究,在中共垮台时力挽狂澜,避免出现大混乱。还有,万一 中国社会真的崩溃了,最终也得收拾残局。大陆崩溃而不影响台湾安全,在我看是不可能的。如何不让暴政再在大陆轮回,而能开始建设新的社会,也需要进行事先 准备,深入研究。台湾如果投入这种研究,也许将来能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种上天注定的两岸缘分。当然我知道此时这想法在台湾没有市场,台湾人不想多管闲 事,杞人忧天也不是当代人的活法,所以两岸不一定会有这种缘分。

陈:您正在写《黄祸》的姊妹篇《转世》,前十几万字已经上网,让读者先睹为快了。最后,您是否愿意透露《转世》的基本思路?

王: 《黄祸》是写中国的崩溃,《转世》是想写中国避免崩溃走出危机的过程。《黄祸》把最坏图景摆了出来,本意是让人们、尤其是当权者主动做避免那种前景的努 力。但现在看,只能是我自己去做想象中的努力了。当然我万变不离其宗,基础还是"递进民主"。《转世》仍然关注民族问题,解决之道也是递进民主。《转世》 描写"递进民主"如何促成中国的政治转型,化解民族冲突,并希望能从小说反馈到当下的困局。

王力雄访谈录(3):西藏思考

February 13, 2015
  • BBC中文网 2015年 2月 11日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 《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 《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 有关专访的内容

王力雄-1984年黄河漂流时在藏区玛多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从何时开始关切西藏?《天葬》的问题意识是从《黄祸》衍生出来的?

王 力雄(以下简称「王」):1991年出版的《黄祸》,对我不是单纯的文学,而是对中国未来的真心思考。《黄祸》写的恐怖场景不是危言耸听,我确实认为那真 有发生的可能。因此写完《黄祸》后,我决定好好想一想怎样才能防止那样的未来。此前我已有递进民主的基本想法,《黄祸》也写了逐级递选的内容。随后我用了 几年时间把「逐级递选」理论化,《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就是那时写成的。

1990年代世界爆发了多场跟民主转型相伴的民族冲突,让我想到中国民主转型时,首当其冲的挑战也会是民族问题。跟今天相比,二十年前中国的民族冲突还不算严重,可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都已经存在了。

因 为我经常去那些地方旅行,比较早地感受到民族冲突的存在。而力图阻止中国民主化的人也利用民族问题,说民主化会造成国家分裂。大一统意识对中国国民是有说 服力的,宁可不要民主也不要中国分裂的说法被不少人接受。因此我觉得应该从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开辟一个分支,认真考虑一下民族问题该如何处理?我对西藏比 较熟,几乎每年都去藏区,就选了西藏问题。原来没打算为这个分支用太多时间,结果从1995下半年开始,到1998年《天葬》出版,花了三年时间。我当做 主体的递进民主至今没多少人认,作为分支搞的民族问题却被当成了我的招牌,现在到哪都被介绍为「民族问题专家」,有点搞笑。

陈: 《天葬》主要是从中国政治转型的角度去思考西藏。跟您十年后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相比,《天葬》更像是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的独白。我注意 到,您的基本想法并没有改变,您认为追求独立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即使流血也未必能够独立,还将使中国的民主转型胎死腹中。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所展现 出的同情心和对话愿望,比《天葬》要强烈了许多。

王:您说的没错,在跟唯色走到一起之前,我虽然多次去西藏,但对西藏是 不带感情色彩的。那时打交道的多是在藏汉人。有一批1980年代志愿进藏的大学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这些人的圈子虽然经常议论西藏话题,但 多是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我写《天葬》之前也有很强的国家主义思维,考虑的是如何「保住」西藏这块领土,只是反对用高压方法。在写《天葬》的过程中,通过对 西藏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我有了很多转变。我希望用客观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分析西藏的不同方面。我对流亡西藏有批评,对中共的批评更多。这是《天葬》的基 调,不过仍有国家主义的残余。

后来是唯色让我进入藏人的心灵世界。当然这种转变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和唯色的关系会不会让我在西藏研究上失 去客观性?我开玩笑说有了裙带关系,需要回避了。比如我虽然十分尊敬达赖喇嘛,但以前我对他有什么看法,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跟唯色结婚后就不怎么说了,因 为担心唯色会不高兴。我的确一度淡出跟西藏有关的活动。直到2008年三一四事件后,汉藏冲突的危险加剧,当局倒行逆施,我才又开始介入。

陈:您是指〈西藏独立路线图〉那篇文章?您认为官方的高压维稳只会适得其反,把藏人推向独立运动?

王: 我认为官方的做法十分危险!但是无论如何苦口婆心,事实证明寄希望于官方解决西藏问题彻底无望。我只能想,可否通过促进民间的汉藏沟通,为将来的和平解决 民族问题留下一点可能性?从2009年开始,我推动并且主持了中国网民和达赖喇嘛的两次推特对话,后来又组织了中国维权律师与达赖喇嘛的网络视频对话。

王力雄-1985年青海藏区

陈:您怎么看达赖喇嘛和中共的互动?

王: 如果像达赖喇嘛所期望的,中共愿意在整个藏区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藏人的权利,西藏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达赖喇嘛将会回西藏,海外藏人的 政治运动也会解散。境内藏人只要达赖喇嘛回来,有自治的权利,人权有保证,也就满意了,皆大欢喜。这是达赖喇嘛多年盼望的。他一直表示不想要西藏独立建 国,说整个世界都是地球村了,欧洲都合在一块儿,藏人为什么非要独立呢?只要保障我们的权利,不再担心我们的寺庙被砸,不独立有什么不可以?中国的国家强 大,藏族也能借光,等等。

理论上,这些全都成立,但从现实来讲只是幻想。中共不会这么做。而不会这么做的原因,我在〈西藏独立路线图〉里面 说了,就是吃反分裂饭的官僚集团要用反分裂谋取权力、地位和资源。这样的部门有一堆——十三个省部级以上部门涉藏,算上跟反分裂有关的省部级部门则有二十 几个。这些部门都有专门负责民族问题的机构和人员,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抵制和绑架中央,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利益同盟,从印把子(按:此指官章)到枪杆子到笔 杆子什么都有,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自我运转。2008年三一四事件发生后,所有反应都是按反分裂集团的意志自动运行,其后果是把民族对立愈搞愈厉害。在此 之前,西藏境内没有多少西藏独立的内在动力。但在三一四事件之后,情况已经改变,反分裂集团的所作所为让西藏独立的意识在西藏境内觉醒。

陈:内在动力是指什么?

王: 就是指普通民众开始有了追求独立的意识。三一四事件是个分水岭,它让民族问题变成了种族问题,变成了种族之间的血债,一直延续到近几年的自焚。你以为中共 会担心种族对立?实际上,正是吃反裂饭的官僚集团不断强化仇恨,一步步把藏民族推向追求独立的道路上。当藏民族中的多数人都有了追求独立的愿望和要求时, 差的就只是历史机会了。

陈:机会或机运,赌的是中原政权出现危机,甚至外国势力介入?

王: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只能等待。不过他们的基本判断没错,中共政权最大的槛——民主转型的槛没过,而世界不会有任何政权永远不过这个槛,总有一天遇到。而那时往往国家控制力会大大衰落,国际介入力却大大增加,在民族独立人士眼中那就是机会。

我也认为民主转型是中国的难关,如果不提前循序渐进地自觉过槛,总有一天会发生突变。突变可能造成社会崩溃,崩溃又可能导致暴政重新上台,进入新的恶性循环。即使突变带来某种转型,也要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国家分裂、人民流血和生产力大幅倒退。

现 在中国思想界有个很大问题,就是只说「应该怎样」,不从「能够怎样」谈问题。藏人也是这样。鼓吹西藏独立的人说「应该」独立,我不反对,我认为藏人有追求 独立的权利。但是你得面对现实。政治正确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追求独立的代价是多大?付出那么大代价又能否真独立?我跟藏族朋友说,我写〈西 藏独立路线图〉向汉人展示了西藏独立的可能性,不过站到藏人的角度,我并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反而要付的代价非常非常大。

王力雄-1991年珠峰登山第二营地

陈:您说中国若无法平顺转型,终将面对突变式的崩溃危机。您希望中国不要爆发这类危机,可有些人寄希望于这类危机,以获得独立的历史机运,不是吗?

王力雄-2008年与唯色在平措汪杰先生家

「去民族化」的说法我也注意到,虽然得到高层欣赏,但当局要实行却 不容易,因为各个民族自治区域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那些利益集团的基础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跟着共产党的精英人物,有赖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他们 将是「去民族化」的坚决反对者。各民族普通百姓也不会欢迎,因为尽管民族区域自治是假的,但至少还有个名目,多少有一些优惠。提出「去民族化」的马戎教授 说美国就没有这些身分优惠,这说法并不准确。而且,美国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中国没有的,就是人权保证。有人权就会有民族权,那时不需要特别强调民族权,人们 会利用人权自然地形成族群,提出要求。美国的亚文化群是最丰富的,正是因为有自由和人权保证。中国学者不去看这最基本的一点,只主张去掉民族自治的权利, 甚至干脆把「民族」去掉(只保留中华民族),这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偏颇。

陈:在西藏,同化和移民政策的力道有多大?汉人跟藏人的比例正在快速改变吗?照十几年前《天葬》的说法,西藏高原有先天限制,汉人适应不易,当局很难随心所欲地把人搞进去。但现在呢?所谓的「汉藏结合部」似乎不断扩大?

王: 《天葬》曾说「无人进藏」,现在看似乎说错了,很多汉人都在进去嘛。尤其在四省藏区,汉人增加很多。但是进藏汉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交通干线和旅游点,真 正的牧场、农村仍然是很纯的藏人区,这还是因为汉民族对高海拔的不适应。跟低海拔的新疆不一样,汉人去低海拔的新疆绿洲搞农业经济,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绝 对会经营得很好。藏区现在之所以能把汉人引到城市,是因为那里营造出了汉人能适应的生活环境。你到拉萨去看,那是成都郊区的克隆版,水平低一点,但反正就 是汉人那一套,卡拉OK、小姐、红灯区、川菜什么都有。汉人在拉萨除了喘气费点劲,其他方面跟成都没多大区别了,而且有钱挣,他为什么不去?在拉萨的干部 住宅区,江南园林都放在院里面了。甚至一家配一个制氧机,让房间里的氧气含量跟内地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没有可能的,在驻藏大臣时代更不可能。现在有了 这些,汉人就进来了。但这种移民是没有根基的,哪天一发生动荡,很多人会马上撤出西藏。

陈:如果汉人移民多了,单从数量对比的角度,独立就困难了,除非搞大清洗。这是鼓励移民的重要出发点吗?

王: 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是中国三大民族地区。对当局来讲,内蒙古是最成功的,就在于汉人移民的淹没效应。内蒙古二千五百万人,蒙古族只是零头,二千万是汉人。 所以当局基本认为内蒙古问题不存在了,已经完全解决。虽然也会发生一些抗议什么的,但掀不起大的波澜。当局试图把同样模式用在新疆,从1950年代开始大 规模地往新疆送人。新疆受制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缺水,只能仰赖绿洲农业。绿洲农业也要靠水,而水是有限的,所以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先干的就是抢 水。在上游把河一拦,把水引走,河的下游就干涸了,下游绿洲就萎缩。兵团在河的上游造了新绿洲,然后说我根本没占当地人的地,都是我自己在荒原上开垦的! 新疆维吾尔人特别反感这个,矛盾就这样激化起来。但是受制于有限的水资源总量,当局也没法无限制地往新疆送人。目前新疆在人口上是势均力敌,进去的汉人不 少,不过也不能更多了,达不到内蒙古那样的淹没。而势均力敌恰恰最危险,双方都有冲突的愿望和可能性,所以新疆的民族矛盾最激烈。

西藏本来 是「无人进藏」,它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旁边,汉人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就是不进西藏。汉人不怕吃苦,只要有希望就能吃苦。但在西藏高原那地方,农 耕文化的汉人根本树立不起希望。我在早期进藏的时候就强烈感到不可能在那里久留,只能偶然进来转转。大多数汉人都是这样的。清朝驻藏大臣入藏,带的人走到 康定就全跑没了,得在康定重新招人。入藏以后,整个衙门除了驻藏大臣,往往只有几个从内地跟来的汉人。手下只有那么少的人,驻藏大臣也就是起个大使的作用 而已。后来有军队进去,常驻的顶多也就千八百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汉人移民增加,民间的汉藏矛盾愈来愈多了。从三一四事件可以看出,一些 藏族青年和失业者去砸汉人店铺,打汉人,很大程度是因为经济上藏人在本土的边缘化。1980年代末的藏人抗议者主要是喇嘛和部分城市居民,那时主要是出于 对文革的不满和发泄。当局如果宽大一点,继续实行胡耀邦的怀柔政策,让藏人把该出的气出了,应该可以把不满慢慢消化,后来也不会愈来愈紧张。不幸的是强硬 派占了上风,归咎胡耀邦把汉人撤回内地导致了西藏骚乱,于是进一步强化经济移民和同化政策。今天汉藏冲突的恶化恰恰是这种思维造成的。

陈:这几年接二连三的藏人自焚,您的分析是什么?

王: 自焚是从2009年开始的。自焚者喊的口号多为「给西藏自由」和「让达赖喇嘛回家」,后来有自焚者遗嘱流传出来,表达要护佑藏国、为西藏献身等。自焚是因 为藏人没有别的路可走,跟中共九次谈判毫无作用,达赖喇嘛说了所有该说的话,该做的都做了,但是达赖喇嘛的谦卑除了换来侮辱,没有其他效果。唯色认为自焚 不是出于绝望,是在表达抗议。对此我同意。我只是觉得应该为藏人找到方法,为藏人百姓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做。对此应该负起主要责任的本该是西藏流亡政府和藏 族知识分子,但是流亡政府并没有很好的作为,只是跟在境内藏人后面,发生自焚就去悼念一下。

陈:他们主要是游说西方政府?

王力雄-2009年在印度达赖喇嘛府邸

王:是,但是这种游说有多少作用呢?达赖喇嘛做了几十年,已经做到极致了,后面的人谁还能比达赖喇嘛做得更好?西方政府没有真正让西藏问题改观,他们能做的有限,不会真为西藏跟中国撕破脸。把西藏未来系于西方的后果就是让流亡政府看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陈:有人认为,当局就是想拖到达赖喇嘛去世,让流亡政府因内斗而乱,再把其中的激进派打成恐怖主义。

王:对,当局现在就是在等着达赖喇嘛去世。他们认为那时西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过,尽管现在境内藏人愤怒和紧张,但是什么都不会像达赖喇嘛去世那样刺激他们。那一刻很可能一切都被崩断,成为藏人全面暴动的发令枪。

陈:中共没看到这一点吗?

王: 他们认为可以解决,就是开枪。六四怎么样?三一四怎么样?新疆七五事件怎么样?不都镇压下去了,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每年发生十万起、二十万起群体事件,不 照样扑灭?当年周恩来和胡耀邦的死,在中国都造成了不约而同的动员,激起广泛的社会抗议。但都不会如达赖喇嘛去世对藏人造成的冲击。达赖喇嘛对藏人何其重 大!那时藏人会感到彻底绝望和痛不欲生!这么多年达赖喇嘛流亡在外,对中国当局百般示好,忍辱负重,却没得到任何结果,最后客死他乡,情何以堪?藏人的终 身愿望就是能见到他们的宗教领袖,得到他的加持,却始终无法如愿。中共不让达赖喇嘛回西藏,又不让境内藏人去见他,不给藏人发护照。被愤怒积累的爆发能 量,加上达赖喇嘛去世的震撼,到时的情况绝对会超出当局估计。

陈:达赖喇嘛并没有强力制止自焚,这您如何理解?

王: 达赖喇嘛没有严厉制止自焚,我觉得也许有甘地主义的成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有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以牺牲作为武器。达赖喇嘛不会这么说,但我认为他深受甘 地主义的影响。不过我不看好甘地主义的牺牲在中国会有效果,因为它需要的前提是对方有良知。六四中共用坦克镇压北京市民,他手软了吗?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孩 子绝食,一个一个绝食昏倒,被救护车拉走,他动摇了吗?一点没耽误开枪杀人!对藏人自焚,当地维稳官员说的是「烧光才好!」这是很多当地汉人官员的想法。

陈:唯色曾出面呼吁境内藏人不要继续自焚……

王: 我当然支持这个呼吁。她是从珍惜藏人生命出发,我是认为自焚的勇气应该用来做事,不能全消耗于自焚,勇敢的人也不能都死于自焚。这的确是两难。藏人自焚, 达赖喇嘛当然不能说这样做不好,西藏流亡政府也一定会把自焚者视为英雄,开法会,请众多高僧为他们超度念经。而境内高僧平时慑于当局淫威,唯唯诺诺,在当 局让他们论证自焚不符合佛教教义时,他们却会说:自焚者如果是为了自己自焚,五百年不能超生;如果是为了众生自焚,当场就会成佛。这些态度当然也会对自焚 的前仆后继起到鼓励的作用。

陈:中共对西藏宗教的控制有多严?

王: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很 严,同时极力利用宗教。西藏宗教的「佛、法、僧」,佛在心中,法很难懂,在信徒和佛、法之间充当桥梁的是僧侣、僧团。西藏有几千个活佛,僧团领袖主要是活 佛。现在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的插手之一,体现在对活佛的管理上。活佛认定要由政府批准,要进入当局的培养体系,最终用重利益、善投机的活佛,去取代真正的 活佛。

王力雄-2011年与妻子唯色在拉萨河边

陈:能否谈谈您在达兰萨拉的递进民主实验?

王: 话说回来,我在十几年前见达赖喇嘛,就跟他谈「递进民主」,希望流亡社会不要采用代议制。2009年我到达兰萨拉时也想推广递进民主,但没有成功。那次是 当地激进藏人给我扣上胡锦涛密使和中共间谍的帽子,发动抵制,没能做下去。如果历数这些年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说屡战屡败。

西藏流亡 社会现在是走代议民主的路,对此我有很大担忧。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国家的框架,其实是一个NGO组织。NGO组织的特征就是经常分裂,我跟你稍不合意,你没 有约束我的能力,我就拂袖而去。本来能够避免这种情况,起到整体框架作用的是达赖喇嘛,没有人敢超越他、违背他,所以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分裂。但在达赖 喇嘛之后,如果流亡西藏走政党竞争式的民主道路,后果就会不一样。最近当选的司政洛桑桑杰,哈佛出身,是第一个把西方式的政治竞争引入流亡社会的人。传统 西藏人讲谦卑,总是说我不行,我的能力不够,我有很多缺点。但洛桑桑杰一出来就说我最棒,我什么都行。在任何正常的民主国家,这样的人没有问题,所有政客 都这样做。哪怕当选的是个白痴,因为有成熟的专家团队和文官系统,也照样运转。但是西藏处于历史转折关头,面临达赖喇嘛年迈甚至离世的可能,正是需要最大 智慧的时刻。而按照代议制方式选的人,如果能力主要在模仿西方政客的表演和做派,是承担不起这种重任的。因为洛桑桑杰模式获得的成功,以后在流亡社会的选 举中将被普遍采用,最终会不会发展到互相攻击指责?那时没有国家框架把相互竞争的流亡者约束在一起,结果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流亡西藏只有 十五万人,却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和印度境内几十个难民点,竞选难度并不小。洛桑桑杰竞选时走了很多地方,有人要求他说明经费打哪儿来?他不说。因此有人提 出竞选经费要透明。这个先不说,咱们不用怀疑洛桑桑杰,我想强调的是代议民主激化竞争的内在逻辑。这种竞争一出来,谁爱西藏?谁比谁更爱西藏?爱西藏的标 准是什么?争取独立是不是比同意自治更爱西藏?这种追逐极端的比赛,一个后果是激进化,另一个后果是造成分裂。历史告诉我们,具有同样目标的人群,也会产 生路线斗争,而不同路线的斗争,最终往往会陷入你死我活的境地。鉴于这些因素,我一直认为采用递进民主对流亡西藏要比代议民主好。

王力雄访谈录(2):递进民主

February 11, 2015

王力雄-1998年香港版《溶解权力》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 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 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提出的“递进民主”与主流的代议民主(含多党选举竞争)多所不同。“递进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逐级递选,它显然从 巴黎公社得到了不少灵感。您在《递进民主》(2006)书中,叙述的顺序是先谈中国的专制及其导致的整合危机,再申论西方式的代议民主何以在中国未必可 行,然后解说「递进民主」的操作方式。我想就按照这个次序,先请您说明您对代议民主的主要批评。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首先我当然认为中国若能顺利地实行代议民主,会比专制好很多。但是我觉得更该提醒的是:代议民主制度未必能解决中国的 问题。西方现行的代议民主是在长期的循序渐进过程中形成的,而中国没有这样的过程,推行代议民主可能造成较大震荡,甚至带来难以挽回的结局。长期专制给中 国造成的社会整合难题,使得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变得非常关键。我认为至少在今日中国,代议民主很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我对专制持有绝对的批判,我也被中国警方视为反对人士打压,但是我特别强调方法,看重具体的操作。我这种经历过文革的人对笼而统之的「民众」抱有 深刻怀疑。这并不是说我不觉得民众利益是最高的,只是民众一旦变成乌合之众,会做出很多恐怖的事情。我们要打倒暴政,但也要防止暴民,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 要。现在人们只说打倒暴政,这我当然支持,但我们怎么防止暴民?
    
    我担心代议民主在中国可能导致多数专制的暴民政治,这是其一。第二,我认为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无法解决我特别关心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消费主义问题;另一个是民族主义问题。
    
    陈:请您先谈暴民或民粹政治。
    
    王:代议民主常造成一种广场效应,让政治极端主义有机可乘。我始终担心代议民主的选举竞争,在中国环境下会形成趋于极端的赛跑。对于这种广场效 应,我观察八九天安门运动深有感受。你会看到当时广场上每一个理性的声音都被哄下去,极端的声音得到掌声和喝彩。就连六四早上最后决定是否撤离时,也是广 场上同意和反对撤离的双方比赛群埃阅谋呱竽谋呱±淳龆āU饷粗卮蟮木霾呤强亢暗纳笊。
    
    还有一个共生的问题是,由谁判断哪个声大哪个声小呢?只能是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这是一种“离不开主持人”的民主,中间能玩的花招太多了。中国共产党式的假民主,包括现在村霸操控的村民自治,都是这么玩的。
    
    在广场上欺骗十万个陌生人要比欺骗身边十个熟人容易得多。群众愈激动,聚集愈多,善言辞会煽动的政客就愈是如鱼得水。中国若是实行了代议民主,各 种力量的首要目标将是跑马圈地,争抢制高点,什么能赢得最多民意和选票,就把什么炒作到极致,达到赢家通吃。那其中蕴含的危险,可不是把“民主”二字当成 政治正确可以解决的。
    
    陈: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您怎么看?
    
    王:我承认资本主义加代议民主最能调动创意与活力,是最有利经济发展的制度,但当人类开始面临消费主义和生存环境的冲突时,以鼓励个人自由发展为 目的、政府合法性来自民众普选的代议制度,是无法有节制社会的能力的。自利是人的天性,放纵的自利会成为贪婪,而只要缺乏节制,自利一定放纵为贪婪。在这 一点上,可以说代议民主是一种纵容贪婪的制度。选民的要求就是收入不断提高,消费不断增加。经济增长指针成为最高指令,逼迫所有政治家或政客都要服从,想 悬崖勒马都勒不住。这种由贪婪个人汇集的民主,只能走上物质主义的不归路。
    
    人类要有自由,我绝不否认,但人类也要有“节制”。没有节制的话,一定会出现人类和生态的最终冲突,只是早晚而已。我与自由主义的距离主要在于这个方面。我主张在自由的平台上建立「节制」,靠什么呢?就是“递进民主”。
    
    消费主义跟民族主义或族群冲突之间是有连带关系的。消费主义带来资源的争夺。这种争夺往往是以族群或国家为单位,比如说,新疆的民族冲突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移民,移民造成了水资源的争夺。当人类的消费欲望愈来愈扩张,资源又愈来愈紧缺,这种冲突也会愈来愈加强。中国很多的民族主义情绪,针对西方 的、针对少数民族的、针对汉族的,其实都是在消费主义和经济扩张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中国,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问题都比西方要严重。生态的极限在中国已经不远。至于在中国60%领土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的民族冲突,中国若 是实行代议民主,那不会是达赖喇嘛说的“只要中国民主了,民族问题一个星期就可以解决”,更大可能是各民族的极端主义走上前台,成为主导。
    
    陈:您在《递进民主》中曾以台湾为例。
    
       
    王力雄-香港版《递进民主》
    
    王:如果现在的中国政府打台湾,会被认为是专制对民主的进攻,民主国家会为此保护台湾。但若中国实施了代议民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下,选民以 符合程序的多数投票赞成打台湾,包括打西藏、打新疆,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国际社会该如何判断与对待?我把代议民主称做“数量民主”。
    
    数量没有方向,或者说只有正负――赞成或反对,然而人的判断和选择其实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变成一正一负是大大的简化,而且是不合常理的简化,往 往会把大众局限迭加在一起,让局限被放大。真正的民主应该是「矢量」(向量)的,既能体现每个人的意志,又能把所有「矢量」求和在一起,得到的结果不是局 限放大而是真正的全局。
    
    陈:不少人认为,代议民主制具有一种“效率”。在特定议题上,51%赞同的政策实现了,49%的相反意见就不能兑现;不过,大概没有人会在所有议 题上都属于少数。我同意您说这种“数量民主”是一种政治简化,但您提出的递进民主(所谓“矢量民主”)又能否克服代议民主的弊病?我们是否转到这个议题?
    
    王:我们可以把究竟哪种民主更好的问题先放下,先从可行性上着眼。我曾经写过一篇〈以“递进民主”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提出通过自下而上的逐层 自治与选举,循序渐进地把政治权力从专制手中拿过来。针对藏人自焚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主张从村庄自治开始做起。达赖喇嘛要的 是整个藏区的自治,那只能等着中共发慈悲恩赐,怎么可能呢?如果不可能,为什么不从小做起,从每个村庄的自治开始呢?
    
    由每个村庄的村民自己制定决策,不再听官府的,只服从自己的决策和所选举的领导者,不就实现了村庄的自治吗?如果村庄自治能够实现,再由每个村的 当选村长组成本乡镇的管理委员会,制定决策并选举乡镇长,实现乡镇自治・・・・・・当局当然会镇压,然而人们不是一直都在说非暴力不合作吗?当局顶多是抓 几个当选者,不可能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吧?那抓了就再选。如果藏人连自焚都不怕,被抓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也不能把当选定什么大罪。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之 一不就是「填满监狱」吗?就看是否有决心。
    
    这里要提出“层块”的概念。“层块”是由直接选举者和当选者构成的。村民委员会和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构成一个层块;村委会主任组成的乡镇管理委员 会,和当选乡镇长又构成更高一层的层块。这时的村委会主任具有双重身分――他是本村委员会的主任,同时是乡镇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下级层块的当选者,同时是 上级层块的选举者。他是下级层块的行政者,同时是上级层块的立法者。
    
    递进民主的层块之间正是靠这种双重身分连结起来的。依此类推,乡镇长组成县委员会,选举县长・・・・・・一直到各省委员会选举的省长组成国家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从最基层一直搭建到最高层块,构成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
    
    递进民主的结构是就由多个、多层委员会自下而上组成的委员会系统。我称为“递进委员会”系统。整个社会被这系统包容。递进民主的另一特征是“逐层 递选”。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产生,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二者互为因果。递进民主首先实现每个层块内部的“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再把 各层块用“间接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
    
    藏区如果能利用递进民主,先实现村庄自治,到实现乡镇自治,再实现县自治,继续向上,县长选出州长,州长组成藏区管理委员会,再选举出藏区领导 人,最后实现整个藏区的自治。先把递进民主当做手段,自己掌握实现自治的进程,自下而上一个层块一个层块逐步实现自治。既能步步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又避免大的冲突和决战,完成平顺转型之后,再进行全民投票,决定是要实行代议制民主,还是继续实行递进民主。
    
    陈:您在1975年就有了“逐层递选”的想法。但我对列宁的巴黎公社论说,以及他的直接民主理论,多少有些质疑。列宁说巴黎公社或苏维埃制是自下 而上的,不是一种代表制或代议制,因为被指派到更上一层的“受委任者”只是传达下一层的决定,而且随时可以被下一层召回。历史上,这种架构只有在革命时刻 曾经短暂出现,都非常短命。列宁后来以中央苏维埃压制、毁灭了苏维埃制,这也是事实。您主张“随时召回”的制度设计吗?在所谓的现代多元社会中,“随时召 回”是否可能?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代议制或代表制的优点在于其效率,缺点在于其“异化”(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疏离)。但金字塔型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架构,似乎也有明显弱点,就是 它假设了各种「矢量」不但能合,还能取得一定共识。务实地问,您认为这真的可以运作吗?试想:在高度争议的公共议题上,如果第N-1层可以随时召回派去第 N层的“受委任者”,这种体制是否可能因争议僵持不下,或来回拉锯而瘫痪?于是演变为比代议民主更异化的政治体制,例如中央苏维埃的集权专政?
    
    王:理论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跟苏维埃制度相似,都是自下而上的金字塔,而且也有逐层递选。人民代表大会的乡级代表由乡民直接选举;县级代 表由全县选民选举;再往上,地区级或省级代表由县级代表选举;全国代表则由省级代表选举。但是这种选举是虚假的,是被操纵的,愈是上层的代表愈受操纵。
    
    问题首先在于选举的规模。中国的乡镇往往有几万人,县则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这么大的规模中是不可能进行充分沟通的,如相互协商、串联、熟悉 候选人、了解执政情况等,只能依靠主持人,而主持人就会利用主持的权力去操纵和把持选举。「递进民主」主张从社会最小单位开始民主化。这个你千万不要小 看,最小单元可以实现充分的沟通,正是解决弊病的关键,是真正民主化的基石。金字塔结构本身不是错,专制权力的金字塔也是因为沟通需要。一个皇帝管不了一 千个县官,只能管几十个总督;每个总督管若干个知府,每个知府再去管若干个县官。民主更需要充分的沟通,因此同样可以利用金字塔结构,只是要调转方向―― 权力的源头不在上而在下,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变成自下而上的金字塔。
    
    第二个不同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定期选举,“逐层递选”可以随时选举,以新人取代原有的当选者,这类似你说的「随时召回」。苏维埃的「随时召 回」之所以最终变得有名无实,同样是因为规模。当不可能自发地协调串联进行重新选举时,主持人便会想方设法控制选举。苏维埃制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此。递进 民主的随时选举相当于皇帝可以随时罢免手下的官员。既然不可想象皇帝只能定期罢免官员,为什么民主就只能定期挑选官员呢?代议民主的定期选举更多是因为大 规模选举无法随时举行,是出于技术限制的不得已;递进民主却是在技术上找到了方法。
    
    不必担心因此会频繁更换当选者。「随时选举」的规则使得每个当选者在决策前都会先在头脑中「模拟选举」,想方设法迎合多数,反而使选举在很大程度 上无需发生,甚至可能比定期选举还少。既然皇帝不会因为有随时罢免的权力就不停地撤换官员,为什么担心民主会这样做呢?如果民主是那样无理性,我们又争民 主干什么呢?
    
    还有一个不同,“递进民主”是“议行合一”。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是“议”,也就是立法(甚至这也是假的)。而具体执行权力的行政系统,全是自上 而下任命。“递进民主制”的“议行合一”并非把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合在一人身上,而是合在一个体系中――每个当选者是下级层块的“行政首长”,同时是上级层 块的“立法者”。立法与行政既有联系,又有制约,而且比分立的权力有更多层的制约,却能避免分立权力之间的脱节与对抗。
    
    递进民主的转型不需要重新规划与建立“层块”,不需要从头建一套新体系,不会把原有社会组织推倒重来,因为它需要的层块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递 进民主只是把权力关系反过来,社会就从统治结构变成自治结构。区别仅仅在此,对社会结构的触动和改变最小,变化却最为彻底。
    
    我之所以能够在1975年产生递进民主的基本想法,正是因为那时整个中国都纳入在一个单一的权力金字塔中。农村结构是生产小队、大队、公社,工厂 是班组、车间、分厂、总厂,结构非常清楚,只要权力源头一调就行了。如今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化,产生很多民营企业,多种生存状态。适应这种变迁,我 把社会组织分成私权、众权(集体)、公权三种性质。私权组织不实行递进民主,众权组织可自行选择,公权组织实行递进民主。
    
    “缩小范围”和“随时选举”是递进民主的两个基本点。民主的范围缩小到社会基本单元,再由随时选举(逐层递选)组合在一起。而只有把民主的范围缩 小,每个范围才能实现充分沟通和随时协商,决策和选举都无需依靠主持人,也才能实现随时选举――大家相互表个态,马上就能得到结果。
    
    陈:关于司法,您有何制度设计?
   


    
    王力雄-2004年台湾版《递进民主》
    
    王:我的想法是,需要设置法官和检察官的递进民主层块,以三分之二多数选举法官和检察官。递进民主结构的每个层块可以在不违背上级层块立法的前提 下自行立法(或制定规则)。每个层块的法官、检察官根据本层块立法行使本层块内的司法和检察权。只要不招致本层块三分之二多数的反对,法官和检察官就可以 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关于递进民主的司法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需要另做专门的讨论。
    
    陈:到了县级、地级或省级,在您的设计里,会出现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吗?
    
    王:递进民主制一样需要公务员系统。较高层块的行政首长需要公务员辅助其行政。但递进民主中的公务员由每个层块自己供养,因此会尽可能地精简。
    
    陈:公务员系统属于公权力,所以也要实行递进民主?
    
    王:不,公务员只是辅助行政首长,必须服从,不能自治。保证这一点的前提是任命制,不服从即可撤换。因为行政首长处于本层块「随时选举」的制约下,所以不必担心滥用这种任命。另外重要任命都要经过层块批准,也是一种牵制。
    
    陈:我注意到,其他论者对递进民主论的批评,您最近少有响应。
    
    王:我原本对批评是积极响应的。我还办过一个“递进民主”网站(2007年被当局关闭),目的就是与批评者进行讨论。后来我的响应逐渐少了,原因 既有想用更多时间去做原创研究和写作,也有觉得批评者没有认真读我的文本。比如我从1970年代就论证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专制工具,根源就在于过大规 模造成的无法沟通,通过主持人操纵把人大变成橡皮图章。但遇到只是按照自己想象的批评者,仍然说递进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就疏于继续回答。不管怎么 样,我想了几十年,如果对方听了几分钟就自信满满地全盘否定,就很难找到对话的接口了。
    
    陈:您认为,递进民主可以容许多大程度的寡头化?理论上,第N层块必须对第N-1层块负责,但第N层块所掌握的资源(包括财政收入、文官体系、警 察等)要比第N-1、N-2、N-10多得多。递进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从我的直觉,似乎意味一定程度的寡头化。您是否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王:这是对递进民主最常见的质疑。但是美国总统不能利用三军统帅的身分让自己成为终身总统吧?只要社会已经在宪法意义上接受并实行了递进民主制, 军警就不会执行那样的命令。N-1层块也会立刻罢免N。如果N联合N-1一块篡权,N-2则会罢免N-1・・・・・・即使所有当权者联合起来要废除递进民 主制,但权力是以人的同意为前提的,会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同意和不服从,他们也就不会有实际的权力。即使占领了中南海,也不过是占领了一个大院,社会并不因 此服从。
    
    还有人说,递进民主的最高层块因为与老百姓隔着好几个层次,以权谋私不会被发现,也拿他们没奈何。但这不会发生。递进民主结构除了最基层和最高 层,其他节点都是双重身分,同时身在下级层块和上级层块,这形成了一种经验延伸的链条,成为普通民众制约上层的手段。当选者在本层块内不敢谋私,否则会被 罢免。当他进入上级层块,虽然隔了一个层次,下级层块仍能知道上级层块的主要情况(何况还有制度保证的透明性)。层块规模愈小,经验延伸愈多,如果当选者 在上级层块勾结谋私,照样会被发现和更换。
    
    这种“经验的延伸”存在于每一级,中间不会中断,一直到最高层,层层都需要对下级负责,最终结果就是对民众负责。这如同多米诺牌,第一块压住第二 块,第二块压住第三块・・・・・・直到第N块。每块压住下一块的部分相当于延伸过去的经验。民众虽然只压住上一层块,离N隔着好几层,但就像第N块倒下是 第一块导致的一样,第N块的任何动作也会通过相互压住的关系传回到第一块,第一块是最终的制约。
    
    举例说,中共政治局决定把国库的钱据为己有,下面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因为相距太远了。可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一定知道,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 的。在递进民主下,N层块分赃N-1层块一定会知道。如果N层块为此贿赂第N-1层块,N-2层块又会知道。这样一直下来,除非把全体老百姓都贿赂到,否 则总是过不了关的。
    
   


    
    王力雄-1993年毛乌素沙漠
    
    陈:您说民营企业或私权组织不纳入递进民主制,这是一种妥协吗?民营企业一旦大到一定规模,其社会性是很难否认的?
    
    王:私权组织不实行递进民主制,因为那是所有者的个人领地。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只是受雇者,但是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居住地加入公权组织的递进民主结 构,也可以在企业内的工会组织(众权组织)中自愿实行递进民主制,然后纳入到公权组织中去。在公权组织的递进民主中,老板与雇员的权利同等,而雇员人数多 于老板,递进民主的最终结果就会是抑制私权组织的恶,同时保留其对社会有利的一面。私权组织和众权组织不管是否纳入公权组织,都要接受和服从所在地的公权 组织的法律和管理。
    
    陈:您在《递进民主》书中的说法,并不是只把递进民主当做一种平顺的转型路径,也希望在转型之后继续实行这种制度。
    
    王:我说过可以先把它当做实现平顺转型的方法,然后由民众选择是否继续实行。我的设想是「递进民主」作为基本法,修改需要很高的门坎。基本法中还 应该有人权保障的内容,我没有去写,因为我认为一旦实行递进民主,就会进入自我完善的循环,法治与人权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的确我认为递进民主优于代议民主。代议民主中参与管理的只是少数人,递进民主却可以把全体社会成员包容进不同层块的委员会,等于全民参与民主管理,个人权利通过递进结构逐层凝聚为“人民主权”,这是其他政治结构无法做到的。
    
    陈:您如何考虑社会流动性的问题?一个农民工可能今年在广东打工,明年就去别的省分了。张三是北京市某区居民,同时参加了一些NGO或众权组织, 那么,在您的设想中,他可以参加几个民主单元?最多可以有几张票?由于人的兴趣、关怀或身分认同具多元性和流动性,递进民主制会让大家自由选择其所属的民 主单元吗?想弃权的人,不想参与任何民主生活的人,会是处于何种位置?有没有不参与的权利?所谓可直接沟通的小范围,除了自然村之外,在北上广等大都会如 何实行?不喜欢开会的人很多,没有共和主义参与精神的人很多,您如何安置?
    
    王:恰恰是“递进民主”可以让参与成本降到最低。流动性的问题在于人们互相不认识,而且变化太快,然而我说的充分沟通并不需要成为全天候的共同 体,不是非得像一个村庄那样祖祖辈辈互相都清楚。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流动和多元,人们只需要在共同从事的「项目」上合作,互相了解,与「项目」无关的部分 不需要了解。
    
    而递进民主的每个层块都是小范围,决定了人们在那种范围相互了解的速度可以很快。我经常想,如果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实行的是递进民主,会是什 么样的结果?天南地北不同学校的学生,以左邻右舍的帐蓬为单位, 一个人说五分钟话,总共用不了多长时间, 基本就能判断出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然后选出一个人进入上一层。选举也很容易,表现不好马上可以撤换,经过几轮一定会把最合适的人选上去。经过逐层递选 形成的领导核心,跟当时的“广场指挥部”会不一样,说不定那场运动的结果也会不同。当然这只能是想象了。
    
    递进民主制的公权组织一般按地域形成,从覆盖面上应该可以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公民按照居住地(如业主委员会)加入。当然不强制。美国不也是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参加选举吗?但是当参与成本很低时,就不一定非得需要共和精神才参与,而是因为参与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人除了居住以外还有工作和社会活动。农村人的工作地与居住地往往重合,城市人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却大部分分开。递进民主制允许公民从不同渠道同时参 与多个公权组织,数量不限,使公民的个人意志从不同侧面得到立体表达。而他不管表达多少个侧面,也无非等于“1”的自乘,乘多少次仍然是“1”,仅是他个 人意志的分解和细化,不会因此使他的个人意志得到扩大。
    
    陈:您何以认为,这套递进民主制可以缓解中国的转型阵痛和民族问题,甚至对消费主义形成克制?您整体的图像是什么?
    
   


    
    王力雄-1993年黄河壶口瀑布
    
    王:在数量民主中,表决被简化成“是”或“否”,然而完全的“是”或完全的“否”只是两端,个人意志绝大多数都处在两端之间的不同位置。即使同一 人对某个问题表示了赞成,也只是他的取向之一。例如问一个少数民族人士是否赞成民族独立,很可能回答“是”,但若问他是否愿意为此家破人亡,回答就可能变 成了“否”。因此只对单一问题进行表决是误导,结果也是假像。
    
    人类以往形成的机制已经无法处理今日面临的全球问题。那些机制促进扩张,今天的人类却需要节制。由热衷物质主义的大众直接普选,社会的总体节制如 何建立得起来?不能埋怨民众缺少“放眼世界”的眼光,个人对全球问题有局限再正常不过,全球问题从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能把握和该把握的。
    
    但是他家水缸被人撒尿,他一定玩命也要制止。而面对宏观范围,个人的破坏或保护,作用似乎都可忽略不计。有人往太平洋撒尿,自己能被污染多少?挺 身阻止是否值得?代议民主正是把人放在这种关系疏远且作用渺小的宏大规模中。当民主对个人进行简化时,个人也会对民主进行简化,民众总是重消费轻生态就不 奇怪。
    
    递进民主则是要把个人责任放进类似自家水缸的范围。水缸对世界虽小,对靠它喝水的人却是全局,不容污染。再通过逐层的矢量求和实现理性的逐层提 炼,把每人对自家水缸的守护汇合成对村庄水井的保护,扩展到对地域河流的保护,再汇集成全人类对大洋大海的保护。这种矢量民主进程便是从保护自己开始,形 成对人类行为乃至对每人自身的节制,最终解决消费主义的难题。
    
    来源:BBC

王力雄访谈录(1):《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

February 10, 2015

   
    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1):《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

   
    王力雄-文革初期在长春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我1953年出生于长春,父母都是山东人。我父亲出身农民家庭,15岁在中学时投奔了共产党的八路军。我母亲1940年代末期在国民党控制的青岛搞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父亲在文革期间遭批斗,被关押中过世,这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我父亲是长春第一汽车厂的负责人之一。那是苏联援助的项目。我当时上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长春八一学校",文革开始后解散了,我就没有继续上学,等于中学一天没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小学六年级,那时小学生一般不参加文革,但我们学校是小学、初中合一的九年一贯制,小学高年级生也裹进了一些。“大串联”时我也跑出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各地晃了两个多月。以那年代的通讯条件,出门跟家里无法联系。家里对13岁的孩子两个多月没消息也不着急。
   
    我父亲的变故,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但到底是哪些影响,我也说不清楚。他被说成"走资派"和"苏修特务",后一罪名是因为他曾经跟苏联专家有比较密切的工作交往。他是1968年9月去世的,去世前已被拘押了近一年。正式说法是“自杀”,也有人说他是被打死的,但都无从查证了。当时这种"自杀"的家庭悲剧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都有不少;那个时代人的承受能力要比现在大,因为周围的环境早已给你了很多心理积淀。但打击还是不小。
   
    上山下乡
   
    叛逆青春


   
    王力雄-叛逆青春
   
    陈:能否谈谈您的下乡经验?
   
    王:我是跟我母亲去农村的,她被下放到吉林省东丰县。那时很多人即使到了乡下,周围有城里一块下去的同学或其他干部家庭,形成自我的小圈子,不会和农民有深入接触。我比较不一样,因为周围人只有我是从城里来的,每天和当地农民在一起。生产队让我做会计,也就成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成员,干了两年。那一段岁月使我真正了解农村,也是了解中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
   
    下乡之前,我的反叛是比较颓废的,就是那种所谓"垮掉的一代"。因为文革的家庭遭遇,对世界愤世嫉俗,对一切横眉冷对,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心理。那时父母都被关押,我家里有很多藏书,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总把自己与小说里的没落贵族之流相比。下乡以后,做了一番自我改造,想从颓废中振作起来,去寻求一些更伟大的社会意义,把个人牺牲视为换取社会进步的必要。那时我一度具有知青左派的色彩。
   
    陈:受毛主席的感召?
   
    王:那年代什么都脱不了毛的影响。自我改造中间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只是很难描述。比如说,即使一天劳动很累,但当回到房子里读书,油灯下有一把野花插在瓶中,周围物品都很破旧,你心中会产生一种审美,甚至有一种自我欣赏的感觉。
   
    陈:您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身分去上大学?
   
    王:1973年我去了吉林工业大学。我进这类"工农兵大学"并不容易,因为我父亲还属于“黑帮”嘛。但负责招生的是我父亲所在的“一汽”的工人,他们同情我父亲的命运,也就对我网开一面。当时对父母有问题但本人表现还不错的人有个专称,现在听上去挺可笑——“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招生时给一个很小的比例,我就算那种人。

 

1979年初西单民主墙


  
    王力雄-1979年初西单民主墙
   
    陈:您写小说和剧本的兴趣,跟您母亲是电影制片编辑有关吗?
   
    王:有一定关系。我们家的藏书很多,虽然在文革期间损失了一些,相对来讲还是不少。文革以后正好不用上学,我就把这些书全看了一遍,绝大部分是西方古典名著。1967-68这两年,是我读书最多的阶段。当然下乡插队以后也读书,但读的主要就是政治性书籍了, 还有当局以批判名义在内部出版的书。
   
    陈:您在工农兵大学,学的是什么?
   
    王:工农兵大学现在被当做中国教育史上耻辱的一段,我却庆幸我上的是工农兵大学。它除了政治上有要求,其他方面都很自由。不考试,不留作业。我的专业是汽车设计,但是要用很多时间学马列主义。那也不算浪费时间。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观点的启蒙,基本都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虽然马列也包含了很多八股,跟文革那套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我的“递进民主”最初的萌芽,就是1975年在工农兵大学时产生的。
   
    怀疑文革
   
    陈:您从何时开始对文革、对毛主义产生怀疑?
   
    王:我在工农兵大学里读马列时,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以马批毛”了,是想从马列主义去寻找否定文革和毛的思想资源。我当时主要的思路是:我赞同共产主义理想,但中国只搞了财产公有而没有实现权力的公有。如果权力仍然是私有的,财产公有反而会变成一种最坏的状态,因此我提出“共产必先共权”,消灭私有制必须包括消灭社会权力的私有制。这想法是在1975年形成的。1978年我在北京贴出关于这个想法的小字报。
   
    陈:去“西单民主墙”贴小字报?
   
    王:对,那份小字报的标题就是"共产必先共权"。那时起我就被当局挂号了。1975年我对消灭权力私有制想出了一套方法,起初只是关于选举的"逐级递选"方法,后来逐步发展为更完整的"递进民主"。
  


   
    王力雄-1989六四
   
    陈:您毕业后被分发到哪个单位?
   
    王:先被分到长春的第一汽车厂(一汽),也就是我父亲当年的工厂,我自愿要求去当车间工人。做了一年多以后,我自己活动调到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二汽),"一汽"和"二汽"都是有数万职工的巨型企业。我在"二汽"搞企业管理的计算器应用。一年多后,我认识到单搞企业管理不能解决体制问题,本来我对工科和企业也没有太大兴趣,便去了一个制片组,跟着去拍电影、写剧本。从1980年我就基本脱离了体制,不再拿单位工资,一边拍电影一边自己写作。《天堂之门》(1983)和《漂流》(1987)就是在那个阶段写的。《漂流》是非虚构小说,写的是我的黄河漂流之旅和后面实际发生的个人故事。
   
    陈:那时,您跟北京的文学圈子有往来吗?
   
    王: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永动机患者〉是1978年在北岛主编的《今天》上发的。但我当时跟他们并没有更多往来。
   
    创作小说
   
    陈:您的第一本小说《天堂之门》在台湾找不到,它的题材是什么?
   
    王:《天堂之门》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企业改革题材。《天堂之门》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据说差一点得奖,《人民日报》也发过赞誉的书评。当时我一度被主流接受,我也在那时由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和作家朋友史铁生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但我没有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我天生不喜欢主流,更何况是充满党八股的主流。后来我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批评中国作协,并宣布退出作协。
   
    陈:在《漂流》之后,您写了警世小说《黄祸》。这本小说在华人世界流传很广,跟您的名字至今还是连在一起的。您何以会写这本小说?跟六四有关吗?
   
    王:《黄祸》1988年动笔,1991年出版。八九天安门运动时停了一段,那时我每天去街上和广场看。我没有参加运动,即使想参加也参加不了,因为我的身分当时属于政府方面打压而学生方面看不起的"社会闲杂人员"(就是没有单位的人)。六四之后,我把那时的一些观察和想法融入到《黄祸》写作中。
   
    陈:如果没有六四,《黄祸》的写法会很不同吗?
   
    王:应该也不会。从1980年代开始,我就觉得中国社会存在很多无解的问题,认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有误区。《黄祸》中的"绿色思想",对消费主义的质疑,在六四之前就形成了。当时看了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那类书,但更多的是一种直觉:全民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和对消费的无限欲望,最终一定会带来严重问题。
   
    陈:1980年代的利益追逐和消费欲望跟今天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王:当然是。这可能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总是把问题看得太提前,太严重,这是我的习性。当然,我至今仍然觉得大方向没有错,我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个人的人生很短暂,向前展望时心理上就会不自觉地压缩预期时间。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即便预期被拖后了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也只是弹指间啊。我写《黄祸》时的消费主义,跟现在比的确不算什么,但是才二十几年就发展成现在这样子,再过二十年又会如何呢?《黄祸》为什么描写中国人出走世界?就是因为中国这块土地养不了,人们只好向外求生。当然,中国后来的进程跟我写的不一样,邓小平1992年后在经济上彻底拥抱资本主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跟《黄祸》不一样的变化。但那不过是绕了一个弯而已,《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中国现在还在往那个方向走。
   
    六四为《黄祸》增添了素材,但对书的基本逻辑没有大的影响。我担心的生态问题和社会整合问题,不管有没有六四,有没有邓小平九二南巡,都仍然存在。比起1980年代,现在这些问题更迫切了。
   
    陈:您如何理解社会整合?
   
    王:整体来说,我认为一个社会需要有三种大的整合。其一是生态底座,如果生态好的话,最低限度大家可以各自去耕田、放牧或采集狩猎,有保持基本秩序的物质基础;再一个是道德框架,如果社会成员都有道德底线,即使政权崩溃,没有了警察和法官,人们还是可以和平相处,共同遵行道德基础上的秩序;第三种就是靠政权整合。如果三种整合全有的话,那是一个经得起风浪的社会。但是在中国,生态底座和道德框架已经解体,唯一剩下的就是政权依靠强力的整合。这种整合看似强悍、不可动摇,却随时都可能发生突变。
   
    《黄祸》写的就是这个。一旦政权崩溃,没有了道德框架支撑的社会就会发生人与人的相互争夺。偏偏生态底座也已丧失,政权崩解使得社会压榨生态的能力大大减弱,资源供给必然萎缩,崩溃就会愈演愈烈,无法收拾。

刘志琴:八十感言

February 6, 2015

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了,比在座的诸位先行走进老年,以60岁退休来说,我已经享受20年的 退休生活。若问老年生活怎样。我以实际的体验告诉大家,老年是人生的第二次青春,是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少年要学习,青年要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养儿 育女,工作有压力,事业有计划,行为有约束。那是为儿女、为父母、为工作操劳,很少为自己,甚至没有自己。老了,这一切都逐渐放下了,上没了父母可效劳, 下不用为子女操心,再也没了工作压力,来去自由,一身轻松,即使要带孙子,那也是尽享天伦之乐。过去为工作、为子女,现在为自己,到这份上才真正意识到, 人该为自己快快乐乐活一回,真正地活着为自己!

这一切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再生,不能重复,一生中的唯一,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是,珍惜自己的年华,快乐地迎接老年的到来。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珍爱社会科学院,在这里我从1960年至今已生活工作了54年,大半个世纪。与社会科学院的盛 衰共命运,兴盛自不用说,衰败,那是在文革期间,社会科学院不再称社会科学院,而是称 毛泽东思想社会科学部 ,研究人员都下干校劳动。虽然如此,但比其北大、清华,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一没有发生过武斗,批斗也不算激烈。最近网上有一张文 革中被迫害 致死的著名教授的名单,我仔细查了,没有一个是社科院的,由此看来社会科学院算是一个理性的、文明的单位。历史所有位先生说过,他比较中外古今 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发现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最理想:一有自己可以自由掌握的时间;二有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三是待遇也不错。知识分子有这三项,何须 再有他求?

我出身在破落户,算是寒门子弟,这一生是祸还是福?是运气还是选择,是当官还是坐冷板凳,缭绕在我的前半生。

在草原

一、贫穷是伤害还是造就

现在有人说我年高80,走路还像年青人一样,我说那是因为走路走的。我读的镇江中学,是寄宿学校,95%以上的 学生都住校,可我没有钱,家中还有幼小的弟妹要照顾,我只能走读,每天来回30里地,天天跑,跑得腿特粗,上了大学都不敢穿裙子,也正是这样养成爱走路的 习惯,虽然年事已高,腿劲不衰。还有人说我脑子反应快,那也是因为贫穷训练出来的,高中三年我没钱买教科书,没有课本又怎样上学?靠上课听讲,下课追记, 这就要归纳、概括、记要点,久而久之训练了思维能力。

我的家庭贫穷而又不幸,父母分离,我自幼要帮撑一个破碎的家。在我16岁时,母亲到外埠农村任小学教师,50年 代初小学教师兼当村干部使,从早忙到晚。为了让母亲全心工作,我决定让三个弟妹留在镇江由我照顾,小妹还是嗷嗷学语的幼儿,她有口含乳头睡觉的习惯,妈妈 走了,我就用刚发育的乳头让妹妹含着睡觉。母亲工资24元,每月她寄14元给我,我在校有8元奖学金,一共22元就是我们4人的生活费,很艰难,有时饭也 吃不饱,但遇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我都一一铭记在心,就这样我也养成热心助人的习惯。

有些细节,永远不忘,在读高中时虽然连书都买不起,但我成绩名列前茅,我喜欢物理,每次物理考卷下来,都是高 分,发卷子的课代表都高喊分数送给我,但有一次他悄悄地塞到我手里,一声不吭,我一看原来不及格,那是因为妹妹生病我荒废了几天学业,成绩掉下来,其实我 自己并不在意,但他不声张,对我如此关照,使我对他有永远的感念;我没有自来水笔,每次上课做笔记,都拿着墨水盒醮水,有时墨水泼出来,洒了一地墨迹,有 位同学悄没声息地在我的书包中放一枝笔;有的同学发现我穿的单薄,回家就拿了一件棉衣送给我;我的好友任琦每月从8元的伙食费中省下1元补贴我。家庭无 助,朋友却给了我无限的温情,可以说我是在友情滋润中成长的,这也是我热爱生活的源头活水。

二、是去还是留?

1960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社会科学部,正逢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简,学毛选学了整整一年,第二年分到学术处(科研局前身)随即又成为精简的对象,一个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

1962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召开年度总结大会,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总结少数民族研究所创造少数民族文字的经验 教训,这是中央民委制定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的方针,也是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按惯例这种会议都要有学部领导参加,领导若离不开身,也要派学术处的人下 去听会,做领导的耳目,给部领导汇报,我的档案都 已调走,却阴差阳错地临时调我这被精简的对象下去听会。这一听却发现了问题,在给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工作中,研 究者出现分歧,一种是主张仿效汉字结构;一种是强调少数民族特色,这后一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并被上升到“异、分、纯”的路线问题,认为强调少数民族文字 与汉字相异、相分,以求纯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是助长地方分裂主义,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排开阵势,批判了一批专家。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当即向学部领导 汇报,并写了一篇报告《异、分、纯是学术问题,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明确提出,会议有方向性错误。学部领导姜君辰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并 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及时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放了一批被批判的专家。

正是这一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部党组认为我这样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能及时发现问题,是个人才,因此撤消精简我的决 定。大约为了安抚我,解决我的实际困难,帮助解决我两个妹妹的户口进入北京,那时在北京上户口要指标,这是难上加难的事,由于部领导的亲自过问,人事处的 奔跑,很快就顺利解决。这事有偶然性,没有听会的机缘,也就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有了这件事,我逐渐相信,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

三、是当官还是坐冷板凳

文革临结束时,院部人事松动,1972年我要求调到近代史所,旋即又借调回原单位,其时,原学部领导刘导生调任 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他一度要调我去负责《北京晚报》,并有意让我担当宣传 部工作。其实,刘导生最初对我印象并不佳,我初到学部时,给分党组会议做记录,穿 的是上海流行的短裙裤,这是上海大学生的时装,后来刘的秘书对我说,导生说了,这小刘怎么穿裤衩来上班,不像话。那时的上海与北京就有这么大的差别。但他 不留成见,在工作接触中,改变对我的看法,对我很信用,以至有人错把我当作他的秘书。

很明显,受到市委书记的信用,是升官的机会,但我毅然放弃了这一机会,来到研究所,为的是寻找一个独立思考的园 地,能在这园地自由驰骋,是我多年的梦。在改革开放前,那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服从分配几乎是学子的天职,领导指哪,我向哪,从没有越职非分之想。当一 个螺丝钉高于一切,自然要高于自己的梦想。

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这虽然是一场浩劫,但却使我茅塞顿开,我从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虽然它姗姗来迟,却是由我自己做主,真正属于我自觉自愿的第一选择。就这样直到1975年才真正坐稳板凳,进入专业研究,已经年近中年了。

当我以老大姐的身份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不后悔在多年学术组织和编辑工作中耗费的青春。探索历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的科学研究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仅此一点就足以不计功利,埋首书斋。

这一选择也给我带来因缘际会,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东林党兴亡》,两个月后,有一次接待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在机场初次见面,连寒暄还没有来得及,她突然鞠了一躬对我说:“你的大作拜读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她的坦率、真诚令我非常感动,连刘大年先生也惊叹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了解得如此之快。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种看法得到附和固然高兴,有不同音调也是一种愉快,尤其是争辩后的思考,往往有出其 不意的长进,我与小野先生就因为有不同见解成为挚友,交往三十多年。也是这篇文章使我体会到老一代学者的宽容大度。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名批评了学界泰斗侯外 庐先生的一种论点,当他看到文章后,不仅没有质难,还向历史所林甘泉所长表示希望我调到他麾下工作,这对我一个半途出家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骑马

我虽然以明史研究走进学术界,但真正致力最多的是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文化史社会史交差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在海外又称新文化史学派。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从1990年以来由本人主持的文化史研究室,选择这一领域作为主攻方向,是国内最早进行立项研究的团队,并于1998年主编出版三卷本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推进这门学科,几乎与国外的大文化史同步发展,而我一再强调,这一学科是从本土诞生,不是受源西方,这是最能展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门学科。这与学界有些看法不同的是,有的认为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创立是受西方大文化史观的影响,而我认为是源于本土,并撰写《礼俗文化的再研究》、《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等文章,力图建立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基本理论。

退休后我撰写了《清史•风俗志》,大清史的撰写是在全国招标、筛选,我并未投标,戴逸先生指定由我撰写《民俗志》,我想他所以看中我,是因为他看中我在社会文化史论 著中有几篇关于风俗理论的文章。这方面我与师大、北大的风俗研究者看法不同,开始写作后清史有关负责人曾召集 我与他们对话,为之激辩,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学派之争,最后召集人拍板由我做主。我索性把名称也改了,原定为《民俗志》这是当今民俗研究者的共识。 而我认为“民俗”这是20世纪外来概念,与中国传统的“风俗”观不同,为此我专门给戴逸写了一份报告,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二十四史为什么没有风俗 志》等文章,论述中国风俗事象和观念不同于西方的特色,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批准将《民俗志》更名为《风俗志》。

为什么我那么理直气壮地坚持己见?因为我研究文化的底线是从研究礼学起步,这是正确的选择。80年代初文化热的启动之初,在上海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文化史会议,我提供的文章就是《礼——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探析》。在中国研究风俗离不开礼学,而礼学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是最复杂而又最薄弱的一门学问,当代的民俗研究者主要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对礼学比较陌生,而我从礼学研究起步比较容易切入中国风俗的特色。

对于研究工作,我并没有将它当作职业,主要是兴趣驱使。兴之所至,论题经常会有转移,文章一旦出手,该说的话说完了,也许又被另一个问题所吸引。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构成社会的奇影异观,给今人留下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对我有永远的吸引力,也成为我学术生命的归宿。

杜光:难忘的仁斋11号

January 10, 2015

——悼念宁可、汤一介,兼忆贺恒、杜攻

    今年2月和11月,宁可、汤一介两教授先后逝世,青年时代的挚友又少了两位,往事历历,不胜悲切。1947年8月至1948年9月,我们曾同住北京大学第四院的男生宿舍仁斋11号,在那个学生运动高潮起伏的火红岁月里,建立起真挚友爱的情谊。

          (一)北大四院

北京大学第四院(简称北大四院)坐落在宣武门内国会街,是民国初年国会旧址,抗战胜利后才划归北京大学,命名为第四院。1946年夏,这里曾经是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回北京的清华、北大学生的中转站,秋后成为北大先修班(注1)的驻地,1947年秋至1949年夏,是文学院、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校舍。后来移交给新华社。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国会街的第四院只存在了三年,但在三届一千余学子的心头,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先修班男生宿舍在四院北侧,是两幢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每层有11—12间大小不等的房间,南北两排,相距约有十几米,东西侧各有走廊相连,中间有一个约十来米宽、四五十米长的泥地天井。北面那幢楼的楼上被命名为“仁斋”,也叫“仁字楼”,楼下就是“义斋”、“义字楼”;南面楼的楼上是“礼斋”、“礼字楼”,楼下叫“智斋”、“智字楼”。

我是1946年11月到北京的,一开始睡在工字楼的走廊上。当时有二三十个报到较晚的男生,都睡在工字楼的教室里和走廊上,因为分配给女生做宿舍的“圆楼”(注2),还住有从昆明复员的清华学生,有几间男生宿舍住着女生。等女生都搬到圆楼去了,我们才住进男生宿舍。我住的是义字8号,同室的同学有吴昌济(后改名吴立人)、朱衣人(后改名朱真)、刘文生(后改名黎争)、周麟文、吴载民。宁可(原名黎先智)和汤一介到得比我早,他们住进了仁字11号,同室的还有吴增棋、贺铮(后改名贺恒)。

我到校后不久就主持一期膳团(注3),成立临时自治会时又被选为理事,常到其他同学的宿舍去,仁字11号也去过,但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有一件事拉近了我和他们的关系。

      (二)深夜惊扰

1947年1月上旬,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后不久,一天晚饭后,沙滩的院系联合会(注4)派一位名叫谢元杰(后改名陈思明)的同学来,向四院临时自治会传达院系联合会的决定,并商讨成立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后的工作等问题(注5)。和我同房间的吴昌济是临时自治会的负责人,他们谈后已经很晚了。吴昌济对我说:“林道茂,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谢元杰睡?”我当天正好去过仁字11号,知道贺铮到他伯父贺麟家去了,不会回来,于是就把谢元杰领到仁字11号。推开房门,只见汤一介和黎先智都已经躺下了,吴增棋正坐在床上,上衣还没有脱。我说明来意,他们连说欢迎欢迎。我同他们聊了几句,见谢元杰已经上床,就准备离开。正在这时,房门外冲进三四个人,打头的是住在义字6号的孙兆金,人高马大,威风凛凛,后面有几个是智字7号的同学(注6),孙兆金声势汹汹地指着谢元杰说:“这是什么人,干什么来的?”吴增棋从床上下来,挡住孙兆金,说:“这是我们的客人,你要干什么?”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有点发憷,担心他们会打谢元杰。因为这几个人五大三粗,横行无忌,据说还常在靴筒里插着刀,平时进出往来就很让同学们侧目而视,这次有备而来,挑起事端,前景难测。谢元杰倒是神闲气定地坐在床上,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北大同学,受院系联合会的委托,到四院自治会来联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你们的自治会提。”我也站到孙兆金面前,对他说:“孙兆金,你不要这样。”孙兆金挥手把我拨开,对谢元杰说:“你联系什么,好好说说!”谢元杰说:“我联系什么,不能对你说,我没有义务对你说,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这时,附近宿舍里有些同学听到吵声,来到仁字11号门口,有的说,“大家都要睡觉了,你们吵什么!”孙兆金虽然凶蛮,但看到门外的同学越来越多,也有些心虚,说句大话“以后不许你到四院来!他娘的,嘛玩意儿!”就这样骂骂咧咧地走了。

此后我常到仁字11号去,11号在楼的最西端,我有的时候到仁字楼找其他同学,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口,完事后往往拐到他们房间里,坐一坐,聊几句。知道他们是南开中学毕业的,更有好感。

      (三)撕壁报事件

抗暴运动后期,四院陆续成立了好些壁报社。我们房间的几个同学,加上义字2号的马申福、史镜洲、邱国雄,还有几个女同学屈义崇(后改名屈真)、郭光媊(厚改名郭淦)、程孝懿、吕恩荪等,在4月14日成立了“现实”壁报社,推朱衣人为社长。仁字11号几个同学的壁报名为“文拓”,比我们“现实”成立得早,社长是吴增棋。其他壁报社还有“十二月”、“黄河”、“呐喊”等。一些追随国民党的同学也想出壁报抗衡,但缺乏写作者,往往是出一期就换个名称,好像有好几个壁报社,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人,出了几次就出不下去了。较持久的只有一个《小公报》,是黄存实一个人办的,常出笑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文拓”的成员就是仁字11号的四个人,他们都能写,所以“文拓”壁报出得比较勤,也有相当的影响。在北大四院的众多壁报里,“文拓”是比较温和的,同学们对它的评价是有点民主个人主义的味道。有一个同学说:“《大公报》是小骂大帮忙,‘文拓’是小骂小帮忙。”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些同学的看法。

    “文拓”有一个副刊,名叫“仙人掌”,大概取意于仙人掌之有刺,发表一些散文。四五月间,一次“仙人掌”刚贴出不久,就被孙兆金撕掉了。“文拓”贴出抗议声明,也被他撕下来。这一下激起公愤,好几个壁报贴出声明,谴责孙兆金的野蛮行为,要求学校严惩“撕手”孙兆金。刚成立不久的四院壁报联合会,派朱衣人和吴增棋到沙滩北大训导处,要求学校主持公道,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沙滩的壁报联合会也派人到训导处请求。此事闹得纷纷扬扬,最后训导处对孙兆金给以记大过的处罚。四院的“壁联”和“文拓”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同学们对“文拓”的观感也有所改变。

          (四)我也住进仁字11号

    1947年秋,先修班结束,有的同学升入理、工、医、农四学院的大一年级,要搬到沙滩去;有的没有升入大一,也要离校;多数同学升入文、法两学院的大一,仍然住在四院。文、法两学院大一的学生比先修班多,男生除继续住在仁义礼智四斋外,圆楼也改为男生宿舍,女生全部搬到口字楼。那里原来住着农学院和医学院的一些教师,现在都搬走了。

    仁字11号的汤一介、吴增棋、黎先智分别升入哲学系、政治系、史学系,贺铮没有升入大一,后来考取了华北学院,但仍然住在仁字11号。

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到仁字11号去,汤一介说,隔壁10号就要搬空了,等他们走后,我们就把10号、11号之间的门打开,你到我们这里来住吧。黎先智和吴增棋也在旁边劝说我住上去。我漫应了一句:好吧!没有认真当作一回事。

当时虽然是暑假,但我在自治会还有许多工作,如争取公费、迎接新生、助学劝募等。我分工负责的是迎新工作,新生来时,跟着学校的车子到火车站接他们;新生住下后,我还代表自治会去看望,问他们有没有需要我们老生帮助的事情。至于争取公费的问题,因放暑假前听说开学后有取消新生公费之说,自治会的理事会讨论要为经济困难的同学争取公费待遇,决定由闻人昌(后改名李天民)负责这项工作,但他坚持要我参加。我们同清华、南开和北洋工学院的先修班联系,建立临时性的先修班联合会,四校先修班的代表,多次在一起开会,商定联合行动;会议决定起草声明和请愿书,定稿后由我刻印;还决定在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来北京时组织请愿。助学募捐由叶际秀负责,但上街募捐我不能不参加。事情一多,根本没有把要搬到仁字11号的事放在心上。

这时,吴昌济已去解放区,朱衣人升到农学院已搬到沙滩,吴载民没有升大一,也已离开四院,义字8号就只有刘文生、周麟文和我三人了。有一天,我正在义字8号休息,汤一介突然跑了进来,说:“林道茂,你怎么还不搬?”他接着过来说:“我来帮你搬吧!”说着把我的被子一卷,夹起来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别的东西你自己拿。”我笑着回了一句:“咳!干吗那么急?”收拾零碎东西就向周麟文、刘文生告别。此前我跟他们说起过我要搬走,因此,他们对此并无意外之感。

到了仁字11号,只见同10号之间的门已经打开,汤一介、吴增棋、黎先智、贺铮都已住进10号,10号通向走廊的门已经被黎先智的床堵上了,他们进出都从11号的门走。这样一来,11号就有了里外套间,而10号却没有了。外间在我之先,已有两人住入,一个是先修班的陆钦昀(后改名予民),是上海震旦中学毕业的;一个是新生杜翼全(后改名杜攻),是汤一介他们的南开同学。陆钦昀我本来就认识,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杜翼全是初识,见他英俊潇洒,一口四川话,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开学不久后,事务科又安排了两个复员军人住进仁字11号,一个名叫杨学达,另一个姓名忘了。有人警告我说,这两个人是训导处派来监视我的,要我注意警惕。这个警告不无根据,因为早在几个月前,先修班的负责人黄季仁就肯定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并且宣告学校不会让我升入大一(注7)。现在我已经升入史学系了,派人监视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我不大相信这个判断,因为我是怀着基督教的奉献牺牲、服务人群的精神参加学生运动和其他工作的,事无不可对人言,光明磊落,有没有监视都一样。在一年的同室生活中,我同他们友好相处,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冲突,我始终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在监视我。每次罢课游行,他们没有积极参加,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生活旨趣不同,和我们7人缺乏共同语言,平时虽然客客气气,却总有点格格不入的味道。在仁字11号这一年欢快而丰富的生活图景里,这可以说是一抹异样的色彩。

      (五)丰富而欢快的大一生活

比起先修班的学习生活,大一就紧张多了。先修班的课程,都是高中学过的,学习气氛较差,而大一的必修课、选修课都是新内容,同学们都比较重视,图书馆经常客满。我们仁字11号9人,分属5系两校:汤一介是哲学系,吴增棋是政治系、黎先智和我是史学系,杜翼全和陆钦昀是西语系,两位复员军人是东语系,贺铮则在华北学院上学。平日里各上各的课,回宿舍后也很少切磋学业,倒是古今中外的轶事形势,却谈得不少。汤一介、黎先智、吴增棋、杜翼全等见多识广,经常在宿舍里高谈阔论,有时还来个他们的中学同学潘道扬,也神采飞扬地介入论坛。我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较忙,很少参加他们的讨论,偶而无事,也坐在一旁,侧耳恭听,颇受教益。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彼此之间常以绰号相称,这是我在住进来以前就知道了的。黎先智长得像印度的甘地,所以绰号就叫“甘地”;吴增棋的后脑勺有点扁,被称为“扁头”(扁读作bia);贺铮姓名的读音接近于耗子,所以“耗子”就成为他的绰号了;汤一介的绰号十分不雅,是同他的名字一介相对而来的,叫“八旦”。前三人的绰号都不带姓,唯独汤一介的绰号经常带姓,被称作“汤八旦”。绰号虽然难听,但汤一介却不在乎,别人这样叫他,他仍然嘻嘻哈哈,不以为意。不过,这个绰号也只有他们几个人叫,连杜翼全都很少这样称呼汤一介,我和陆钦昀都没有这样叫过他,总觉得这样称呼对他不大尊敬。

我和杜翼全、陆钦昀住进来后,没有起什么绰号,反倒被加上“公”的尊称,杜翼全被称为“杜公”。我被称为“林公”。他们几个也加上“公”的衔头:“甘公”、“扁公”、“耗公”、“汤八公”。陆钦昀没有被赐予“公”衔,这里仿佛有点亲疏之别,因为在思想感情上,杜翼全和我同他们更亲近一些。

在此期间,汤一介和黎先智都写过一些文章。有一次我还听他们商量要接办《经世日报》的一个副刊,后来没有下文,大概没有办成。

“文拓”壁报还是继续在出,杜翼全和陆钦昀也很自然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壁报风格依旧,内容稍见激进,但和其他壁报相比,还是显得温和而拘谨。在四院的学生运动中,“文拓”代表着一些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又保持着独立见解的学生群体。我事先已经跟他们说明,我平常太忙,不可能参与“文拓”的工作,他们表示理解。

大概是在南开中学时的学生生活影响,他们都喜好音乐。吴增棋组织了两三次音乐欣赏会,会前几天在工字楼的走廊上贴出通知,地点就在工字楼楼上的教室里。他每次都让我帮他刻印乐曲和作者介绍,放唱片前发给参加的同学。我只去过一次,来的人不多,只有二三十人。但无论如何,从活跃课外生活的角度,还是富有意义的

规模比较大的一次音乐会,是陆钦昀组织的。他认识北平天主教的一些外国神甫,多数是西班牙人。一次他跟我商量,想邀请他们到四院来办个演唱会,我十分赞成,商得校方同意后,演唱就在大礼堂举行。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四十位外国神甫,一式的黑色长袍白领结,黑压压一片,在台上一站,颇有震慑效果。来礼堂的听众有二三百人,除四院同学外,还有校外闻讯赶来的。

陆钦昀还准备办个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课外学习班,请一些外国神甫来教,据他说有些神甫很愿意来。但是因为当时学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无法保证上课时间,加上其他方面难度也很大,后来没有办成,

最有趣的是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在11号通向10号的门框 上,贴了一副虽然文字不对称,但意义绝对对称的对联,一边是“光辉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那是郭沫若翻译的但丁《神曲》里的一句话;另一边是“弱者啊, 你的名字是女人!”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一句话。门楣上的话忘了,大概是“庆祝妇女节”之类。这个游戏在“三八节”前好几天就酝酿了,商量了好几次,才决定用这么一副对联。当时黎先智同法律系女生刘宁(后改名刘淮)热恋,我们原来只是想同刘宁开个玩笑,后来不知道又怎么想起,要把更多的女同学扯进来,请刘宁约她同房间的女生一起来。那一天刘宁带来了四五个女同学,进门看见那副对联,又喜又怒,那个神态,真是无法形容。好在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叽叽喳喳了片刻,便都高高兴兴地坐了下来,吃着我们准备的花生,听着汤一介、吴增棋和黎先智神聊。一个节日就这样庆祝过去了。

      (六)学生运动的洗礼

我们同住仁字11号的一年,是学生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罢课游行不断。刚开学不久,就是营救先后被北平警方逮捕的燕京大学学生龚理康、清华学生陈彰远和北大学生吴谟、邢福津、力易周,各大学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开展人权保障运动。接着是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虐杀于监狱罢课抗议。进入1948年,先是声援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注8),同时,因北大、清华、辅仁和华北学院等校均有学生被捕或被打,发动抗议、控诉和营救活动。3月下旬,华北学生联合会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平津大中学师生联欢会”,连续三天,盛况空前。29日,报纸上宣布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查禁华北学联,挑起了一场保卫华北学联的反迫害运动,在此期间,又因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北大12名学生,汇文中学、河北高中、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陆续发生特务殴打学生的血案,再加上不明身份暴徒打砸红楼教授宿舍等等恶性事件,更使反迫害运动趋于激化,欲罢不能。各校不得不成立联防组织,日夜纠察,直到4月下旬才告一段落。学生运动平息才一个多月,6月上旬又有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7月5日发生枪杀东北请愿学生,再次激起罢课游行的高潮。

这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学生运动,是我国近百年来的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一幅侧影,它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必然产生强烈的影响。仁字11号的这些学生本来都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个人主义色彩,对国家的发展前景,有着模糊的民主主义的期待。在课余的时间里,我们也常谈起时局和学生运动的走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学生运动是我们青年学生本着正义和理性进行的爱国活动,不应该受任何党派和组织的操纵。有一次黎先智对我说,清华的同学告诉他,清华、北大都有“民青”的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力图控制学生运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青”和“马列主义”,黎先智也说不清楚。但对于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我们都不以为然。后来又听说还有所谓“民联”的组织,不知道它和“民青”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只是感到,这些组织介入学生运动,就无法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先修班时期我们对那些彰明昭著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破坏学生运动非常反感,我们也不希望其他政党和组织介入学生运动。这个思想状态表明,我们虽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民主与专制的搏斗中,行动上已经站在民主的一边,但在思想深处,在意识形态上,还是以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自居,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国内战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里,形势迫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进一步的选择。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使我们觉得这个政府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在频繁的学生运动中,更亲身体会到团结斗争对于争取民主自由的意义。加上曾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的《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书籍的浸染,使我们的爱国情怀日益向共产党倾斜。共产党提出的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崇高理念和瑰丽远景,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思想逐渐左倾。仁字11号的同学们最后大部分离开北平,奔向解放区。这是广大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形势下的难以避免的选择。

      (七)离开仁字11号

1948年暑假期间,8月19日,北平几家报纸上都刊登了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匪谍嫌疑”的名单,第二天又公布了一批,我名列第二批名单(注9)。20日上午,大概九点多钟,我正在房间里琢磨怎么面对时,有一个同学匆匆忙忙地来到仁字11号,对我说:“林道茂,闻人昌(注10)让你赶紧到沙滩去,那里比较安全。”我想也是,四院地方小,离校部又远,警察冲进来抓人不难;沙滩就不同了,不经学校同意,警察是不敢进来的。这时贺铮来了,他前几天回到他伯父贺麟的家里去住了,当天看到报纸的传讯名单上有我,特地赶来看我。他告诉我,四院门口有警察站岗,进出的学生都要查看学生证。杜翼全、黎先智等帮我出主意,警察只查学生证,不认识人,只要把学生证改了,就可以安全离开。于是,我就用橡皮擦掉学生证上的姓名,但“林”字左边那个木的墨迹太深,擦不掉,只能用一个木字边的姓,正好杜翼全在旁边,我就取了个“杜”,名字则取了个比较普通的“国光”二字。在学生证的姓名栏上填了“杜国光”(注11),拿着这个学生证混出校门。没有想到,这一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22日凌晨,我在几位沙滩同学的护送下离校,后经化学系同学梁思萃的帮助,在南长街她二伯父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为了化妆离开北平,我给黎先智带信,托他帮我买些旧衣物。他从地摊上买了一件灰黑色的旧长衫和两件已经不白的白色短褂,一把旧油布伞。把这些东西送到南长街我的暂住处时,他还带来了其他室友的问候,转达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担心。

我留在仁字11号的衣服、书籍等物品,他们帮我装在一个箱子里,寄存在四院法律系同学、也是他们南开中学同学李梅生的一个亲戚的家里。我1949年3月重返北平后才取回,

我离开后不久,汤一介回到他自己的家,贺铮也回他伯父贺麟的家里住去了,黎先智、吴增棋、杜翼全、陆钦昀都搬到沙滩。但二年级的课没有上多久,除汤一介外,其他5人都陆续离开北平,前往华北解放区。黎先智以恋人刘宁的名字为姓,改名宁可(刘宁改名刘淮,二人结婚后在首都师范学院白头偕老);杜翼全借用“杜公”的诨称,改名杜攻;吴增棋改名斐凡;贺铮改名贺恒;陆钦昀改名予民。除吴增棋进城不久就改回原名外,其余改后的姓名都沿用终老。

      (八)我和贺恒

北平和平解放后,汤一介仍在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业;宁可和吴增棋分别被分配到东单区、宣武区工作,宁可后来转到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贺恒和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杜攻和予民则去了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处。

在工作岗位上,我们这些满腔爱国情怀的青年,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报效祖国的最佳道路,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切切实实地做好工作,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为共产主义加砖添瓦;同时认真地改造思想,以求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得需要,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就在这良好的意愿下,不自觉地患上了“左傾幼稚病”。其症状之一,就是把阶级立场放在待人接物的第一位,而且把诸多无关紧要的问题都往阶级立场上凑。例如,同原来的同学、朋友来往,就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即使是同志、战友、老同学,也要查问你们的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我在进城之初,曾到东城去看望宁可,到团校去参加李天民的婚礼,还给杜攻写过信,但被批评几次后就不敢主动和老同学联系了。1958年初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更同许多老同学断了联系,达二十多年。

贺恒和我原来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是1949年四五月间调来的。此前我就听说干部科的一位老干部齐鹏被派到华北联大去调一些学员来革大工作。那一天吃了晚饭后,我和一些同志像往常一样,到革大门外大广场去散步。那广场在现在的西苑医院南面,原来是傅作义部下208师的练兵场,荒凉空旷,是散步的好地方。那天我们散步的时候,远远看见有一队人从海淀过来,走近了之后,见打头的是齐鹏,知道是从华北联大调人回来了,便留意看看有没有我们北大四院的同学。果然,在一百来人的队伍里,有好几个四院同学,包括郑大海(原名郑子林)、李笙(原名李梅生)、郭谦(原名郭倩倩),还有贺恒。他们都被分配在各部的班里当干事。贺恒很活跃,曾在校报《熔炉》上发表文章,同我争论关于语法的一个问题。

我在1952年调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后转马克思列宁学院。华北革大改组为华北局党校,于1984年并入马列学院(1985年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我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他在教务处负责排课表,很得处长张震寰的赏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一则没有什么言论,再则张震寰等领导人没有因为他的出身而歧视他,使他得以幸免于难。1960年分配新宿舍,他和我都分在48楼,成为邻居,经常见面。我虽然已经被划为右派,但他对我依然友好如故,有时见到了,还聊几句闲话。

1962年,林枫来高级党校当校长,他批判前校长杨献珍包庇坏人,认为高级党校组织不纯,他要着手清理。贺恒因为父亲在土改时被镇压,被认为是有“血仇”的分子,成为第一批被清理的对象,1964年6月被送回原籍四川。他有一套线装的《资治通鉴》木刻本,离高级党校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这套书带着很不方便,送给你吧。”我说:“看来我也要被赶走了,你自己留着吧。”我默默无言地看着他整理杂物,两人都有一种被抛弃、被凌辱的凄切感。他到四川后来信,说是被分配在一个专科学校当事务员,语气抑郁而强作乐观。我作为摘帽右派,是第二批被清理的,7月交卸工作, 9月离开北京。1965年我在杭州收到贺恒夫人方琼的来信,说贺恒因患病不治逝世。他是仁字11号老同学中第一个告别人世的,走时才36岁。

      (九)劫后重生

除贺恒因病不幸早逝,予民在五十年代因同外国神甫的关系受审查,后来下落不明之外,仁字11号的大部分室友,都安全渡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劫波,文革结束之后,都有劫后重生的感觉。四院其他熬过劫难的老同学,也从冷酷的现实里苏醒过来。重新建立当年的友谊,成为老同学们的共同愿望。我1979年底回到北京后,致力于恢复老同学之间的联系,组织聚会,编印《老同学通讯》和《四院老同学通讯录》。同仁字11号的室友,也有了新的联系。

劫后余生的四院同学们,在文革结束后国家逐渐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时,大部分的年龄都在五十上下,虽然工作的最佳年龄段已经过去,难免有“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注12)的感叹,但思想上都希望在可以工作的最后的十来年,能够重新焕发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的激情和热烈追求真理的勇气,像在学生运动中那样壮怀激烈,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这个共同的希望和理念,是老同学们重拾友谊、建立联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铁崖在一次有三四百位解放战争时期老同学参加的聚会上说:“我们北大的同学,应该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来面对我们当前的任务。”这是勉励,也是对当时许多老同学的心情的概括。

从1980年开始,我曾多次组织四院老同学的聚会,其中有三次是商得新华社同意后,回到国会街举行的,第一次在1981年10月2日,有85位老同学参加;第二次在 1987年10月17日,参加者64人;这两次参加的都是1946年先修班和1947年大一的老同学。第三次在1989年5月3日,除46、47两年进四 院的同学外,还有1948年入学的四院同学,加上时逢北大校庆100周年,同回国会街者达二百余人。这几次返回故居的活动,都参观了图书馆和礼堂及当年的宿舍圆楼、口字楼、仁义礼智楼。虽然周围高楼林立,但图书馆、礼堂和圆楼作为历史遗迹,仁义礼智楼作为木结构二层楼房的典型,都保护得很好。我每次去时都要到义字8号和仁字7号看看,回忆三四十年前那些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想起曾经在这里发生的形形色色、热火朝天的事件,不禁黯然神伤,同时也进一步受到激励。我们在青年时代是如此地单纯善良、意气风发、无我无畏,历史却是那么出人意料地无情而荒唐、曲折而残酷。这就是人生?是的,这就是我们已经过去的人生,已经被历史埋葬了的人生。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悲剧,我们必须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这个雄心勃勃的誓言,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我们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对社会有所贡献,有多大程度的贡献,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能够判定的。

八十年代以来,北大校友的聚会,每年大体上有两次,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大老校友自发组织的,1984年校友会成立后,就成为校友会的一项活动;另一次是北大校方主持的“五四返校节”。这两次聚会规模都比较大,期间还有一些小范围的欢聚。在这些活动中,宁可和他的夫人刘淮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吴增棋、汤一介参加的比较少,杜攻则因为经常出使在国外,更难得参加。

      (十)我和杜攻

住在仁字11号时,我同杜翼全的接触多于其他室友。因为汤一介他们4人住在里间,就是原来的10号,同我们住的外间隔着一个门。外间5人,两位复员军人从不参加学生运动,陆钦昀也很少参加。多次罢课,都成了他们的假日,探亲访友,时常不回来住。这样,外间有时就只有我和杜翼全二人,晚上躺在床上,就海阔天空地瞎聊。如有一次他说他喜欢同系的但庆棣(后改名吴玉凤),问我是否了解她。我说我很了解,她是贵州人,常说自己是“贵州小苗子”。她父亲但杜宇,是香港有名的电影导演。先修班成立基督教团契后,我是总干事,她是副总干事,除团契的日常活动外,我和她还曾一起外出参加北平青年会的冬令会、女青年会的欢迎缅甸青年代表等活动,接触比较多有一次她丢了钢笔,还让我帮她写“寻物启事”。后来因管先修班的黄季仁蛊惑团契发起人杨蓝陌,让他避着我召开团契的会议,提出要把我开除出团契,逼着但庆棣表态,她主张劝我退出团契。我听说此事后,一怒之下,就同她绝交。我后来回想,当时她也是无奈应付,而我却误解了她,过于粗暴地同她绝交。其实但庆棣人很好,俊美活泼,心地善良,是非常可爱的姑娘。但是,上了大一后,她已经和闻人昌相恋,所以我劝杜翼全,你就不要再插进去了。他听了很是失望。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对我说:“林公,我接受你的意见,不再追求但庆棣了。”看来,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放弃的。

杜翼全有时谈起南开中学的学习生活,对那里的学习和自由的气氛颇为留恋,但对浓厚的“公子哥”气息则十分反感。我说起我的母校伯特利中学,还介绍先修班的一些往事,他都很感兴趣。四院学生运动的态势和对一些风头人物的评价,更是我们经常交谈的热点。一次说起四院的“民青”、“民联”,虽然是秘密组织,但有人还是仗恃他有组织背景,盛气凌人。他说:“啊呀!林公,我也是“民联”的啊!”这时已经是1948年的初夏,经过多次学生运动,这些地下组织发展很快,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杜翼全也被发展进“民联”,而且能够坦然地告诉我,却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他对我的信任和尊重,使我终生难忘。

平津解放后,他在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工作。1956年他到北京出差,曾到高级党校来看我,我们在颐和园前面三道街的一个小馆子里畅谈良久,各自叙谈这几年的经历,他还介绍予民和在天津的另一位四院同学亚方(原名刘亚兰)的情况。依依惜别之后,再联系已是二十多年了。

我右派问题改正后,给杜攻和几位老同学写信,他回信表示祝贺,对我多年的苦难生活感到痛惜。我回到北京后,他在驻外使馆工作。电影《少林寺》刚开始在北京放映时,票很难买。中央党校要在礼堂放映这个影片,给我发了两张票。我给杜攻家里打电话,如有孩子想看,就到中央党校来看。电影放映前,我在办公楼下的甬道等候。只见校门口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车上坐着一位精神抖擞的青年,后座坐着一位姑娘。那青年说,他是杜若飞,是杜攻的孩子。我把票给了他,这时电影已经开演,他们急忙到礼堂去了。我曾听刘淮说,杜攻大儿子若飞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会工作,非常能干;小儿子叫若洲,已上大学了。这次见到若飞,非常高兴,可惜只是匆匆一瞥,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若洲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离中央党校很近,有一次到党校来看我。他参加工作后,我也见过他两次,这都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杜攻回国后,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难得见面。在他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时,他的副手来高级党校学习,受他嘱咐来看望过我。1988年中央党校校长高扬率党校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团员中有我的好友王贵秀。杜攻时任我国驻意大利大使,托王贵秀给我带来一条船身约半米长的威尼斯游船,金碧辉煌,上有船舱、船夫,通电后船舱通明,还有音乐伴奏。当年为我孙子所喜爱,现在是我曾孙钟爱的玩具。

1990年杜攻从意大利回国,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虽然同在北京,见面的机会却很少,只是通过几次电话。1993年初听说他病了,我到天坛医院去看他。他略显消瘦,但精神还好,旁有夫人陪着。我们谈些什么大都不记得了,只是他说老年人最怕脖子受凉,劝我天寒时一定要戴围巾,却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他靠在沙发上说话的神态,关切而诚挚,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3月5日,他就走了。

      (十一)我和宁可

1978年5月,我为要求平反右派问题,从杭州来到北京,住在高级党校。有一天到北京师范学院去看望宁可和刘淮。他们 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我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刘淮还为我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等唱片。我不懂音乐,但激越奔放的乐曲还是使我受到鼓舞,它 融入了我对未来新生活的渴望。我理解宁可、刘淮对我的鼓励,经过二十多年的贱民生涯,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故友情谊的可贵。

我回北京后同宁可、刘淮接触较多。1986年12月,刘淮约我给她当班主任的学生做一次讲座,讲后在他们家吃饭。此前几天,王震在中央党校刚做过一次攻击胡耀邦的报告,很快便传遍社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吃饭时宁可问起王震当时确切的说法。我源源本本地做了介绍。王震谈到当时在许多学校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时说:“总书记说要冷处理,我就是要热处理。怕什么?他有三百万知识分子,我有三百万解放军!”还含沙射影地攻击胡耀邦,说:“有人要小平同志下台!谁会要小平同志下台啊?只有‘三种人’才要小平同志下台。你们有没有人要小平同志下台的?要小平同志下台的请举起手来。”当然没有人会举手。宁可和刘淮听了很气愤。我们谈起这事时都很抑郁,担心胡耀邦会遭遇不测。

九十年代中期我频繁头晕。编了十多年的《老同学通讯》难以为继,1996年由刘淮和李洪琛、王笠荃接办。我后来参加过在刘淮家里举行的组稿会。

刘淮于2000年8月2日因患白血病去世。宁可有女儿、女婿照顾,生活倒没有什么困难。四院教育系同学杨维(原名杨维德)组织我们多次到宁可家聚会,起初在宁可宿舍,后来在首都师院的职工食堂。他每次都抱病扶杖而来,仍和大家欢聚谈笑。

十多年来,我和宁可还常在中国文化书院的集会上见面。最后几年,他都是由女儿宁欣和女婿陪着去的,后两次甚至是坐着轮椅赴会。当然,见面还是高兴的,但总难免有一点日暮岁短的凄怆感

我2003年学会上网后,写了大量时政论文,除发到网上外,一般都复印几份,分送包括宁可在内的一些老朋友。2007年开始编印《杜光文存》,每辑也都寄发给宁可。他对我的思想观点给以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多次称赞我的文章写得深刻尖锐,同时也为我的安全担心。

今年2月18日,宁可病逝。我20日才得知这个消息,在当天的微博上,我简要地记述了我同他生前的友谊,结语是:“斯人其逝,与世永绝;音容宛在,哀思长存。”21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仁字11号的尚存室友,只有我前去参加,汤一介、吴增棋都因病无法出门,使我倍感凄切。

      (十二)我和汤一介

在仁字11号时,汤一介就以他的学识和学者风度而为我所敬重。后来他和乐黛云结婚,我忘了从哪里得知乐黛云的才华横溢,风貌出众,很为他庆幸。

1957年春天,汤一介约我们几个人到他家。除天津的杜翼全来不了外,吴增棋、黎先智、贺铮和 我都去了,我还带着刚满三岁的儿子小光。在燕南园汤家那个洒满阳光的小花园里,我们畅谈别后几年的情况,还谈到乍暖还寒的形势,对祖国前途充满乐观。后来 到书房去拜见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老先生。汤老伯慈祥地问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一一作答。他听到汤一介他们叫我“林公”,也叫我“林公”。我赶紧说:“这是 我们当年叫着玩的,您老人家这样叫就太不敢当了。”他笑着说:“叫林公也好啊!”接着又指着我儿子说:“这不就是‘小林公’吗?”吃饭的时候,他还亲自给 我儿子夹菜。饭后汤一介送别我们,在林荫小路上说:“看来今后形势会宽松一些,欢迎你们明年再来。”谁也没有想到,接着来的,竟是一场反右运动的疾风暴 雨,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也未能幸免。

    我1979年底回到北京后不久,在宁可的家里曾见到汤一介和吴增棋,还有他们的南开中学校友、也是四院老同学的赵立生(原名赵鸿志)。劫后重逢,分外欢愉。汤一介谈起今后将在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领域作些进一步的探索,朋友们都很高兴。1984年,汤一介在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等的支持下,创立“中国文化书院”。我看到许多关于书院开展活动的材料,如举办传统文化的讲座、讲习班和学术研讨会,请一些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主讲,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潮,开辟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之风。1985年,他应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之请,给学员开讲座。我听说后,利用讲座的休息时间去看望他。1989年5月18日,我参加了中央党校研究生和部分工作人员组织的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的大游行,听说“中国文化书院”的大旗,也曾经飘扬在全市大游行的队伍里。为此,我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作为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的汤一介,也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警告。我为我们又一次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感到高兴。

1993年1月初,我到汤一介位于中关园的家里去看望他,对他说起,我今后准备在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上下点功夫,写些东西,很希望能向一些在这些问题上有研究的学者请教。他说:中国文化书院最近要在泉州举行一次“东亚地区文化和经济互动学术研讨会”,杜润生、李慎之、吴江、吴明瑜、吴象等都会参加,你来参加这个会吧,一起开会,就有机会交流思想,向他们请教了。我求之不得,当然愿意。在泉州的会上会下,我接触了不少学者,特别是会后游览武夷山,有一个晚上同李慎之长谈一个多小时。李慎之十分健谈,我主要是倾听他的高见,此后同他建立联系,获益匪浅。会后我整理了一篇关于这个会议的报道,由孙长江送到《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

参加这次会议后,我自告奋勇,帮助汤一介编印了《中国文化书院简报》,1993年出了3期,1995年出了1期。后来大概因为我头晕频繁,我负责编印的《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交给冼宁去编,《老同学通讯》由李洪琛、刘淮、王笠荃接办,《中国文化书院简报》也没有再编了。

2001年9月,我正式受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些活动,同汤一介见面的机会不少,但个别的深入交谈却不多。去年听说他一度病重,我曾打电话问候,乐黛云说已经转危为安,略微放心,想不到9月9日就走了。我10日接到北大哲学系的电话讣告后,在当天晚上的微博里发布了这个信息,“七名室友,现在已去其五,不胜怅惘。”并且附发了我们在1948年春天拍的合影,照片上除我们七人外,还有宁可的恋人刘淮,汤一介等的南开中学同学潘道扬。11日上午,我到设在北大人文学苑的灵堂吊唁,在签名簿上写了四句话:“一介书生,胸怀经纶;功在国学,遗泽长存。”进入灵堂向他的遗像三鞠躬后出来,站在灵堂门口,凝视着他的遗像,回想他一生的曲折和业绩,虽然不无遗憾,但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应该可以含笑离世了。15日到八宝山向他的遗体告别后,我在当晚的微博里写道:“人生有限,学问无涯。一个人在有限的人生能掌握尽量多的学问,造福后人,就不虚此生了。汤一介做到了这一点,颇为难得。”

          (十三)简短的结语

    1993年4月,我在《老同学通讯》上报道杜攻病逝的消息时,在结尾里写道:“杜攻一生为实现青年时代所确立的伟大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同时又执着地追求真理,求真求新。这双重品格的叠合,典型地反映出我们四院老同学的时代特征。”这里说的“双重品格的叠合”,当然也是我们仁字11号几位室友的共同特征。所谓“青年时代所确立的伟大理想”,包含着双重的涵义,一是从意识形态上接受共产主义,我们7人中有6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是明证。而在我们青年时代的观念形态里,总是把工作看成为“为共产主义加砖添瓦”,这也是诚心实意的。但是,共产主义毕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把人们召唤到共产党的红旗下的引力,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主义,是《论联合政府》里那些更具吸引力的高调。如那里一再提出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们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因此,在我们的头脑里的“伟大理想”,抽象的是共产主义,具体的却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是口号,民主主义才是实践。至于“追求真理,求真求新”,既是我们参加学生运动的推动力,也是我们在曲折而苦难的几十年生活中坚持不懈的基本原则。伟大理想和追求真理的叠合,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苦苦追求、为之努力奋斗的,不应是虚幻的共产主义,而应是实实在在的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在关于杜攻去世的报道里,我最后还说:“他的去世使我们深感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岁月已经不多,需要尽快选择为社会继续作出贡献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更使我们体会到晚年健康之可贵。因为只有身心健康,才能真正为今后的社会发展作出一砖一瓦、一点一滴的贡献。”这是21年前说的话,今年去世的宁可和汤一介,在我说这些话以前,就已经选择了“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最佳途径”,在他们从事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青年时代的挚友,我为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感到高兴。我将继续在我晚年所选择的坐标上,作出应有的努力,不弃不懈,以告慰今年先后去世的宁可、汤一介,和早逝的贺恒、杜攻的在天之灵。

                      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1、先修班相当于早年的预科。1946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生,因抗战八年积压的考生太多,三校在招满正取的名额之后,又扩大招收了一些学生,编为先修班,经过一年学习后考试合格者,可以升入各系的一年级。北大先修班学生共有三百余名,1947年秋,大部分升入各系大一,先修班即告结束。汤一介、宁可和我都是先修班的学生。

2、圆楼紧挨着大礼堂,初建时是供国会议员休息的,因系圆形建筑,故名“圆楼”。

3、当时的学生膳团由学生选举五六个同学管理,被选者再举一人为总务,每期一个月,期满后另选。

4、沙滩是北大校本部所在地,也是学生最多的地方,文、法、理、工等学院的学生都在那里,只有医、农两学院和先修班在别处。当时沙滩的学生还没有成立自治会,学生组织是以院系联合会的形式出现的。四院的临时自治会以他们为榜样,唯他们的马首是瞻。

5、抗暴是抗议美军暴行的简称。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皮尔逊在1946年圣诞夜强奸北大先修班女同学,因而激起学生的抗议浪潮,史称“抗暴运动”。北平各大学在12月31日举行抗美大游行后,以抗暴联合会的名义成立全市性的学生联合组织,这是华北学生联合会的前身。

6、智字7号住的是张秋逵、郭鉴海、毛信枨、黄葆均、王敬光、肖承熹等,号称“七兄弟”。他们处心积虑同自治会为难。1947年3月我再度主持膳团,张、郭、毛三人赖账不交一个月的膳费,同时贴大字报说我贪污膳费。我没有办法,只好借钱把他们三人的膳费垫上。

7、先修班的主任是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兼任的,陈雪屏不能常驻四院,就派他的秘书黄季仁住到四院的口字楼来,替他主持先修班的日常工作。我因膳团和临时自治会的工作需要,同他有过多次接触。每次他都很亲切地问长问短,呼我“Mister 林”如何如何。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摸我的底,可惜他完全摸错了。四院一些同学在1946年12月成立基督教青年团契,我被选为总干事。抗暴运动期间和运动过后,我曾用团契的名义发表一些声明、抗议,如1947年1月底的罢考,2月抗议北平警方逮捕社会人士等,引起黄季仁的特别注意。他在3月下旬召见团契的发起人、灵修干事杨蓝陌(后改名方青),对他说:学校已经查清林道茂是共产党派来的,他先修班结束后,我们决不会让他升入大一。你们现在最大的目的是升入大一,如果继续跟着林道茂,就会影响你们升入大一,除非把他开除出团契,不让他把你们团契当做共产党的工具。杨蓝陌当天晚饭后瞒着我召开团契的会,传达黄季仁的意见,提出把我开除出团契,逼着副总干事但庆棣表态。但庆棣说开除不好,可以劝他退出。会后蒋智、刘光廷来告诉我,我气得找但庆棣和好几个团契成员绝交。团契无形中就解散了。至于黄季仁说的不让我升入大一,则是明显的谎言。我已升入大一,杨蓝陌却因为考试不及格不能继续留在北大,黄季仁不可能因为他排挤我搞垮团契有功而保送他上大一。从整个先修班来看,自治会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都上了大一,而孙兆金、黄存实和智字7号的“七兄弟”,却由于他们旷课太多或考试不及格,没有一个升入大一,他们并没有因为对国民党有功而得到保送。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北大的独立和自由精神。

8、1948年1月13日,上海同济大学校方下令“禁止学生自治会一切活动”,并开除、处分学生多名。学生罢课抗议,得到各大学学生的积极响应。29日晚,大批军警到同济大学,包围、殴打正在礼堂开会的学生,打伤七十余人,逮捕二百余学生。接着,校方开除107名学生,其他各校也有217名学生因声援同济大学学生而被开除,是为“同济血案”,或“同济事件”。(据《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

9、第一批名单有北大学生71人,其中四院同学6人:黄羽钟(后改名左羽)、史道钤(曾改名康永年)、秦素文(后改名丁方)、谢会娥(后改名方文)、曹平堃(后改名曹岚)、叶际秀,第二批名单有北大学生20人,其中四院同学有有闻人昌、胡传德、屈翠荷和我。我在大一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的自治会理事的竞选活动中,都以最高票数当选理事,并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学生运动中总是站在前列,所以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地下共产党员。

10、闻人昌,后改名李天民,浙江金华人,先修班和大一时期均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1948年上半年与我同为常务理事,同被列入特刑庭的第二批传讯名单,他当时是共产党北大四院的支部书记。我于1948年9月在河北泊镇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是介绍人之一(另一介绍人是石羽,原名吴谟)。后入中央团校学习留校,五十年代初进外交部,八十年代曾担任我国驻埃及公使,1998年11月19日因病去世。

11、几天之后,地下党为我假造的“国民身份证”上,用的也是这个姓名。到了平山填写登记表时,我嫌中间那个“国”字难写,把它去掉,于是我的姓名就成了“杜光”,一直沿用了六十多年。但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有一个多月是“杜国光”,这个姓名恒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12、南宋刘克庄词《沁园春·梦孚若》中语,这几句话是那一代志士仁人的共同感叹。令人遗憾的是,“机会方来”的善良愿望,仍然未能成为现实。

 

五柳村2015年1月10日收到

裴毅然:尼克松访华说谎纪实

January 9, 2015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造假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其总指挥就是周恩来,迄今四十年,造假说谎之风遍及国中,愈演愈烈,已无药可治!

   四九年后,毛泽东好大喜功,妄想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人间天堂。结果 把国家弄得越来越穷,“大跃进”成了大饥荒——怎么收场?向天下交代?说谎,便是一大法宝。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反正一言堂,一手遮天。七二年中 美解冻,来华外国记者、外宾显增,要求采访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丑媳妇要见公婆,咋办?还是老办法:造假糊弄。

  译员回忆尼克松访华造假

  七二年二月二十一到二十八日,尼克松访华,从上海进出国境。参加这次接待的国旅翻译罗卫国最近写了回忆文章,他见证说:“整个上海如临大敌,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对‘黑五类’采取里弄办学习班,实为看管起来。”

   二月二十七日,尼克松在沪准备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下午一些美方 记者要游览黄埔公园。是日气温零度,公园没什么人,中方还是清场,再安排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长椅上,似乎在谈恋爱。一些人冷得实在吃不消,帽子捂得严 严实实。美方记者很快看出破绽:“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没有其它人?”罗卫国:“我无言以对,只好耸耸肩,一笑了之。”美方记者再参观菜场, 也事先清场,再组织“顾客”假购鸡鸭鱼肉。美国记者一离开,菜场人员便将“顾客”所购之物统统收回,并收走摊上的鸡鸭鱼肉。“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趁尼克松访华,美国著名制片人露西.杰文斯申请采访北京,拍摄记录片《故宫》,其中一节为故宫周边住户生活。该片后捧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如何满足美国朋友的要求?得找一位合适的“北京一家人”。国务院办 公厅将这项特殊政治任务交给北京巿外办。经过几个月的再三甄选,找到清华在读生刘志军一家。外交部不放心,领导亲自登门考察,看了刘家三代,并向派出所、 居委会深入了解,认为万无一失,才敲定“这一家”。同时,制订了极为细致的“应答词”。对外宾可能提到的各种问题——备下“标准答案”,印发各家,人手一 份。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背得滚瓜烂熟才准回家。

  请看“标准答案”:规定外宾问及“文化大革命”,须应对“很有必 要”;问到“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对以“大有好处”、“很受锻炼”;问到工资收入、家庭生活,要答“够用”、“生活很好”,不能说出具体薪额。因为 外国人“刁”,根据薪额可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进而测算出军工生产与国防实力,小数字连着国家大机密呢!所有问题中,只有一项提问“可如实回答”——家里 有几口人?就这“可如实回答”,也惹生一桩笑话。一位外宾向一老头拉家常:“家里有几口人?”老头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紧张,便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 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外宾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几位当年过来人十分懊恼未能保留下那张“标准答案”。那会儿,恭敬接下,过后随手一扔,没想到这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萧乾说那是非撒谎不可的年代

   拍摄一开始,露西·杰 文斯便十分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服裤子怎么都是黑蓝灰三色,鞋子也是男的都军绿色球鞋,女的都是方口扁口黑布鞋。三代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 样!”老外不明白中国女孩儿哪怕有鲜艳衣服,也只能穿在里面,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敢穿出色彩来?为调剂出一点色彩,刘家大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婚 的新娘子借红衣裳,二妹则借邻家暗紫色格子上衣。

  《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那会儿市 场短缺,肉蛋鱼禽、肥皂火柴、针头线脑,一律凭券供应。那年中秋,广安门菜巿场突然摆上各种鲜菜,应有尽有,买肉居然不用票,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 上。刘志军父亲单位为让他家在外宾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豪”,特地补助一百元,刘母攥着相当自己三月薪金的钱,乐滋滋挤在买菜行列中。当时全国保京沪,京 沪居民生活水平比外省高出一大截,但这样的“敞开供应”与“琳琅满目”还是头一遭。为向外宾显示“一片繁荣”,北京巿府拼足全力布置“窗口”,规定凡是外 宾所到之处,所有商品免票供应。不过,可买可购不可带走,外宾走后,须将货物退还柜台。

  有关部门表扬一位卖肉师傅“水平很高”。 顾 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 卖肉师傅见外宾在旁,一刀切下二斤免票递给顾客,让外宾目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之高”。有人趁此大好机会,买了好几双不要工业券的尼龙袜,刚走到门口便被 拦,不仅退回尼龙袜,还通知其单位“浑水摸鱼”,挨了处分。

  那是一个“非撒谎不可的年代”(萧乾语)。国人不但习惯说谎,且形成下意识。有一跳楼自杀者,弥留时说了最后一句谎话:“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为了死后不被诬畏罪自杀或“自绝于人民”。

  有造假者,就会有信假者。芝加哥大学史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何炳棣教授当年回大陆访乡,发表了一系列信假文章,海内外影响极大。二○○三年,他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对竟会相信造假宣传,正式示悔。

  说谎今天还在继续演出

   二○一 一年六月,一群等在北影门口的群众演员被拉到征地现场,换上保安服装,这回不是演戏而是真的,雇主之一为丰台区长辛店镇政府。因被征地的张郭庄村民“不配 合”,阻挠地铁施工,镇政府与施工方共同雇用“临时保安”驱散村民,每天“客串”费六十元(较北影高十元)。名义上的“国家主人”,事实上的“群众演 员”。

  一位记者历时半月调查,揭发武汉理工大学近十年通过廊坊硕士班向百 余名无资格入学者授予硕士学位,其中有人官至处级,甚至厅级。这些假硕士,拿着假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报考在职研究生,然后再以假的《硕士学位外语全国 统考合格证》、《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统考合格证》,四证合一,顺利通过教育部层层复查,获得完全真实的硕士学位。

  今年一月二十日,宝鸡市领导慰问高新区环卫工人,每人发红包三百元。慰问结束,领导离去,红包被收回,说是此前已发三百元慰问金,不能重复再发。红包竟成慰问道具。

  这一幕幕国家造假,以“维护国家形象”的名义让人民说谎,支付巨大道德代价,任有千条万条理由,这是能够突破的底线么?



  原载〈开放〉2012年第9期 更新于:2012-09-05

朱普乐: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January 9, 2015

五柳村编者的话:这就是韩德强、张宏良们呼唤的文革!他们“打汉奸”还在使用同样的杀人逻辑。事实最有力量,所以他们不敢面对历史,我们就偏要一桩桩、一件件尽量揭出来。感谢金沙丐(QQ空间)的投稿;2012-10-14 15:05:31发表在五柳村所建博客[历史与常识]该博客在2013年9月初被关闭。

“文 革”之中,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真的成了一尊神。然而,攻击毛的“反动标语”却屡出不穷,泾县也无例 外。下面记述的四位“反标”案涉事者,分别是我的亲戚、朋友、学生与熟人。除了一位已经罹难,死无对证以外;其他三人均予以否定,且至今都不清楚,这种事 情怎么就落在了自己头上。

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遭殃了。

郑家瑾

郑 家瑾,1959年徽州师范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初级中学任教。后来调入黄田中学,连续多年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都说他数学教得好。除了教数学,还 教全校的音乐和美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化大革命”之前,他经常在县教育局安排下,于暑期进行观摩教学。可见其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是被广泛认可的。

郑家瑾会多种乐器,还会多门绘画,尤以版画和水粉画见长。徽州师范是个老牌学校,文化底蕴极为深厚,能出这样的学生并不为怪。

“文 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林副统帅”的极力倡导下,“忠字化”、“红海洋”、“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成了新的宗教仪式,对毛泽东的顶 礼膜拜达到从未有过的巅峰。譬如,每家必布置一个“忠字台”,“台上”必供毛泽东石膏像(街道居委会的人挨家挨户检查落实)。因此,石膏像一时供不应求, 买不着——不能说“买”,而要说“请”——请不着。一时大胆——也是一时胡涂的郑家瑾,也许是被时代的狂热所感染,也许是对美术的偏好,他犯了个大错:自 己动手制作毛泽东石膏像。就美术的角度而言,制作石膏像并不难,制好模具,灌注石膏,脱开模具以后,完好无缺者便为正品;若有瑕疵,毁了重来。然而他忘 了,他的工作对象不是一般塑像,而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稍有差池,罪责难逃。

果然,一次制作中,不小心碰破了石膏像的手臂,趁无人 之际赶忙放进一只小木箱,谁知当合上箱盖时又压破了像的头部。次日清晨,当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地要将石膏碎片倒入厕所时(黄田中学的厕所有一人多高,粪池很深),恰遇一位腹泻的教师。于是被指控为毁坏毛像,“恶毒攻击”。

还有一个版本:郑家瑾在家不慎弄破石膏毛像,被他的妻子检举揭发。连同他的“反动日记”一并交给学校。妻子是他同学,一道分配来的。这时候,妻子已经不再当教师,而在某某公社任妇女主任。传说这位妇女主任经常不回家。郑家瑾遭到内外夹攻,痛苦极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鼓励人作恶,鼓励人背叛,鼓励人丧尽天良。人性中一切恶的东西彰显到了极致。如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郑 家瑾因此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每周都要批斗三、四次。还用报纸糊成高帽子,戴在被斗教师头上。郑家瑾出身地主,又有“现行”,你不挨揪谁挨揪? 当然,被揪的还有几位,大都是出身不好。据说,当时遭批斗最凶的并不是郑家瑾,而是另外一位姚老师。但姚老师妻子好,贤惠。不但不“反戈一击,划清界 线”,还尽心尽力安慰他,照料他。妻子白天到五里以外的信用社上班,晚上回来后弄好的给他吃,做他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安抚心理。两相对比,差别就大 了。如今,姚老师夫妇双双退休,同进同出,颐养天年。而郑家瑾已遭残害,与家人阴阳相隔了。

都说家庭是航行中的港湾。平时不觉得,遇到狂风巨浪,港湾就显得重要了。

如 果仅此为止,倒也没什么要紧。文革中被揪的“牛鬼蛇神”当数以千万计,后来大都没事了。却偏偏在1968年3月,学校操场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 ——“打到毛泽东”。这可不得了!于是侦查,破案,说是郑家瑾所写。也不知道郑家瑾承认与否(承认不承认都一样,栽到谁的头上谁都挣脱不了)。3月11日,郑家瑾遭逮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1970年7月17日,郑家瑾遭枪杀,年仅三十三岁。

“反 动标语”真的是郑家瑾所写?他“认罪”了?还是“拒不认罪”“顽抗到底”?抑或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气焰嚣张”?不得而知。有黄田人告诉 我:郑家瑾疯了,被捕前就疯了。也有人说曾经找外地医生鉴定过,结论是没有疯。说法不一,难辨真伪。曾经多方打听,均无果——不知情者喜欢说自己知情,甚 至夸口“一本全知”,却又总只能泛泛而谈;真正知情人反倒推说不知情了。

   当时,中央有个“公安六条”: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严惩不贷。为此,枉杀了众多生命。如林昭,女,北大中文 系新闻专业学生,1957年被划“右派”,判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押赴龙华机场枪杀。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塑料 绳,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作“平反裁决”。又如王佩英,女,“现行反革命”,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执行死刑。刑 前,用一根细绳勒住她的咽喉,让后面人拽着;绳子陷进肉里,使她发不出声来。据说,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她就已经被勒死了。1980年平反。(以上 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五期)

这种行刑前的“特别处理”,盛行于“文革”之中。如:蔡铁根,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 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 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3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 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 她发不出声。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 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 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毛远新主持辽 宁党政军全面工作期间,更是把割喉这一“新生事物”发展到极致。至1975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 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以上据“炎黄论坛”《行刑 前,那些人被这样处理过》)

据传,为防止郑家瑾刑前呼喊口号,以裹藏着大头针的棉团将他口腔塞满——小县城的人,也学会如此残忍了。那时 候执行死刑是要游街示众的,目的当然是 “充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威力”,杀一儆百。于是人们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我站在大会堂楼上,看见郑家瑾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反剪双手,被几个武装人员押 着,推推搡搡,跌跌撞撞,疯了般匆匆而过……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枪杀了!彼时彼状,凄怆惶恐,多少年都拂拭不去。

1981年,郑家瑾获得平反。他那唯一的女儿,领回了他的“补发工资”。

却领不回他的生命了。

 

翟克澄

翟克澄,1966年南陵师范毕业。1967年分配到泾县包合小学任教。1969年调陈村小学。1970年5月21日被拘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我认识翟克澄是1975年,那时候他已经释放,结论是“查无实据”,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调泾县黄梅戏剧团任后勤工作。那年月怀疑你犯罪了,不是查实了再拘捕,而是先拘捕起来再查。莫名其妙地坐上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令人不寒而栗。

翟克澄看上去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情绪低落,吊儿郎当。不知道原本如此呢,还是四年八个月的冤狱所造成。

事 情也是起始于“反动标语”。1967年10月18日,陈村小学出现一条大字标语:“炮轰周恩来,火烧林彪,绞死毛泽东,彻底闹革命!”那时,翟克 澄还在包合小学,而家居陈村(当时名水东公社),两个乡镇毗邻,可以经常回家。当天,他正在家休息,听人说了,还赶去看过标语,凑过热闹。标语是排笔写 的,位置较高,在一面墙上。字写得很好,中规中矩。与他的字相比,讹错十万八千里。因为他的字太差,同狗扒的一样——这是他自己评价。此案一直未破。两年 以后,翟克澄调到陈村小学(当时名水东公社五七学校)。1970年5月10日,他突然被隔离审查。十天后,水东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逮捕翟克澄。这天, 镇上万人空巷,轰动一时,全公社的“专政大队”集中一起,六十四根“红棍子”(专政大队凶器)押着翟克澄游街示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居然惊动这么 多人,如临大敌。难怪他事后调侃:“真是风光极了!”

押到县城关进看守所,与郑家瑾的“号子”对面。那时,郑家瑾已经被关两年多,戴了脚镣,从不说话,但做起事来(如搬粪桶)并不含糊。

办案人员对翟克澄进行强有力的审讯,施以车轮战术,不让休息,把他弄得疲惫不堪,精神崩溃。“但没有打,一下都没打——有一句说一句。”翟克澄说。

后来,他承认了。

既然不是你写的,干嘛要承认?又没打你。他说:“那滋味你没尝过。一天不承认,他们就一天不放过你。真受不了,只求早早了结。”又说,公社一位领导对他弟弟讲过:“当年不少人都不认为是你哥哥写的。但一把手硬要抓。还说这次抓了,就不会平反了。”

这个“一把手”是水东公社书记。翟克澄说:“就是他陷害我。”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呢?因为你家是地主成分?其实他父亲是小学教师,并不是“分子”。那么,翟克澄只能算是这个地主家庭的“第三代传人”了。

于是,他道出一桩花边新闻。

翟克澄在陈村有个干妹妹,极漂亮。说是干妹妹,其实就是“娃娃亲”。而“一把手”相中了这位干妹妹,认定翟克澄是最大障碍,于是栽赃陷害,就这么简单。

此话当真?还是捕风捉影?我认识这位“一把手”的时候,他已经快要退休了,因为多病经常住院;步履蹒跚,龙钟老态。难道说年轻时也是个万般风流的混世魔王?只能存疑了。

话又说回来,人都有七情六欲。在那种“一元化”的权力场上,有几个公社书记不曾风流过?美国总统还有“拉练门”事件哩。只是,如果因风流而陷害他人,那就是丧尽天良了。

 

朱世彪

朱 世彪,黄田人,与我同乡,同学,还有亲戚关系——我的三叔奶奶,是他的姨奶奶。他很早便离开黄田了,随父母在县城居住。他的父亲朱永辉,我们称呼 辉先生,毕业于武汉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在培风中学当教师,又在泾县中学当教师,教美术、音乐。后来当总务主任。朱世彪在泾县中学读书时,生存环境还是较为 优越的。不料1958年,辉先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逮捕,劳教,直到1970年代末才获平反。因此,朱世彪一落千丈。其中的屈辱艰辛虽未及细知,当能 想象出一二三四。

朱世彪在县粮食局参加工作,1966年结婚。1968年的一次“公判大会”上,据说是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事情还是“反动标语”!粮食局也出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我问他:“既然不是你写的?你干嘛要承认呢?”——“我没有承认啊!不承认也是你,没有申辩的机会。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不明不白地当了一次“反革命”。

因 为当时的“反革命”太多,牢狱之中人满为患。一些不太严重的“犯罪分子”改为“监外执行”。朱世彪也没被收监,而是放到其妻子居住地太园公社桃园 大队监督劳动。那年,他儿子刚刚一岁。此后,便一直以“四类分子”身份在当地劳动了十一年,直至1979年才获平反。平反书上写的是“事出有因,查无实 据”。补发工资,恢复工作。

如今,朱世彪退休了,仍然宅居桃园村。虽是农舍,倒也空气清新,宽敞实用。屋前有大树,有空场。种了菜,养了 鸡。树荫下聚二三好友,谈天说地鉴古论 今,或慷慨激昂,或老泪纵横,有时真的感到曾经的创口不是那么锥心般疼痛了。桃园村就在老县城对岸,一桥相通,早已划归泾川镇了。老俩口经常进城,卖点蔬 菜,买点日用品,或者帮儿子家照应照应。所幸身体还好,骑在电瓶车上根本不像个七旬老翁。

好好保重吧,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世界都在进步,中国能不进步吗?这是周有光老先生的话,他说得有道理。               

胡炳南

胡 炳南,1948年生。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参加工作,他是五年级学生,我教他数学。这个人长得奇瘦,调皮捣蛋,善于逗笑 ,无论课堂还是课后,他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也能引得哄堂大笑,就有这种本事。因此,凡是他在的场合,大家会觉得趣味盎然。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嬉皮笑 脸,不当会事。常常让老师很生气,却又哭笑不得。他的班主任黄幼娟铁了脸教训他,他也是挤眉弄眼,一边答话一边搞笑。那时候还经常体罚学生,却难以体罚到 他。因为他总是跑,不甘于受罚,一边跑一边笑嘻嘻地做鬼脸,总是追不上他。有一次,老师将他堵在教室里了,他就与老师兜圈圈;老师喊同学们逮住他,同学们 却只是做做样子,佯装逮不着。想必是觉得学生生活太乏味了,难得如此热闹有趣,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假如群策群力将他逮住,岂不终结了一场难得的热闹?眼 看老师就要追上了,他突然跳上窗台,扭过身来对着老师一个鬼脸:“要想逮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转身跳了出去。这是电影上一句台词,他竟然恰如其分 地用上了。

这么一个会搞笑逗乐的人,一生却难以笑口常开。他出身不好,生父系“伪职人员”,“解放”后被镇压。因生活所迫,他的家人将 他送人做儿子。养父母在 泾县饭店工作,终生未育,遂领养了一男一女。胡炳南还有个姐姐,虽然并无血缘关系,姐弟俩却相依为命。小学毕业以后,胡炳南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到饭店学习 “白案”。因为确有表演才能,1963年经文教局文化科员胡寿林介绍,到县黄梅剧团当演员。先是当学员,跑龙套;演“众将官”,演“匪兵甲”。后来演正戏 了,演“梁上君子”,演“隐藏特务”,演一心想反攻倒算的“逃亡地主”,演做梦都想发财的“富裕中农”,好像从未演过“正面人物”。他舞蹈跳得也不差,乐 感很强,我们经常抽他参加会演。有一年,我写了个小戏,参加地区会演,主题是批判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派他扮演一个贪小利、爱沾便宜的小商人。他的扮相, 他的动作,他的脸部表情,一举手一投足,都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让人赞不绝口。也有人说他“过分”了,抢了“正面人物”的戏。不知什么缘故,“正面 人物”通常都是苍白的。其实并不是抢了他的戏,而是他本就没有戏。一个个紧绷着脸学“语录”,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能有戏么?

后来,我看到赵本山的小品,便常常想起胡炳南来。我以为,胡炳南也是个很有喜剧天赋的人,只是未能逢时罢了。如果他机缘好,一路顺畅,或许就是个“胡本山”了。

1972 年,不知什么原因,军代表将他调到县钢铁厂当工人。数月后即遭遇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一幅“伟大领袖”与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后面, 写了几句话:“这个人真稀奇,一切过错推给刘少奇……”公检法军管小组说是他写的,逮捕后施以“车轮战”逼供,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五年徒刑,送到白湖 农场劳改。本来准备就绪的婚事也“吹”了。

“是你写的吗?”我问他。

“不是。我怎么会呢?出身又不好,敢乱写乱说?不要命差不多。夹尾巴还怕夹得不紧哩。”

“那怎么落到你头上了?”

“我也不知道。军代表说我对调出剧团不满,发泄私愤。他们是瞎估猜,想当然。反正那年月,说是你就是你,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又一个不明不白的“现行反革命”。

1977年,胡炳南刑满释放。后来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后来,钢铁厂倒闭了。后来,他也退休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自在。

一个可能成功的“笑星”,被践踏了。

茅于轼:我在60年代挨饿的经历

January 9, 2015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1960年, 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 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 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只有干部 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 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 12口人,只剩一个人。当时他十几岁冬天冻得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 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 声声 说百姓有的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 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 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 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 臭皮 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 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 一个 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 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 物, 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 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 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 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 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没有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挨饿时的心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最高兴的是能够吃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有没有这种机会?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车,按规定在吃饭 的时候可以供应4两粮食的食品。一般是两个火烧或面包。再有就是有特权的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有机会吃不要粮票的饭。那时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带粮 票,或者自带干粮。

 

(摘自2010年出版的《无悔的历程》)

茅于轼:无悔的历程

作者: 茅于轼 / 岑科 / 李高阳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0
页数: 203
定价: 2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影响中国·经济学人系列
ISBN: 978721304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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